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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语国别和区域研究院
北京语言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隶属于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研究院成立于年1月，同时承担着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委托的“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相关职能。在年，学院成功申请入选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建设名单（区域国别学）。
土耳其研究中心希望推动全国高校土耳其研究和教学，为土耳其相关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服务和国际交流提供平台。中心编辑的《土耳其博览》不定期提供土耳其相关的动态、资讯及研究结果，从人文、历史、国际关系、*治、经济等视角全方位介绍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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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世界民族》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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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天钦，博士，副教授，四川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土耳其研究、欧洲社会、文化研究。）
内容摘要
随着民族国家在19世纪竞相崛起，民族主义的影响在奥斯曼土耳其不断扩大，对奥斯曼帝国旧有的认同造成了巨大威胁。不管是在奥斯曼帝国晚期还是在土耳其共和国初期，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建构一个“想象共同体”的名义下，*治精英竭力将少数族裔“土耳其化”。该*策的实施不仅造成了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和民族创伤，也为土耳其当今解决民族矛盾和冲突埋下了巨大隐患。
奥斯曼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大陆，不断的军事扩张使得帝国境内的民族成分、宗教信仰和文化都变得相当多元化。在实行“米勒制”(milletsystem)的奥斯曼帝国时期，民族并不是帝国臣民个人认同最重要的纬度，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基本都能和平相处。米勒制在奥斯曼帝国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发挥作用，一直持续到l9世纪的改革时代。尽管米勒制赋予了穆斯林更多特权，但“米勒制反映的是一种基于宗教或教派的身份与认同，并不强调族裔身份或语言的差异”。在帝国存续的大部分时期内，穆斯林并没有发展出一种超越宗教的民族意识。只是到了奥斯曼帝国晚期和共和国初期，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原有的认同模式逐渐被摧毁，“土耳其特性”渐渐成为少数族裔具有合法公民身份的重要条件，为了让少数族裔获得“土耳其性”或建构更同质化的民族身份认同，“土耳其化”*策逐渐被广泛使用。
一、“土耳其化的定义及早期的实践：
德夫希尔梅制度
“土耳其化”一词最早于14世纪出现在希腊语中，在希腊语中，此词表示“成为穆斯林或土耳其人”的意思。在早期，一个非土耳其男性被“土耳其化”往往意味着此人被土耳其阿訇实施割礼。被土耳其人征服的城市中的教堂被改造成清真寺也是“土耳其化”的一个表现。在塞尔柱土耳其王国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被王国征服的人们，包括安纳托利亚、巴尔干、高加索、中东地区，人们往往都会经历一个“伊斯兰化”和“土耳其化”的过程。“土耳其化”的过程涉及民族身份、文化、宗教信仰和语言等方面的转化。早在塞尔柱王朝期间，居住在安纳托利亚地区人们就在多方面经历了这样一个“土耳其化”的过程，当游牧的土耳其人征服了这一地区之后，他们通过与当地人通婚，使他们信奉伊斯兰教，让他们说土耳其语，从而使之“土耳其化”。这一过程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和土耳其共和国早期一直都在持续，包括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亚述人、切尔克斯人、希腊人、犹太人、罗姆人、斯拉夫人和库尔德人无不受这一过程的深远影响。