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和中学的日子，正是“文革”十年，那是最喜欢读书的年纪。我那时读过的书，有小人书、杂志、小说和*治运动材料，还有学校发的课本。当时读书不挑食，只要是纸上印着字，几乎拿到什么看什么，这样读书形成的知识基础，实在是“私搭乱建”。
回想起我当年读书的特点，几乎是把所有文字全当作小说读，从报纸上的大批判文章到“革委会”成立致敬电；从革命历史歌曲歌词到“中国通史”。
最初的读书题目
“文革”初起时，我随父母住在东北的部队营区，那里文化活动的标志是俱乐部和篮球场，没有书店。
一个工农干部的家里，没什么像样的藏书。我能看到的书，主要是父母单位发的*治运动学习材料和家里订阅的杂志，还有从熟人那里借的书。
小学时我读过的书，有一大一小两个版本的《读报手册》，包着红塑料皮，有点像今天的大百科读物；有《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主要读“注释”部分，那里有许多历史故事和成语典故）；有“为人民立新功”和“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单行本；有“活页文选”和《不怕*的故事》；有许多被撕扯的有头没尾的书，如《平原枪声》、《春秋故事》、《郭亮的故事》等；有畅销的《欧阳海之歌》、《烈火金刚》、《不死的王孝和》、《苦菜花》、《绞刑架下的报告》和《可爱的中国》。
那时我最熟悉的出版社徽标，就是解放军文艺社的奔马图像。
学校发放新课本时，往往是个热闹的时候。我和一些同学们，会先翻开语文课本，寻找爱读的篇目。“文革”时的语文书里，我还记得一些课文内容：有铁杵成针、狐狸与乌鸦、放羊的孩子、三个儿子与筷子；有知识青年金训华、大白楼村的王国福、为妇女张秋菊摘除肿瘤的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卫生队、克服病痛重上蓝天的空军飞行员王德明；有用一架旧照相机宣传中国成就的阿尔巴尼亚同志、南京长江大桥的壮举、质量超过瑞典产品的国产焊条、潘家峪惨案、张积慧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有鲁迅的“孔乙己”、谢璞的“珍珠赋”、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吴敬梓的“范进中举”；有贺敬之的“读王杰日记”、吴伯箫散文集《北极星》里的“一架纺车”……
车道沟十号院的书桌
转学到北京后，我家住在西郊车道沟10号院9号楼，一住就是14年。我住一间朝东的屋子，在我的书桌抽屉里，存放着一个菱形红小兵臂章、一个浅蓝色的“后字部队入门证”，还有两块红卫兵袖章。
在这个桌子旁，我经历了纷乱年代的读书时光，仅仅是凭着兴趣，完成了没有方向的自我教育。估计我后来写字造句说话，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一个人的成长道路上，会遇到什么样的书，确实难以预料。年来京后，我读的最初几本书，是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买的，它们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丛书，还有几本革命样板戏旋律集，吸引我的是它们鲜艳的封面。
一组组人名，串联起我读书的记忆，有刘文学、张高谦、谢荣策，有杜凤瑞、向秀丽、安业民。我刚开始读《欧阳海之歌》时，只是觉得主人公和作者金敬迈的名字有些怪。后来一直读下去，越来越投入，尤其对书中地主剥削“细伢子”一家、新兵练刺杀和欧阳海与惊马最后搏斗的情节记忆清晰,还有那一大段诗一样的咏叹。
在我的桌子旁，我读过《星火燎原》丛书，写的是红军的往事；读过《林海雪原》和《烈火金刚》，讲的是少剑波、杨子荣、史更新的传奇；读过厚厚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记住了萧长春、马之悦和高大全、冯少怀的名字。我还读过两本与海有关的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和《海岛怒潮》。
