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不会让我憎恨世界，我也不会变得颓废。我和我的朋友们，已经不再需要英雄的幻想，也不再需要大国的虚荣心，我们只想消停一会儿，有时间喝一杯。”
谁在那儿歌唱？
——“喝醉的歌手禁止上车。”
——“那你让我们怎么办？哭吗？”
——南斯拉夫电影《谁在那儿歌唱？》
一辆快散架的老爷车，载着一群七嘴八舌的乘客，开往贝尔格莱德。时间是年，德军压境巴尔干，即将轰炸南斯拉夫的首都。小人物浑然不知，闹剧上演一路，一颗炮弹击中公车，没有死亡镜头。两个吉普赛小伙子爬出废墟，在路边继续唱歌。
情节出自斯洛博丹·希扬（SlobodanSijan）的电影，叫作《谁在那儿歌唱？》。这位塞尔维亚导演在巴尔干的名气曾一度超越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Kusturica）。他电影里的南斯拉夫人，用笑代替了哭。
幸存者孤儿：
白色城堡之殇
六十二年后，南斯拉夫这个国家不复存在，但一座城市留了下来，它是贝尔格莱德，城市已经沦为二手，但依旧还要歌唱。不然怎么办？巴尔干人的激情里混合了喜悦和悲伤，而浪漫主义的活法消解了悲剧性。他们有时候大笑，因为悲剧发生得太过频繁，荒唐得就像舞台上的戏码；他们有时候又大哭，因为长时间坐在火药桶上，紧绷感让人忘记了笑的存在。在大哭大笑之间，平静是个难题，巴尔干人一直生活在情绪的两端。曾经，在经历了整个19世纪的苦难后，他们终于赶走了土耳其人，生活在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全体斯拉夫人，相信巴尔干的前途，全都寄托在贝尔格莱德身上。
这位巴尔干老大哥确实很老了。相传年，一群斯拉夫人坐船在多瑙河上游览，行到下游，在多瑙河与萨瓦河交汇之处，眼前出现一大片白色建筑，有人喊了一句“Beograd!”这个“Beograd”，在斯拉夫语里可以被拆成两部分，“贝尔”意思是白色，“格莱德”意思是城堡。贝尔格莱德，白色城堡。
在拥有它高贵的名称之前，贝尔格莱德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建成，当时它叫辛吉度妈姆，是古罗马人的地盘。这座白色的城市是一个等待被领养的孤儿，在历史粗暴的手掌中被来回推搡，它把为自己命名的斯拉夫人当成失散的生母。
生母自身难保，颠沛流离。公元5世纪，生活在第聂伯河（Dnieper）与普里皮亚季（Pripyat）大沼泽之间地域的一部分原始斯拉夫人，受困于匈奴人和其他亚洲部落向欧洲迁徙的洪流，被迫涌向巴尔干半岛，他们被称为南部的斯拉夫人。他们见证了罗马帝国最后的辉煌，并和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关系密切。公元7世纪，这些南部斯拉夫人选择了德里纳河（Drina）与摩拉瓦河（Morava）之间的一块地方栖居下来，他们给土地取名塞尔维亚。9世纪，他们发现了贝尔格莱德。
又是一千年过去，白色城堡被炮火反复熏染，白色变成灰色。它先后被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统治，经历几十次战争摧残，多次被夷为平地。年，贝尔格莱德第一次成为塞尔维亚斯雷姆王国的首都，然后，它是塞尔维亚王国的首都、塞尔维亚公国的首都。巴尔干半岛可能是神灵忘记眷顾的土地，在离我们最近的一百年里，历史就像三岁孩子随心所欲的画笔，各国版图的分界线忽东忽西，忽长忽短。一百年里，曾经有个国家，叫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又做了这个王国的首都。王国不断缩小，最后只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依然是首都。只不过，它全身被轰炸了44次，已经支离破碎，孤零零地站在东西方世界的十字路口，历史圆圈转回原点，它又成了孤儿。
曾经沧海，白色城堡最好的年华被空掷在炮火绵延的历史回音壁上。如今它是欧洲最古老的三大城市之一，只有雅典和罗马排在它的前面。古老并没有给它带来静谧，贝尔格莱德是前南斯拉夫*魄的残存。浓缩过的*魄，因为被震得四离五散，已处于疯癫的边缘。它是幸存者孤儿，需要一点一点恢复对世界的信心，对生活的信心。
如今，贝尔格莱德是欧洲夜生活的心脏。这座城市长期失眠，唯有歌唱，才能让它摆脱历史梦魇。
二手交通：
穷*硬汉没得选择
老城建在丘陵之上，它用高低不平的鹅卵石路迎接我和我的大行李箱。
整个巴尔干半岛，面积不比英国大，这里山脉第一，河流最后。它的地理差异是那样壮观，大片不适宜耕种的高地，彼此不可通航的水域，从南部亚得里亚海滨延伸到北部萨瓦河与多瑙河的地貌分界线，阻隔着它和地中海乃至中欧邻国的经济交流和文化融合。崎岖的地形和突出的高地，让后来成为南斯拉夫的这些地方天然地遗世独立。虽然此后数百年间，它遭遇了无数战争和被迫迁徙。
