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工科出生的我，生性内向羞涩，不善言辞，但又有着理工男共同的特征:不安于现状，想攻破自己的弱点。再加上从小骨子里透着一股强迫症的狠劲，经常头脑一热，把自己的后路堵上。
比如不敢发言，就强迫自己先把手举起来，这样起来总要说几句。工作中有宣讲，就强迫自己先报名，这样总要好好准备，然后站上台去。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把自己的后路堵上，把自己推出去，得到了很多锤炼的机会，慢慢地也就不那么怯场，至少敢于去尝试。
参加读书会也是如此，毕业后几乎就没摸过书，更不用说写作。但近年来意识到自己书读得太少，视野短浅，思想匮乏，连自己喜爱那类书都说不出来，最喜欢那本书也不知道。不甘于只有身体在路上，决定开始读书。扔了一顶年读多少本书的帽子，然后参加翠屏分享会，希望借此约束自己，慢慢养成读书的习惯。
本期分享的书是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场面很大，内容很广，之前一点都不了解。只参加了一次读书会，就主动报名主讲，强迫症的性格一览无遗。
这本书是龙应台酝酿十年、闭关一年多，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包括对历史当事人的采访和口述，讲述了一九四九国共内战的那段历史。全书以传记体形式，通过当事人一个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为背景，穿插大量关于情感，关于人内心的描述，讲诉战争的“残忍”。
在那种时代大背景下，人在面对家庭，面对时代大环境下的宿命感，让人深深感受到在那个战争年代的种种之痛。也许一本书最能打动人的，就是这些最细节最内心的感受。
书中没有对*派的攻击，也没有对意识形态的强调。不仅讲到了国军，也讲到了共军；不仅讲到了大陆人，也讲到了正宗的台湾人；不仅讲到了台籍日军，也讲到了台籍国军；更有甚者，还讲述了一些日本人的故事。多重视角下的历史故事叠加，更能立体地反映出了那段历史。
如果碰到乱世，暂别就是永别
一九四九年，美君离开老家淳安古城时，对母亲也就是平常地说了一句：“我很快就回来”。美君认为，人会死，家会散，朝代会覆灭，但一座城，总不会消失吧，何况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的淳安古城。然而美君这一走就是几十年，异乡变故乡，故乡变异乡，再回来时，父母已不在，淳安已沉入千岛湖底，她这才相信，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连一座城，都可以从地球上抹掉，不留一点痕迹。
一九四九年，槐生带着整个宪兵队，乘着一辆火车，路过老家衡山，但无法下车回家，匆匆捎信给山沟里的母亲来车站一见，这一见却是永别。槐生的母亲到了车站，一看满车官兵，蓄势待发，慌忙中，她从怀里掏出个东西来，是一双白色的布鞋底。槐生要路过的消息来得太晚，她来不及做好整只鞋，只好把鞋底带来。一针一线缝出来的，粗粗的线，扎得非常密实。
后来槐生经常把孩子们叫到跟前，手里拿着那双布鞋底，走过大江大海大离乱，布的颜色，已经是一种苍凉的黄色。槐生说，我要你们记住，这双鞋底，是你们的奶奶亲手缝给我的……每次说完，槐生都要从裤袋里掏出那方格子手帕，开始擦眼泪。
后来台北剧院上演《四郎探母》，很多中年人陪他们父母去看。很多老年人是从戏一开演就哭，一直哭到戏终。因为看戏，让他们想到了自己的人生。很多人，是十几岁就出来的，本来和家里亲人说好很快回来的，结果一转身就是一辈子。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敌我的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再也见不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一九四九年，拍过两百多部纪录片的导演张曾泽，当年十七岁，刚刚参军，上了青岛前线，遇到解放军包围青岛，十万国军开始撤退。少年张曾泽匆匆赶回青岛市区的家，拜别父母，生离死别，反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一离开就是几十年，也是见到父母的最后一面，张曾泽清楚地记得，那天是一九四九年的端午节。
一九四九年的端午节，也是诗人管管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日子。那一天，十九岁、乡下种田的管管，突然听见有人叫“抓兵来了”，他妈给他做了一个饼子叫他赶快跑，但他们躲在山上还是被抓到了，通知家人，入军做挑夫，离别前，远远看着母亲因为眼瞎和缠足，慢慢从梯田边用屁股一路滑过来，一路跌，一路爬，一路哭到儿眼前，匆匆离别。管管后来有首散文诗：
荷
那里曾经一湖一湖的泥土
你是指这一地一地的荷花
现在又是一间一间的沼泽了
你是指这一池一池的楼房
是一池一池的楼房吗
非也，却是一屋一屋的荷花了