因此，所谓的“真正的土耳其人”实际上种族成分非常复杂，肤色也深浅不一，有的长得像中亚人，有的像阿拉伯人，有的像地中海地区的人、有的像波斯人......到了奥斯曼帝国晚期，特别是在团结进步委员会主*期间，“土耳其化”往往指的是一个试图建构“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工程。团结进步委员会试图通过重新安置和驱逐某些少数民族的*策，把安纳托利亚地区打造成民族国家的核心。而在穆斯塔法凯末尔(AtattirkMustafaKema1)主*时期，“土耳其化”则指的是建构基于平等权利的世俗现代国家公民的工程，界定新型公民身份最重要的维度是“土耳其性”而不是宗教信仰。因为宗教信仰只是公民个人在私人空间领域的事情。
始于l4世纪奥斯曼帝国穆拉德一世统治时期的德夫希尔梅制度(土耳其语：Devsirme，“征募”)，也被称为“血税”(bloodtax)或“儿童税”(childlevy)是“土耳其化”的一个典型案例。德夫希尔梅名义上被奥斯曼帝国称为一种特种税，但实际上是一种将基督徒男孩转变为穆斯林的特殊征兵制。起初，为了制衡不断增长的土耳其贵族的势力，奥斯曼帝国*府官员在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村庄征收8—18岁的优秀未婚基督徒男孩入伍。基督徒男孩在被征召入伍后会由近卫兵团的士兵护送到首都伊斯坦布尔。在伊斯坦布尔，他们会被迫接受割礼，有的甚至被阉割，改宗伊斯兰教，学习土耳其语，学习土耳其人的礼仪，并接受一系列的测试、筛选和训练。只有其中最优秀的男孩才有机会被选到皇宫中接受奥斯曼帝国最好的教育，学习完成后他们往往会在军队或*府部门被委以重任，有些甚至被招收到近卫军团中。在苏莱曼一世之前，近卫军团中的士兵不允许结婚，所以军中同性恋并不鲜见。许多男孩后来成了帝国的*治精英和军事将领，个别男孩甚至成长为权倾朝野的大维齐尔(GrandVizier)。德夫希尔梅制度曾一度遭到基督徒强烈的抵制，在年寿终正寝。据估计，由于这一制度的实行，至少有20万基督教男孩被强行转变为穆斯林，被迫学习土耳其语和土耳其人的礼仪，有学者甚至认为被强征入伍的基督徒男孩数量达到50—万。
德夫希尔梅制度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土耳其化”*策早期比较典型的案例，但总体上来说，由于米勒制的实行，在奥斯曼帝国存续的大部分时间内，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突厥裔土耳其人与其他少数族裔都能和平共处。但是到了奥斯曼帝国晚期，随着大面积领土的丧失和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兴起，“土耳其化”*策开始呈现出规模化和体制化的特点。
二、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土耳其化”*策
从17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开始不断走向衰落，帝国原来控制的很多地区被欧洲人和俄国人吞并，大规模的领土丧失给穆斯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到了l9世纪，巴尔干地区开始出现很多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根据麦凯西的记载，在l82l-年间，在巴尔干地区有超过多万穆斯林被赶出他们的家园，有多万穆斯林要么死于战争，要么死于饥饿或疾病。在l-l年间，有超过万穆斯林难民从奥斯曼帝国的各地逃到安纳托尼亚地区。-年的巴尔干战争给奥斯曼帝国带来了惨重的损失。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失去了69%的人口和83%的领土。东鲁米利亚(EasternRumelia)失守后，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只剩下东色雷斯内一小块，到年，它失去了大部分在欧洲的领土。领土的丧失给穆斯林带来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大量无辜的穆斯林在战败后遭到无情地杀戮。在很大程度上说，土耳其穆斯林的不幸遭遇是导致土耳其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
在失去对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后，突厥裔土耳其人不得不思考自己在帝国的地位。在面对巨大的*治灾难时，共同的民族情感变得至关重要。共同经历的灾难和交流的增多使突厥裔土耳其人意识到他们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随着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发展，“土耳其特性”(Turkishness)逐渐成为突厥裔土耳其人身份认同最重要的维度，越来越多的突厥裔土耳其人开始接受他们有着共同的历史和共同领土的观念。根据土耳其*治、文化精英的界定，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地区的突厥裔土耳其人和穆斯林都具有“土耳其特性”。而那些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艾奥里亚人和希腊人等开始受到排斥。特别是在“团结进步委员会”(CommitteeofUnionandProgress)执掌帝国晚期的*权之后，这种排外的趋势愈演愈烈。
