炎炎夏日将至，勾起了我对儿时看露天电影的诸多美好回忆。虽然知道，岁月的河流不会回头，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行装，但我们可以拢一口记忆的火塘，将生命中点点滴滴的温暖收藏。
——题记
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剧照。
1
我的父母所在的那家老厂，地处湘西大山之中，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末。那时，全国正轰轰烈烈地搞“大跃进”，因为这个缘故，厂区大门取名“跃进门”。
听大人们讲，起初的“跃进门”，由树木松枝搭建而成，呈拱形。实际上，它也是厂区与厂外的分水岭。大门外，除了一条钻进深山的乡村土路，四周都是茂密的油茶林，一到晚上黑乎乎的，瘆人得很，没人敢随便出去。
打我记事起，“跃进门”就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一根高高的树杆孑然兀立在路旁。树杆顶端吊着一只乳白色的白炽灯，每到夜晚，幽幽的白光弥漫开来，招来一群群蚊子飞蛾围着光亮狂飞乱舞。
当年，那是厂区唯一的一盏路灯。
因为有了那盏路灯，“跃进门”便成了孩子们的天堂。每天放学后，大家把书包往家里一扔，就急匆匆往“跃进门”跑。小伙伴们三五成群，聚成一堆，有的把腰子（摔跤），有的滚铁环，有的抽陀螺，有的舔铜钱，有的摔纸包，有的弹玻璃球，有的藏旮旯（捉迷藏），有的抓特务，有的互相顶牛（单腿勾起，用手抱住，两人以腿对撞，摔倒者为输），玩得不亦乐乎。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孩子们的游戏。
在这些游戏中，数舔铜钱最为有趣，也最接“地气”。
具体玩法是：先用粉笔在地上画道横线，人站在5米开外，地上斜放着一块砖头，由游戏者轮流将一枚铜钱或铜钱大小的圆铁片，从砖头上弹滚出去，压线者为胜。
若铜钱没过线或超过了线，则需要双手撑地，俯下身子，匍匐前进，用嘴唇将铜钱舔到压线为至，用时最短者为胜。
每每舔铜钱游戏结束，嘴唇四周留下一圈黑印是不可避免了，就像长了一茬胡子，回到家里，免不了要挨大人一顿臭骂。
我那时七八岁大，性格腼腆，见到生人就脸红，不像其他孩子那么野，喜欢玩稍文一点的游戏。
印象中，父亲年轻时手极巧，曾给我做过一杆红樱枪、一把木头手枪（火药枪是绝对不允许我碰的），也曾做过一个简易滑轮车，那种拉风的感觉很让我陶醉。
小孩子玩得尽兴，忘了回家吃饭也是常有的事。每天一到黄昏时分，就听到处有人在喊：“××，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啦！”
若干年后，当这句极普通的话在网上蹿红时，我就想，那是因为现在的孩子近了电脑而远了亲情。与其说他们是在寻找温馨的记忆，不如说他们在渴望亲情的回归。
?“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啦！”
2
当然，除了玩游戏、捉迷藏，小孩子最感兴趣的还是看电影。
那时，因为父母单位经济效益好，厂工会经常组织职工去县城看电影。从厂里到县城，有三十多里路，要翻越两座大山。想坐大轿车是没有的，无论大人小孩，一律挤在敞篷大解放卡车上。
那车开得极野，像个醉汉，左摇右晃，一会儿喘着粗气冲上山顶，一会儿似箭般扎进山涧，车上不时发出大声尖叫。特别是晕车的人，没等走到电影院门口，已经吐得站不起来了。
大约从年以后，厂区开始朝“跃进门”以外发展，这个区域渐渐热闹起来。先是大门右侧建起了篮球场、职工宿舍，然后左侧依次建起了澡堂、食堂、工人会堂。
我们兄弟四人身后约米处，就是当年“跃进门”的位置。（摄于年）
当年坐在工人会堂观众区条椅上照相的小伙子，名叫谢顺林，曾是我的好朋友、老邻居。如今，老友已经年逾花甲、儿孙满堂。
那个年代，戴着“蛤蟆镜”，趴在工人会堂前地面上拍张照，也有一种很拉风的感觉。
记得篮球场依山而建，内侧是石头砌成的陡坎，两头及外侧是青砖砌成的围墙，球场中央铺着光滑的水泥。
随着篮球场的建成，放电影的场地问题得到解决。此后不久，厂里买回一台小型电影放映机，挑选厂办公室广播员回莲阿姨去学习放映技术，厂放映队就算成立了。
