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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腥风血雨的一年。重庆“三三一”惨案、上海“四一二”惨案、广州“四一五”惨案、长沙“马日事变”、武汉“七一五”清*、南昌起义、秋收起义，
中国大地风起云涌，直到12月11日广州起义为这特殊的一年划上句号。
在风云变幻的这一年，形式变化之快，让人目不暇接。广州起义之前，粤、桂两系矛盾重重。
汪精卫利用张发奎*变，夺了李济深的权。广州起义后，汪精卫下野，张发奎引咎离开，李济深又重新夺回广东领导权。
中共发动的广州起义为李济深帮了忙。
这次起义，中共几个名将都参与了。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三个新中国的元帅，在这次行动中，正好参与了上、中、下三个层面的行动。
外围的朱德、陈毅也间接参与。起义第二天，特委命令他二人率部南下支援广州起义，他们走到韶关时，听说起义失败，
然后率部来到韶关西北60里处的犁铺头，在这里，他们遇见了何长工，得知了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情况。
聂荣臻是反对举行此次起义的，他刚经历过南昌起义的失败，被中央派到广东省军委工作，他觉得此时是革命形势的低潮期，中共掌握的武装力量薄弱。
这次起义，他属于高级指挥官，需要从全局的角度通盘考虑。作为苏联红军大学的同学，聂帅和叶挺策划、指挥整个行动。
图
聂荣臻
广州起义的时机也有好的地方。张发奎刚逼走了李济深，据张发奎记载，为预防李济深势力的反击，他将大部分兵力调离广州，只剩下教导团、两个特务营、炮兵团、兵工营等。
这里面，最能打的教导团由叶剑英掌握，这个团多人，有多个*员。警卫团长兼第二特务营营长梁秉枢也是共产*员。
起义前，中共一直想争取广州的两个实权人物张发奎和黄琪翔。张发奎此时是国民*中央*治会议广州分会临时军委会主席，黄琪翔是第四军军长，黄和张都左倾，但黄是邓演达的信徒、张是汪精卫的信徒。
张发奎记载，起义前，恽代英和他在黄琪翔家里长谈了一次，恽代英想说服张发奎，结果张发奎拒绝了，
他对恽代英说“我在广东主*，你们共产*别再骚扰我，在我这方面，我不会加害你们，赶快离开广东。”但中共也想夺取广东*权，广东革命基础好，最重要的是富庶，又有出海口。
起义前，汪精卫给张发奎发了四封电报。要求张对共产*廖尚果采取行动；
查抄广州苏俄领事馆；驱逐苏俄领事；将黄琪翔撤职。这个行动是武汉七一五清*的延续，拜印度人罗易所赐。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罗易“是个蠢货”，这个“蠢货”把共产国际的重要电报给汪精卫看，直接促使汪精卫下决心清理共产*人。
此时汪精卫密令张发奎继续清理广州的共产势力，张发奎在10号宣布在广州实施特别戒严令，准备缴教导团的武器。
这样，广州起义就只能提前了，导致准备仓促，红军总指挥叶挺在起义前几个小时才赶到广州，对整个情况都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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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
据聂荣臻记载，这次行动，广东省委几位领导人都不同意，但因为是中央决定的，大家只能执行。
共产国际还派了代表来指导起义，负责人是一个德国人，叫诺伊曼。聂帅评价他“也是个十足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者”，
这个“也”字用的很有意思，要知道，聂帅耄耋之年写回忆录，回望历史，这个诺伊曼绝对让他想起了另一个教条主义的德国人，同样是共产国际派的“钦差大臣”——李德。
聂帅评价诺伊曼“不懂得军事，没有实战经验，连打败仗的经验都没有”，用现代语言形容“就是个生瓜蛋子”，
但当时共产国际“钦差大臣”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即无能，又武断，仗着共产国际撑腰，听不进任何意见，一意孤行，用我们在部队上的话来说“又日脓又不谦虚”。
这个诺伊曼也是，不顾中国实情，他甚至不了解广州，却又不听中国同志的意见，生搬苏联那一套，用列宁格勒来套广州，
要求举行罢工、然后形成城市暴动，夺取*权，成立城市苏维埃。为了效果，竟然要求行动白天搞。
聂帅等人都提议晚上行动，要乘敌人警戒松懈的时候。后来起义形势严峻，叶挺和聂荣臻提出将部队带去海陆丰，保存实力的正确意见也被诺伊曼斥责，
他批评叶挺撤退是想当土匪，要求起义只能进攻、不能后退，要固守阵地，对抗敌人。这个语气和他的同乡李德一模一样。
毛泽东对此类人非常厌恶,曾表示“我们*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漫天飞，几乎到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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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
因为仓促，很多地方都没组织好，例如赤卫队。敌对分子混在赤卫队里领取了武器。