为了把奥斯曼帝国建构成一个更同质化的国家从而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团结进步委员会在内部秘密小团体的操纵下采取了一系列“土耳其化”的措施。“土耳其化”*策体现在多方面：
首先，在经济领域实现“国有化”，从而让突厥裔土耳其资本家取代在传统贸易和金融界居主导地位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比如，为了帮助突厥裔土耳其穆斯林更广泛地参与到发展经济的活动中，团结进步委员会在年出台了语言改革*策，规定在商业活动中不允许说外语。为了更好地同化其他少数民族，团结进步委员会从年开始，规定土耳其语为高中唯一的教学语言，非穆斯林社区的学校必须把土耳其语列为必修课。
其次，“土耳其化”*策体现在对穆斯林难民和少数民族安置方面。为了国家安全，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同化非突厥裔少数民族，团结进步委员会把从巴尔干半岛逃离到该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吉普赛人等安置到突厥裔土耳其人人口密度比较大的安纳托尼亚中部地区，比如，阿尔巴尼亚人不允许居住在色雷斯地区或安纳托尼亚的西部。吉普赛人以往跟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人和部分土耳其人都共同生活在巴尔干半岛，巴尔干战争爆发后，大量吉普赛人逃亡至安纳托尼亚地区，但团结进步委员会只接受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吉普赛人，随着吉普赛穆斯林难民数量的急剧上升，团结进步委员会开始禁止所有的吉普赛人进入帝国境内。此外，团结进步委员会还鼓励帝国境外的穆斯林到一些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方居住，以帮助帝国维护边境的安全。
年3月14日，团结进步委员会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管理委员会来分管少数民族部落和难民安置事务。为了防止阿拉伯人的反抗和独立运动，改变阿拉伯人在叙利亚原住地的人口比例以便他们能够更快、更好地被突厥裔土耳其人同化，团结进步委员会在年4月23日专门颁发了迁移安置阿拉伯人的法令。受此法令的影响，至少有0多阿拉伯家庭在两年内被分别安置到安纳托尼亚不同的城市和村庄。按照团结进步委员会所制定的相关*策，在新的安置区，少数族裔的穆斯林不能超过总人口的10%，因此，很多穆斯林战争难民被安插到非穆斯林社区。
为了确保安纳托利亚区的“土耳其化”*策能有效得到贯彻执行，团结进步委员会在年5月29日通过了《临时驱逐法》。据此，军队对一些被认为潜在的对国家不忠诚或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族群强行进行了驱逐，亚美尼亚人成为第一批遭到被驱逐的族群，他们的财产被国家没收。团结进步委员会命令军队把帝国境内的所有亚美尼亚人，不分男女老少全部驱逐到叙利亚的沙漠地带，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在被驱逐的过程中，亚美尼亚人经常被殴打，被杀戮，女性被强奸，在山区和沙漠的长途跋涉中，亚美尼亚人得不到食物和水，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
团结进步委员会颁布《临时驱逐法》的目的就是要“净化”安纳托利亚地区，清除该地区的非穆斯林元素，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要把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赶出该地区，因为他们被认为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不可能对奥斯曼帝国保持忠诚，因此也很难被同化。在年，奥斯曼帝国与保加利亚签订了人口交换协议，据此，居住在奥斯曼帝国境内色雷斯地区的名保加利亚人与居住在保加利亚的名穆斯林进行交换。一年之后，奥斯曼帝国与希腊也签订了人口交换协议。其实在此之前，为了迫使希腊接受提议，团结进步委员会已经开始强行把居住在爱琴海沿岸和色雷斯地区的希腊人驱赶到安纳托利亚腹地。后来由于一战的爆发，协议并没有得到执行。即使如此，在爱琴海沿岸，“去希腊化”的*策还是在暗地里进行。据估计，在1年，有110希腊族人从东色雷斯被驱赶到希腊寻求庇护，80从东色雷斯被驱逐到安纳托尼亚腹地，有l5万希腊族人从安纳托尼亚西部沿海地区被驱逐到希腊沿海地区。
库尔德人
