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年11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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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吃午餐，和公司一群年轻同事开玩笑，聊起我们儿时听过的评书《岳飞传》里的著名人物：金兀术，大家面面相觑一片茫然，不知我所云为何。我突然意识到我们那个年代人人皆知的故事对于80后的孩子已经全然陌生了。
（岳飞油画）
可不，从我们的小学时代到大学之初的十几年里，对于城市孩子来说，电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评书连播和小人书是生活里不能缺少的三大精神食粮。和这三样相比，其他事物的吸引力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现在，在很多回忆文章特别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童心回放》节目里经常可以听到“我是看着×××电影（小人书）长大的”这样的叙述。那时的文化生活可谓单调，一部电影看过十几遍十分正常，而我觉得电影、评书和小人书这三大朴实的精神财富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的记忆却是色彩斑斓和生动无比的，而后来的信息高度发达，特别是网络年代让人眼花缭乱的文化产品是不是反而难以让人们经久不息地回味呢？我不知道。
（《童心回放》之《葫芦娃》）
我们儿时看电影的场所无非公共电影院（工人文化宫）、单位内部礼堂和操场或露天空场。那时北京的电影院多数分布在闹市，我们海淀区的孩子记忆里，胜利电影院（西四）、首都电影院（西单）、地质礼堂（平安里）、北京电影学院洗印厂礼堂、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礼堂比较有名，当然各个区都有工人文化宫也放电影。我们住在学院路的孩子去五道口工人文化宫和北太平庄新闻电影制片厂看电影较多。
不过，去电影院看电影终归还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当年看电影，很少有当场买票入场的，没听说过一场电影只有几个观众，更没听说过一个片子循环演出，买张票可以待在电影院里不出来，一气看若干遍。一般是预先售票，热门电影要提前几天甚至十天半个月预售，或者父母单位里发票。学生和成人是两种票价，学生票一毛（寒暑假五分），成人票一毛五到两毛五不等，根据座位好坏定价。新片老片的价钱好像也不一样。
（《花木兰》戏剧电影剧照）
生活在有礼堂的院子里的孩子是很幸福的，很令别的孩子羡慕。内部礼堂一般不对外开放。一般凡是军队、国家机关、工厂、科研院校等“大院”单位，都设有礼堂。内部礼堂的功能除听*治报告和供我们这些小学生文艺演出等，重要功能之一即是放电影，也有现场演出如样板戏之类，我记得那时我在我们大院礼堂和父亲一起看过的现场演出就有样板戏《节振国》、《海港》、《龙江颂》和电影版豫剧《花木兰》、《朝阳沟》等等。内部礼堂不似电影院，能天天把电影从早放到晚。一般是周末放几场，有的礼堂一周固定几个晚上有电影。对内部礼堂的好处的理解，可以顾名思义——放内部电影。
看电影的历险故事，也常出自内部礼堂：在这类放映场所，能见到这样的场面，由于不凭票或不对号，无法控制人数，过道上挤满了观众，简陋点的礼堂，有时候连侧面的大门都关不上，甚至不乏站在门外边用砖头垫脚趴窗户看或只听声不见影的“观众”，记得我们院大礼堂放《佐罗》时就出现过这种场面。听太太说，她们总参防化部大院的礼堂有时还放些“内参片”，类似于今天的“儿童不宜”，可孩子们往往混入其中，灯一黑，也不知有多少在里面，直到有管理人员不得已开灯轰孩子出去……这场面被《阳光灿烂的日子》描写得栩栩如生。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有过礼堂经历的孩子们一定对礼堂记忆深刻，而且那年代的礼堂多数都长得很像，电影导演冯小刚长在北京市委*校院里。他对他们院里的礼堂记忆很深，很细，以致在《我把青春献给你》这本书中，专门用它做一个标题，并作了如下描述：正门下有一层层的台阶，台阶上矗立着几根石柱顶天立地，石柱上托举的横楣正中镶着一个浮雕，浮雕的图案由五角星和分列两侧的旗帜组成，印象中旗帜上还有垂下来的穗子。礼堂有一个前厅。地面由水磨石铺成，石缝间还嵌着铜线，散发着煤油拖把擦过的气味。顶子上有石膏的浮雕天花，一组组苏式的吊灯悬挂在其中，每个吊灯上都有用很细的铁丝精心编织的网兜呵护着乳白色的灯罩。当然还包括高大的窗户和用绳子一拉就能自动关闭的窗帘……他人生中看的第一部电影也是电影版的戏曲片《红楼梦》。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露天电影。看露天电影虽然没有电影院舒适，但也有不受限制的地方——可以随意出来进去，可以站着看，眼神好的，也可以在几十米以外看，可以在树上、墙上、房上、篮球架子上看，还可以在银幕后面反着看。因而一旦演起来，看电影的场面本身其实就是很动人的一景。
（露天电影场景）
张映勤老师的一篇名为“看电影”的文章，上来就提到露天电影：