张太雷主持苏维埃*府成立大会结束后，在回指挥部的路上被混在工人队伍中的敌人伏击，重伤牺牲。张太雷是广东省委书记，而且是中央委员、*治局委员，他的牺牲是革命巨大的损失。
在诺伊曼的指挥下，叶挺、聂荣臻等重要军事将领没有发挥空间，变成一般战斗指挥员。
聂荣臻亲自带领战士参加巷战，他和黄埔的朝鲜籍同志守住指挥部，打退袭击指挥部的敌人。
参加广州起义有很多朝鲜籍的战士，当时都在黄埔军校读书，最著名的莫过于崔庸健，在金日成时代，他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他带领黄埔军校朝鲜籍战士在广州起义中异常勇敢，给聂荣臻留下深刻印象。
起义过程中，叶剑英指挥的教导团是主力，教导团的前身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队伍，训练有素，战斗力强。
这个团队最早是准备去参加南昌起义的，和武汉国民*府警卫团一起向南昌开拔时，教导团被军阀何健部阻止，
警卫团在行进途中得知南昌起义队伍已经撤离，后来和毛泽东汇合，参加了秋收起义，警卫团长就是卢德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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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庸健
叶剑英带领教导团回到广州，这个团一直由叶剑英牢牢控制。张发奎为了掺沙子，在教导团安插眼线，让他的亲信朱勉芳任教育长。
战斗打响后，二连四个战士先冲进朱勉芳的卧室，把他从被窝里拖出来，朱勉芳吓得浑身发抖，大叫要见张发奎，被几个战士用刺刀捅死了。
另一边，叶剑英坐着张发奎的装甲汽车，来到第四军军部，他的副官对敌人宣布说车里坐着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叫哨兵不要开枪，
叶剑英想借此冲进设在中央银行隔壁的肇庆会馆的第四军军部，结果遇见军部一个连的抵抗。教导团通过战斗攻占了公安局，把这里作为起义的总指挥部。
并且释放了“四一五”后被关押在此处的一百多黄埔学生，这些学生被释放后立即投入战斗，又形成一只生力军。
三个元帅中，徐向前最困难，他被组织安排带工人赤卫队在一线战斗。
整个赤卫队被分为7个联队，徐帅带领的第6联队都是手工业作坊的工人，有修蒲团的、缝衣服的、修秤的、打铁的，都不具备军事知识。
徐帅利用晚上时间召集工人们进行军事训练，无奈这些人听不懂普通话，徐帅也不会讲广东话，联队的*代表参加过省港大罢工，见过世面，主动当翻译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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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
徐帅一直干这种最基层的工作，起义开始后，他带着联队的人按计划配合教导团进攻警察局。
因为起义提前，行动仓促，工人赤卫队没有武器，要等组织分配武器。徐帅一干人等了半天，大家心急火燎，才来了一位提菜篮子的女同志，从篮子里拿出两支手枪，几枚手榴弹。
徐帅又找了些铁尺、木棒、菜刀，这就是赤卫队的武器。徐帅最困难的地方在指挥上。不仅语言沟通上有问题，工人赤卫队不是职业军人，不听指挥，像散兵游勇一样，组织非常困难。
一说打反动派就激动，拿着武器乱跑，比新兵都不如。战斗结束，就一哄而散，回家吃饭去了。
把徐帅急得不行，又派人去把联队的人找回来，在越秀山，当时叫观音山，徐帅带人配合教导团和薛岳部交战，这一战，出现在聂荣臻回忆录中，聂帅亲眼看到越秀山前战火纷纷，这正是徐帅在一线战斗。
随着战况越来越差，叶挺等要主力转移，前往海陆丰。徐帅回忆录记载，徐帅队伍打散了，傍晚时分，他只身一人来到指挥部——公安局，找参谋长徐光英请示下一步行动怎么办。
结果发现整个公安局空空如也，办公机关都撤了，满屋狼藉，地上很多木箱，都开着，全是银元，徐帅抓了两把银元，预备撤退时路上用，
出门遇见武汉军校时的区队长朱先樨，朱一见徐帅，就大声说“人家都走了，你还不快走，到黄花岗集合。”徐帅后来在花县追上了大部队。
有意思的是，叶剑英此时也来到公安局找总指挥，同样看到空无一人，他在楼上的办公桌上看到一叠一叠的港币，都是一百元一百元的。
叶帅见没人，转身就走了，一分钱也没拿。后来他和徐帅沟通时说“我那时傻的很，不知道带点钱在身上有用处。”
徐帅在花县找到大部队后，将两把银元都交给组织了，最后完整撤出来的部队，主要以教导团为班底，正规军的表现就是不一样，进退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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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曦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广州起义组织非常混乱，撤退时叶帅作为起义的副司令没接到命令，徐帅这种联队长基层指挥员也没接到命令，都是各自为战。
教导团女队几十个人女战士也没接到撤退命令，在游曦的指挥下，和敌人血战到底，最后全部牺牲。