从那以后，每当厂里贴出影讯，我们小孩们就奔走相告，各自扛着长凳、方椅，搂着板凳、马扎，早早来到球场占地盘。
大人们一般要先把家里收拾利索，等到电影开映时才姗姗来迟。这时，场里场外你呼我应，你喊我叫，如赶场一般。
记忆中的露天电影。
在老厂长大的孩子们，有一个带时代印记的称呼——厂矿子弟。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每个角落，都留下了他们童年的记忆和快乐的足迹。虽然曾经的家园已成废墟，但永远不会荒芜的，是埋藏于孩子们心中那份柔柔的温暖……（摄于年至年）
夏天天长，看露天电影必须等天色完全暗下来，于是，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篮球场的空地上又成了人们嬉戏打闹的地方。孩子们在四围乱窜，大人们互相问候，聊着家长里短，充满了欢乐喜庆的气氛。
正式影片放映之前，一般要先放两三段新闻纪录片《新闻简报》，相当于现在央视的《新闻联播》。因那时工人的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有些内容听不懂，放映员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给《新闻简报》当解说员。
回莲阿姨当时二十出头，梳对马尾小辫，脸庞清秀，白里透红，笑起来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是全厂职工心中的“女神”。
所以，每当回莲阿姨讲解的时候，大家的眼睛不是盯着银幕，而是盯着放映机旁回莲阿姨姣美的身影……
新闻纪录片里，最受欢迎的“电影明星”当属一对外国夫妇，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
那时候，他们正在中国*治避难，经常去各地参观游览，所到之地**领导全体迎送，大批群众载歌载舞热烈欢迎。这样的盛况摄制成《西哈努克亲王访问南京、上海》等纪录片，竟然成为正处于极度“文化饥荒”的中国老百姓最爱看的影片。
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
西哈努克亲王所到之处，受到各界热烈欢迎。
陈毅元帅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韶山参观毛主席旧居。
尤其是那位端庄美丽的亲王夫人，简直成了当时大陆唯一的“时装模特”。
只见她一会儿穿正装，一会儿穿晚礼服，好像每换一个镜头就要变换一套服装，这让我们这些从小接受艰苦朴素教育，以为穿衣服必须得“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学生伢们，一个个看得全都瞪直了眼睛。心想，原来资本主义这么腐朽，衣服竟然还能这么个穿法。
终于，银幕上出现了光芒四射的五角星或旋转的工农兵塑像，这表示正片（故事片）开始了。全场顿时安静下来，伴着放映机轻微的沙沙声，电影里隆隆的炮声和清晰的人物对白，越过球场围墙飘向远方。
《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剧照。
3
那时的电影，以八个“样板戏”和“三战片”（《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为主，很少能看到新片。但许多影片的故事情节、人物、台词都深入人心，让人津津乐道。
看了《地道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许放空枪！”“挖地三尺，也要把他们给我抠出来！”“高，实在是高！”等经典台词，第二天便成了我们孩子们游戏的流行语。
看了《南征北战》，人们很快就记住了高营长的稳健沉着，记住了张军长的骄横狂妄。
看了《侦察兵》，就忘不了国军那个脑残的炮团团长，忘不了我军侦察兵郭参谋（王心刚饰）那句有点搞笑的对白：“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太麻痹了！太麻痹了！”
看了《平原游击队》，小伙伴们马上便模仿起了双枪李向阳。