在飞机下降前，从窗口向外望崎岖多貌的半岛，高高隆起的山脉粗犷地直立于东西南北，东欧味道的砖红屋顶稀疏点缀在丘陵山地各方。阡陌相通是不可能的，人口一直很少，他们通常彼此孤立隔绝。南部的斯拉夫人靠着自然环境或许实现了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理想。在中世纪，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都曾是短暂存在过的民族国家，版图重叠，但没有彼此斗争，它们因为外部涌入的侵略者而陷于内耗，直至消亡。
咣当咣当，为了爬陡峭的上坡，我努力拖拽着行李箱，轮子发出低沉的抗议声，初次邂逅线条硬朗的贝尔格莱德，我和我的箱子有点胆怯。
在这座城市出行，崎岖的地貌搭配随性的交通。坐车或等车，如同体验一场即兴演出。
这座城市没有地铁，修不起，也没必要。它的出行方式以火车、大巴、公交和有轨电车为主，和其他城市并无二致。而我们习以为常的通勤信息——车票、时刻表、速度、方向，在这里几乎失灵。
社会主义的情感痕迹还没消失殆尽，老城到处都轻易地泄露出对铁托时代（民族独立，反对苏联控制）的怀念。虽然这几年添了不少新车，但贝城更多公交车还是保留了铁托时代的外貌，铰接式，三个门，有的还形似北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红棺材”巴士车，司机换挡时发出“咣当”一声，不拖泥带水，金属撞击声非常阳刚。
公交车上有刷卡机，也可以直接给司机现金买票，一张单程票50到第纳尔不等，据说有监察员上车抽查售票情况，抓到逃票的人罚款第纳尔，但在贝尔格莱德，我从没见过有人买票。
老巴士像一条蛇似的在老城高低不平的街道穿梭，相较于它的灵活便捷，有轨电车更多是象征意义上的存在。贝城目前的有轨电车分为“元老级”的绿皮车、普通款的红车，以及加长版的新型列车，似乎是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电车行驶路线分布于环城干道、火车站和商业区周边。摇晃的车厢里，乘客坐在破旧皮椅上，面色沉静，地板微微泛黄，上车时能听见脚下嘎吱嘎吱的声响。
绿皮有轨电车是老贝城的象征。它们是二手货。年，瑞士的巴塞尔即将更换新的子弹头式电车，他们决定把淘汰下来的老式有轨电车捐赠给贝尔格莱德。那时贝城刚刚经历了北约的野蛮轰炸，它家徒四壁，心情复杂地默默接受了一切以援助为名义的捐赠。
时至今日，这座城市并没有淘汰这些二手货。经历了年—年的联合国经济制裁，以及年的北约轰炸，塞尔维亚*府穷得再无可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囊中羞涩，斯拉夫硬汉除了噤声，别无他法。
火车倒着开：
无序才是生活的真相
火车站也难逃悲情的二手气质。贝尔格莱德的火车总站很小，客流量不多，主要承担发往诺维萨德（NoviSad）和苏博蒂察（Subotica）等其他城市的运输任务，即使在开车前15分钟才到车站，你也能买到任一列列车的车票。开放式的车站，没有候车厅，没有到站广播，没有乘车月台预告，甚至，你会发现持有不同班次、不同价格车票的人，和你上了同一班开往诺维萨德的列车，并且就坐在你身边。
这座火车站经历过年4月6日纳粹德国的疯狂轰炸。在这场代号为“惩罚”的南斯拉夫空袭中，炸弹像大雨一样投向了贝尔格莱德。轰炸发生在星期天，清晨，除了送奶车叮叮当当地开过，整个城市还在一片周末的静谧之中。
到了4月8日，轰炸结束，城市付之一炬。火车站的列车大部分被炸毁，月台窘迫地裸露出它的钢筋皮肤。今天，不知是为了铭记历史，还是因为穷，贝尔格莱德市*府始终没有翻修这座车站。
候车的地方就是一块长方形空地，几张稀稀拉拉的木椅，旅客踩过裂纹密布的水泥路，在露天咖啡馆歇歇脚。若干张棉垫子和椅背已经完全分离的破椅子无序地歪在露天，桌布的边角几乎都磨光了，这个火车站的咖啡馆真的营业吗？伙计正和旅客分享同一瓶啤酒，老板在五米开外处和火车司机一块儿抽烟，交流当日报纸上的新闻。火车要开了，司机拥抱完咖啡馆老板，腋下夹一叠报纸，手里提一个公文包，上了列车，就像是赶往*府大楼上班的小公务员。
坐车从贝尔格莱德到诺维萨德，途经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小站。即使是新型的型列车，速度和中国的高铁也完全不能比。晃荡晃荡，车窗外是巴尔干一如既往的起伏高地，野草疯长，烂尾楼不时闪现，偶见某站台上，有村妇推着小车在卖自家制作的李子果酱。
途经过半，火车突然停了一两分钟，开始倒着前进。我吃惊地看向同车厢的旅客，大家神态都很平静。我小声询问对面一对年轻情侣，男孩爆发出爽朗大笑，女孩扑闪扑闪的棕色眼睛也忍不住笑意。我感到很窘，沉默了下来。察觉到我的尴尬，男孩显得很抱歉，宽慰似的对我摇摇手臂，说，“姑娘，别在意。在我们国家，火车时不常就倒着开，有时也会没有通知就停在铁轨上，一停就是半小时，谁也不知道原因。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都会到达目的地。”
“这也太混乱了！还有秩序吗？”我傻里傻气冒出一句抱怨。女孩一抿嘴，对我的鲁莽并不在意，“亲爱的，这就是贝尔格莱德的现实。对我们塞尔维亚人来说，无序才是生活的真相”。
塞尔维亚的国宝级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认为他的国家就建立在无规则之上。在自传《我身在历史何处》中，他对这种无序性这样解读：
