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一书是近年来比较鲜见的关于中亚的优秀旅行文学作品。该书作者刘子超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后曾做过记者，为写作该书先后9次前往中亚。而我也恰巧有机会作为驻外记者在中亚工作近7年，读了子超君的作品，拉拉杂杂写了些文字，算是向优秀“同行”的请教和对话。
刘子超君的《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以下行文简称《失落的卫星》）一书其实很早就进入了我的视野。但受疫情影响，身在国外购书不便，直到离开了中亚回到国内才有机会寓目摩挲。
很羡慕也很佩服作者能够在中亚的东南西北行走并抵达。得以功成如此，支持作者行走与思考的物质条件显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旅行的兴趣和迈开脚步的勇气。
▲图为冬日的努尔苏丹独立广场。（文龙杰摄）
从作者呈现的文本来看，对异域风情的想象和追逐是激发作者探访中亚的重要动因。作者在该书开篇写道:
“他说，阿拉木图。他的口气让我感到阿拉木图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必须长途跋涉才能抵达的地方。有那么一瞬间，我很想跳上卡车，随他一起穿越边境，前往阿拉木图——眼前的雪山变成一种致命的诱惑。”（页3，刘子超：《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文汇出版社版）
▲图为冬日布哈拉古城夜景。（白恒川摄）
毫无疑问，跳上车前往阿拉木图所代表的中亚，这看起来是一种个体层面的冲动。但我们如果把视域拓宽、景深拉长，就会发现这样的冲动并非无缘无故。如作者在一档节目中接受采访时所讲的那样，一个人的旅行看似是个体行为，但实际上脱不开自身所处时代的影响。
自年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来，中亚在中文世界迅速成为热词，神秘的“地心岛”被重新“发现”。
▲图为初秋塔什干安霍儿河畔。（白恒川摄）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哈萨克诗人阿拜的诗歌出现在了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该国青年歌手迪玛希也在此前一年通过一档歌手竞赛真人秀在中国赢得千万粉丝。
如果说前者还是官方话语的有意塑造，那后者则毫无疑问是娱乐商敏锐地抓住了大众心理后的因势利导。在迪玛希这里，除了高超的演唱技巧，其所承载的异域想象才更是成功的关键。粉丝们对迪玛希的追慕，与《失落的卫星》一书作者想跳上车去往阿拉木图的冲动并无二致。
因此，若我们将作者的中亚行走放在国人对中亚的重新发现这一背景下（或曰“上下文”中）理解，或可免于对《失落的卫星》一书的阅读与理解过于浮皮潦草。
▲图为冬日夜色下的哈萨克斯坦总统府。（文龙杰摄）
“就在隔壁，却浑然不觉”
该书的封皮上写道：一切如同离轨的卫星，暧昧而失落，充满活力、孤独和挣扎，我们就在隔壁，却浑然不觉——直到旅行开始，直到翻开这本书。
“我们就在隔壁，却浑然不觉”。笔者在六年前也有类似疑问：“中亚：近在咫尺，却又何以陌生？”（《中亚：近在咫尺，却又何以陌生？》，刊于中新网年8月31日）这种疑问源于我们重新“发现”中亚时生出的错愕——原来这个陌生的区域，竟与自己有着如此紧密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联系。
▲图为夏日努尔苏丹伊希姆河畔的晚霞。（白恒川摄）
今天，中亚五国中有三国与我国直接接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我国边界线长达公里。此外，我们还与中亚国家间存在跨界民族，他们在种族、语言、宗教等方面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如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即吉尔吉斯族)、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等。以哈萨克族为例，自哈国实行号召世界哈萨克族回归*策以来，据官方数据，至今已有近10万中国哈萨克族人在哈萨克斯坦定居。由于各种原因，其他统计还要远高于这一数字。
▲图为冬日布哈拉古城商业街。（白恒川摄）
而上溯至历史深处，中亚曾开华夏看世界之视窗。有学者指出，张骞出使西域“改变了汉朝以前的地域观念，使人们知道了新的天地。”历史学家翦伯赞甚至将其与哥伦布“发现”美洲相提并论：“张骞在公元前年发现西域，其对于当时中国人的刺激，就像后来哥伦布发现美洲对欧洲人的刺激一样。”
▲图为塔什干著名的地标性建筑恰苏尔大巴扎。（白恒川摄）
吟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李白出生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碎叶城。此地位于吉国楚河州托克马克市西南8公里处，楚河南岸，曾是唐朝在西域所设的重镇。出土的文物表明，这不仅曾是一座边防城市，还是一座商镇。其与龟兹、疏勒、于阗并称为唐代“安西四镇”。（《失落的卫星》一书也提到了碎叶城、托克马克、楚河。）
▲图为吉尔吉斯斯坦小城日常。（文龙杰摄）
自古至今，历史上的亲密联系之所以演化为此后的疏离，由浩浩荡荡变为不绝如缕，从长时段来看，或与陆上丝绸之路的没落、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有关。而短时段来看，《失落的卫星》或许也给出了一种答案（尽管作者可能并无探讨该问题的主观意识）。作者认为，自年代以来，苏联已解体，而全球化未至，“帝国化为乌有”，因此，中亚像离轨的卫星一样“失落了”，变得不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