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历史评论》
米沃什词典：一部20世纪的回忆录
著者：切斯瓦夫·米沃什
译者：西川北塔
书号：-7---4
出版时间：.2
编者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人生回忆录，呈现20世纪历史文化广阔的精神地图。“词典”（Abecadlo）是波兰特有的文学形式，由短文（词条）组成的松散文体，文章按词条名首字母的顺序编排。《米沃什词典》是米沃什亲自经历与见证的20世纪。与他一起到过人间的天堂或地狱的人，几乎都已去了幽灵王国。本书是对那些灵*的召唤，以文学这一永恒的纪念仪式，换取他们的片刻显形。他用词典这一相对客观、抽离、高度浓缩的形式，以平静、卓越的才智，将他的时代丰富层面的体验，浓缩为一个个充满高度智性和深沉情感的词条。
ADMIRATION（敬慕）。我敬慕过许多人。我一向自认为是一棵弯曲的树，所以尊敬那些笔直的树木。的确，我们应该记得圣诞节前出门去买圣诞树的经验。那一排排可爱的树远远望去无不妙极，可就近一看，又没有一棵正合我心。这棵太弱，那棵又弯了，另一棵又太矮，等等。看人亦如此。毫无疑问，某些人之所以给我留下高大的印象，是因为我对他们了解有限，而我对自己的缺陷又过于一清二楚。
不仅对我自己的缺陷，而且对我生活圈子里其他诗人、画家的缺陷，我也一目了然。艺术与某种遗传缺陷之间的关联，与某种无能、异常或疾病的关联，几乎已成公理。作家和艺术家们的传记揭示了这种关联。举目四周，朋友和熟人们的生活经历更令我对此确信无疑。然而，人们也许会怀疑，这种联系只是视角不同产生的错觉。倘若我们对那些最平常的人做一番仔细的探察，其结果或许是，“正常”在他们中间也像在文学、艺术领域里那些知名个体中间一样稀少。名人的生活只是更多地被拿来展示而已。
我就是这样安慰我自己的。但这种想法并不妨碍我去寻索那些高于我的个体，因为他们不曾被扭曲。在分析的最后，无论对错，我还必须写下，我敬慕的能力属于加分而不是减分。
AMBITION（抱负）。它在受伤时就会凸显出来。由于伤害它的原因足够多，我们必须始终有办法来应对它。我们整个社会际遇的戏剧都取决于它；它是牵引我们一出出悲喜闹剧的幕后力量。
关于我自己，可以说，我既曾高居峰顶，也曾落身谷底。在峰顶，抱负稍许得以放松，这是成功的一个好处。在谷底，事实证明，由于无从选择，一点小小的成功就能成为安慰。不止一位不成功的艺术家被这个或那个半瓶子醋捧晕了头，不止一位地方机关小职员为他收集的邮票沾沾自喜。
说到底，抱负就是叔本华的意志，一种等同于生物学意义上的恐惧与驱动的力量。然而不是有了意志便万事俱备，搞体育的都明白日常强力训练的巨大意义。把自己打开，彻底放松，舒舒服服处于某种消极状态，让身体和谐运转。在诗歌写作上，尤其需要这样；用强力是没有用的，天助不会管我们当得起当不起。一方面要奋力争取认可与声誉，另一方面又要创造出能够为自己博得声誉的东西，这两者是一对矛盾。
多年一直身处谷底，在一个传授不为人知的小语种的无关紧要的系里当一名教授，我从一些微末的小事中找到乐趣，这化解了我壮志不得酬的愁闷。
ANONYMOUSLETTERS（匿名信）。“人们不喜欢你，米沃什先生。”这是一个匿名来信者的话，附在他寄给我的文章复印件之后。这篇写我的文章颇让人讨厌，发表在波兰流亡者的报纸上。他这话说得倒没错，因为除了一小拨人，从来没有人喜欢我。我们没有理由肯定我们自己正确。但我的敌人们，那些经常给我写匿名信，或朝我放暗箭的人们，相信他们自己是正确的。首先，我浑身的毛病让人很难把我摆放到一个受崇拜的位置上，尽管这方面有明显的社会需要。其次，我时常在臧否人物时出言不逊，喷发出我的嗜血天性，现如今我觉得那纯粹是粗鲁无礼。第三，自打我写作生涯开始，被我开罪和拒绝过的人就指责我傲慢自大，他们的指责已经成为我的家常便饭。想一想，竟有那么多人通过写作、画画、做雕塑加入了争吵。等级观念禁止人们赞扬那些在他们看来不值得赞扬的成果，但一想到某位诗人—比如说，他把一首新诗送给我，他为他的诗感到骄傲，期望得到我的赞扬—我还是会痛苦。我面临着选择：我可以写信告诉他他的诗写得不好，或者我就不回应。这事不是我编的，我就是这样伤了亚历山大·扬塔（AleksanderJanta），我们的友谊就这样走到了尽头。