我们的行为准则和行为典范都是从别的地方引进来的。有的是从西方来的，有的是从东方来的。当突如其来的变化骤然出现时，没人事先通知我们，所以我们就被人当成了笨蛋，或者当成了蠢猪。一夜之间，我们就会打着新准则或是更高级的准则的幌子抛弃过去的准则。
历史经验告诉巴尔干人，秩序是暂时的，建立起来的秩序会被反复推翻。如果历史有逻辑，生活有秩序，为什么偏偏是贝尔格莱德成为了欧洲最苦涩的城市？为什么偏偏是贝尔格莱德，数百年间要经历次战争和44次轰炸？“巴尔干之钥”的核心地理位置，让它的存在注定是一曲无序的悲歌。
谁都觊觎这块要塞——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法西斯、红色*权、西方霸权……谁都想在这块地方打上自己秩序的烙印，这些野心家，就像一群争抢高级玩具的野孩子。野孩子们争得头破血流，也就累了，于是扔了这个玩具，任由它被遗忘在一片废墟中。没有人问过贝尔格莱德人的意见，这座城市不过是个孤儿，不知道来源和归宿，就没有路径，也就不会有秩序。
愤怒的伤口：
涂鸦总比投炸弹要好啊
贝尔格莱德火车站最显眼的风景，其实是涂鸦。铁轨上随意停放的机车头，玻璃全碎的废弃列车，乌青色的空荡荡的运煤列车，甚至是新型型列车，哪一个都不能免于“被涂”的命运。据说塞尔维亚铁路公司对这种不放过任何一列火车的涂鸦行为最初气得发疯，后来，*府对涂鸦青年实在束手无策，就决定置之不理了。他们何尝不知道，看似狂野无序的南斯拉夫街头艺术，藏着巴尔干的苦闷灵*温柔的怒吼声。涂鸦总比投炸弹要好啊。年到年，五年的反法西斯战争，贝尔格莱德损失了10万居民，工业设施被毁坏一半，3万栋房屋有1.3万栋成为废墟，市*厅和贝尔格莱德大学被炸损，国家图书馆30万册藏书全部沦为灰烬，从贝尔格莱德动物园被炸毁的笼子里逃出各种动物，它们在火光冲天的城市里四处逃窜，这样的场景，也出现在了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地下》里。
硝烟散去后，在城市的郊外，成群乌鸦在新的坟冢上空盘旋。剧痛一次比一次猛烈，还没有抵达顶点。五十多年后，南部的斯拉夫人开始自相残杀，先有波黑战争，后有科索沃危机，塞族人、克族人、穆族人、阿族人，一边向对方投炮弹，一边流下眼泪，一边杀红了眼，一边喝得酩酊大醉。
今天，城市到处是轰炸遗迹，多是北约的手笔——科索沃危机爆发后第二年，北约轰炸南联盟78天。在持续的炸弹雨中，中国使馆被毁，三名同胞罹难。心力交瘁的贝尔格莱德已经麻木，面对满目疮痍，它丧失了修复的信心。如今，南斯拉夫国防部大楼、内*部大楼和国家电视台这些被炸的建筑直观地裸露在城市的各个街道，被炸部分维持原样，没炸到的部分作为办公地点继续使用，更不用提民居了，*府没钱修理，更没钱重建。
倾斜的危楼，墙体剥落，废墟和废墟互相扶持，形成一堆一堆粗粝硬朗的建筑群。废墟群的缝隙之间，塞尔维亚风格的涂鸦无孔不入，线条紧凑，用色夸张。斯拉夫语的愤怒诅咒，手写的诗歌，东正教堂上方的乌云压顶，摇头摆脑的波西米亚朋克，坦克飞机手枪射出的变形弹药，世界末日景象，废墟上一朵火红玫瑰正在怒放，篝火晚会盛况，环保题材和素食题材的主题图画，胖胖的小鸡小猪小熊一起摇摆。完全即兴，面对历史的残局和残局后的未知，贝尔格莱德的街头艺术家表达完愤怒和悲伤，接着表达渺茫的理想和天真的希望。
外表越狂野，内心越彷徨，笑得越放肆，疼得越剧烈，越是落拓不羁，越是需要安慰。今天走在贝城，无论在哪个角落抬头仰望，总有一个十字架出现在路的尽头。贝尔格莱德目前城市人口万，其中万是东正教徒，祷告是人们每天最重要的生活仪式，无论你是文身大汉，还是朋克少女。
位于国会大厦附近的东正教教堂圣马可教堂，在圣萨瓦教堂建成之前，是贝尔格莱德最大的教堂。它在一座木制教堂的基础上改建，通体砖红色，外观如同一座积木搭建的堡垒，它是塞尔维亚拜占庭式复兴风格中最美的建筑。穿过一条绿树掩映的石子小路，就可以来到这里。石子小路的另一端，通往一条下坡走向的民居街道。那条街上被炸的居民楼尤其密集。我站在这条街道的对面抬头望圣马可教堂，看见了这样一幅画面——四五栋民居的废墟东倒西歪抱成一团，周身被褪了色的涂鸦环抱。高大的树丛是画面里一道写意的分界线，树的上方，圣马可教堂露出了砖红色的洋葱式尖顶，最顶部立着硕大无比的十字架，稳稳地正对这片废弃建筑。正午太阳直射下来，给十字架边缘罩上均匀的黑亮光泽。上帝看着废墟。
再走近瞧，一个新的涂鸦角落十分显眼——左边是金黄色的英文“CASH”，右边是粉红色的英文“HOPE”，中间是一个白色的大问号。
金钱等于希望？在反复的重生与毁灭之间，贝尔格莱德人眼见自己成为欧洲最穷的公民，于是年轻人向世界提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夜夜夜夜：
寻找Kafana，以及何为浪费生命
这个早晨，不论谁足够幸运地在贝尔格莱德醒来，都会意识到他今天的生活已有足够多的收获。坚持更多的要求似乎不合时宜。
——塞尔维亚作家杜桑·拉多维克（Du?koRadovi?）
下雨的日子，布满弹坑的贝尔格莱德街道上，大小不一的坑里积起一摊摊浅浅的水，远远望去，每条街的地面好像都铺满了亮晶晶的钱币。
