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家庭系统的分化：欧亚大陆》是伊曼纽尔·托德的《现代性世系：一部从石器时代到美国人的人类史》一书的第一章。本书虽然并非法学著作，但是对于研究婚姻家庭法、法律史和比较法仍有所帮助。本文译者不但以流畅、精准的语言对原著进行了翻译，同时也对文章的整体内容进行了总结梳理，有助于读者朋友们更好地理解本文。
作者、译者简介
伊曼纽尔·托德（EmmanuelTodd,-），法国历史人口学家。
毛昕哲，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医疗与公共卫生方面的法律问题
本文节译自EmmanuelTodd,LineagesofModernity,AHistoryofHumanityfromtheStoneAgetoHomoAmericanus,translatedbyAndrewBrown,PolityPress,CambridgeMedford,,‘1.TheDifferentiationofFamilySystems:Eurasia’.
在阅读译文前，读者可以先总体上了解一下文章的内容。
一、译者概述
《家庭系统的分化：欧亚大陆》是伊曼纽尔·托德的《现代性世系：一部从石器时代到美国人的人类史》一书的第一章。本章分为三节：新石器时代的革命，从核心家庭到欧亚社群主义家庭，主干家庭在欧洲、日本和韩国较晚出现。其核心是第二节，前言和第一节为第二节的论述做了理论准备，第三节是对第二节的补充。本书虽然并非法学著作，但是对于研究婚姻家庭法、法律史和比较法仍有所帮助。
理论准备1：研究方法
除了考古学一直以来依赖的人类及其产物的化石遗迹，现代遗传学为研究人类的历史提供了新的工具——对人类基因组的分析。但是目前，考古学家和遗传学家经常产生分歧，并且遗传学家自己也没有真正达成任何共识。作者提醒道，在注意种群遗传学的进展时必须保持谨慎和怀疑，遗传学很多时候证实的是每个人都已知道的事情，并没有增加确定年代的准确性。虽然对人类亚群之间的次级遗传差异的分析在几个领域是真正有趣的，但是对于任何对过去或年间人类历史的社会元素——包括定居化，农业的发明，家庭结构的多样化，以及城市和国家的出现——感兴趣的人来说，该研究绝大多数时候是非常无用的，因为此处涉及到的时间跨度太短，不足以产生明显的遗传学差异。作者强调，写作人类家庭系统的历史绝大部分可以不参考任何生物学，这也是作者写作本文的一个初衷。
作者在重建家庭系统历史的过程中遵循了周边区域的保守性原则：最古老的形式（语言、建筑、烹饪或家庭）生存在文化空间的边缘。一旦根据地理位置确定了特定类型的大时代，我们就可以使用保存下来的书面文档来完善转换序列并确定其日期。作者指出，忽视周边区域的保守性原则是人类学无法产生任何综合解释命题的根本原因。这一原则可以用下图表示：
理论准备2：智人早期历史
狩猎采集之后诞生了农耕，农耕之后又诞生了游牧，人类的运动并没有因农耕或游牧而减少，而是分别以新的形式增加。农耕民族统治、同化或消灭狩猎采集者，游牧民族征服农耕民族，这在后文仍有讨论。
欧亚大陆家庭系统的分化：从核心家庭到欧亚社群主义家庭
按照周边区域的保守性原则，核心家庭可以理解为保守的、古老的特征A，父系性可以理解为创新的特征B。父系社群主义和父居核心家庭类型共同组成了一个宏伟的集团，浑然一体，占据了欧亚大陆的心脏，甚至事实上占据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在父系集团的边缘，存在着一些母系形式以及母居核心家庭，这也可以理解为（相对于核心家庭而言）特征B，它们是对父系浪潮的一个回应的效果。（或许可以认为父系性是特征A，母系性是特征B？）母系性正如父系性一样，肯定地废除了亲属关系系统的未分化的本质，但它导致了矛盾的人类学结构：女性不断地在兄弟和配偶的权威之间摇摆。父系社会有长子继承制，母系社会有长女继承制，有时还有幼子/女继承制。
父系转变分为三个阶段：
补充：主干家庭在欧洲、日本和韩国较晚出现
