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普希金就是在阅读俄国诗歌、阅读俄国文学
普希金作为“俄国文学之父”，理应成为我们在接近俄国文学和诗歌时迈出的第一步。普希金年2月10日去世时，当时的俄国报刊上写道：“俄国诗歌的太阳陨落了。”在他之后数十年间，俄国人逐渐意识到了他的创作对于俄国文学乃至整个俄罗斯民族的重大意义。作为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职业诗人，普希金体现出了对于文学的民族意识和民族风格的自觉追求，别林斯基认为，普希金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是“初次觉醒的社会意识之代表”。普希金在创作中有意识地贴近俄国的生活和俄罗斯人，后来构成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传统之内涵的许多因素，如反专制反农奴制的自由立场、捍卫人的个性和尊严、“多余人”和“小人物”形象等，均发端于普希金的创作。与此同时，他还几乎为俄国文学的所有体裁树立了样板，为现代俄罗斯文学语言的确立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普希金在短暂的一生中几乎凭一己之力完成了俄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果戈理因此感叹：“这样的俄罗斯人两百年后才能再出一位。”格里高里耶夫更是惊呼：“普希金就是我们的一切！”年6月8日在莫斯科普希金纪念碑的揭幕典礼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把普希金称为“全人”，视作俄国文学和文化崛起的标志，普希金从此成为俄语诗歌、俄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化的象征。我们阅读普希金和他的诗歌，即便不能解开俄国文学在他之后迅速崛起的斯芬克斯之谜，也一定能感受到俄国诗歌的太阳冉冉升起时的灿烂光芒。普希金的诗歌保持着独特的诗歌审美价值
普希金的诗歌穿越两百余年的时间和数千公里的空间抵达我们，至今仍保持其独特的诗歌审美价值。就诗歌题材而言，普希金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诗人，个人情感和社会生活，爱情和友谊，城市和乡村，文学和*治，祖国的历史和异乡的风情，民间传说和自然景致等等，在他的抒情诗歌中都得到了反映，所有这些题材都像一缕缕平行的红线，自始至终贯穿在普希金的抒情诗创作中。他是爱情和友谊的歌手，也是颂扬自由的公民诗人；他是欢乐和忧伤的表达者，也是富有激情和幻想的诗歌先知。总体地看待普希金的抒情诗，其特色主要就在于情绪的热烈和真诚、语言的丰富和简洁、形象的准确和新颖。诗歌中的普希金和生活中的普希金一样，始终以真诚的态度面对读者和世界。无论是对情人和友人倾诉衷肠，是对历史和现实作出评说，还是对社会上和文学界的敌人进行抨击，普希金都不曾有过丝毫的遮掩和做作。在这一点上，普希金血液中涌动着的非洲人的激情、世袭贵族的荣誉感也许起到了某种作用，而面对诗歌的使命感和神圣感则无疑是更直接的原因。普希金抒情诗歌在语言上的成就在其同时代诗人中独占鳌头。一方面，普希金的诗歌语言包容了浪漫的美文和现实的活词、传统的诗歌字眼和日常的生活口语、都市贵族的惯用语和乡野民间流传的词汇、古老的教会斯拉夫语和时髦的外来词等，表现出极大的丰富性，通过抒情诗这一最有序、最有机的词语组合形式，他对俄罗斯民族语言进行了一次梳理和加工，使其表现力和生命力都有了空前的提高；另一方面，普希金的诗歌语言体现出独特的简洁风格，即“简朴和明晰”。在普希金这里没有任何多余的词和音节，他善于在相当有限的词语空间里尽可能多地表达感情和思想，体现出高超的艺术简洁。果戈理在总结普希金的这一诗语特征时写道：“这里没有滔滔不绝的能言善辩，这里有的是诗歌；没有任何外在的华丽，一切都很朴素，一切都很恰当，一切都充满着内在的、不是突然展现的华丽；一切都很简洁，纯粹的诗歌永远是这样的。词汇不多，可它们却准确得可以显明一切。每个词里都有一个空间的深渊；每个词都像诗人一样，是难以完整地拥抱的。”需要指出的是，正是普希金诗歌所具有的这种“简朴和明晰”的风格特征，给其诗歌的翻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普希金与中国的伟大诗人李白一样，在任何一种语言的译作中往往都会显得过于简单，过于通俗易懂，而最简单、最通俗的诗在原作中往往是最伟大的诗，太简单的翻译处理往往会降低这类传世杰作的魅力，而违背原作的美化和复杂化又往往是对大诗人的误译和背叛，这的确让译者有些左右为难。但悖论的是，普希金的诗歌被我们不断地重译着、再版着，被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带着尊重和挚爱阅读着。换句话说，无论在原作还是在汉译中，普希金的诗都是纯粹的抒情诗，渗透其中的诗人情感及其表达方式已经突破了语言的界限。普希金是飞入中国人阅读空间的第一只俄国文学的春燕
二十世纪的第一年，普希金的名字就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当时曾有“普世经”“伯是斤”“普式庚”等译名。年，上海大宣书局出版了一本题为《俄国情史，史密士玛丽传，一名花心蝶梦录》的小说，这其实就是普希金《大尉的女儿》（又译《上尉的女儿》）的译本。此书不仅是第一部译成汉语的普希金作品，也是第一部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汉译俄国文学名著，它成为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和传播的起点。中国的俄国文学译介传统始自普希金，始自“俄国文学之父”，这不仅是一个惊人的巧合，而且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开端。但是，普希金的诗歌进入中国却很晚，比他的小说竟然晚了十几年，直到年，由孙衣我翻译的普希金的《致诗友》一诗才刊登在《文学周报》第四卷第十八期上。不过，十年之后，在纪念普希金去世一百周年的年，中国出现了第一个普希金接受高潮，上海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出版了多种文集，并树立起普希金纪念碑。又过了十年，年，由罗果夫和戈宝权合编的《普希金文集》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其中收有数十首普希金诗歌，普希金诗歌创作全貌基本呈现在了汉语读者眼前。这部文集多次再版，产生过巨大反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希金与其他俄苏著名作家一样，乘着中苏友谊的东风阔步进入汉语世界，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外国诗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者对于普希金的译介和研究更上一层楼，仅《普希金全集》就相继出版三种，各种《普希金诗集》更是多达数十种，普希金有不止一首诗作被收入中国的中小学语文课本，比如《“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致凯恩》等。此外，中国学者已经形成自己的“普希金学”，写作并出版了许多关于普希金生活和创作的专著，每年发表的相关论文更是数目可观，硕士、博士研究生也经常以普希金的创作为题撰写学位论文。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共撰写关于普希金的论文约一千篇，专著约三十部。普希金在中国似已不再是外国诗人，他已被当作中国人自己的诗人来阅读和理解。就这一意义而言，我们阅读普希金，就是在阅读中国的普希金译介史，阅读中国的普希金学。常读常新普希金
在当下阅读普希金，或许可以带入某些时代新意。比如说，我们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更多地推崇普希金反抗现实、宣扬个性的自由精神，而在后苏维埃时代的普希金学中，普希金及其诗歌中原本就存在的宽容和虔诚等成分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