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记忆》一书，在俄文版年获得两项俄罗斯重磅文学奖项——国民级文学奖“大书奖”和新文学大奖“鼻子奖”后，其英译本于年3月30日入围国际布克奖长名单，年4月23日入围短名单。
国际布克奖的评委们称此次入选的作品“真正突破了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而《记忆记忆》则是“一种绝无仅有的讲真话的行为”。
跨越一百年，五代人，回顾整个20世纪……《记忆记忆》是一部家族史、一本文学批判集、一次打破非虚构与虚构的大胆的文学尝试、一本“反记忆的记忆之书”。
在《记忆记忆》之中，既有着俄罗斯文学一贯的厚重与沉思，又脚踏当下，面向着未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部独具匠心的《记忆记忆》。
这是一本形式丰富，难以界定的作品，它围绕着记忆的母题书写了一部交响曲，将我们带到文学艺术的思想中心，让读者感受历史尘埃的微小颗粒，它在细腻静谧的字句之外指向了严肃的人文思考，成为了一部纪念碑式的文学杰作。
——《新京报·书评周刊》年度致敬辞
《记忆记忆》一书的序幕从封面的瓷娃娃拉开，这种被称为“冰人夏洛特”（FrozenCharlotte）的娃娃由19世纪中期的德国批量生产，至今已成为欧美无人不知的小古董。
冰人夏洛特作为意象，贯穿了《记忆记忆》一书，斯捷潘诺娃在《记忆记忆》一书中这样描写道：
我在一个专卖各种妇女饰物的摊位发现了一个盒子，里面放着成堆的白瓷娃娃。奇怪的是，没有一个是完好无损的，多多少少都带着点残疾：缺胳膊断腿的，带豁口的，有疤痕的。
我当然也随口问了问女摊主，还有没有更完好的，作为回答，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据她说，这些瓷娃娃出产于德国某城市，自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连续生产了半个世纪。
当时它们随处可见，食品杂货铺和日用品商店都有卖。但这些造价低廉的瓷娃娃最主要的一个用途，是作为货物运输时的减震垫，以免贵重物品在运输途中相互磨损。换言之，这些瓷娃娃生来就是为了牺牲的。
冰人夏洛特“平凡的族人”与“历史的大人物”斯捷潘诺娃开始挖掘家族秘史的契机很简单，“不满于族人的平凡而好奇”：
小时候，我非常失望于家族成员的庸常职业：工程师啦，图书管理员啦，医生啦，会计啦，无一例外，全部普普通通、平凡无奇，任何快活或者冒险的气息都无从期待。
其方式也并不出奇：无非是搜集信件，照片，重访家族旧地，譬如全书末尾附上的照片，正是她在文中所描述的：
在低矮的天空下漫步的人群中间，有一位身姿笔直的女性。她独自一人背对镜头而立，穿着浅色夏装的纤细后背构成了照片的纵轴线，好似静止的旋转木马的中间立柱。戴着硬料帽子的头向后仰起，手捧一大束鲜花。面部虽然看不清楚，但我愿意相信，她就是我的太姥姥萨拉。太姥姥萨拉·金兹堡中年丧夫，独自将女儿抚养长大。然而，少女时期的她正是因为参与了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才被家人送去巴黎的索邦大学的。
彼时索邦大学本地学生对抢占名额，土里土气却学习刻苦（可恶至极）的“俄国女留学生”颇为反感。
太姥姥在一番艰难取得医生执照后，回到俄国，一生波澜不惊。她的闺蜜，曾经的革命密友，斯维尔德诺娃，其兄长斯维尔德诺夫正是英年早逝的革命先辈，也是列宁忠实的战友——一次完美的与历史擦肩而过。
其他祖辈们似乎也并非那么“平凡”：另一先祖伊萨克·古列维奇，其名字竟已载入当地史册，更是有一条街以其为名，在当年给这位“工业大资本家”寄信，只须写上“古列维奇，赫尔松”，信件便会准确抵达。
然而赫尔松地方志显示：此君并无后人。
玛丽亚·斯捷潘诺娃家族照片（太姥姥背影）
在虚构与真实之间
这种矛盾贯穿了斯捷潘诺娃的追寻：她一路颠簸抵达先祖的故居，站在院中，似乎能感受到自己与他们冥冥中的联系，心中充满奇异的柔情，几天后却被友人告知——“玛莎，似乎搞错地址了，非常抱歉”。