在离我桌子不远处，放着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文革”前老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我在一个雪后的下午，把这本书传借给下一位同学时，一路踩着积雪往返，难过的如同和谁永别一般。
一次，我读到“文革”前的“解放军文艺”合订本，看到王愿坚的一篇写作札记，说他在一篇小说里，曾写过这样一个细节：一位解放军将军参加了授衔仪式后回到家里，夜色中，他借着月光，望见衣架上呢子军装的闪闪肩章。他想起牺牲在长征路上的战友，感怀万千。这个作者十分喜欢的抒情情节，到后来还是被王愿坚删除了，因为它“流露出不健康的情调”。那时，这位写过“*费”等短篇的王愿坚和当电影演员的王心刚常被记混，可能因为都是军人，又都搞军旅题材作品吧。
在我的书桌旁，我迅速读完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送书的同学张海河文体优秀，多才多艺，见多识广，他站在我旁边，等待把书取走。年5月7日，我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买到弗?梅林写的《马克思传》。回到家里，我把书小心放在桌子上，看着黄色封皮，马克思的头像望着前方。小学生敢读大著作，这跟学识无关，只是因为没别的书可选。比起这些大块头，我更喜欢看关于高尔基的小人书“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
我小学时读过的杂志，一本是家里订的“大众电影”，另一本是邻居邹雷家里的“小朋友”。中学时读的杂志是上海出版的“学习与批判”，里面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和“苏修”的文章。
在我房间的柜子里，“解放军报”放成一迭，整版是全军文艺汇演和话剧、舞蹈专场演出的海报，陈其通的话剧“万水千山”的黑白剧照印在头版，红军指挥员振臂高呼，“让革命骑着马前进！”
那时，我家里多是《星火燎原》丛书和《军队干部必读》等读物。我至今仍记得书中的文章标题：“把敌人挡在湘江面前”、“千里跃进大别山”、“在祖国南部边疆的三次追歼战”。
我的书桌旁有一个壁柜，里面堆着杂物，其中有几本“参考消息”的剪报，上面有赵浩生、韩素音和文幼章的文章，还有“七十年代“杂志的文章。当时，父母单位发的每天上下午各厚厚一本的“参考资料”，是中学生喜欢的读物。
我的桌子上，有一台“牡丹”半导体收音机，里面播放着西哈努克亲王谱写的歌曲“怀念中国”，还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小说《向阳院的故事》和《新来的小石柱》。
在距离我的书桌不远处，现实中的一些事情将被后人写进书里：在约米外的京密引水渠桥下，电影“熊迹”的外景已经拍完，这是根据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的事情编写的，这个中国人在北京西坝河附近，与乘坐一辆截断了刹车灯电路的伏尔加汽车的苏联人接头时被逮捕；
在马路对面军乐团的楼上，英俊的少年军人开始练习乐器，号声嘹亮。这些从全国各地选拔的孩子个个面容俊朗，我常会在路边邮局见到他们寄信，或是遇见他们集体到运河游泳。他们穿着合体的的确良军常服，或是身着深绿薄毛呢军礼服，拥抱着各种乐器乘车驶出车道沟8号院，参加迎接外宾的仪式；
在我书桌的东北方向，是我常去的礼堂，我在那里看过主角是朝鲜人民军马国哲少校的“看不见的战线”，主角是红军后代潘冬子的“闪闪的红星”，还有木偶片“半夜鸡叫”和“草原英雄小姐妹”。我记住了“第二个春天”里的于洋、“青春”里扮演海军女兵哑妹的陈冲。我在这里还看过“火红的年代”、“青松岭”、“难忘的战斗”、“海岸风雷”、“多瑙河之波”、“多瑙河三角洲的警报”、“宁死不屈”、“伏击战”等影片，记住了不少片中人物的对白和插曲。
“文革”时“*治抒情诗”风行，充满了报刊书籍。我的红皮笔记本上，抄着“红岩诗抄”和“长安古意”；我的语文课本上，印着“回答今日的世界”；我的书架上，在《列宁回忆录》的最后一页，印着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句：