这首诗从字里行间看写的是“沧海变桑田”的感慨，但是，如果你知道什么叫做一九四九，知道一九四九年端午节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读这首诗的时候，大概会猜到，管管这个用心写诗、用身体演戏、用手画画的现代文人，在“荷”里头，藏着很深、很痛的东西。
这世界上的所有暂别，如果碰到乱世，就是永别。
他们只是一个兵
一九四八年，济南战役解放军破城后，街上走着一位浑身发抖的国民*伤兵，他的右眼和鼻子，连上嘴唇，都被削掉了，一整张脸孔，只剩下一只左眼和右下边的一点脸肉，中间是红红的、敞开的、模糊的肉。没有人给他上药，身上一套肮脏破烂的军服，肩上披着一个破口的麻布袋，走在路上，冷得瑟瑟发抖。
国军家属卢雪芳正在街上行走，看到这位伤兵，她的眼泪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位八路军士兵说：这就是给国民*卖命的下场。卢雪芳转身对那两位士兵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他算什么国民*？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国民*打败了，你们胜了，就该赶快把这些伤兵不分彼此送去就医才对呀，怎么还说这种话。对自己同胞还这样，不是比日本人还不如吗？”
的确，如果不是被拉上战场，这位可怜的伤兵不就是一位在田里劳作的农民吗？那个时候，抓兵是常事，被共军抓去，就是解放军，被国军抓去，就是国民*的兵。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都是那个时代我们的兄弟和家人，脱下军装，他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
引用长春围城时“耕”写给家乡等候他的深情女子的信说，“我的人生观里绝对没有苛刻的要求，是淡泊的，是平静而正直的，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尽我做国民的义务”。
你听说过长春围城吗？
长春有条大街，叫人民大街。
一九零五年，日俄战争，日本人打赢了俄国，取得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就在这里修路，叫它“长春大街”。溥仪的满州国成立后，这条街就以满州国的国号命名，叫“大同大街”。日本战败，苏联红军进城，就在大同广场中心建了个红军纪念碑。紧接着国军接收了长春，于是“大同大街”北段改叫“中山大街”，南段取名为“中正大街”，大同广场也改叫“中正广场”。三年以后，国军溃败而走，解放军进城，我们和苏联老大哥密切合作，又改名叫：“斯大林大街”。长春人就在这“斯大林大街”上行走了将近半个世纪。一九九六年，“斯大林大街”才改称“人民大街”。
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红军以解放者身份进入长春，“长春各界人士”在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都把头发剪掉，身穿男装，否则不敢上街。所谓“解放者”，其实就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
一九四八年，长春的“人民”究竟经历了什么？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四平街被解放军攻下从而切断了长春外援开始，到十月十九日城内守军六十军缴械投降，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一个卫士拿枪守着，不让难民出关卡。大批难民，卡在国军守城线和解放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难民们吃树皮，吃草，能吃的都吃了，饿的没办法了，最后开始吃人，饿死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长春的人口围城前有五十到八十万，围城后只剩下十七万。
二战时，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曾经也被围城三年，也是尸横遍野。但现在大家都知道列宁格勒这座历史名城，知道伟大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但长春不像列宁格勒一样，成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城市，它没有被写成小说、没有被改编成剧本、没有被好莱坞拍成电影、也没有被独立导演拍成纪录片，在各国的播映，以至于我们自己很多人都不知道长春围城，都不知道那段惨烈死难的历史。
无意谴责当时谁对谁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战争没有胜利者，老百姓成了无辜的牺牲品。我们在面对历史时，需要的不是控诉和谴责，而是思考。龙应台说：“向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就是对死者的一份尊重，对幸存者的一份慰藉。
