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在哪个平台上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系列了，反正当时一见心动，打破了长久以来不买书的惯例，督促舍友买下做我年的生日礼物。
收到的时候将近年末，此后，一直断断续续地读，想起来就读一阵子，一忙就放一边，既不如饥似渴，也没有一味搁置落灰。总之，既不是朱砂痣，也没变成蚊子血。上学期三四月份封校的时候读完了《巴黎评论：短篇小说课堂》，最近读完了《巴黎评论·作家访谈5》。有趣的作家，有趣的访谈，值得写一篇读后感。
01成为作家的套路
大多数作家访谈中有个必问题：你是如何成为作家的？
福克纳的回答是，认识舍伍德·安德森。
（福克纳）
“下午我们常常一起在城里兜兜，找人聊天。到黄昏时再碰头，一起喝上几杯。他谈我听。上午我不去找他。他要工作，不见客。我们每天这样，乐此不疲。我心想，假如作家的生活就是如此，当个作家到也配合我的口味，于是我动手写我的第一本书，我立刻感到写作确是个乐趣。”
不过大可不必将福克纳的回答完全当真，他一开始就说了，这些采访“如果明天又问同一个问题，答复也可能是不同的。”
伊夫林·沃的回答也颇为相似。“我去找我的朋友安东尼·鲍威尔，当时他在达克沃斯工作，就是那家出版商。我对他说：‘我没饭吃了。’（此话不真，我父亲在供养我。）出版社的负责人答应付我五十英镑的稿酬，让我写一本罗塞蒂的生平简史。我大喜过望，因为五十磅在那时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我嚓嚓地赶回去，哗哗地把书稿赶了出来。”
看来，成为作家之前，你得和作家成为朋友。
詹姆斯·M·凯恩的回答也许更符合人们对作家的浪漫想象：“毕业后我做过几份毫无意义的工作。有一阵子我突然决定要当歌手，我妈可受不了了。她说我根本没有天分。事实证明她的话没错，但是她应该闭上嘴，让我自己发现这件事。之后有一天，我坐在拉斐特公园，没来由地听见心里的声音自语道：‘你要当一个作家。’就这样，完全无缘无故。”
内心的声音终于到来，宛如神谕。凯恩先在报社工作，又去好莱坞当编剧，后来开始写小说，那年他年近四十。
“许多小说家都起步很晚--康拉德，皮兰德娄，连马克·吐温也是。年轻的时候，下棋没问题，创作音乐和写诗也行，但写小说是另一回事。写小说必须学习，但它无法教授。大学创意写作课程竟是胡说八道！学者们并不知道，要是一个人想写作，你唯一能为他做的事，就是给他买一台打字机。”
田纳西·威廉斯的回答则更为神秘，“我天生就是个作家，我认为。”不过神秘的代价是巨大的。八岁那年他生过一场重病，变得内向，“开始过一种充满想象的生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来。我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作家”。
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与之相似，有个孤独的童年，缺少同龄人，只能靠读书了解世界。
对于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来说，成为作家则是挑战。“我父亲就认为这不可能，他认为我会因此丧命，被谋杀。他说我这是在挑战白人的定义，而白人通常是正确的。”父亲的死让他意识到可以做点别的事情。他当了三年牧师后转向写作。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对年轻作家有什么建议？
理查德·福特的建议是“如果有可能，说服自己放弃这个理想”。因为坚持写作可能失败，还会把自己搞得很惨。
伯纳德·马拉默德的建议是“把你的内心写出来，”还特别建议所有的写作者“要教会自己在不确定中、在疑虑中去工作。”
詹姆斯·鲍德温的告诫是“去写。找到一个活下去的方式然后写。”
V.S.普里切特的建议也一样，“就是去写。写写写。我认为一个好办法是写他们想写的人，只写一点点，就两行或三行，不要多。不要写太多，如果你写太多，你就要担心你会扼杀它。”
成为作家的套路就是写作，除了写作，别无捷径。
其实，这两个问题蕴含着一个前提，有许多人渴望成为作家，许多年轻人正在寻找成为作家的道路。而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关于文学死亡或者小说死亡的喊声也时有听闻。这也成了访谈时的高频提问。