在年解体之前，南斯拉夫的人均GDP约美元，是当时中国的八倍。年，塞尔维亚的人均GDP是美元，位于欧洲的倒数位置。今天的贝尔格莱德，经济发展水平跌至欧洲末流，失业率连年上升，人才不断流失海外，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老年人找不回信念。大家只好慢慢在街边找个位子坐下来，喝杯咖啡，或者要杯Rakija一饮而尽。
Kafana，这是我到贝尔格莱德之后接触最频繁的一个词。它是塞尔维亚语里的特有词汇，所有产生欢乐的地方，都可以叫Kafana，它出现在酒吧、咖啡吧和一切可以办party的地方。塞尔维亚很多人都找不到全职工作，生活里最多的就是时间。
每天下午三点，开启贝尔格莱德雷打不动的Kafana时间，持续到夜里三点。多瑙河与萨瓦河边白天安静的小船舱，夜晚也是奇幻派对的场所，而城里遍布通宵营业的俱乐部和酒吧，几乎家家餐馆都拥有一支liveband。入夜之后，街道两边如同打擂台，一边是铿锵摇摆的东欧摇滚，一边是忧郁热情的巴尔干民歌。不是只有年轻的荷尔蒙在买醉，经常可以看见满头花白的老头老太，面前摆一大杯Jelen冰啤，轻闭眼睛摇摆。有一个夸张的说法，如果你来贝尔格莱德七天，这个城市会给你七种不重样的夜生活。
夜夜夜夜，贝尔格莱德的年轻人，坐在灯光明亮的街角，看向黑影里残破的建筑。我无法判断这样的生活方式对当地人来说，究竟是一种麻醉，还是一种享受。新认识的朋友Ivan,40岁的贝尔格莱德理发师，祖父母和父亲都死于北约轰炸，那一年Ivan21岁，战争摧毁了这个年轻人的一部分。母亲独自一人回萨格勒布市（Zagreb）的妹妹家居住，拒绝再回贝尔格莱德，Ivan想念母亲的时候，只能自己跑到克罗地亚去。
如果我们记得，正好一百年前，曾经有个“第一南斯拉夫”，全称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年改名为南斯拉夫王国），那时候，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是兄弟，现在，它们成了遥远的邻居。Ivan去看望母亲，要走出自己的院子，去敲邻居的门。
我很想问Ivan，战争、轰炸、国家解体、经济崩溃，这些对他这个当时才21岁的塞族青年的打击是什么？答案似乎很明显，而问题又显得那么伤人，我迟迟开不了口，两个人面对面瞧着杯子里冒泡的啤酒发呆。
一个上年纪的女人凑过来，“你好”，她用蹩脚的中文和我打招呼，打破了尴尬。当地老奶奶、退休的小学老师杜尼娅，好奇中国文化，看见黄皮肤的游客，总会用一句“你好”测试究竟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韩国人。当对方用中文回应她时，老太太会兴致很高地继续聊天。“只有中国人能理解塞尔维亚”，虽然没去过中国，但她坚持和我谈谈“关于中塞两国人民”。
我：“我不敢问我的新朋友Ivan，南斯拉夫解体对他的冲击是什么，但是我想问问您。”
杜尼娅：“你尽管问，但我不一定说得准确。”
我：“您怀念南斯拉夫吗？”
杜尼娅：“非常怀念！那时候有家的感觉，有依靠，有安全感。”
我：“现在呢？”
杜尼娅：“现在有点孤单，好像谁也不管我们了……那个，我读过一点中国哲学，老子。”
我：“有什么读后感？”
杜尼娅：“就是……国家小一点，好像也没什么，我们也可以生活下去。”
我：“喜欢中国吗？”
杜尼娅：“说不好。我最好的朋友十五年前去过上海。他回来后说，那个城市又大又拥挤，人太多了，消费很高，可是好像没什么人晚上会出来喝一杯。酒吧据说都是富人去的。”
我：“上海和贝尔格莱德比呢？”
杜尼娅：“不能比，历史不同，现在我们更是追不上了。我们很穷，以后可能也不会变成有钱人，但我们接受了，这就是贝尔格莱德的生活。你看，月亮那么亮，明天是个晴天。我们和上海人民分享同一个月亮。”
在一旁听的Ivan轻笑了一下，斯拉夫人深邃的眼眸藏在棱角分明的脸的阴影里，笑的时候，长睫毛短暂地落下来，又像是在哭。
停顿了一会儿，Ivan主动开口：“你想问我，战争是否摧毁了我的生活，是吗？战争毁掉了我的家，大的家和小的家都没了。战争不会让我憎恨世界，我也不会变得颓废。我和我的朋友们，已经不再需要英雄的幻想，也不再需要大国的虚荣心，我们只想消停一会儿，有时间喝一杯。有欧美朋友跑来指责我们，‘为什么不重建你的国家？’他们经常这么问，如果他们觉得我们是在浪费生命，那么我会说，经历了那些剧痛，你会明白，究竟什么才是浪费生命。”
寂寞的铁托：
忘记谁，不忘记谁
战争，轰炸，解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的塞尔维亚人用活在当下的态度来遗忘剧痛，但即使像是Ivan这样的中青代、杜尼娅这样的老人，甚或库斯图里卡那样的文化名流，面对世界格局重组中被迫遗世独立的祖国，“在历史长河中我们身处何处？”这样的问题也总会不时冒出来。虽然很努力想忘记，但曾属一个富强大国的公民记忆，如何能够迅速遗忘？荣光三十多年短短一瞬，又不真实，又太过浓烈。
经历一番抽搐后，贝尔格莱德把遗忘的表情努力定格在脸上。
阴雨绵绵，我坐上了车身掉漆皮的老公交40路，前往贝尔格莱德近郊的德迪涅区，去看望铁托，那个创造南斯拉夫神话的男人。阴雨天最适合去墓地，即便是强人铁托，雨天也会觉得寂寞吧。