团结进步委员会不仅担心亚美尼亚人和希腊族人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也对库尔德人存在很大戒心。跟其他民族不一样，库尔德族人口众多，且分布很广，在一战结束前，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库尔德人大概有多万。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库尔德人在帝国境内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对苏丹保持较高的忠诚度，但是到了19世纪由于种种原因，*府改变了对库尔德人的*策，使得库尔德民族主义意识逐渐觉醒。年，流亡在埃及的库尔德人在开罗创办了第一份宣传民族独立的报纸《库尔德斯坦》，年库尔德人成立了第一个宣扬民族独立的组织“库尔德人崛起和进步协会”。由于团结进步委员会对世俗主义、宪*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支持，一部分库尔德人开始谋求更大的*治自治，另一部分人由于不认同其*治主张依然保持对苏丹的*治忠诚。出于对库尔德民族主义觉醒的警惕，团结进步委员会从年开始，针对库尔德族群展开了比较激进的“土耳其化”*策。“库尔德人崛起和进步协会”的一些知名领导被抓起来处以死刑，有些领导被迫流亡海外。参与创办《库尔德斯坦》的一位库尔德人也被迫流亡。由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批准创办的所有库尔德学校在年也全部被关停。这些激进的“土耳其化”*策却激起了库尔德人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此外，针对库尔德人的“土耳其化*策”还体现在团结委员会对库尔德人的重新安置*策上。一战期间，俄罗斯占领了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一些地区，一些库尔德人被迫逃离，这给团结进步委员会一个很好的借口去对整个库尔德民族进行重新安置，以便更好地对其同化。在被重新安置的过程中，库尔德人不允许生活在小亚细亚的南部阿拉伯人居住区，他们只允许生活在小亚细亚的西部，而且，库尔德部落的酋长、教长和伊玛目都不允许与他们的部落和社区生活在一起；为了防止他们在小村庄发挥影响力，他们被分散安插到了不同的城市。尽管俄国军队后来撤出了安纳托尼亚东部库尔德人原来的居住区，库尔德人也不允许回到自己的家乡。
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发展致使突厥裔土耳其人不仅对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徒不信任，而且对少数族裔的穆斯林也不信任，这种信任危机导致了“土耳其化”*策的出台，该*策的贯彻实施不仅给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带来了灾难，也给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族裔带来了巨大伤害，同时还为后来的民族矛盾和冲突埋下了巨大隐患。自巴尔干战争爆发以后的五年之内，大量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族裔被团结进步委员会重新安置，其中包括约万巴尔干难民、将近万库尔德人和土库曼游牧部落、来自叙利亚的0个阿拉伯家庭、从安纳托尼亚东部逃过来的将近1万难民、从的黎波里和班加西逃来的数目不详的阿拉伯人、40万新增巴尔干地区的难民和从叙利亚逃离过来的一些切尔克斯人。总的来说，小亚细亚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被迫离开原来的居住地。如果再把被驱逐的将近1万不信奉伊斯兰教的希腊人和超过1万人口的亚美尼亚人加在一起，小亚细亚将近有一半的人口受到“土耳其化”*策的影响。正是由于团结进步委员会对民族格局的大洗牌，安纳托尼亚地区的非穆斯林族群的数量锐减，为穆斯塔法凯末尔下一步建构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三、土耳其共和国时期的“土耳其化”*策
把奥斯曼帝国拖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团结进步委员会的高层领导在一战结束之际因为害怕承担战争罪大多逃亡国外。奥斯曼*府又恢复了自己的行*职能，但是绝大多数团结进步委员会的地方领导人和成员还依然留在国内继续从事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一战之后，奥斯曼帝国面临覆亡的命运，协约国从年下半年到年春召开了一系列秘密会议，商讨瓜分奥斯曼帝国剩余领土的事宜，最后协约国强迫奥斯曼苏丹*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色佛尔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地区可以建立自治*府，并在适当的时候建国。因为不满奥斯曼*府对协约国的妥协和投降，积极从事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的民族主义者在阿塔图尔克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领导下，在安纳托尼亚地区积极开展了救亡图存的运动，并于年4月在安卡拉成立了新*府。年新*府战胜协约国军队，废除了《色佛尔条约》，并与协约国军队重新签订了《洛桑条约》，该条约不仅没有提到库尔德人自治和建国的问题，甚至都没有承认库尔德人是少数民族的相关条款，至此，库尔德人建国的梦想完全破灭。后来，库尔德人居住区分别划归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四国，毫无疑问，这就使后来的库尔德民问题变得非常复杂。