“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侦察兵》剧照。
因为看得多了，我们早对电影台词耳熟能详，演员说前一句，我们就能对后一句。
比如每次看《闪闪的红星》，当冬子揭穿了米店老板的阴谋，群众把米店囤积的准备贩运出去的大米哄抢一空，老板气急败坏地问：“这是谁干的？”我们小孩们就在下面齐声高喊：“冬子干的！”
顿时，场内一片哄笑。
说到《闪闪的红星》，不能不提那句让几代人都打下深刻烙印的经典台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去年5月1日，“胡汉山”的扮演者刘江老师去世，一些媒体就用了《“胡汉山”逝世》这样的新闻标题。我感觉虽然带出了刘江老师的艺术形象，但还不是很贴切。如果改成《这次，“胡汉山”走了，不再回来》，可能跟观众的记忆符号就吻合了。
?“我是红军战士潘冬子！”《闪闪的红星》剧照。
“我胡汉山又回来了！”《闪闪的红星》剧照。
偶尔也能看到一些外国电影，主要是苏联、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像苏联的《列宁在一九一八》《列宁在十月》，朝鲜的《摘苹果的时候》《看不见的战线》，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等，放映比较多一些。
那时老百姓编了顺口溜：“苏联电影大呼小叫，朝鲜电影又哭又笑，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仔细品味，总结得还真是挺到位的。
《列宁在十月》《看不见的战线》《第八个是铜像》剧照。
年，放映队取来了一部很有看头的外国电影，名为《多瑙河之波》，是为体现中国与罗马尼亚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而特意开禁的罗马尼亚老“二战”片。
里面有几个漂亮女主角袒胸露背的镜头，还有男女主人公相拥亲吻的场面，这在当时“革命”得近乎要禁欲的年月，简直就是一颗超级性感大炸弹。
观看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懵懵懂懂，还好一些，大人们尤其是那些“半边户”（夫妻一方在工厂上班一方在农村务农）和单身男职工们，个个屏神静气、目不转睛，眼珠子差不多都被银幕吸进去了。
《多瑙河之波》里的“火辣”镜头。
4
虽然大多都是些老片子，但电影对于偏远农村来说，仍然是个稀罕物。所以，那时有个提法叫“电影支农”，跟现在的“文化下乡”差不多。
父母所在的老厂，也经常去附近农村放电影。因父亲是厂工会主席，“电影支农”这事儿归他管，每次下乡的时候，我都缠着父亲，要跟着一起去。
记得有一年正月，我们去均坪公社长坪大队放电影。这个大队离厂子有十几里地。卡车沿着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开到一座古老的凉亭边，就再也开不动了，前面已无路可走。
当年汽车在此止步的凉亭，如今早已荒废了。（摄于年）
我随大人们跳下车来，正担心接下来该怎么办，却见古亭边站着三四个粗壮汉子，每人肩上都挑着一副空箩筐。原来大队早就接到了电话，派人接我们来了。
我们一行人打着手电，约摸走了有三四里地，终于走到长坪小学校操场。此时，这里已是人声鼎沸，人山人海，估计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赶来了。那阵势跟现在的大牌歌星开演唱会，不相上下。
见此情景，大家顾不上歇口气，有的开始架放映机，有的爬上篮球架挂银幕，有的安装发电机，各自忙开了。
我则守在发电机旁，看着负责发电的舒叔叔，使劲蹬着发电机，累得满头大汗，我不时给他递递毛巾。
记忆中的乡村露天电影。
那晩究竟放什么电影，我记不太清了，印象最深的是，一是由于观众太多，操场容纳不下，光银幕后面就站了上百人；二是按照惯例，电影开映前，放映员回莲阿姨要说几句话，相当于现在的节目主持人。因回莲阿姨是低庄人，普通话里带着很浓的“四都佬”腔，我们溆浦人戏称“塑料普通话”。所以她刚一开口，底下就笑场了。
