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不避讳自己是大手大脚的农民，他大胆地把乡间的泥土气息注入到诗里，他的诗便也散发出田野的芬芳。不论写野天野地，沧海茫茫，还是写城市景色，四季风光，他都力求保有纯朴之气。他写农场姑娘是：“她的家，在城里，/她的岗位在郊区。/自行车是只欢乐的春鸟，/每天驮着她早来晚去。”（《农场姑娘》）；写小村是：“它太小，的确太小/一鸡打鸣，全村知晓/它不小，委实不小/连续剧上演多少年，仍在热闹。”（《小村》）；写黄昏是：“火球似的太阳下了班，/收秋人们下了山，/是晚霞？是高粱？留在山顶抖红缎。”（《黄昏》）。这些带有民歌风的诗句，也许太白、太土，不被雅人看重，但就在“白”“土”里，显出了他的风格——素淡、朴茂，以花比喻，他的诗正像田边地头开放的二月兰。这是戏剧人谭宗远对他诗的评价。四十多年前，那个时候他刚刚二十出头儿。纯文学核心刊物《北京文学》的前身《北京文艺》，选稿后准备发他的一首诗，找到了推荐老师陈祖芬，陈祖芬当时是朝阳文化馆的文学辅导老师。那个时候有个奇葩现象，文学作品发稿不但要审稿还要审人，审人是由作者的供职单位或居住地的革命委员会出具*治审查材料，材料内容包括家庭出身、*治面貌、亲属及主要社会关系有无历史及现行*治问题，在重大运动中的表现等等。编辑部到村革委会开证明，人家传过话来——我们贫下中农还没发表呢，他一个地主的孙子怎么可能？那个时候，他即使是农民，也是在农民的这个阶层的底层。基层组织觉得，他没有在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权利。这个证明开了半年多，转年，陈祖芬找到区文化馆领导，当时的*支部书记孙启十分痛快地在给他的*审材料上盖了章，他的诗才得以发表。历经磨难发表的那首诗——《夜深灯明》，我去图书馆里找到了，在《北京文艺》年第4期上。改革开放以前的诗，他文学起步时稚嫩的诗，这首诗，他都没有收入已经出版了的七个作品集子里。他说，文学理解深了才知道，文学作品绝对不能跟风，诗一定要写那种过多少年都能让人读的。他说，他一直追求写出能够留给后人的一句两句诗。他特别感谢这一路上给他帮助的所有人。那个给他盖章的文化馆支部书记孙启，是从紫光电影院支部书记的岗位上退休的。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永远感念一个人》，记录了这个对他文学生命给予培育的好人。文章刊登在年第45期《民主与法制》上。辅导老师陈祖芬，后来成为著名的报告文学家，而且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现当代文学史展》的入史文学家，简历和肖像在新时期文学报告文学板块，在当今动辄活到百岁的时代里，七十多岁就去世的她，绝对是英年早逝了。陈祖芬有个弟弟陈祖德，是中国第一个战胜日本九段棋手的围棋高手，也是英年早逝。作家也有很多种，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是作家，省市一级的作家协会会员是作家，省市以下一级的作家协会的会员也是作家。我参加过一次采风活动，因为其中有了一个来自新加坡的华人作家，合影时打出的横幅居然是“全球著名作家××市采风活动”。作家，还是有级别的。体制内给评了一级二级三级，协会给评了国家级、省市级、地区级和县级，这个级别如果是来自作品水平还好，可惜很多时不是。作家，有根据从事职业冠称的，比如军旅作家、农民作家、工人作家；也有根据经历命名的，比如知青作家；又有根据性别归类的，比如女性作家；还有根据题材分别的，比如历史作家；还有以体裁命名的，比如报告文学作家、散文作家，等等。农民作家，现在不多了。一辈子耕田种地，业余时间还写作，那一定是贫困线以下的。现在全民都脱贫了，那种作家现在是不会有了。随着义务教育普及，很多的外卖骑手都是研究生学历了，那种纯的没有经过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培育的作家更是凤毛麟角。他一直被称是农民诗人，诗人也是作家，现在意义的作家包括写小说散文和诗歌，甚至写评论的都可以称为作家的。他的农民身份，是源自拆迁以前的农业户口。在中国，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农业户口，一种是城镇户口，在改革开放之前，城镇户口有粮食定量，农村户口有口粮、自留地。他说自己是农民，可我知道他的出身是书香门第。他祖父名启云，字瑞卿，我没听说过有几个农民有这样文气的名，名之外还有字，我印象的农民的名字是赵光腚李八十四呢。