铁托的墓位于一座小山坡上，这里原来是前南斯拉夫总统府，而铁托的家就在附近一座漂亮的白色帕拉第奥式的宫殿里，很有英国贵族乡间宅邸的味道，宫殿外是公顷的封闭警卫区。铁托喜欢园艺，国家给他修了一座花房。他临终前曾表示希望被葬在花房里。年5月4日，88岁的元帅咽了气，*府没有专门为他修陵墓，而是把花房改成了墓地，总统府改成博物馆，这就是名为“鲜花之家”的铁托之墓。
我下了公交车，向右拐进一条山坡小道，路面潮湿，大片草地散发一股青涩冷气，山道像层层疏阔的梯田。拾级而上，我踩着石板路去花房。路上没有遇见一个游客，售票小亭子里探出一个脸上有法令纹的中年女人的面孔，还没开口，她就递给我一张陵墓门票。
花房非常朴素，正中央是一座白色大理石长方形陵墓，正上方镶三行金字：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再无其他修饰。他的第三位夫人约婉卡的陵墓被安置在其旁边。回字形的大理石路面环绕陵墓，两侧是存放铁托生前旧物的房间，他的军装、宽大的原木写字台、世界各国领导人的礼物、全国少先队员献上的火炬和图文并茂的信件。
铁托热爱南斯拉夫的少年，渴望得到他们的崇拜。在库斯图里卡另一部电影《爸爸出差了》中，小主人公在一场给领导献火炬的仪式上因过度紧张而搞砸了一切，他恐惧又内疚地望着父亲，等待惩罚。而库斯图里卡在自传中写，“铁托来了”，可是他长什么样？一直没见到。这个“异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铁腕领导，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南斯拉夫解体前，常有老人们穿着军装，戴着红领巾，捧着花束去“鲜花之家”纪念铁托。国家解体后，这里越来越荒凉。比如今天，一个上午我只见到一个来自克罗地亚的老年旅行团，十多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一声不响依次走过陈列物，有序地在博物馆留言簿上写字。花房里静悄悄。
我也在留言簿上写了三行：亲爱的铁托同志，我来自中国。你去世的时候我还没出生。我只在照片和纪录片里看见过你，你的茶色大眼镜让我有点害怕。如果摘掉眼镜，你还是那么严肃吗？
走出花房，和老头们聊天。他们来自铁托的故乡，克罗地亚的库姆罗韦茨村（Kumrovec）。生于克罗地亚的铁托被葬在塞尔维亚，他在陌生的土地上度过自己的一生。老人们觉得，这位伟大的老乡在贝尔格莱德没有收到足够多的敬意。“铁托的时代，我们平等，团结。你看看现在？人们嘲笑团结，年轻人要自由！嗬，他们以为自由和团结是对立的。”
铁托是南斯拉夫联邦内各民族统一的象征，在他三十五年的铁腕统治下，南斯拉夫成为一个幸福感十足的国度，中产阶级诞生了，一切紧跟欧洲步伐，国家的文化、体育和科技水平与阿尔卑斯山脉四周的国家保持同一水平。
铁托出身五金工人，做过俄国战俘，住过国家监狱，混迹过山林游击队，这些都不妨碍他迅速学会了如何享受高级美酒和雪茄，与此同时，他的*治和外交手腕也被认为是高超的。外交上的“不结盟*策”和国内“兄弟情和统一”的民族*策，不仅让南斯拉夫没有沦为美苏冷战任何一方的附属国，同时，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人也从来没有那么团结过。到年为止，每年有多万外国游客来到南斯拉夫，全国有36%的人民拥有汽车，每1.8个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每2.1个家庭拥有一台冰箱。南斯拉夫成了当时东欧最富足的国家。
后来，强人死了，盛景不再。联邦的六个部分陆续独立，没人听贝尔格莱德的话了。
今天的巴尔干，有人把贝尔格莱德一穷二白的局面归罪于铁托。当年为了处理复杂的民族矛盾，遏制“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势力，身在贝尔格莱德的克罗地亚人铁托，赋予了塞尔维亚境内两个行省以自治权——北部的伏伊伏丁那（Vojvodina，匈牙利族居多）和南部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为主）。这被一些人认为是内战和分裂的祸根。
这些言论让铁托时代的老人愤愤不平。一个打扫博物馆的清洁工老头，对我滔滔不绝地抱怨他的儿子。每当老人在家里谈铁托，儿子就说，“爸爸，你怎么还在相信那个谎言？”
“年轻人都想忘记我们的铁托，他们也许觉得铁托的存在拖累了他们追随欧洲的脚步”，清洁工老头和我并排站着，抽一根纸烟，他从博物馆正门口往外看，头不住地轻微抖动。一个巨大老旧的喷泉池正颓唐地喷洒着水柱，视线再远一点，是贝尔格莱德新城，怪诞建筑群慌乱簇拥的地方。
那些夸张、沉重而古怪的建筑，也是铁托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部分，更准确说，是铁托的野心。它们集中建造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黄金时代”的塞尔维亚对未来的想象力的产物，被称为“野蛮主义”建筑，大多直接使用混凝土，不加任何修饰，讲究对称，不断重复堆叠几何线条，粗犷，高耸，超现实。它们多数是为了解决人口增长问题而建的住宅楼，也有公共用途。比如眼前的GenenxTower，贝尔格莱德第二高的建筑，被称为“西大门”，对称的门形，两侧楼各高36层，楼顶是旋转餐厅。即便远远望去，也有一种窒息的压迫感。