阿塔图尔克穆斯塔法凯末尔
年l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阿塔图尔克穆斯塔法凯末尔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共和国成立之初，虽然绝大部分国民都会说土耳其语，但是他们的民族身份意识依然很淡薄，他们首先还是倾向于把自己看成是穆斯林。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文明观和“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民族国家”只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通过认同这个“共同体”，一群人就会具有共同的身份和共同的归属感。在建国之初，凯末尔在缔造共同国家身份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凯末尔及其追随者，即凯末尔主义者来说，建立起西方式的世俗民族国家是土耳其进入西方文明国家的重要标志，而种族、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对国家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也是国家进步和实现现代化工程的障碍，所以，土耳其共和国初期的“土耳其化”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文明工程，其目的就是为了缔造一个更同质化的民族国家。
凯末尔本人及凯末尔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是由这样的人们共同组成：他们共享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有真心想要生活在一起的愿望、有保护好他们共享遗产的共同愿望。从理论上来说，这些人也应该包括土耳其境内的非穆斯林，凯末尔本人认为只要他们能真正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文明而高尚的土耳其人”自然也不会把他们当外人看待。但事实上，少数族裔往往面临严重歧视，他们在这个国家要想不被看成是外人得满足三个条件：首先，他们必须把土耳其语当成是自己的母语；第二，他们得认同和学习土耳其文化；第三，他们应该拥护突厥主义。凯末尔认为不会说土耳其语的土耳其人并不属于土耳其或土耳其文化。为了表明自己愿意被“土耳其化”，少数族裔还必须把自己的姓名“土耳其化”，但根据年土耳其颁布的《姓名法》，少数族裔在采纳姓氏的时候禁止使用部落名称、外国人的姓或以国家名字作为自己的姓氏。
为了缔造一个更接近西方文明的同质化民族国家，土耳其共和国早期延续了团结进步委员会“去希腊化”的做法。为消除境内希腊族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土耳其与希腊于年1月30日又签订了《人口交换协议》，除了居住在伊斯坦布尔和爱琴海几个岛上的东正教社区的希腊人以外，安纳托尼亚地区残存的希腊人和居住在希腊的土耳其穆斯林进行了交换(生活在色雷斯西部的土耳其穆斯林例外)，两国的人口交换最终在年完成，这意味着安纳托尼亚地区再也没有希腊社区。在年之前，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占全国总人口的20%，然而在年之后，非穆斯林只占到总人口的2.5%。希土人口交换不管是对希腊还是土耳其内部的民族关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人口交换协议》使得建构民族成分更单一、宗教信仰更一致、文化更同质化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得到强化，少数族裔的处境更加艰难。年9月6日至7日在伊斯坦布尔爆发了针对希腊族人的骚乱，持续两天的打、砸、抢暴力活动使希腊族人的财产遭到了大规模的严重破坏。暴力活动引起的恐慌迫使成千上万的希腊族人离开了伊斯坦布尔。年圣诞节之际，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对土耳其族人进行了大规模屠杀。为了报复希腊族人，土耳其*府取消了希腊族人在土耳其的居住权，因为这个决议，将近多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希腊族人被驱赶出土耳其。据统计，这个决议执行后，伊斯坦布尔信奉东正教的希腊族人从原来的l2万陡降到人。可怕的是，他们从伊斯坦布尔离开的时候，土耳其*府只允许他们携带价值不能超过22美元，重量不超过20公斤的财物。他们留下的大量财产被土耳其*府收归国有，因为这一驱逐行动，土耳其国库新增了将近2亿—5亿美元的收入。