他祖父捐资办过小学校，他祖父做过小学校的校长，他祖父写得一手好的毛笔字，他祖父在琉璃厂见过鲁迅先生，他祖父临终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这样的祖父，岂是我脑子里的农民形象。农民，我一直以为是华老栓、梁生宝、高玉宝和路遥那样的。他说自己是农民，我觉得那是由着他心中的领袖那么说的吧，那个自称农民的儿子也是有名有字的，名泽东字润之，有名有字又自谓的农民，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我觉得他是在学这个。他说自己是农民，也是要有一些胆量的。几十年前，农民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头扎羊肚儿毛巾、身穿缅裆裤是可以坐当时的顶级座驾红旗轿车的。现在的农民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农民仍然是扶贫的主要对象，他还敢说自己是农民，是不是需要胆量？每当聚会聊天，很多人都攀谈在这个兵团那个农场上山下乡，问到他的时候，他就说中阿公社，那里既是国营农场又是集体生产队，也是他打小长大的大望京村的上级，原来叫和平公社。六十年代初，各地响应号召成立公有制的公社，那个时候我国和苏联、越南、古巴、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友好，跟风般地就把京郊的许多公社变成友好公社了，南郊的南海子附近改称为红星中朝友好公社，北郊的沙河农场改称中越友好公社。他家在大望京村这边，就成了和平中阿友好公社了，中是中国，阿是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叫乡是农民，叫公社还是农民，他初中毕业后，直接回乡当农民了，和他差不多大小的城里人却去了几百几千公里外的东北、西北、西南边陲当农民了，那个时候流行一句话叫“修理地球”专业。他经常说自己是农民，晚年却还能在国家级的报刊做审稿工作，那是需要有一定文字水平的。过去的农民有可能干得来，现在的农民真是干不来，就连我这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受过红色教育多年的老文青也干不来。他说自己是农民，我觉得也是一种骄傲呢。出身书香门第，近七十的人还能被国家级刊物聘为审读，和自称一个农民联系起来，是不是有些复杂呢？他现在住酒仙桥，因为好喝两口我对这地名特有好感。现在，酒仙桥地区的房价已经是每平方米十多万了，一个卫生间大小的地方都是上百万。他主持编辑一家地市级诗的刊物，他是北京作家协会机关刊物——《北京作家》的责任校对，他在著名刊物《民主与法制》是特邀审稿，可他逢人自我介绍，还说是农民。共和国的农民，最风光的时候，是改革开放初的包产到户时期，挣工资的人还在拿几十元工资，种地的农民已经有万元户了。那个时候说是农民，是件荣耀的事。北京的农民也有另外的荣耀，十多年前的拆迁也让他们荣耀过，他，好像没有从这方面得到过大利益，可多少年过去了，他还是喜欢以农民的名义出入各种文化场所，低调地说，我是农民。酒仙桥是他老家拆迁后搬到这边的，我知道他老家是在再往西北些的大望京村。大望京村，有人说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里有一句“京都东北五十里处有望京墩一座”，就说那“望京墩”是这望京村了。我觉得这说法有些不靠谱，沈括那时候的京都是在哪儿呢？十年前，大望京村拆迁，据说一下子就富裕了这里的人，有的拥有六七套的楼房，有的开着宝马车拉黑活儿。农民开宝马车，还是农民吗？文学圈里的人都说他憨厚。他长得确实憨厚，其实也有不憨厚的时候。他讲过这样的故事，小时候家住机场路边，两边尽是杨树的那条大道，车少，人的移动也少，在这静静的道路旁，他把糖果吃了，用废弃的糖纸包一块石子，摆在路边显眼的位置，就躲在一旁看有情众生相。我想，躲在路旁的他，这个时候一定不是他平常的憨厚形象了。他说他干过积肥的活儿。困难时期食品供应真是困难，国企电机厂养猪改善生活，解决困难也是要靠自己，自己养猪搁现在就是为了食品安全了。工厂的猪圈需要有个干活儿的人，村子里就派他去了。养猪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要那猪圈里的猪粪。起猪圈的粪是个力气活，他一边帮着工厂养猪，一边帮着村子里积肥，这可能是早期工农联合的一种尝试吧。