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面对这场全球性灾难，有人在风口浪尖呼喊，也有人在泥潭中冷静记录。
《纽约书评》收录了来自4个大洲、12个国家的的19篇“作家疫情日记”，当中各有侧重，但都引人思考，加在一起大约两万字，需要你耐心读完。
但是它们都很值得一读，因为这些作家记下了来自世界各地此时的景象，可以帮我们打破时空局限，看到稍远一点的黑暗与光亮。
“如果不是恐惧和恐慌，到底是什么驱使这么多人戏剧性地改变他们的日常生活？”坐标：韩国釜山，约书亚·亨特（JoshuaHunt）年月22日2月份第一个星期快结束的时候，我醒来时听到手机发出熟悉的嗡嗡声——它爆发出一种独特的噪音与震动的结合，让我立马想起了日本地震的移动警报，之前我在那儿做了几年的驻外记者。在这种情况下，嗡嗡声预示着另一种灾难：Covid-19病毒感染。第一次听到那个声音是令人沮丧的，但在之后的几天里，不断的警报声缓慢出现，几乎令人感到安心：那都是偶尔发出的噪音，和稳定且巨有破坏性的病毒节奏毫不相干。当时中国已有超过5万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我想，如果说那个嗡嗡声代表着什么的话，那就是Covid-19在韩国还没有找到“前进的动力”。然后，在2月18日，这些断断续续的警报便开始源源不断、近乎愤怒地爆发出来。在釜山以北的一个城市大邱，一名新天地教会（ShincheonjiChurch）成员的病毒检测呈阳性，她在教堂和自助餐厅就餐时感染的数十人随后又感染了数百人，这些人又感染了数千人。几天之内，警报频频响起，以至于噪音都消失在日常生活的背景里，就像夏天的蝉鸣一样。月17日，医院的院长站在新冠检测点的棚外我很快关闭了这些紧急通知，但那时整个城市的面貌都是一个警告。在杂货店，入口处张贴的告示提醒购物者，几天前有一名感染者来过这家店，任何在这个特定日期来过这家店的人都应该接受检测。几乎所有人出家门时都戴口罩，除了药店和杂货店，大多数商户都空无一人。当我冒险去附近的一家餐馆拿外卖的时候，我得把现金通过一个透明的塑料布上的一个小洞递给他，这块塑料布从天花板一直垂到地板上。之后，我用入口附近桌子上的消毒液清洗双手，在回家的路上，我又用了放在电梯里的一瓶消毒液洗了手。这种对正常生活的颠覆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来自*府的推动。都不需要强制实行宵禁或封锁。我也几乎没有感觉到人们在害怕。如果不是恐惧和恐慌，到底是什么驱使这么多人戏剧性地改变他们的日常生活？我认为答案很简单：信息。韩国*府在年致命的SARS疫情中吸取了许多惨痛教训，并对Covid-19在大邱的进展展开了迅速调查。随后的一系列*府病毒测试，使调查人员能够迅速识别和隔离感染者，并筛查他们身边接触的每一个人。*府没有告诉公众应该害怕什么，而是制造了一个稳定的数据流，告诉他们如何保护自己。几周前，当我离开釜山去东京工作时，情况已经大为改观，以至于离开韩国都让我感到不安了。但是这个工作任务很重要，于是我打开了手机上的紧急提醒，登上了飞机。到目前为止，日本的行动速度似乎已经超越了病毒，但由于缺乏广泛的测试，一切都很难说。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等待那熟悉的声音。“我甚至没有对这一切感到愚蠢的资本。无言以对。”坐标：爱尔兰都柏林，安妮·恩赖特（AnneEnright）年月22日月12日，也就是特朗普就新冠病毒向全国发表讲话的那天，我正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进行一场新书巡回宣传活动。那时的我决定离开爱尔兰，奔赴已经有6例确诊的纽约州。我中招的可能性，感觉还不小。很快，情况在我的旅途中发生了变化，但变化也没那么大。我对新罕布什尔州一名得知检测结果呈阳性却还参加“联谊派对”的那名男子无感。但我的家乡都柏林传来消息，因百健公司（Biogen）在波士顿举行的会议和数十起确诊有关联之后，有人敦促尽快清空其在都柏林的办公室，我对此感到非常不安。朴茨茅斯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早上，我要去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参加读书会，那里离出现确诊的波士顿会议酒店有四英里，所以我感觉很奇怪，总觉得自己走错了方向。参加完读书会后，我回到酒店，毫无波澜地看着特朗普的演说，在漫长的四十分钟过后，我才意识到，他的立场从不断否认，变成了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武断排外的行为：他刚刚禁止了所有从欧洲到美国的旅行。我当时还不知道，他说的“欧洲”并不包括英国和爱尔兰这两个讲英语的国家，也许在他看来，这两个国家还不够“外国”。我拿起我的欧洲护照，走进一间酒吧，点了一杯葡萄酒，在笔记本电脑上查找飞往爱尔兰的航班，一只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