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你能选择什么？
如果你是大陆人，你满十八岁的时候正好是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你可能就会投笔从戎。如果你是台湾少年，你十八岁的时候刚好是一九四二年，你可能就变成日本兵。如果你十八岁的时候刚好是一九四五年，你在台湾，你可能就变成国军。你说他们的选择有错吗？完全没有。在那个时代大背景下，他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时没得选择。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奔腾的方向。
但一个国家的整体，往哪个方向走，跟里边的个体怎么思考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还是暴力思考，动不动就喊打喊杀诅咒别人，那战争就不会遥远。如果我们能在价值混淆不清，局势动荡昏暗的关键时刻，我们能独立思考，看清自己的位置，守住做人的底线，分辨什么是真正的文明，真正的价值，那我们就会远离战争，这个社会也会更加美好。
九十年代海湾战争期间，为了反对德国参战，有些德国的职业军人走出了军营，他们把枪放在地上，摘下头盔，放在枪上，转身离去。这些年轻军人毅然走出军营，让人感受到这个国家文化里强大的自省力。因为上一代曾经给这个世界带来战争的灾难，他们的下一代，对战争特别地戒慎恐惧。
一九四九年，十一岁的小男孩陈麾东，随黄杰的三万国军翻过十万大山，进入越南，部队过关卡时，法国军官指挥着国军，身上的武器全部卸下，步枪一堆，轻机关枪一堆，手榴弹另外一堆。
在这个时候，突然轮到一整个军乐队要过关卡了；他们身上背的、抱的、拿的，是大鼓小鼓、大小喇叭、大号小号……一个乐手正要卸下他巨大的法国号，只是不知他的法国号应该属于步枪、机关枪，还是手榴弹的那一堆，正在犹豫，那个一直在旁监督缴械的法国军官一步踏上前来，指着乐器，说，“这不是武器，可以带走。”
礼让军乐队进入越南,那个片刻的决定和动作，在陈麾东心中留下了无法忘怀的一种价值意识：那就是文明，那就是教养。
战败还是解放？
二战后，德国人在战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失语"，太难堪的记忆不忍、不敢拿到阳光下去看。但是他们的"功课"在逐步地作，一九八五年二战结束四十周年时，魏兹则格以德国总统的身份公开说，一九四五是德国的"解放"。
在二零零五年的普查中，35％的德国人认为一九四五是德国的"战败"，而二零一五年，只有9％有这样的观点，绝大多数人认为是"解放"。
就像龙应台所说，台湾，如果不是在六十年前，他们被战争机器碾压、失败了的话，他们也许不会有机会去思考价值问题，可能还在走原来那个国家大、集体大、胜利大的老路。正是因为在那一套价值里他们整个被打垮了，在后来的六十年里，才会追求“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价值理念、朝一个更柔和、更个人、更文明的方向走，也才有了今天的民主和繁荣。从这个角度回看历史，他们当初不是失败，而是“解放”。
时代变了，价值观也随之变化了，不再是成王败寇，国家大，集体大的那套价值理念了。文明最核心的意义，就是人的价值。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价值观，才是文明社会发展的主流。
台湾如此，德国如此，日本也是如此。
学会倾听
战争永远意味着普通人的苦难，辩论历史的对错，不如及时的慈悲。
龙应台二零一五年在香港演讲时说到：“我们欠一个时代的大倾听，倾听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的声音，倾听自己身边的人。在今天，无论台湾，香港，以及大陆内部，以及彼此之间，都有太多的不信任”。
龙应台还说到，二十一世纪的香港、台湾、大陆，应该开启一个大倾听的时代，倾听自己身边的人，倾听大海对岸的人，倾听我们不喜欢不赞成的人，倾听前面一个时代残酷烟灭的记忆。倾听，是建立新的文明价值的第一个起点。
通过倾听，能够多了解对方，只有当你了解了对方的痛苦，才能对一些行为、一些思维有新的认识。你再作的价值判断，才更接近真实。
今天，我们处在改革开放的和平年代，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民众的生活也得到很大的改善，我们也才有机会坐在一起读书分享。但是我们离一个民主和文明的社会，路途仍然遥远。我们还存在很多暴力思考，还存在很多极端爱国主义思潮，诅咒日本发生百级地震，针对民众的恐怖袭击幸灾乐祸，一会抵制日货，一会抵制美货，一会抵制韩货，然后把自己同胞的车砸了。。。。。。
爱国主义很抽象，学会爱人却更具体，爱和你一起成长的人，你的家人，同学，同事，朋友......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有爱的人，有爱的价值观，充满爱和文明的国度，将福佑人民和社会，战争的苦难也就会远离。
周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