让我们的热情
哪怕是一点
一滴
融注于世界，
树立起
工人的勋绩，
它的名字
就叫“革命”。
有三个图书馆
“文革”那些年,我在北京去过三个图书馆。
第一个是在京工附中。一座原工农速成中学的二层灰砖小楼，在光线暗淡尘封已久的图书馆里，我借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雅可夫斯基诗集》（其中有“穿裤子的云”和“列宁”）、《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娅的道路》、《底萨河畔》、《军队的女儿》，还有别克的《年轻人》、阿拉贡的《共产*人》。
年寒假，我读完《青年近卫军》，如同一次漫长的旅途，多日里一直生活在感人的情节里，牵挂着书中人物的命运。当这本书最后几页纸翻过，好像列车到达终点，心中难以接受这样的结束，感情好久都难以解脱。
在那个多雪的季节，我常想起远去的《青年近卫军》这本书，想起小说中的苏联大地，还希望从“莫斯科广播电台”听到更多历史的回声，甚至从学俄语的高年级学生那里借到课本，想自学俄语。我在日记里，记住了奥列格、万尼雅的名字，记住了后背被德国法西斯用刺刀刻上五角星的邬丽雅，记住了唱着“在莫斯科广阔的地方”、不愿跪下而是正面迎着敌人子弹的刘芭。
在这个图书馆，我还借到厚厚的文革前期刊合订本，包括“收获”、“中国青年”和“文艺报”。
第二个是北海公园旁的北京图书馆。在这里，我读到了《最后一个乌兑格人》、《恰巴耶夫》、《母亲》、《铁流》、《创业史》、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何其芳的《诗歌欣赏》。在这里，我知道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惠特曼这些名字。
我还读到碧野的《月亮湖》，年夏天，这本书曾陪伴我度过延庆山区多雨季节，又经历了年唐山大地震之夜。在这里，我读到了气势博大的长诗“长安古意”:“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每次走进这座老房子，到前台递上印有校领导“张愉玲”签章的学生证，然后在小纸片上填写借阅书目，等待书的出场。
坐在这个老图书馆读书，是难忘的经历，呼吸着明清建筑古旧的气息，沉湎在图书的气场里。屋外是古老松柏，阳光映着绿瓦红墙和青石甬道。书里的情节与古城的环境相互游走，我会想起第一次读小说《古城春色》时，记住的那个与爱情有关的地名：绒线胡同。
第三个是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我记不得在那里读过的书名了，只记得孔庙、大殿、松柏。那些比我年龄大的多的书籍，用它们特有的气味和颜色，把人带回自己出生前的日子。
那些新华书店
中学时我常骑自行车去新华书店，除了西单、王府井的大书店，去的更多的还是西四书店、甘家口书店、黄庄书店和动物园书店等。尤其是那些寒冷的日子，走进书店的老旧平房，满屋的煤烟味，在柜台和收款台之间，钱夹子在铁丝上滑动。
在这些书店里，我看过的书有：《沸腾的群山》（第二部）、《激战无名川》、《向阳院的故事》、《伊加利亚旅行记》、《站起来的人民》、《农场的春天》、《矿山风云》、《暴风雨前后》、《军垦新曲》、《淀上飞兵》、《红雨》、《战地红缨》、《海岛女民兵》、《放歌长城岭》、《毁灭》、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哥白尼和天体运行说》、《李白与杜甫》、《甲申三百年祭》。
当现代人追捧日本时尚作家时,有谁会想到早年被法西斯杀害的小林多喜二？谁会想到他的《沼尾村》和《在外地主》这两本书？
在那时的书店里，这些书名代表着年代感，它们是：长篇小说《虹南作战史》、《牛田洋》、《江畔朝阳》、短篇小说集《雨涤松青》、《冲锋在前》、长篇小说《雁鸣湖畔》、长篇小说《征途》（那里的主人公叫钟卫华，是个永远正确的革命知识青年）、浩然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正气篇》，还有军队诗人张永枚的作品：“如金似银宝岛上，长着白干绿叶抗风桐，树上民兵正站岗，自动步枪握手中……”