她翻到了一张十分不苏联的裸女照片，又翻到了外祖父和外祖母年轻时（廖尼亚与廖利娅，天造地设）缠绵悱恻的往来情书，联系起来竟挖掘出两人婚后，在孙辈眼中恩爱下的貌合神离。
她亢奋地写信给父亲，希望父亲提供其在远东“建设苏联祖国”时的信件——印象中如《鲁宾逊漂流记》一般妙趣横生的生活——却被父亲生气地拒绝：那不过是虚假繁荣。
家族的个人记忆逐渐变得浑浊而令人迷茫，宏大历史节点：列宁格勒大围困，大清洗，排犹，医生案……
与族人的平凡生活竟微妙地交织错落，一切宛如浮舟下幽微的黑色河水：
我曾经对于自我家族的以下几点确信不疑：我们家族中没有人在革命和国内战争中牺牲。没有人遭受镇压。没有人死于屠犹。没有人被杀。亦没有杀人者。但上面的好几项突然变得布满疑团，甚至干脆是非真实的。集体记忆：作为时代幸存者的我们
那么，集体记忆如何？斯捷潘诺娃以新的视角切入了对欧美文艺圈的思辨，比如，犹太共同体：嘲笑曼德尔施塔姆“犹太崽子”的吉皮乌斯。
“夸赞”“在和这些人交往的过程中完全不会想到犹太人，除了文化之外感受不到任何其他东西”的托马斯·曼。
被以赛亚·柏林评价为“只是因为他不喜欢。他更希望犹太人能够被同化，不再成之为一个民族。
我注意到，我每次提及犹太人或者巴勒斯坦都会给他带来明显的痛苦”的帕斯捷尔纳克——彼时不安与恶感平等地笼罩着整个欧洲的所有人，“人物”也不例外。
同时，走向单一叙事和单一道德诉求的集体记忆同样具有非真实性。
如夏洛特·萨洛蒙，在20岁出头闭关创作出幅水彩——这便是后面惊世骇俗的展览“人生？如梦？”，波洛克评价道：“梵高花了10年的时间创作了大约幅画作，而萨洛蒙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创作了幅画作，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形势的紧急程度。”
这也正是对其创作认知的一个基调，衍生一下，便是“反抗纳粹——属于犹太人的杰作”。
斯捷潘诺娃详细分析了其创作，却认为：“画家化身为又一幅集体苦难的圣像画，变成了好莱坞电影的热门素材——但并非因为她所成就的，而是因为她所遭受的。”
仅仅因为她极其偶然地遭遇了一系列历史事件，便将其归入其中，其创作动机和意义便被普遍地简化和扭曲了。
夏洛特·萨洛蒙画作（图源网络）
带着这样的怀疑和逻辑，斯捷潘诺娃介入到对20世纪欧美文艺圈和事件的重审中，集体中分割个体，个体中“否认记忆”：
从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施塔姆的论争，到约瑟夫·康奈尔的魔盒；从塞巴尔德的物件清单，到戈德切恩的摄影展览……皆成为玛丽亚·斯捷潘诺娃解构和重构的源泉和参考。如果说，斯捷潘诺娃在追寻家族故事时候，“生来便是为了牺牲”的夏洛特们映射了默默无闻，衬托了“历史的贵重物品”的族人们，那么当名为夏洛特的女画家在历史的集体记忆中同样失却自我这一事实，便重赋了“冰人夏洛特”以新的意义：死者同样破碎，生者同样残缺。
“冰人夏洛特”由此成为了记忆本身，也成为了追逐着过去的，作为时代幸存者共同体的我们，正如斯捷潘诺娃在“中文版序”里所言：
这本书我写了一辈子……当下活着的我们所有人都是幸存者的后代，他们全靠奇迹和偶然才活过了多灾多难的20世纪。这一点将我们联系起来，就像无人荒岛上的一群幸存者，每个人都是亲人。我们的交谈足以跨越代际、跨越距离、跨越语言。我能感受到这一亲缘关系的温度，尽管不无悲凉……我很幸福，我的这本书如今将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或许，它能让我们之间的共同性变得更多一些。”而过去，“关于他们我所能讲述的越少，他们于我便越亲近。一部写尽记忆的反记忆小说宣告俄罗斯文学重返世界文坛之书我们还有这些活动
-End-编辑：楚旂.5.6点「在看」，给阿信加鸡腿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