在我的印象中，开始看电影并不在电影院里。那是“文革”初期，我还没有上小学，我家附近的一所学校，隔个十天半个月就在操场上放一场电影，美其名曰进行宣传教育。那时，我随大人们带上板凳马扎，早早地坐在那里等着，看看体操台前支好的幕布，心里纳闷，这人是怎么在上面动的。快到放映时，操场上挤得人山人海，密不透风，来晚了的趴在后边的篮球架上，骑在墙头上，黑压压一片，场面非常壮观。
诚如张老师所言，这样的场面，北京孩子大都经历过。我们这一茬孩子至今一见篮球架子或大操场，就会想到露天电影。我们院以前在2号楼前有一个大空场，经常放露天电影。我还记得看的第一场露天电影是《闪闪的红星》，它也是我看得次数最多的一部，潘冬子妈被胡汉三烧死在草屋里，电影里响起《映山红》时，小孩子们都会屏住呼吸，深深地陷入情节里，那场面我现在都记忆犹新。
看露天电影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跑片”，也就是说一部电影拷贝一晚上在几个大院巡回播放，有时中间衔接不好，观众会等上很久，不过夏天的晚上大家黑压压坐一院子，摇着大蒲扇聊天，孩子们追跑打闹于其中，也是很壮观的场面。遇到热门的电影有时真是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小孩常常要大人搬一个椅子站在上面从人头缝隙间看，但似乎从没觉得累过。我记得有一次看《战上海》还是坐在父亲肩上看的……
（露天电影场景）
小时候除了我们大院，周围还有总参防化部大院、北京医科大学操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操场经常放露天电影，这些地方也是我们这些孩子经常“跑片”的地方。露天电影往往也受诸多条件限制，如场地、季节、天气、时辰，看到一半被大雨淋个落汤鸡的情形也是常有的事情。
那时，露天电影带给孩子的，绝非仅仅是看一场电影的享受，用今天时髦的语言，那是一场精神的盛宴。如果预先知道，从一起床就觉得这天是个好日子，中午就开始巴望天黑；盼到天黑骤降一场大雨（这是常有的事情），露天电影也跟着泡了汤，那就无异于兜头一闷棍。如果一个孩子想忽悠另一个孩子，就拿露天电影说事，我们都用过的经典对话大约如下：
经典对话
甲：晚上咱院演电影。
乙：啊！！（兴奋）几场？甲：两场。
乙：（更兴奋）什么片儿？甲：打仗的。
乙：（急不可耐）什么名？！
甲：夜战白桥（夜站白瞧）、草原英雄布拉姆（不拉幕）。
乙：真的？（头次上当的孩子）
我的博客好友，也是我的同事陈颖告诉我：在她7岁时，有一次她们大院的黑板报说：五所今晚演电影，空军英雄——白跑鹿。五所离她们大院有1.5公里，结果那天晚上她们十几个小孩都“白跑路”了……可见电影与那个年代的孩子有着多么密切的感情之缘。
电影院（或礼堂、露天电影场所）之于孩子，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个朋友说：“小时候进电影院，就跟进了天堂似的。”可谓精辟。
（《列宁在十月》剧照）
六七十年代是中国电影最贫乏的年代，十部样板戏唱个不停。我们这些“文革”末期享受童年的孩子倒也还看了不少有看头的进口片，像前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看不见的战线》，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沸腾的生活》，越南电影《森林之火》。70年代初，一些“二战”大片在内部上映，有《啊，海军》、《山本五十六》、《虎虎虎》等等。
那时候，无论在电影院看什么电影，前面都要先放一段《新闻简报》，就像今天看电影要先放一气儿广告。这些《新闻简报》大多是展示“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大好成就的，由于电影非常贫乏，规律性显而易见，人们中间流行这样一个顺口溜：
顺口溜
罗马尼亚电影是搂搂抱抱，
朝鲜电影是又哭又笑，
越南电影是飞机大炮，
中国电影是新闻简报。
这个形容直至70年代初，大体都没有变化。《卖花姑娘》放映时，大人们要带着手绢进电影院，《卖花歌》也唱遍了全国，甚至连我们小时候拉手风琴的乐谱最流行的也是这个。但我们男孩子爱看的，还是类似反特片《看不见的战线》、《原形毕露》等。还有就是战争电影，如《勇敢的米哈依》、《斯特凡大公》等。那时候，在孩子眼里，最“来劲”的电影就是两类——打仗的和抓特务的。去看没看过的电影，都会先打听：“是打仗的吗？”“是抓特务的吗？”
当年的孩子，说起来也不是无“星”可追，但他们“追”的大多是电影里的人物、情节和台词，当然优秀的演员如王心刚、张平（我的姑爷爷）、于洋、张瑞芳、谢芳、向梅、李默然、王铁城、郭振清、李秀明、刘晓庆等等，也是脍炙人口的人物。
（《列宁在十月》剧照）
模仿电影是孩子们常做的游戏，有几个有意思的情节。看过《斯特凡大公》的孩子们都对里面的“棒子队”崇拜至极，于是，一时间，家长们发现家里的拖布棍突然不见了，院子里多了一群手持棍棒，口里高喊“刀枪不入”的煞有介事的孩子们；另外，模仿电影“玩打仗”也是晚上常有的游戏项目，两拨孩子选出“好人”和“坏人”，模仿电影里的打仗场面，男孩子还会把绿军帽用柳树枝撑起，模仿国民*军官的“大盖帽”，快被“打死”时还要喊着“张军长，看在*国的分上，拉兄弟一把”……
生活里更是充满了电影语言，有些今天仍然脍炙人口：
每次看地图，爸爸常说：看地图虽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指导我们打仗。（《列宁在十月》）
别人看你，你要说：看着我的眼睛，叛徒的眼睛。（《列宁在十月》）
安慰着急的人，常说：别急，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列宁在》）