那时我家的书架上，放着《越南南方短篇小说集》、《老挝短篇小说集》、《柬埔寨短篇小说集》、《朝鲜短篇小说集》，从书里我知道了素友的名字，还读到何赛?马蒂的名言“虚荣的人注视着自己的名字，光荣的人注视着祖国的事业”。
中学时，一次在香山公园，我买到好多本降价的鲁迅著作，都是几角钱一本，有《朝花夕拾》、《彷徨》、《两地书》、《且介亭杂文》、《淮风月谈》、《呐喊》、《野草》。
我买书去过的地方，有王府井的号书店，有东风市场的一个角落，有西单书店一间小屋，还有几处中国书店。有的地方，常卖降价书。
*治学习材料
当年父亲单位发了很多书，是供*治学习之用，其中有的书，被我生生地当作了故事看。有《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有马恩列斯著作全集，有儒家法家著作，有杨荣国、冯友兰、刘大杰的哲学史学专著，有《水浒传》、《聊斋志异》和《红楼梦》。我印象较深的是一套多卷本的《世界史》。这些印刷精致的书立在书架上，陪着我经过了少年，有的书一直都没有看过，记得书名就够了。
父亲还带回家一些军事书籍，有图有文，主要是美苏的武器介绍和“军语”之类读物。我由此了解到米格21、米格23、米格25战斗机、萨姆导弹、图95轰炸机、HY海鹰导弹、C-5A银河式运输机、F战斗机和F4*怪式战斗机，与同学们聊天多了点谈资。
我读过军事科学院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记住了“A集团军群”、“战术诸元”之类的词和罗美尔的名字。我还读过什捷缅科的《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和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这是同学陈伟借给我的，他家里常有好书，那里面的历史图文，让我第一次看到二战时欧洲战场实况。
一首“从澜沧江畔寄北京”
那一代中学生，喜欢诗歌如同喜欢吹口琴一样普遍。在当时活跃的诗人中，解放军诗人李瑛的作品数量最多，影响也较大，而且总是紧跟“主旋律”。他的红色主题的诗句，在承担“宣传队员”任务的同时，也成为一些少年人的精神寄托。他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的“从澜沧江畔寄北京”以及年写的“一月的哀思”，都是当时的名作。
从年到年，在北京新街口、甘家口和动物园的书店，我买过许多本李瑛的诗集，有《红花满山》、《枣林村集》、《进军集》、《北疆红似火》、《站起来的人民》。如同当时苏联著名诗人叶夫图申科和他的作品“在乌苏里江鲜红的雪地上”，李瑛的诗也涉及重大时*和国际题材，包括反对“新沙皇”、为日本收回北方四岛而呼吁的诗歌，李瑛事实上扮演了诗歌界的国家首席。
当时，在许多书店里，特别是首都体育馆的前厅书柜里，都陈列着诗人李学螯的《放歌长城岭》，这个书名常让人有点恍惚，因为与贺敬之的《放歌集》有点接近。而贺敬之的这本*治抒情诗集，是几代诗歌少年的最爱，在当时根本买不到，想借到“文革”前的老版本也不容易。
《放歌长城岭》的影响力当然无法与《放歌集》相比。倒是仿效《放歌集》风格的《张勇之歌》和《理想之歌》，经过电台配乐朗诵，产生了很强的宣传效果。
那时还有天津小靳庄的诗和北京西四北小学的儿歌，尽管根本不好看，但它们仍是中学生记忆中难以忘却的一页：“批林批孔结硕果，满车小麦满车歌，天地新啊形势好，苍蝇碰壁无奈何”，“我写儿歌上战场”……
至今我还能记得当年一些诗句，有“中南海，我心中的海”，有解放军诗人叶文福的“我的心长着一双鹰的翅膀，常年在祖国的山间翱翔”。
书里面海阔天空
除了文学作品，我那时读的书内容庞杂。
我读过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回忆录》，它的译者姓杨，笔名哲夫，是一名解放军干部，他家和我家都住在同一个营区。在中苏友好的年代，苏联专家来到中国科尔沁草原工作，在我们营区留下一座黄色公寓，留下一个养熊的笼子，也留给这里一批俄语干部；
我读过小山内宏的《中苏战争》，记得书中一个苏联军官扬言：如果战争爆发，苏军将在3天之内兵临北京城下；
