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世贸大厦的轰然倒塌对于苏联解体后西方中心的现代性进程无疑是沉重一击，对于全球思想界而言也是一场巨大的震动。美国以9·11为契机入侵阿富汗，开启了漫长的反恐战争；而戏剧性的是，时逢9·11二十周年，美国在此刻从阿富汗撤军，留下一片狼藉，塔利班重夺*权，仿佛一下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原点。二十年后的当下，在令人失语的痛苦中重温那场知识界的震荡，有多少批判和反思还具有有效性？
澎湃思想市场推出“9·11思想考古”专题，尝试回溯国际知识界对袭击事件及其后美国与盟友发动的“反恐战争”的思考轨迹。专题收录的文章和访谈既包含对袭击事件的紧迫、即时回应，也纳入了事件后各不同历史阶段的回望和反思。
鉴于二十年时间跨度之长，专题很难全面覆盖知识界的回应，我们所“考古”的思想轨迹大致按照几条线索展开：将袭击事件置于美国自身暴行和制造灾难的历史、资本主义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的脉络中理解，追问袭击产生的背景和根源；警惕9·11事件后国家权力的危险扩张——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为名拓展监控手段、中止宪法权利、牺牲公民自由、镇压*治异见；反思“反恐战争”这场打着惩治邪恶、维护正义旗号的主权者对非主权者的“战争”；指出“文明冲突论”解释框架的缺陷，驳斥西方对所谓“伊斯兰文化”的刻板呈现，揭示西方对伊斯兰世界复杂历史现实的无知带来的恶果……
这些线索之间既不界限分明也不彼此独立，而是互相关联、交织缠绕，学者们的具体分析因而往往同时勾连多条线索。尽管视角不一，但知识分子的根本关涉是一致的：如何重新构想世界以避免战争和冲突、找寻与他人和平共存之道？在9·11袭击引发的哀痛、惊愕、恐惧的民众情绪被民族主义话语裹挟，继而汇集成汹涌的战斗呼号和暴力狂热之际，知识分子严守异议与争辩的空间，“不合时宜”地履行批判和质疑的职责，在绝境之中留存希望。
我们尽可能为专题涵盖的每一篇文章邀约相关译者/研究者撰写导读，介绍思想家在9·11前后的问题意识脉络并补充具体的历史语境。本专题将在今年内持续更新，如有遗漏的重要视角，欢迎读者投稿补充。专题由实习编辑毛超予协助共同策划。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Mamdani），乌干达印度裔人类学家，著有《公民与子民：当代非洲与晚期殖民主义的遗产》、《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主义的根源》以及《界而治之：原住民作为社会身份》。马姆达尼对美国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所面对的族群与宗教撕裂进行了基于社会历史语境的批判。在他看来，“文明冲突论”与文化相对主义所共享的前提（即将不同族群、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分野或矛盾视为去历史化的，亘古不变的现象）遮蔽了全球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治工程对第三世界族群问题乃至当代跨国恐怖主义的发展路径所起到的决定性塑造作用。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本文写于9·11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马姆达尼指出，无论何种现代*治伊斯兰主义都不能被还原为所谓现代且文明的“西方影响”与野蛮且落后的“伊斯兰本土文明”的简单叠加，而应当被置于（作为全球南方的一部分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势力相遇并相互摩擦的历史背景下。基于这一判断，作者正确地指出，作为*治哲学的伊斯兰主义并非仅仅是所谓“前现代文化的残余”，而是挪用、乃至重构伊斯兰文化传统以服务于一种现代*治议程的力量。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样，本·拉登的号召力并非在于其宗教信仰，而在于其*治目标。那么，到底是什么塑造了当代原教旨主义的*治议程？通过长时段的历史梳理，作者指出，以后世“基地组织”与“塔利班”为代表的保守伊斯兰主义*治议程诞生于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并在美国的直接扶持下迅速发展，以至于在后冷战时代对美国进行了反噬。马姆达尼对9·11事件的批判性分析呼应了其在《界而治之》中体系化，并在其理论生涯中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与理论立场。无论是“文明冲突论”的东方主义想象还是所谓“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都以一种症候性的方式指认出其背后的帝国治理术。在冷战时期的议程中，为了反对世俗化的、左倾的伊斯兰国家与反美的“革命伊斯兰主义”，美国试图扶持更符合所谓“伊斯兰文化传统”的保守伊斯兰主义*治，而当后者在后冷战时代转而将矛头转向美国时，美国舆论又试图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分割出所谓世俗化的，“接受现代*治、经济与文化原则”的“好穆斯林”与守旧、愚昧、信奉原教旨主义的“坏穆斯林”。通过这一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任何一种“*治伊斯兰”思潮而言，“什么是真正的穆斯林”从来不是美国的关切。
换言之，对于马姆达尼来说，不论是在《好穆斯林、坏穆斯林》一文中对伊斯兰世界的分析，还是在《界而治之》中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分析，都正是为了指明：使用“文化*治”的标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新殖民地人民实行“区分”，在逻辑上正是对萨义德所揭示的经典“东方主义”方法的扬弃；“东方主义”用以指认作为“进步”西方外部他者的东方的文明等级和社会进化序列，被内化地应用于某个“东方”社会之中，形成一系列空洞的、看似歧异而实则同构的文化*治能指。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现实中，逻辑上前后相继的“东方主义”与“界而治之”往往是同时或交替出现的。
当我们把问题从9·11本身转移到宗教原教旨主义，乃至转移到一种作为治理术的“间接统治”时，我们就不得不超越对“白人的罪责”或帝国主义力量的道德谴责，而要试图进一步审视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变化。马姆达尼认为，“间接统治”并非意味着宗主国减少或放弃改变殖民者原有社会结构的意图，而仅仅是改变了其施加权力以重塑殖民地经济社会秩序的方式。而面对殖民地的精英得以在*治与经济领域与殖民者直接合谋的同时，通过宣称自己最为符合“东方主义”学术所塑造的形象，将自身树立为特定文化认同的“典范”形象，进而重塑自身在殖民地空间内的文化权力。这种对“东方主义”的“逆练”，可能发生于较早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发生接触的地方，如孟加拉文艺复兴之于南亚次大陆，而在二战以后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也可能发生于全球传媒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