“也许，年轻人要忘记的是那种压迫感。铁托太重了，大家说他是个专制的元首”，我说。
“如果铁托能把一个千百年来内忧外患、四分五裂的国家带向独立和繁荣，那么他就算行使了专制权力，也是合理的”，老人说。
安德里奇万岁：
文学一直是我们的安慰
在今天的贝尔格莱德，有一个和铁托同年出生的男人，他得到的尊敬超越了铁腕领袖，因为大家对他只有爱，没有恨。他是伊沃·安德里奇（IvoAndri?），南斯拉夫的文学巨人、巴尔干半岛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在贝尔格莱德老城区的总统府绿地旁边，有一条“安德里奇大道”，不过百米距离，两侧是阶梯状的现代喷泉，起点处立着他低头散步的青铜像。晚年的安德里奇眉头微蹙，双手插在长风衣口袋里，若有所思。铜像右侧的街角是一栋石墙泛白的巴洛克旧民居，安德里奇婚后定居在二楼的一个小单元房间，直至去世。如今那里改成了故居博物馆，面积很小，藏得很深。我像一个陀螺一样绕着楼走了三圈，也没找到入口，站在大楼门口暗自懊恼，呆呆望着一楼的门牌设置，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在整齐排列的24个名片之间的一格，一小排密密麻麻的字挤在一起，“安德里奇博物馆”。
安德里奇似乎很善于把自己藏起来。他曾是第一南斯拉夫的外交官，最后一任驻德国大使，二十一年的外交生涯并没有让他变得更爱交际。他瘦弱苍白，“是一个没有庄园、没有侍从和公主的王子”，热爱雕塑和绘画，喜欢密茨凯维奇（Mickiewicz）的诗，很早就显露出写作才华。
二战时，德军入侵贝尔格莱德期间，安德里奇隐居在老城普里兹伦大街9号、朋友布拉那·米兰科维奇的家里。那是一栋通身刷成淡黄色的老公寓楼，安德里奇几乎不出门，对周围战火纷飞的世界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冷漠。无论是轰炸声、枪声还是卖报小童的呼喊声，都不能分散他创作小说的精力。
—年，安德里奇写出了日后为他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斯尼亚三部曲”——《特拉夫尼克纪事》《德里纳河上的桥》和《萨拉热窝女人》三部长篇小说。绚丽的《德里纳河上的桥》，不仅使他度过童年时代的小城维舍格勒（Vishegrad）那座四百多年历史的十一孔土耳其石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更是为南斯拉夫赢得了世界声誉。安德里奇以惊人的创作肺活量，在一部小说里精准概括了一个国家四百五十年的历史。
年，66岁的老新郎和他的新娘开始了新生活，他已经功成名就，荣耀加身，但天性严肃认真的安德里奇，把诺奖荣誉看成是南斯拉夫的荣誉，自己“只是一个获奖的代表”，他感谢世界，因为它终于开始关心南斯拉夫的精神生活。
晚年，安德里奇每天下午雷打不动的安排，是散步去莫斯科大饭店底层的咖啡馆阅读，会见来访的世界各国作家和记者。他通常会要一杯滚烫浓烈的土耳其咖啡，配着一种叫“一片德国”的蛋糕吃。当时的莫斯科大饭店，是整个南斯拉夫的文化社交中心，社会体面人士都以能去那里喝咖啡为生活中最隆重的事。那是一座19世纪奥匈帝国时期建成的老饭店，颇具维也纳新艺术风格，众多社会文化名流都是常客，其中就有爱因斯坦。
绿白相间的建筑宛若宫殿一般，挺拔而华美，虽然今天的莫斯科大饭店早已失去东欧文化社交中心的光环，一种老贵族的气度还是不卑不亢地延续下来，不同于贝城波西米亚风格或者东欧朋克风情的小馆子，这里的服务生个个俊朗英气，白色衬衫，黑色西裤，红色领带，印有名字的烫金胸牌统一别在左胸衬衣口袋中间，甚至对顾客弯腰的角度都一样。5月晴天午后，室外坐满了人，风吹来，黑色布篷四个角不规则的晃动此起彼伏，钢琴声像小溪在流淌。这里和老欧洲最接近，即使它的名字——“莫斯科大饭店”，属于斯拉夫人。
塞尔维亚一直爱着它的斯拉夫母亲，心里想着俄罗斯。虽然铁托时代南斯拉夫是唯一和苏联交恶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克罗地亚人铁托内心未尝不知，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之间，有一份遥远、模糊却无法消除的爱的记忆。塞族人和俄国人共享同一种东正教信仰，塞族人和俄国人的祖先彼此是兄弟，任何*治手段都抹不掉这样的记忆。
克罗地亚人铁托为了*治，一生在塞尔维亚生活。生来是克罗地亚人的安德里奇，主动选择成为塞尔维亚作家，他从来没在公开场合表达这么做的原因。出生在萨拉热窝的波斯尼亚人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也选择成为一个塞尔维亚导演。他极为推崇安德里奇，认为他是南斯拉夫的英雄，只有他真正理解塞族人、克族人和穆族人之间的矛盾，只有他懂得东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无法妥协的纠缠。安德里奇曾写过，“他们的爱是那么地遥远，而他们的恨又是那么地近。穆斯林望着伊斯坦布尔，塞尔维亚人望着莫斯科，而克罗地亚人望着梵蒂冈。他们的爱在那儿。而他们的恨在这儿”。