称赞别人你必须竖起一个大拇指，瞪圆眼睛：高，实在是高。（《地道战》）
给别人让路，要说：让列宁同志先走。（《列宁在》）
表示重新获得成功，常得意地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闪闪的红星》）
表示自己判断准确：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渡江侦察记》）
表示万幸：都说我福大命大造化大。（《铁道卫士》）
请求支援：看在*国的分上，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南征北战》）
形容每个人都有不少好办法：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地道战》）
说时间不早了：鸡都叫了。（《半夜鸡叫》）
引起注意：向我开炮。（《英雄儿女》）
……
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看过的故事片在记忆里所及的（不包括“文革”后解禁的老电影），还有：《枫树湾》、《创业》、《春苗》、《激战无名川》、《车轮滚滚》、《烽火少年》、《碧海红波》、《决裂》、《猎字99号》、《黄河少年》、《黑三角》、《难忘的战斗》、《沸腾的群山》、《战洪图》、《第二个春天》、《保密局的枪声》、《海霞》、《欢腾的小凉河》、《大浪淘沙》、《巴山夜雨》、《伤痕》、《小花》、《大河滚滚》……老电影《红日》、《上甘岭》、《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和《年青的一代》等等。
谈到电影对那几茬孩子的生活乃至一生的影响，如今的电影导演冯小刚自身的体会是：正是从小受到《半夜鸡叫》的熏陶，不知不觉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日后当我成为一名电影导演时，才会对喜剧情有独钟，才会充分意识到想象力的重要性。
（《半夜鸡叫》剧照）
现在，每当我走进电影院，回想起来，我们的儿时正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产品最匮乏的时期，却是电影和孩子的生活最紧密相关的时期。正由于没多少电影看，翻来覆去就是这些，一部电影，能从六七岁看到十六七岁，看过不知多少遍（还不包括四处蹭着看电视及听收音机里的录音剪辑），也不感到过时，才延伸了这些电影的生命力，才让这些电影和孩子的生活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才铸就了几代孩子永远的电影情结。
这背后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常常在观看现代电影，特别是那些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在表达什么或者从哪里插入都不嫌晚的让人满头雾水的“大制作”电影之后想到，电影究竟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什么，而现在的电影又能给今天的孩子留下什么呢？后来我明白了一些，比如，我们那时候的电影里必须有“好人”和“坏人”，虽然有着浓重的阶级斗争色彩，但是，其中的“英雄主义”色彩和是非分明的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那个特殊历史年代长大的几代孩子们。
这些电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
榜样的力量得以充分彰显，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朴素的生活和价值观贯穿始终。我想这就是这些电影生命力的所在。
也许今天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变得太让人说不清楚，太让人眼花缭乱，但我想，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到了哪一代人，爱憎分明的是非观念，朴素崇高的生活和价值观，爱国主义的情怀等等，这些美好的人生素质却是不应该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到来而逐渐淡化的，难道不是吗？
毛大庆简介毛大庆，城市规划与区域经济学博士，优客工场创始人、董事长，优享创智创始人。中国科协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府顾问。
年3月，创办优客工场，目前在全球30座城市布局了超过个场地。优客工场以构建国际一流的共享空间为目标，旨在打造为创新创业企业服务的加速器、科技成果转化及孵化平台，最终成为一个覆盖全产业链的商业社交平台。
著有《城市人居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研究》、《永不可及的美好》、《无处安放的童年》、《一口气读懂新加坡》，译著《奔跑的力量》、《朝圣波士顿马拉松》、《鞋狗》、《为谁留的空椅子》《凿开公司间的隔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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