游曦是重庆人，时年十九岁，肖楚女的女朋友。二人都为自己信仰献出生命。革命情侣的楷模还有一对，广州起义中的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最后也和自己的情侣陈铁军慷慨就义，并举行“刑场上的婚礼”。
聂荣臻曾珍藏此简报，作为对战友的怀念，并且将此简报给周恩来看，周总理也唏嘘不已。该简报在抗日战争反扫荡战役中丢失，让聂帅懊恼异常。
广州起义我们很仓促，张发奎也仓促。据张记载：11日拂晓，他的参谋长谢赝白打电话到黄琪翔公馆，因为张发奎住在这里，谢赝白报告，他听到炮声，让张发奎快逃。
张发奎叫醒黄琪翔，又叫上陈公博，三人乘船过珠江，去找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张向李福林借一个营妄图夺回广州，但被李福林拒绝。
对李来说，他信不过左倾的张发奎和黄琪翔，认为他俩也是共产*。而且广州起义的地区在珠江以北地区，他的辖区在珠江以南，正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张发奎借兵无果，只有另想办法，他利用李福林的亲戚，商人谭礼庭到沙面帮他给各个部队发电报，开始调兵遣将。
在江门，张发奎遇见薛岳教导第一师副师长邓龙光从粤东南率先赶到，部队上船准备到广州，但没钱，张发奎以个人名义向江门商会借了3千元给邓龙光部做经费，
随着张的各个部队集结广州，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的压力都在回忆录中体现出来。起义失败后，很多苏联人也被杀死，在燕塘龙眼洞，被杀死六个苏联人。苏联领事馆后来被抄，霍希思特将军也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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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奎
这此起义虽然帮了桂系李济深的忙，但桂系还是认为粤系捣*，李济深回到广州后，连同陈铭枢、陈济棠以广州市民的名义在泰康路立了一个纪念碑，
上写“在汪精卫与共产*员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领导下发生了广州暴动。”还是没分清共产*和国民*左派。
叶挺在起义失败后，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结果遇见王明的责难，没参加起义的王明还写了一篇《广州暴动纪实》，这个从没有在前线放过枪，没有在危险环境中战斗过的人，对叶挺横加指责，导致叶挺一怒之下脱*。
王明这种人，就是毛泽东形容的“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总会有这么一种耍小聪明、推过揽功，人品恶劣的人，典型的
冲锋陷阵你不行，讨好卖乖第一名。
关于广州起义，张发奎还记载了一个细节。西安事变后，消失已久的叶挺突然到上海看望张发奎，二人见面，张发奎第一句话就问叶挺，为何广州暴动期间共产*不先抓捕他？
叶挺答“我的良知不允许我这么做，如果我扣押你，你绝不会屈服，你会慷慨赴死，故我必须让你走开。”
叶挺是个重情义的人。他和张发奎是同学、战友加挚友，在广州*府时，二人都在孙中山警卫团，薛岳是警卫一营长，叶挺是二营长，张发奎是三营长。
二人的亲密关系让叶挺无法做出拘捕张黄的决定。他清楚张发奎的秉性，要知道，张发奎也是一员勇将。在粤军时，因为自己没有枪，参加了敢死队，用一根棍子缴获一支步枪，被邓铿升为师部副官。
张发奎北伐时才是一个师长，因治军有方，作战英勇，一年时间就成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了，贺龙、徐向前、林彪等元帅都曾在他手下任职。
叶挺知道张发奎绝不会投降，杀他自己良心过不去，不杀对组织上又无法交代。这也是为什么，起义时，没有人去扣押张发奎和黄琪翔的原因，如果先抓住这两个实权人物，起义形势会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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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起义
聂荣臻后来和叶剑英聊天时总结了广州起义的成败，二人有个共识，就是广州起义应该搞，但应该迅速将起义部队从城市拉出来，转移到农村去发展游击战争。
巧合的是，徐帅总结广州起义时，也这么认为，真正的英雄所见略同。
起义失败后，教导团经花县转移到海陆丰地区，整编为红四师，由教导团一营长叶镛任师长，归澎湃统一领导。
叶剑英和聂荣臻曾向广东省委建议，将这一支宝贵的队伍带到井冈山去找朱毛，被此时左倾的省委拒绝，这支队伍后来在战斗中被打散了。
在延安时，聂荣臻曾向毛泽东提起此事，毛泽东很感慨地说“太可惜了，那时我们正缺少基层干部，写信向中央要，中央也派不出人来，如果这一千多人能到井冈山来，那可解决大问题了。”
要知道，这一千多人都是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军事干部，最后作为一般战士拼光了，殊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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