现在内战已经停止，三族之间不再你死我活，各自的信仰有了各自的国度，表面相安无事，但实际上，恨也是一种爱。各自为*的时代，人与人之家，族与族之间，阡陌相通再次成为难题。
在塞尔维亚最古老的书店GECAKON，墙上陈列着一系列塞尔维亚作家的照片，安德里奇当然位于其中，他的书和传记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书店位于贝尔格莱德最繁华的米哈伊洛大公街，来往的行人透过橱窗一角，会迎上他严肃而沉静的目光。
不仅是这家书店，事实上，贝尔格莱德遍布书店。虽然这座城市没有奢侈品，也缺少闪闪发亮的shoppingmall，在物质面前，贝尔格莱德有些低欲望。但这么说并不准确，它并不是一座冷淡风格的城市，它只是把炽烈的欲望都留给了精神生活，留给微醺的Kafana、斑斓的涂鸦、热情的巴尔干歌舞，或者无处不在的阅读。
街道上每一个咖啡馆，每一处啤酒馆，每一家小餐馆，街边木椅，公园树下，多瑙河边的长凳上，都可以看见读报看书的人，有上年纪的人，也有年轻人。就连药妆店和超市里都有售报的铁架子整齐排列。人们不太看手机，对电子设备缺乏兴趣，很多人还在沿用中国人早就淘汰的蓝屏手机。对这里的人来说，电子设备就是个设备。他们如果想聊天，会直接注视你的眼睛，含着笑意。所谓的北欧社交恐惧症，在这里是没有土壤的，塞尔维亚人都是话痨。
我在一家半地下式的小书店闲逛，被热爱安德里奇的店主强行推销了一本安德里奇的《路标》（SignsbytheRoadside），一本作家的精神日记，讲述他的梦境和欲望，没有中文版，“一本进入安德里奇内心的书”，老板把书用再生纸包好，用力往我手里一塞，好像郑重地交付一样信物。
“在贝尔格莱德，大家都喜欢安德里奇吗？”我问书店老板。
老板的胡子一抖一抖的，似乎觉得我问了个多余的问题：“在我们这儿，基本每家都有安德里奇先生的书，他是我们的骄傲，他是最敏感的巴尔干灵*，他用文学安慰了我们。安德里奇万岁。”
角落里的恐怖分子和天才：
谁更无辜，谁更无奈
虽然努力隐藏自己，安德里奇却未被世界遗落。但世界也许遗忘了南斯拉夫太多。
比如，我们是否记得安德里奇青年时代的好友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Princip）？永远停留在23岁的塞族少年，满脸病容，用换来的手枪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年6月28日，萨拉热窝的拉丁桥上，年轻的刺客杀害了来访的奥匈帝国斐迪南大公夫妇。从此以后，欧洲再无宁日。
拉丁桥上后来曾有一座用水泥铸造的普林西普纪念雕塑，毁于塞军炮轰萨拉热窝的内战期间，之后波黑当局在刺杀地点挂了一块木牌子，上面用波斯尼亚语、英语和塞尔维亚语分别写着：唯愿世界和平。
今天，西方把普林西普形容成最早出名的恐怖分子。这个用刺杀行动来谋求南斯拉夫独立的少年，他的画像遍布贝尔格莱德角落，被印在文化海报、街头电子屏、T恤衫、涂鸦墙、冰箱贴、咖啡杯和明信片上。营养不良的少年脸上义无反顾的凛然模样，成为了贝尔格莱德的某种表情标签。只是这种纪念方式让我有点不适，曾经混乱的革命理想中盲目的激情和牺牲，今天被稀释为人人可窥的历史文化消费，再一想，这也许是革命岁月必然也是唯一的结局。
安德里奇雕像不远处的街心花园，竖立着普林西普铜像。年一战百年纪念日，贝尔格莱德各个书店里悬挂并出售他的肖像海报。很多人说他是塞尔维亚民族英雄，但大家已经不太愿意谈论他。
即使记得普林西普的人，大多都把他和战争相联，没几个人知道他也喜欢写诗，是“自由波斯尼亚”读书小组的成员，和安德里奇是志同道合的好友。“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安德里奇远在波兰，他预感到暴风雨就在眼前，应该回到南斯拉夫去战斗。虽然回去后他就遭到奥匈帝国宪兵的逮捕。历史给这对好友的命运做出了不同的安排——普林西普病死狱中，安德里奇被安全释放。
普林西普的铜像独自站在两条大街的交汇处。
他并非唯一遗世独立的人，有一位塞族天才与他一样寂寞。他是尼古拉·特斯拉（NikolaTesla），发明家、物理学家、工程师，发明交流电，一生有多项发明，奠定了现代无线电通信的基石。他拒绝和爱迪生站在一起，也拒绝了诺贝尔物理学奖11次。他终身不娶，是个科学怪人，死于穷困。
今天，贝尔格莱德的国际机场用他的名字命运，面值元的第纳尔纸钞上印着他的头像，全球最时髦的电动汽车品牌是他的名字。这个身高两米的天才绅士，留着精致的小胡子，有一个中正的鼻子，微曲的短发一丝不乱，五官像极了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总喜欢微微侧身看着别人。
他后来入了美国籍，但是一直思念故乡南斯拉夫，晚年的心愿是回南斯拉夫养老。他死后，骨灰被运回贝尔格莱德，安放于特斯拉博物馆。三层楼的建筑，只有一楼三个房间可以参观，房间里摆放着特斯拉制作无线电和电磁圈的装置，以及他的遗物。但游客们更愿意去放置特斯拉骨灰的金属圆球面前，和这个被誉为“最接近神的男人”靠得再近一点。