在电机厂养猪积肥，也让他结识了厂里食堂的炊事员，我想，能和食堂的人成为朋友，一个是在吃上有个照顾，还有就是他养猪的泔水也和食堂有关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他后来成了诗人，那个炊事员后来成了摄影家。因为他的脸是黑黑的胖胖的，又戴着个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这样的形象，经常让人想起这样那样的在影视里看到过的名人。有人说他像汪曾祺。汪曾祺是文学大家，被誉为最后一个平民贵族，晚年被选为中国作协顾问以后，一辈子都没做过官的他，特意为这个职务印了一盒名片。汪曾祺的文学成就已经被编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小说《受戒》的发表成一时文学大事，《沙家浜》里的《智斗》唱词，让各个层次各个年龄段人在卡拉OK里反复翻唱。那年去衡阳，到罗荣桓故居参观，有人看到那里的展览照片，又说他像罗荣桓。罗荣桓是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戎马生涯战功卓越，曾经是四野的*委，后来做过解放军总*治部主任。汪曾祺是文人，罗荣桓是武将，他的长相都与他们相似过。可是，我细看过，只是形似而已，汪曾祺的那张与他相像的照片，有着与他不一样的狡黠；罗荣桓那张与他相像的照片，有着与他不一样的威严。而他在我的印象中，始终是那样的憨厚地微笑。他与他们相像，像的只是那张胖胖的脸和带着一副眼镜罢了。他曾经写过一篇《想见汪老》的小文，登载在年9月15日的《中国红十字报》上。他说，那个时候和在这家报纸的一个编辑特熟，所以总能在这报纸上发文章。我找来那篇文章看了，和他长得很像的汪曾祺，虽然都是北京作家圈的，他也有汪曾祺先生的签名书，他们可始终没有见过面。至于罗荣桓，那是元帅，他是农民，虽然已经是农民诗人了，在这个社会，一个农民和一个元帅的差距太大了，他说没有见过，我也没有找到他写了罗荣桓的文章。看过一组记录文学人的电影《他们在岛屿写作》，介绍了林海音、余光中、杨牧、王文兴、郑愁予和周梦蝶。其中《化城再来人》，记录的是一个开了一辈子书摊的诗人周梦蝶，直到终老都守着他的诗和书摊。他也开过书摊，诗人开买卖，要不是难以写出有意境的诗了，要不就是赔钱。开过一段后，他因为诗就不再开书摊了。盗版的事他做不来，不喜欢的书他又不卖，书摊没能坚持下来，诗他还在坚持。我写小说，偶尔也写散文，诗不懂。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他的诗的好与不好，我也只能看个热闹。武侠小说写到大侠，都写有师承，或太极张三丰，或少林达摩杖。文人也讲究这些，鲁迅师承章太炎，汪曾祺师承沈从文，废名师承周作人，他说他的师承是张志民和陈祖芬。他的诗集陈祖芬给写过序，听他讲过多次与诗人张志民的交往。张志民也是文学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展》的入史文学家，在第三个十年解放区诗歌板块，属于有文化的老干部，做过《诗刊》的主编，年就去世了。我比较崇拜的文学家林非先生和他也有交往，他说了许多林非先生的好，说过年过节每次去看林先生，林先生总是不收他带去的礼品，还要请他和年轻的文友们吃饭，临走还要送东西给他，他为此特感动。他还说，林非先生现在因为身体原因已经很难见到了，对这一点，他特感遗憾。臧克家诗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啊，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这是写给鲁迅先生的。“广阔的农村，是诗歌产生的深厚土壤。愿国培同志在那里扎根。”这是臧克家写给他的。他是农民诗人郭沛，国家级的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朝阳区作协副主席，《稻香湖》诗刊的主要编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他发表文学作品千余篇，部分作品被转载、入选各类选本，获报刊征文奖，结集有诗集《第一串脚印》《两种颜色》《万千气象》《致敬二月》，散文小说集《另一种风景》《老二哥进城》《一一零路车上的老人》，小小说《玉笔筒》获得北京市*府奖，年获北京市群众文学创作辅导终身成就奖。他的本名叫赵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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