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柏拉图还错误地认为：这样一种没有物质价值的金钱就不会被存积起来！银币应该仅为与其他希腊城邦进行交换而存在。在公元前4世纪的地中海地区，雅典的银制德拉克马就像今天的美元，是一种“世界货币”。它们因此对远洋贸易来说不可或缺，但应该像城邦中的所有外国货币一样，被换成无物质价值的金钱。
整治金融市场，废除利息，保障机会平等，当然也包括性别平等，完全由国家教育孩子，让统治者为了荣誉进行统治——由于这种彻底的国家社会主义，柏拉图作为*治哲学家被载入史册。苏格拉底凭借口才和技巧，凭借灵活、亲切的语言向人们讲述了这一思想。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希腊城邦来说，这个乌托邦描绘的或许都是迄今为止最为艰巨的规划。而且这个乌托邦，根据其自我认知，并不是各种可能之中的一个建议。
苏格拉底似乎觉得，柏拉图的美好城市应该是共同体生活的唯一方式，它从哲学上讲是理性地、合乎逻辑地建立起来的。然而，世界能以哲学的方式来疗愈吗？马格尼西亚，或通往那里的路我们不知道，柏拉图因其“天上的美好城邦”过上了多幸福的生活。于我们而言，今天它不是那个由天使守护的闪亮的梦，就像四百年后出自约翰启示录的“天上的耶路撒冷”。但柏拉图自己似乎也对他的思想实验不完全满意。大概当时并不缺少同时代人的反对和批评：在他们看来，哲学王的角色似乎显得太过野心勃勃和自负了。
对待女性的新视角可能并不为诸多传统主义者所喜欢。无论如何，在男权世界统治的这两千多年里，“女权主义”的活力还远没有普遍实现。理想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对自由金钱往来的严格限制、对大量积累资本的禁止，距其在历史上真正实现的时刻，同样还需要相当长时间。而且这一时刻应该也只持续了一段短暂的时光。而其他非常具体的经验，也可能深深影响了柏拉图尚未完结的关于理想的共同生活的思想进程。
公元前年，大概是完成《理想国》后的一段时间，他再次动身前往西西里岛。他的老朋友狄翁邀请他参与一个伟大的项目。形势看起来很好。叙拉古君主狄奥尼修斯一世不久前去世了，他的儿子、继承人狄奥尼修斯二世被认为坦诚且好学。刚好狄翁想要利用这个时机，图谋和柏拉图一起从根本上改变叙拉古的*治状况。理想国有可能在西西里岛成为现实吗？狄翁心中诗意的美好没有维持多久，因为散文式的现实境遇令人清醒。
狄奥尼修斯二世不想建造一个理想国，他有完全不同的顾虑。他的统治受多方威胁，尤其受与野心勃勃的迦太基的战争威胁。当狄翁由于所谓的*治阴谋被驱逐流放，柏拉图也幻想破灭而离开了。在远离雅典的国家模式中至少实现其哲学构想的一部分，这个尝试又一次失败了。然而四年后，他还有第三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西西里之行。此行的缘由似乎不完全是自愿的。狄奥尼修斯要求柏拉图前来，作为赦免狄翁的条件。然而这位哲学家很快察觉到，狄奥尼修斯不愿意冒险去做一个*治实验，甚至可能不愿意交出权力。
与此相反，他利用柏拉图的名声来在诸多方面为他完全非哲学的暴*做表面掩饰，吹嘘其价值。狄奥尼修斯没有履行释放狄翁的诺言，甚至没收了他的财产，于是柏拉图改变了阵营，与专制统治保持距离。他随行的学生斯彪西波甚至在*治上成了反对派的一员，柏拉图陷入了棘手的状况中。被怀疑、受威胁，公元前年他好不容易成功逃亡。当时这件事在叙拉古持续沸腾着。在阿卡德米成员的支持下，狄翁于公元前年带着一小支雇佣军成功推翻了专制统治。但是*治形势依然混乱，狄翁的*权摇摇欲坠。
无论怎样，他召集了一个委员会，为叙拉古拟定一部公正的新宪法。狄翁事实上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理想国的实现，这饱受争议。很有可能他也只是一个投机分子，对他来说这只关乎自身的权力。相反，柏拉图似乎直到最后都信任他的朋友。柏拉图出于这个契机写的《第七封信》，将狄翁想在叙拉古建立一个理想国家的事情流传后世。一些同时代人对此不以为然。公元前年，柏拉图的朋友于掌权三年后，陷入一场军事*变而遭袭身亡。八年之后，狄奥尼修斯二世再次登上叙拉古的王座。