田纳西·威廉斯表示“文学的重要地位已经被电视取代了，你觉得是不是？真是这样。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拥戴作家创作，或者给予他们很好支持的那种文化。”
不过，作家们依然相信文学的力量，小说总会以某种形式存在的。福克纳说：“只要还有人看小说，总还会有人写小说，反过来也是一样的道理。”伯纳德·马拉默德说：“小说有可能会消失，但不会死。”“人类是需要小说的。我们能得到的所有体验，我们都需要。说小说已死的那些人，是没法写出那些东西的。”
02作为老师的作家
访谈中有作家谈及老师对自己的影响，比如V.S.普里切特谈到自己的小学老师巴特莱特先生，打破了所有教育当局的教条和常规，让孩子们得到解放，很适合未来的作家。
莉迪亚·戴维斯也提到自己和老师奇妙的联系，她至今还保留着老师发回的作文，许多年后，她和老师联系，老师发现她翻译的普鲁斯特译本对阅读法语原文很有帮助。“我喜欢这种交换，她教了一个学生，此人后来对她想要做的事情提供了帮助。”
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喜欢师生之间的这种交换的，更有意思的是那些做教师的作家如何看待自己的教师职业。
（伊夫林·沃）
伊夫林·沃从牛津肄业后去预备学校当老师，教了将近两年，在此期间还写了一本牛津生活的小说，他的《衰与落》就是以在学校教书的经历为基础写的。虽然他宣称教书生涯非常享受，我怀疑他的教师同事们未必赞同这观点，因为沃是因酗酒被开除的。
伯纳德·马拉默德则是一个资深教师，25岁开始教师，成为专业作家之后依旧教书。“有时候我确实感到后悔，把那么多的时间花在教学上，但后悔的不是教学本身。”显然，马拉默德乐于教学，并且擅长教学。因为他教的是文学写作，正好回答了写作能不能教这个持久的争论。作为教师，他不得不指出有些学生“不要再浪费生命去写三流小说。”
理查德·福特的教学生涯应该没那么开心，他此前宣称教书就是“把我的所有时间送给某个我再也不会见到的人”。毕竟，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问起从学生们那里的收获，他想起的是“我的分数能改得高一点吗”或者“我能暂时不交周三要讨论的短篇小说吗”之类的话。不过教书依然让他获益良多，“主要是通过与他们讨论习作，让我自己把能‘教’他们的原则说清楚。”35岁后，他辞掉了教师职位，全职写作。
03岁月的年轮
有些作家会选择特殊的节点接受采访，比如伯纳德·马拉默德特意等到六十岁生日才接受《巴黎评论》的访谈。田纳西·威廉斯接受访谈时七十岁，V.S.普里切特则九十岁。詹姆斯·M·凯恩于年1月接受访谈，那年十月，85岁的他就过世了。奥斯维辛幸存者普里莫·莱维在年接受访谈，不过也许他从未幸存，因为他于年自杀。
作家们谈作品，谈人生，谈孤独与衰老，也谈岁月中告别的朋友，真实的或者在文字中熟悉的朋友。
作为一个同性恋，田纳西·威廉斯发现“作为一个非同性恋的男性，海明威对于同性恋有着深厚的兴趣和理解力。我认为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都有点内在的同性恋特质。”
威廉斯谈到尤金·奥尼尔有严重的酒精依赖症，“大多数作家都有。几乎所有美国作家都有酗酒问题，因为写作是压力很大的工作。”他谈到美国作家们晚年的共同困境，“一个美国作家的生命越是走到尽头，境况就越是骇人。海明威的晚年就是一场噩梦。他曾试图走到飞机的螺旋桨里去。菲茨杰拉德的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尽管没有那么戏剧性。”
伯纳德·马拉默德则认为：“如果海明威在写作生涯的末期，姑且说最后五年吧，如果他能试着写他的父亲，而不是又一次去写斗牛或者那大鱼什么的，他也许就不会自杀。”如果海明威书写父亲，接纳父亲，与自己和解，这也许是另一条生路。
V.S.普里切特谈到衰老：“是的，我非常老了。不管怎样，我九十岁了。其实，自己已经九十岁了这个想法让我很烦恼。”
威廉斯则坦言：“人人都怕死，我猜我也不例外。现在我开始接受这一现实。但我的作品完成之前我是不会做好准备接受死亡的。”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就像同样遭遇独裁者统治，伊斯梅尔·卡达莱在阿尔巴尼亚遇到的霍查和达尼·拉费里埃在海地遇到的独裁*权也不一样。作家们对写作之路的回溯，对心灵的探究自然也不尽相同。
不过那些希望与绝望，热情与焦虑，痛苦的挣扎与不甘的放弃，何其相似。
只愿我们都能拥有绝望后的坚持，柳暗后的花明。
作者：刘洋风：爱生活，爱写作，寻寻觅觅，迷迷糊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