我读过三联书店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作者是几个日本留苏学生，书是繁体字印的，尤其是“蘇聯”两字，我几乎不认识。记得书里有这样的段落：苏联的青年人已经过上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在度假时，一对对男女在暮色里，走向森林深处；
我还读过日本人写的《吉田学校》、《*人山脉》、《角福火山》，读过《多雪的冬天》、《红十月号》、《核潜艇闻警而动》、《逆风起飞》、《围困》、《方尖碑》，这些书大多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在“文革”末期进入中国。
在一本标有“内部读物”字样的小册子里，我看到一组黑白印刷的苏联美术作品。其中有歌颂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二战经历的油画“在小地上”，有雕塑“斯大林格勒英雄纪念碑-祖国母亲”和“库尔斯克纪念碑”，有描绘苏军战斗生活的“大洋的演习”和“我们在地中海”，还有“秋季演习”、“民警大尉瓦西里耶夫肖像”、“远东边防战士纪念碑”。
有些书久闻大名相见恨晚
有些人的书在“文革”时久闻大名，但我很晚才读到。
年，斯诺的《漫长的革命》在上海出版了，这是他最后的作品。这位记录了中国革命最壮丽史诗的记者、这位年轻时英俊潇洒的美国人、这位看到了毛泽东的胜利并一起站在天安门检阅的老人，他正值中国“文革”的晚年，让人感到有些凄凉。年2月15日是中国的春节，料峭的寒风吹过楼群，斯诺在这一天辞世，没能看到尼克松总统一周后历史性的中国之行。
英籍女作家韩素音的命运要好许多，因为长寿和其他。当时，中国领导人接见她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纪录片里有她与中国主人观看“红色娘子军”舞蹈、欣赏歌曲“台湾同胞我的骨肉”的画面。她年轻时的经历，被写进《自传三部曲》，包括“目的地重庆”、“凋谢的花朵”等。其中，她与中国丈夫的冲突写的很多，那个姓唐的男人当时是国民**府驻英国使馆武官，后来战死在内战战场上。她把后来访问中国的经历，写成了《我的家有两个门》一书，为她与江青的交往做了解释,并区别了自己与另一位美国女作家维克特的不同。后者在采访了江青之后，写下《红都女皇》一书，但她时运不济，没能实现《西行漫记》般的轰动。
图书之外的“另一种阅读”
“文革”时，读书、集邮和组装半导体收音机，成了我主要的课余活动。此外我还看过一些演出和电影，我把它们称作“另一种阅读”。
年1月28日晚上，中央乐团在车道沟10号五机部二十院礼堂演出，一个名叫李谷一的青年演员独唱却忘了词，她无措地站着，这时,台下的观众用掌声鼓励她，她满脸感激地改唱了另一首歌。当然后来她名气大多了。
还是在这座礼堂，在-年它还属于部队，我曾在这里看过几部当时的“内参片”：有“啊，海军”、“山本五十六”、“军阀”，尤其是苏联描写“二战”的电影巨制“解放”，那场面何等震撼！
对于我们这些人，说到“解放”，只会想到这部苏联电影，而不是近年拍摄的同名国产电视剧；说到“王杰”，只会想到那位英雄士兵，而不是港台歌手；说到“周立波”，只会想到小说“暴风骤雨”的作者，而不是脱口秀艺人。
有一天晚上，我独自离家去民族文化宫前广场，看部队文工团露天表演，演的是什么记不清了，但记得轮到李双江演唱时，人群里发出喧闹起哄声。
中学时，我乘坐“辰4”车牌的卡车，去万寿路26号总后礼堂和西四的地质礼堂，观看“全军舞蹈调演”节目。在车道沟10号院的露天广场上，我看了重拍的电影“南征北战”和“平原游击队”，记住了“南海风云”里张勇手和“创业”里张连文的名字。那些年，在蚊虫叮咬的广场，看了多少电影！
年新年，进入寒冷的冬天，我家里新订的《诗刊》到了。从到，像一首“文革”诗的标题所写，这是“个火红的日子”。
我少年时读书的日子，与这10年同行后，将开始新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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