ANUSMUNDI（世界肛门）。世界的阴沟。某德国人年曾这样白纸黑字地定义波兰。我在那里度过了战争岁月以及战后一些年头，在许多年里，我试图理解一个人怀揣这样的经验度日，究竟意味着什么。哲学家阿多诺说过一句广为人知的话：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作抒情诗将令人厌憎。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将年确定为上帝“抛弃”我们的时间。而我，明知这里发生的一切，却在这“世界肛门”之地，这事发生的核心之地，写下了我的田园短歌《世界》及其他作品。我是否应该为此受到谴责？可能的话，最好写下一份指控状，或者一份辩护词。
恐怖是生物世界的法律，而文明存心掩盖这一真相。文学和艺术有提纯和美化的功用，倘若它们描绘出赤裸裸的现实，正如每个人所怀疑的那样（但我们保护自己免受这种知识的侵扰），那么没有人能够受得了。我们可以指控西欧文明是骗子的文明。在工业革命时期，它以人类做牺牲来奉享进步大神（Baalofprogress），然后又卷入堑壕战。很久以前，我读到过某位乌里希先生的手稿。他作为一名德国步兵在凡尔登（Verdun）打过仗。他们那些人被俘之后的处境有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徒。但是遗忘之水盖过了他们的磨难和死亡。文明的习惯具有某种持久的特质，在西欧占领区，德国人显然感到窘迫，还会隐藏起他们的目的；而在波兰，他们彻底放手蛮干。
当人们被公然的罪行惊呆时他们会喊出“这不可能！”这完全可以理解，完全符合人性。然而事实是，这是可能的。但那些宣称上帝“在年抛弃了我们”的人，其作为却像是在维护一种作为镇痛剂的人类文明。人类一千年来相互仇杀，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姑且不提各种天灾，亦且不提14世纪导致欧洲人口锐减的黑死病。我们更不需要一个公共大舞台来展示人类生活的某些方面，展示他们对于生物法则的顺从。
生命不喜欢死亡。只要有可能，躯体就会站在死亡的对立面，坚持心脏的收放，传布血流的温暖。在恐怖之中写下的轻柔的诗歌宣示了向生的意愿。它们是躯体对于毁灭的反抗。它们是carmina（歌曲），或次第展开的咒语，恐怖暂时消失了，安宁浮现—一种文明的安宁，或者说得更贴切些，一种幼稚的和平。它们给我们以安慰，让我们懂得发生在这“世界肛门”的事是暂时的，而安宁将会长久—虽然这一点无法确定。
BEAUVOIR,Simonede（西蒙娜·德·波伏瓦）。我从未见过她，但我对她的反感直到现在也没有减弱，即使她已死去并迅速滑入她那个时代的历史脚注。我们姑且说，我对她的反感是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男人对于一个时髦社会中的女士的不可避免的情感。我为自己在面对一种优雅精致的文明时所表现出的怯懦而愤怒，我对她的反感被这种愤怒所强化。作茧自缚于法兰西的小天地，她甚至不能想象茧子外面的人会怎样评价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三个叫西蒙娜的同学中—她、西蒙娜·薇依、西蒙娜·贝忒蒙—她相信自己这个西蒙娜是最解放的一位，最能代表法国式的“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我不能原谅她与萨特联手攻击加缪时表现出的下作。这是道德故事中的一幕：一对所谓的知识分子以*治正确的名义朝一位可敬的、高尚的、讲真话的人，朝一位伟大的作家吐唾沫。是什么样的教条导致的盲目，使她居然要写出一部名为《名士风流》（LesMandarins）的长篇小说，来诋毁加缪，将他的观点与人们对他私生活的流言蜚语搅在一起。