发明直流电的美国人爱迪生闻名世界，特斯拉年轻时为他打工，受到苛刻对待，愤然出走。若干年后，在“直流电还是交流电”的“电流之战”中，爱迪生为战胜特斯拉，建议*府把死刑由绞刑改为交流电电刑，四处宣扬交流电的危险。特斯拉一声不响，发明异步电动机（即感应电动机），证明了交流电的可靠性。
今天，交流电早已取代直流电，成为现代电力的基础。特斯拉在86岁那年，独自死于纽约某旅馆房间，死后留下大笔债务。当年，他撕掉了交流电的专利，宣布免费送给全人类使用。如果交流电不免费，则每一马力电流就会给他带来2.5美元的专利费，他将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穷困的贝尔格莱德欢迎穷困的天才回家，他们都不为物质贫穷而感到不安，他们只想关心人类的精神困境。特斯拉博物馆一楼入口的墙壁上，写着这位天才的寥寥语录，其中有一句，特斯拉说道：“在这样一个时代，超乎想象的科技发展，并不会导向真正的文化新生和新启蒙。恰恰相反，如今国家衰落的真正原因，在于人类对社会、道德和精神危机的无能为力。”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谁来保卫贝尔格莱德？
当你整理得漂漂亮亮，当你变得牢固坚强，那时候，城市将享有光荣，因为它是一个难以描画的美丽迷人的地方。
——多西特伊·奥布拉多维奇
（DositejObradovi?,—）
塞尔维亚教育家
年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E组，塞尔维亚1:0战胜哥斯达黎加，媒体反应冷淡。我打开手机客户端，西方媒体中只翻到英国《卫报》的赛事简讯。第二场，塞尔维亚1:2负于瑞士，西方媒体把赛事新闻的焦点定格为“科索沃遗产”——两名进球的瑞士球员，他们的家族都因内战而从科索沃逃往瑞士避难。足球比赛被降格为新闻背景，在西方主流媒体眼中，塞尔维亚依然是个罪人。
至于前南斯拉夫强悍的足球历史，拿过欧冠的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大家绝口不提。今天的红星足球场四周，大风呼呼吹过空地上杂生的野草。
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Handke）因为对塞尔维亚的同情和支持，长期成为德国主流媒体攻击的对象。本着作家的良心，冷峻的汉德克在系列随笔中一遍遍问自己，也问我们：“我们这一代人该如何面对南斯拉夫呢？”他发现这关乎如何构建一个“真实的欧洲”。然而，大家装聋作哑很久了。
在贝尔格莱德，有一个民间段子形容西方对塞尔维亚的印象——来自两个德国人的对话，
“你在哪儿啊？我在开房车旅行呢。”
“我在塞尔维亚，开到这里来找我玩啊！”
“我可不想我的车被拆，轮胎都被偷了卖掉。”
贝尔格莱德人谈起这个段子时，脸上配合着无所谓的笑容，但我不知道笑容里是否藏着别的心情。
中国球迷很难忘记南斯拉夫的足球历史，有个被昵称为“米卢”的南斯拉夫老头博拉·米卢蒂诺维奇（BoraMilutinovi?），他是带领中国足球队唯一一次打进世界杯的男人。除了足球，略年长的中国人也不会忘记著名的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屏幕上的老英雄巴塔带领游击队的同志与纳粹斗智斗勇，愿意为南斯拉夫的土地肝脑涂地。
“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这句熟悉的台词，对于贝尔格莱德人Ivan来说，是一个前朝旧梦罢了。听见一个30岁的中国人和他滔滔不绝谈论前南的二战电影，Ivan只是听，并不回应。
他的脑子里在想什么？或许，他觉得贝尔格莱德缺一个瓦尔特。
在塞尔维亚的最后一个傍晚，我去了卡莱梅格丹城堡要塞，在城墙上看一场日落。这座从凯尔特时代就建成的军事重地，目前大部分建筑都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遗迹。曾经，它是贝尔格莱德最后的防线；现在，它是贝城最绿意盎然的公园。天黑之前，人们来到这里，坐在城墙头上，等待夕阳落入多瑙河与萨瓦河交汇的尽头。
有一个穿吊带衫和牛仔裤的棕发姑娘，背对将要撤退的夕阳，站在堡垒宽阔的石面上，跳起即兴舞蹈，同伴哼着小调伴奏，那曲调听着太欢快，可能又是一首塞族民歌。伴随舞步的跳跃，姑娘的长发在空中轻轻散开，留下短短的空隙，多瑙河的零星波光透过那些空隙若隐若现，随后沉入黑暗。夜的塞族女孩像一只小天鹅。
天黑以后，舞蹈的人还在舞蹈，歌唱的人也没有停止歌唱。我想起了一个相反的场景——在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地下》中，从小“不见天日”的男孩尤拉跟着爸爸逃到了地面，人生中第一次见到地上的南斯拉夫，第一次见到真实的日出。面对新生的世界，尤拉完全呆傻，好久才憋出一句话：“爸爸，世界原来那么美丽啊。”
节选《到未来去》随笔
柏琳《贝尔格莱德表情》
台海出版社
*柏琳，原《新京报.书评周刊》资深记者，编辑，现为书评人，独立记者。从理论语言学中叛逃，在文学里瞎打误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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