在“土耳其化”*策被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的命运则更加悲惨。因为《洛桑条约》尽管规定了少数民族权利，但并没有明确说明土耳其的哪些群体属于少数民族，这就为土耳其官方否认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身份提供了可能。凯末尔对世俗主义的强调、废除哈里发的做法以及对库尔德人权利进行限制的做法，使曾经在土耳其独立战争中与土耳其人并肩作战的库尔德人非常不满，民族独立倾向不断增强，致使年爆发了赛义德起义。
赛义德起义之后，中央*府针对库尔德人采取了更严厉的“土耳其化”*策以便更强有力地对其进行同化。从年起，库尔德人禁止穿戴本民族传统的服饰，在公开场合禁止使用库尔德语和库尔德文字，*府用土耳其语对库尔德的城镇和乡村进行重新命名。土耳其*府禁止使用“库尔德人”这一词汇，在年之前，学校、*府机关和公共场所都禁止使用库尔德语，哪怕是用库尔德语说“我是一个库尔德人”都算犯罪。为遏制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土耳其*府甚至指派历史学家对库尔德民族的历史进行重构，把他们界定为一个已经“忘记”其土耳其特性和起源的“山地土耳其人”。同时，对于共和国的*治精英来说，教会库尔德人土耳其语，改变乡村库尔德人传统的社会结构，是“土耳其化”库尔德人重要的举措，也是缔造世俗、单一民族国家身份所必不可少的手段。
事实上，自年以来，“土耳其化”的举措已经渗透到库尔德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教育、文化还是经济都无不受其影响。凡是那些不认为自己是土耳其人的库尔德人都会受到打压，很多库尔德村庄的库尔德人被驱赶，*府然后迁来能说土耳其语的土耳其人来填补他们的空缺。在年和年，土耳其*府两次出台《重新安置法》，把聚居的库尔德人打散重新安置到突厥裔土耳其人中间。库尔德人一旦反抗就会遭到军事镇压，在-年期间，土*府悍然发动了旨在消灭库尔德语言和民族特性的德西姆事件(Dersim)，造成成千上万的库尔德人背井离乡，多人丧生。在至年期间，很多库尔德人生活的地区长期处于戒严状态。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库尔德工人*势力的崛起，库尔德问题成为土耳其的阿克琉斯之踵。在“库尔德工人*”的领导下，库尔德民族分裂主义者在土耳其东部和东南部向*府军发起了多次攻击，并且经常发动恐怖袭击。在打击库尔德工人*的过程中，土*府继续采用了“土耳其化”的*策，特别是对聚居的库尔德人进行重新安置。为了防止库尔德工人*在库尔德地区获得民众支持，土耳其*府从80年代开始就强行把居住在土耳其东南部村庄的库尔德人驱逐到其他安置区。在“清洗”库尔德村庄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骇人听闻的事件，库尔德人常常遭到殴打、辱骂、恐吓，有些妇女还会遭到性侵犯甚至强奸。有时，安全部队还会切断库尔德村民的食物供给，村民们因为饥饿而被迫离开他们世代赖以生存的故土。为了防止库尔德人回归故地，土耳其安全部队烧毁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房屋、农田、山林，并屠杀牲畜，所以很多人变得一贫如洗。除了放火，土耳其国家安全部队还修筑水库淹没库尔德人的家园。比如，仅一个伊利苏水库工程(IlisuDam)就迫使人迁移，当然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库尔德人。据伦敦的一个库尔德人权组织估计，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将近万库尔德人被重新安置。在-4年库尔德工人*与*府对抗期间，有位平民、位军人、位参加叛乱的人丧生，3个库尔德村庄被毁、38万人被迫迁移到别的居住地，还有3百万人移民到大城市或西欧。可见，土耳其早期仿照“文明的欧洲”建构民族国家和国家认同的过程一段不堪回首。“土耳其化”*策使土耳其的少数族裔的数量锐减，同化和高压*策并没有增强库尔德人对国家的认同，反倒造成了严重危机，使民族矛盾不断加剧，仇恨加深，如今，库尔德问题成了土耳其*府最为棘手的问题，对其内*和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结