在西西里岛徒劳的冒险和诸多失意不可能在柏拉图那里消失得毫无踪迹。所以他在晚年感到需要接着充满争议的《理想国》之后再作一部关于理想国家的、内容更为广泛的对话：《法律篇》。相比于“社会主义的”美好城市，柏拉图在《法律篇》中的设想看上去就像一个简洁的社会主义缩略版。他回到了家庭和私有制。柏拉图顺理成章地将他新的国家乌托邦只看作“次好的国家”——但至少是一个实际可实现的国家。对话的开头场景风趣：一个雅典人、一个斯巴达人和一个克里特岛人为思考理想的国家而碰面。这个动机是想象出来的。
一座名为“马格尼西亚”的新城市要在克里特岛上建立，这三个国家理论家是社会建筑师。时间是在夏至日，这一天漫长且炎热。三位思想家踏上这条从克诺索斯进入伊达山脉的漫长小路，到了伊达山的岩洞里。海拔米，爬山持续了整个白天；他们有很多时间，怀着闪烁的激情，从所有细节思考一个理想的国家。这三人均年事已高，就像三头年老的苍狼，在生命中见过了诸多风雪。他们无不为道德的堕落和当前国家的危机感到悲痛。
在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民主*治就是扯淡！但是专制同样糟糕。就连雅典人，包括其中很多亲眼见过柏拉图的学者，也反对一小撮精英的统治。必须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虽然柏拉图之前就在其另一部晚年著作《*治家》中为哲学王的理念做过辩护。但是显然符合条件的人如此难找，以至于理想鲜少能实现。
所以现在需要寻找民主和专制之间的第三条道路。雅典人的诉求不会改变，即一切私人生活都应该从属于公共利益。国家作为道德机构在马格尼西亚仍旧起作用。国家的任务是培育公民的灵*，从最早的年岁就开始培养德性。柏拉图没有偏离他的主导思想，只是与理想国相比在手段上有所保留。显然柏拉图从西西里岛的经历中学到了最重要的一点：好的意图和好的*治还远不一样！以前他确信，在生活以及共同生活中，唯一重要的是去认识善并培养好的品质。
这样剩下的似乎都会自然而然地接踵而至。与之相反，柏拉图在晚年似乎清楚了这一点：心怀善意的人也可能犯*治错误。任何好的意图都不得不面对各种情况、后果和副作用的纷乱，这些纷乱共同决定着一个行为的价值并使其晦暗不明。凭着这一洞见，柏拉图将*治从道德哲学这一唯一统治领域中解放出来。关键不仅在于*治知识，还在于规则。好的品质是一座桥梁，它需要坚固的底座。而这些支柱就是法律。
如此看来，《法律篇》比《理想国》更具现代性，也和我们今天对*治的理解更为接近。但是从内容来看，《法律篇》依然保留了如下观点：即使在法律、控制机构和刑罚等重点问题上要经过广泛讨论取得一致，但国家统治仍然应由一个智识和道德更为优越的精英来实施，二者协调一致。同理想国中一样，国家机构的职位根据能力和天赋分配，并做成详细名单。在万物之上，还高高地存在着一个神性秩序，作为万物的准则。这个神性的东西，就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我们应该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中遵循它。
*治，像在《理想国》中一样，在“次好的国家”中也要为家庭生活设立规则。结婚是义务，35岁还没有成婚的男人要为此受到惩罚；禁止通奸；迎娶另一社会阶层的妇女，并因此搅乱了社会阶层，这样的行为要受到劝诫；所有性放纵虽然不被禁止，但是要被谴责；同样被谴责的是恋童与鸡奸。与男孩发生性关系在古希腊属于十分寻常的行为，甚至被视为教育的手段。但是柏拉图已经在《会饮篇》里对此表示反对。这些“毛还没长齐”的男生还是孩子，不是男人，因此在性方面还是禁忌的。
结语
至于儿童的教育，柏拉图容许父母将他们的后代至少在幼年时期留在自己身边。“雅典人”在此给出了一整串的医学和教育学建议。除去阿尔巴尼亚独裁者恩维尔·霍查——他大概是柏拉图所有学生中最好学的，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元首曾经如柏拉图这样为他的公民制定出如此详尽的儿童教育规程。尚在怀孕期间，母亲就必须通过体操、运动和平稳的心情使胎儿的姿势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