在女权主义者中，波伏瓦的嗓门最大，败坏了女权主义。我尊重乃至崇拜那些出于对妇女命运的体认而捍卫女权的女性。但在波伏瓦这里，一切都是对下一场知识时尚的拿捏。这个讨厌的母夜叉。
BLASPHEMY（亵渎）。这里指对一般认为神圣的事物的公开亵渎。这应该被称作sacrilegium，但波兰语中没有sacrilege（渎圣）这样的词；它只有blu?nierstwo一词。?wi?tokradztwo可能是一个近义词，但从词源学上说太近于“偷盗”的意思。毕竟，一个人可以亵渎神圣而不必偷走教堂里的法器。
用最恶劣的大不敬语汇攻击上帝已得到公众的允许，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表达尊敬的新方式。然而我不得不应付另一种大不敬，我有过*治意义上的渎圣之举。
20世纪的人民群众对口号很敏感。在他们看来那不是宣传，而是显而易见的真理，只有疯子才会对它有所怀疑。一个德国人如果质疑元首奉天承运，他就必然是个疯子。会将一个俄国异议分子送入精神病院的看来也不只是当局，更是公众的呼声。
我在波兰感受过集体信仰的力量。这种信仰一天比一天坚定，因为人民所信仰的东西不容讨论，就像我们并不讨论我们呼吸的空气。波兰人民共和国综合出一套适于当地情况的特殊理论供人们信奉。其首要论点是关于现有国家事务的持久性，这是由地缘*治决定的。其次，是不管现在还是将来，真正的权力中心永远是莫斯科。大剂量的爱国主义得到了有力贯彻：工业化，保卫国家免受西边德国人的侵扰，作为民族文化推动者的国家。我所隶属的拥有特权的作家与艺术家集团培养出了自己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异化解读，他们自夸重新获得了自由，并且运用这一自由来为国家添砖加瓦。
对公共生活的日常参与以及某种集体热情，能够帮助一个人保持其声称的信念。待在国外，我得以从外部观察这些习俗并发现那些缩在坩埚里的人们从自己身上发现不了的东西。即使这样，当我与华沙*府决裂并写出《被禁锢的头脑》，我还是强烈地感到我干了一件不体面的事，我破坏了每一个人都接受的游戏规则，甚至可以说，我践踏了某种神圣的东西，我是在亵渎。那些对我口诛笔伐的华沙同行并不仅是在表达他们的恐惧（像斯沃尼姆斯基和伊瓦什凯维奇所做的那样），在某些情况下，还表达了他们作为作家发自内心的愤慨。
加乌琴斯基在他的《致叛徒的诗》中写道：“我以我母亲和华沙的名义发誓，这事依然使我痛苦。”卡齐米日·布兰迪斯在其小说《在他被遗忘之前》中，创造了一个有道德缺陷的人物，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与“进步阵营”相决绝。
由于全巴黎的知识分子都相信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迅速胜利和斯大林的天才，像我这样的孤独者的声音只能属于自毁城墙那一种，任何脑筋正常的人都不会如此行事。天哪，我没有任何道德优越感来捍卫我自己，因为一个亵渎者从社会团体中被驱逐出去时不会享受到任何乐趣。
后来在伯克利，我彻底见识了左派乌合之众的思想和他们以*治正确为形式的思想成果。但是，年的华沙，情况也是如此：说俄国共产主义是与纳粹主义一样的犯罪制度，就激起了那么愤怒的狂潮，这使你不得不怀疑，人们在其层层笼罩的潜意识之下，还存留着对这一偶像的心理依附。
CAMUS,Albert（阿尔贝·加缪）。他出版他的书《反抗者》（L’Hommerévolté）时，我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