综上所述，“土耳其化*策”始于塞尔柱土耳其王国，贯穿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发展历史。受民族国家观念的冲击，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在其晚期对该*策的运用达到空前的地步，《临时驱逐法》酿成了帝国历史上惨绝人寰的人伦悲剧，摧毁了帝国在实行米勒制期间的旧有认同。为了缔造一个更接近西方文明的同质化民族国家，脱胎于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共和国在早期继续延用了帝国晚期所实施的“土耳其化*策”，希土《人口交换协议》与对库尔德人造成重重灾难的《重新安置法》都是实施改*策的具体措施。一战后在救亡图存的爱国战争中，库尔德人曾与土耳其人并肩战斗，但是在战争胜利后，库尔德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公正对待，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土耳其*府对库尔德人采取了严厉的“土耳其化*策”以对他们强行同化，结果致使双方冲突和矛盾不断升级。从年中期到年中期，土耳其*府与库尔德工人*签订了停火协议，双方之间还相对平和，但是在年，美国曾要求土耳其*府对叙利亚境内遭到“伊斯兰国”围攻的库尔德人聚居城市科巴尼越境施以援手，但遭到拒绝。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对土*府的做法感到极为愤慨，而土*府认为该城市是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的据点，而该*被土*府认为是“库尔德工人*”在叙利亚的分支武装，土*府非常担心，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库尔德人建立自治*府的做法将给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树立非常糟糕的榜样。土耳其军队在年7月轰炸了库尔德工人*在伊拉克北部的据点，7月20日，土耳其东南部的城镇苏鲁奇(Suruc)遭到“伊斯兰国”的恐怖袭击，34人在袭击中丧生，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库尔德年轻人，库尔德人谴责恐怖分子得到了土*府的秘密支持，土耳其*府与库尔德人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库尔德工人*单方面宣布停火协议无效，随后在8月份针对土耳其全国范围内的警察局发起了一系列攻击。据估计，从年以来，在土*府与库尔德人的武装冲突中，超过4万人丧生，至少有35万库尔德人被重新安置。截止到年8月，有2千多被怀疑与库尔德工人*有牵连的库尔德人被捕，人在押候审。在过去的20年中，土*府为打击库尔德分裂势力花了将近5千亿美元。
双方要实现持久和平的希望非常渺茫。在叙利亚内战中，叙北部的库尔德武装在美国的支持下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几乎发展到自治的状态。在年8月，土耳其*府军不顾美国的反对和国际舆论，公然越境在叙利亚展开代号为“幼发拉底河盾牌”的军事行动，土军名义上是发动攻打叙利亚北部“伊斯兰国”的反恐战争，但其实际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对抗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以阻止叙利亚库尔德人建立自治区。年9月25日，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自治区举行了独立公投，土耳其对此表示了强烈的抗议，甚至会采取激进的手段对其独立倾向进行遏制。但实际上，在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战争中，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是美国最得力、也是最信赖的盟友，他们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但是，在对待库尔德人问题上，土耳其与美国产生了严重分歧。过去，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这与叙*府对库尔德工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另外，作为欧盟的候选国，土耳其对库尔德人人权的践踏也引起了欧盟强烈的不满。从很大程度上来说，由库尔德问题引发的国内安全和外交困境都是早期“土耳其化”*策的后遗症。只有深入了解早期的“土耳其化”*策，我们才会更加清楚当前土耳其面临的困境。
民族国家观念无疑是欧洲现代性的产物，受极端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出台了一系列残酷的“土耳其化”*策，这些*策在土耳其国内人为地制造了“自我”与“他者”的对立。正如李艳枝所说：“在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历史上伊斯兰教与异教徒的冲突主宰了诸多穆斯林的心理认同，在穆斯林看来，非穆斯林少数民族是天生的他者，先天的离心倾向使其不可能捍卫共和国的利益，他们只是土耳其本土的局外人。”事实上，在土耳其生活的少数族裔长期以来都是土耳其本土的“局外人”。
图片来源：网络
编辑排版：杨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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