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按：
这年头，放弃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文化媒体主编不做，而一心要做一个诗人的人，不知有几个？
凤凰读书创办人严彬，即是其中之一。他在凤凰读书度过了十年青春，但“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努力成为诗人”，在出版了第四本诗集《大师的葬礼》不久，他终于下定决心，专心“做诗人去了”。
分享下面这篇文章，不妨透过严彬自己的诗文，一起来认识下这位任性的诗人。
我的悲伤，我的诗，我所说的生活
文：严彬
她是孤独的
坐在门头叹气
是一本小说的中间部分
有时候她给我钱，给我饭盒
有时候骂我——
她的忧伤看不到尽头
月月坐在门口等我回来
远处的草绿了
远处的草黄了
远处的草枯了
我认得她和木门构成的影子
她从不说孤独，不说穷困
她只说每个月没有钱
她的头又痛起来了
——《年轻时给母亲的十四行诗》，
二零零九年秋天，我母亲还在世，来北京看我。
我的女儿也出生了。我带母亲下楼，从二栋走到四栋，经过一道铁门，去对面的小区空地上走动，妻子推着婴儿车，车里躺着不足一岁的女儿，她已经睁开眼睛，可以看世界了。
过了些日子，在我们上班的时候，母亲可以抱着女儿，在小区里转转。母亲有些惊惶，女儿咿呀叫着，她们两个人都对以城市北京为代表的世界不熟，有时候我看见母亲坐在场球的长椅上发呆，就像从前那样。
那年九月，母亲回湖南，我去机场送她，看着她背着黑色大包、斜挎我给她那我不想再用的红色运动包，去登机。电梯将人们一个一个往下送，母亲不熟悉自动扶梯，她伸出脚，害怕找不准位置，要掉下去，就那样试了几次，我在后面看着。但她终于沿着电梯向下走了，后来的事情我不知道，不知道她如何在候机厅待了半个多小时，看着身边的人坐着、站着，那些人走来走去，母亲在做什么，飞机往前跑，飞机起飞，母亲在做什么，飞机在天上嗡嗡响，飞机落到长沙……我不知道后来母亲是怎样一个人从北京回到长沙，又从长沙独自回到镇头。不到一个月后，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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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回来了
推开门
跳进自己的身体
参观他的地下室
带走几件旧衣服
——《死后》，
我的悲伤是从母亲那里得来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懂事不久，就开始设想死。我开始设想死，就对死充满了恐惧。我没有经过死亡教育，我奶奶死时，我已经九岁，我并不痛苦，留在我心里的是她在屋后扒柴（湖南乡下的话，用一种竹制带勾的器具，收集地上的落叶和断枝，回家烧柴做饭）的情景。但我早已经知道，人人都是要死的，死是人的最后一件事情，最后一种痛苦。我从小恐惧痛，认为死是痛中之痛，是最痛的。
应该是在我懂得了死的恐惧，并亲眼见到奶奶的死后，又过了一些时候，才产生对死之来临的悲伤。爷爷是要死的，父亲母亲是要死的，我是要死的，所有我见到的人都是要死的。我对这些产生了恐惧。
我很早就产生两种感受：自己死时的痛，亲人死时的悲。它们都给我恐惧，符合我的个性——一个胆小懦弱的人。
这些，是我写诗之前的一部分经验。
上了大学，我都没有设想过以后的生活，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像父亲那样无所不能而又充满失败吗？我没有想过，包括写诗，成为一个诗人。
大二，二零零二年，我很幸运，命中注定的人来了。我遇到了我的语文老师，她美丽、脱俗，给我最初关于文艺和美的想象。最初上课，她给我们带来两部电影：《死亡诗人俱乐部》、《爱比死更冷》；她给我们布置作业：写一首诗。
我写出了最初的诗——《死亡诗组》。回想起来，也很好笑，我的诗里充满了尼采式的张狂、破坏和不安。那一组诗，我不敢念了，但我知道，它为我的懦弱、困顿，为我矮小瘦弱的身体找到了第一个神父。我在祂面前说出我的希望和绝望、我的孤独、不安和不幸，即便是臆想的、夸张的，都说了出来。
在那样的状态下，我写了三年诗，产量很大，临到毕业时，我将它们整理出来，给它们取了个可笑的名字，叫做《灵*的边缘》。
即便是那样，我也不认为自己会成为诗人。
我读到过莱蒙托夫十六岁时写出的“六块木板中的孤独”，我感到自己的孤独已经太迟了，来不及了；我读到过顾城八岁左右写的“松塔”、十五岁左右写的“太阳是我的纤夫，它拉着我，用强光的绳索”……我有什么？想象力不足。
在我二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幻想过诗人最好的死亡时间，二十七岁。我会如约，像济慈、雪莱那样死掉吗？二零零五年，我二十四岁，来到北京，没有死的迹象；二零零八年，我结婚了，女儿出生了，我还活着。我感觉到，成为杰出诗人的梦已经破碎了。
二零零二年，我从余杰那本文采很好的、给了我最早才子佳人教育的《香草山》那里，知道有本廖亦武编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至少有三四年，它成为我的诗歌灯塔。我从网上零星下载书中的章节，我被黄翔、食指、芒克、根子等等那样一些人给迷住了，芒克那死后会衰老的人的坟头长出的白发太迷人了，根子龟裂的土地的、满眼所见都是杀我的凶手的悲哀和壮烈太迷人了，白桦英国式的裤线、栅栏后的歌声太迷人了……