必须认识到男性长子继承制在欧洲和亚洲东部边缘出现较晚，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主干家庭的传播是多么渐进和缓慢。
二、译文全文
大约20万年前，所谓的智人（Homosapiens）类型出现在非洲，具备其基本的身体特征（它的两腿站立的姿势和大脑容量）。它的前身——直立人（Homoerectus）——出现于万年前，已经掌握了火（于大约40万年前，前后10万年误差）。能人（Homohabilis）在进化的阶梯上更进一步，在万年前就知道如何将切割的石头作为工具使用。
智人的历史随着这个物种散布到整个星球而延续下去。这些狩猎采集者在大约在10万年前离开了他们的家乡大陆，进入了中东的南部边缘。他们大约在公元前6万年到达印度南部，然后大约在公元前4万年到达澳大利亚、华南和南欧。智人大约在年前进入了西欧。与此同时，他们也穿越了白令海峡。他们在年前进入了南美洲；在1万年前进入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伯利亚北部和加拿大。最后，就在年前，讲南岛语的民族（Austronesian-speakingpeoples）从台湾迁移到菲律宾、婆罗洲（Borneo）、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最终在公元0年左右到达马达加斯加，在公元-年左右到达新西兰。这些南岛人都是农学家。所有这些日期都是有争议和试探性的，特别是关于中美定居的那些。
狩猎采集者的大迁徙并没有建立起一个明确的人类定居点地图。农业的发明引发了新的运动，因为它是一种自然性的扩张活动。新技术的大师们很快意识到，新开垦的土地特别肥沃，第一批农民反过来开始征服地球，统治、同化或消灭他们在途中发现的狩猎采集者。因此，人类未曾停下他们的脚步（restless）——尤其是随着农业之后的游牧育种（nomadicbreeding）的发明，引发了甚至更多的运动，多次使用驴、马、骆驼（camels）和单峰骆驼（dromedaries）。
没有什么问题能像狩猎采集者最初的迁移那样激发人们的想象。人类及其产物的化石遗迹不再是我们用来重建其历史的唯一资料。现代遗传学可以重建其古老的运动。对人类基因组的分析可能有一天会得出一张关于扩散机制的明确地图和年表。目前，考古学家和遗传学家经常产生分歧，并且遗传学家自己也没有真正达成任何共识。这门新科学倾向于沉迷于一种诗的破格（poeticlicence）的元素。分析指出，遗传瓶颈发生在人类第一次进入中东，以及穿越白令海峡和巴拿马地峡（theIsthmusofPanama）的时候：每次，移民群体的小规模导致了所谓的“创始人效应”（‘foundereffect’），这种效应是基因组的“损耗”（‘depletion’）造成的。非洲似乎保留了最大的遗传多样性，这是人类物种在这个大陆上长期混乱出现的结果。[ii]
如今，我们又一次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一种遗传学的催眠作用（thehypnoticeffectofagenetics），这种遗传学声称已经识别出了人类最深层的不可改变的生物特征。男性Y染色体和女性线粒体DNA已经取代A、B、AB和O血型，成为阐明群体成员的本质，比以往更精细地描述这些群体，并使我们能够根据性别研究血统的方式。这些稳定、可遗传的特征对我们所施加的魅力是相当合理的。例如，不同的以性别为基础的遗传学导致人们发现，犹太教是由来自地中海的男性个体传播到欧洲的。[iii]一旦我们解决了如下犹太教辩论（therabbinicaldebates）——父亲在儿童教育方面的角色以及妇女的皈依——这个新的父系元素将引导我们走向如下问题的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一个迟来的犹太“母系社会”出现了（我将在下文回到这个问题）。
然而，研究社会形态的历史学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