电影结束时已近午夜，饥肠辘辘的我们被领到大队妇女主任家吃夜宵（其实算是晚餐）。大家围着火塘依次而坐，火塘上面架了一张八仙桌，桌上摆着一大溜青花瓷碗，碗里盛着热气腾腾的醪糟片糖煮糍粑，还有香喷喷的腊肉炖萝卜、爆炒黑山羊、干煸狗肉等，看得我直咽口水，没等大人开始动手，我便举起筷子大块朵颐。
转眼间，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山村里的那顿农家夜宵，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5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电影公司的片子（拷贝）还比较少，尤其是新片，除了县城电影院有专用的拷贝，其他厂矿企业放电影都得“转片”。
所谓“转片”，就跟前些年明星大腕走穴赶场子差不多。一个地方放完了，匆匆卸下拷贝，接着赶到另一个地方去。有时一晚上要赶好几场，轮到最后一场看完，往往已到凌晨两三点。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朝鲜新片《卖花姑娘》刚在县城上映。那天下午放学回家，听小伙伴们说，因为厂子被县里评为先进单位，县领导指示电影公司，先“转片”给我们厂放映《卖花姑娘》，作为奖励。
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剧照。
得知这个消息，我们兴奋得连饭都没吃饱，胡杂扒拉几口，就扛着板凳去球场占位置。
本来说是晩上8点半开映，可等到10点多钟，仍不见派去接拷贝的车回来。害得我们一个个伸长脖子，使劲盯着远处山上的盘山公路。
每一次车灯光柱的闪现，都让我们欢呼雀跃，可等驶近一看，发现是过路车，大家的情绪一下跌到谷底，发出一片嘘声。
回莲阿姨也急得团团转，一个劲地往厂办公室跑，打电话询问电影公司。大约11点多钟的时候，终于得到确切消息，《卖花姑娘》让另一个单位“抢”走了。
无奈之下，厂领导只好通知散场。人们一片唏嘘，却不死心，又等了半个多小时，才骂骂咧咧地散去。
或许是心有不甘，那一晚，我睡得很不踏实，直到凌晨才迷迷糊糊地睡着。谁知，第二天起床后听说，到后半夜片子又取回来了，那些不肯离去坚持到底的人，最终看到了《卖花姑娘》。
当听到别人哼起“卖花姑娘日夜奔忙，手提花篮上市场，走过大街穿过小巷，卖花人儿心悲伤……”这首电影插曲时，我简直把肠子都悔青了。
根据电影《卖花姑娘》绘编的连环画。
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这部让几亿中国人泪奔的电影，实际上是由金日成、金正日父子俩亲自编导的，其故事情节取材于金日成年在中国吉林的所见所闻。
这是后话。
后来，随着工人会堂的投入使用，放映机搬进了会堂，人们开始买票进会堂看电影。
再后来，厂里有了第一台电视机，是县里发给利润大户的奖品。电视机是湖南长沙生产的，韶峰牌，枣红色木外壳，14寸。
我清楚地记得，电视机运到厂里的第一个晚上，厂里几个领导以及厂工会的几个叔叔，围着电视机捣鼓到深夜，也没找到信号，银屏上一片雪花点。
之后，这台电视机被闲置在厂会议室里，像个被遗弃的孩子，再也无人过问。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厂里在河对岸桃儿园山上建起了电视差转站，买电视机的职工慢慢多了起来，“跃进门”变得更加冷清了。
随着多媒体时代的到来，当年看露天电影人头攒动的场景，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了。
时隔40多年，现在回想当年深更半夜苦等《卖花姑娘》的情景，心中仍感慨万千。
其实，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有时候，生活的种种不如意，不过是人生惊喜的一段伏笔。它悄悄地潜伏着，伺机而出。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去坚守，惊喜往往会在你最绝望的路上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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