《沉沦的圣殿》不久，我在图书馆陆续读到北岛在《收获》上连载的专栏，“时间的玫瑰”，我又被叶赛宁的枪、曼德尔施塔姆的列宁格勒给迷住了。那些死亡，那些沉重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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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孤独的人
常常被自己惊醒
一个人去外面
看见一个又一个人经过
——我收藏他们
包括秋末燃烧的草皮
被烧掉的白蚁和它们的*魄
我的纪念碑是个多面手
它对俄罗斯人的冷漠感兴趣
去一个真实的俄国农村做秘密访谈
它在夜里偷偷写日记
——死掉的人都疯狂过
我对母亲的怀念也是假的
将内心继续隐藏吧
——《族长的秋天》，
这么多年来，我努力成为诗人。
然而好笑的是，二零零六年，在我听说过有人说我的诗歌好过西川的诗后，我找来西川的《深浅》，我读不懂他的“深浅”；我去西单图书大厦二楼找诗人们的诗读，我在中国当代诗人的诗歌里昏昏欲睡——他们写了什么？我觉得那是另一个世界。二零零六年，我在诗里写的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孤独的猫，是我的同事、那些隔壁的姑娘们，我写了西三环六里桥北里通用大厦底下一堆一堆找活干的农民工，写隔壁城中村的妓女，妓女响亮的床……
我觉得自己离书里写的诗，还有十万八千里啊！
二零零八年，我已经认识了真正的诗人丛治辰。他是北大著名的青年诗人，成为我的同事，带我参加未名诗歌节，告诉我那个在台上念诗的人叫做何不言——我曾以一本《博尔赫斯诗集》，交换到一本冒牌的何不言的诗。我看见丛治辰在北大百年讲堂，他非常熟悉的台阶上，带着那一群不能挤进诗歌节的年轻人朗诵诗歌。他何等英武！我将我的诗给他，请他为我留意，哪里可以发表我的诗。
也就是那样的日子，又过去几年，他将他眼中“中国诗歌鉴赏水平最好的诗歌编辑（之一）”彭敏介绍给我。后来我们成为朋友，互相奚落各自的爱和懦弱、生活的苦闷。我的第一组公开发表的诗，果真出自彭敏之手，出现在《诗刊》上。而那时，已经是二零一四年，我三十三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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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十七世纪
人们更容易昏厥
在丧事从简的习俗中
默哀后人们尽早回家
合衣睡在自己的床上
一本书上记载着这些
每位夫人都拥有好名声
我的祖母也是如此
——《虚无》，
以上的部分，是今年（）十月我为《人民文学》“新浪潮诗会”准备的发言稿。二零一五年，我以“北京诗人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诗会，遇到十几位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诗人。那是一周好时光。
不管如何，我是打算将自己介绍给他们的——尽管后来这篇稿子并没有派上用场，我仍然在大多数人眼里留下了“忧郁”的印象，这符合我长期以来的样子，尽管我知道，“忧郁”并不是一种多么好的品格。
在此之前，也是十月，我和诗人陈家坪同车往安徽参加一个诗歌节。一路上，同车人说话，他们聊得很热烈。因为我也坐在车上，离得太近了——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家坪，实际上他给了我很好的印象，我认为他是个善良可靠的人——家坪用问其他人的问题也问我，“有没有好朋友”。我说，没有，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朋友才算好朋友。
我得回答太让人不满意了——我没有好朋友（当然，这个答案并不可靠）。
事实上，这种印象是可靠的。我的朋友曾对我说，我是一个“寡情”的人。
也许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北京十年了，我没有去过任何一个“北京人”家里做客。我的“寡情”是有缘由的。我没有归属，既不属于北京人，也不认为自己是“异乡人”——我甚至将“异乡”之外的“家乡”也给舍弃了。
没有什么是一定要拥有的。自从我母亲去世后，这种感觉时常出现。去年的“北京青年诗会”，我知道，虽然似乎没有接受邀请，我也不打算参加，原因很简单——诗会的地点太远了。
没有什么是我一定要拥有的。我坐在家里，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将时间耗过去了。
一个看上去非常轻浮的词常常可以描述我：虚无。
我常常这样活着（现在我或许夸大了这种感觉，但，为什么不可以呢，“没有什么是我一定要拥有的”，没有什么是我一定不能去表达的）。
我的一首诗可以作为本文结尾：
她推开窗
我选择的时代就在外面
我的同伴住进为民新村
和我一起吃饭的人
变成大人物
如今月光多么好
我要说到的地方拥有吊兰
人们在街上走来走去
金虎餐厅的营业时间又延迟了
现在是晚上
我选择的时代进来一个青衣女人
小说家沉迷于叙事
深夜的敲门声响起
被带走的人越来越少
国王学院的天文教授以与人绝交为生
——《我们的时代》，
年12月11日二稿
年6月8日三稿
北京，望京
严彬，年生于湖南浏阳，诗人，前凤凰网读书频道主编，飘飘荡荡的理想主义者。
这是严彬的第四本诗集。（可加严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