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这一代的平乐人，都有自己的电影情结。那个年代，平乐只有一个电影院，看一场电影，便是童年人生的一种享受，那年那月看电影，也留下了许许多多抹不去的记忆。
还记得小时候，家住平乐二小旁边，与平乐电影院距离也就百来米远，平日里规规矩矩的看电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学校统一安排，交五分钱，排着队，高高兴兴的看电影。另一种是跟着父母亲，手牵手，大大方方的走进电影院，坐在父亲的双腿上看电影。还有第三种方式，就容不得自己那么从容不迫了，有个不太好听的名字，叫偷看，既是偷看，就难免做贼的心理。方法很简单，想必同龄人都有过同样的经历，电影进场时，混在大人中间装孙子，尽量靠得紧些，一只手轻轻的拽着大人的衣角，低着头，以求蒙混过关。
这样的方式进电影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孙子”装得不像，被检票的看出破绽，直接挨拦了下来。另一种是有些大人作怪，明知道你是以他作掩护偷看电影，先不作声，待轮到他检票时，故意把你推开，用肢体语言暗示，你和他之间，没有一毛钱关系。侥幸进得电影院，你也未必能安得下心来看电影，因为是偷看，没有专属的座位，你得等到电影开场时，瞄准一个空位，做贼似的落座。故而你得等，而唯一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厕所，尽管气味难闻，必须忍气吞声。有了空位，坐了下来，心里仍是七上八下的，因为你坐的位子，有可能是持票人晚来一步，这个时候最担心的就是，你正看得上瘾，检票人带着晚来者走到你旁边，用电筒光在你脸上晃两晃，然后喊你起身，再牵着你的手，把你朝门外送去，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只能是前功尽弃，自认倒霉。
偷电影看，是有个团队的，基本住在电影院附近，年龄也一般大小。在这个团队中，我属幸运的，电影院有个检票的，人们私下里都叫他哈老伍，哈老伍一点不哈，只是爱开些无油无盐的玩笑，人很和善，长得有点喜剧。哈老伍谈了个对象，是我母亲同事的女儿，关系也很不一般，哈老伍对象的母亲，对他不是很满意，于是哈老伍希望我母亲做些工作，这样也就在他面前混了个脸熟，我叫他伍叔叔。只要他当班，我亦不需装孙子，还可享受电影院职工子弟待遇，检完票，待关上门时，便把我引入座位，从头看到尾，也无需让位。
伍叔叔也不是每天都当班，混不进去的时候，一杆子人马，分成两组，玩捉蒙蒙躲，一组人捉，一组人躲。另一项活动，就是听故事，讲故事的人赫赫有名，他就是南下干部魏玉山，老魏好两杯酒，晚上没事喜欢到电影院门口转悠，还专门叫我们围拢来，听他讲故事。我们在学校时，也听他讲过故事，那是学校请他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因为没喝酒，故事头头是道，讲的也精彩。晚上喝了两杯，故事也就有了些醉意，比如说，电影院里正在放映《平原游击队》，他讲李向阳就是他，放映《地道战》，他讲他是高传宝，放映《南征北战》，他又变成了那个炸坦克的胖子。老魏有一口假牙，是不是打仗时把牙齿打脱了镶上的，不得而知，但讲到动情处，他务必要取下来，挨个让我们看，并强调是在战场上被敌人打掉了牙齿造成的。那时侯年幼无知，对于老魏的故事，只是一味的接受，并无多加分析，加上他胸前挂满的勋章，最是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渐渐长大后，偷看电影的方式就渐行渐远了。那时候电影院上映的电影，除了国产片，也开始有了进口电影，如：《摘苹果的时候》、《看不见的战线》、《一个护士的故事》、《金姬和银姬》、《卖花姑娘》等朝鲜电影，南斯拉夫的《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阿尔巴尼亚《第八个是铜像》和罗马尼亚的《爆炸》等，这些进口影片，有的是彩色影片和宽银幕电影，加上国产的彩色电影八个样板戏，都在我们这一代人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插队以后，看电影的方式，又有了新的变化，广阔天地，没有电影院，看露天电影，成了唯一的选择。印象最深的，是两次看电影的经历，一次是看《侦察兵》，放映时间是晚上八点，地点设在沙子镇公社旁边的篮球场，由于是沙子首映，非看不可，早早的就从生产队出发，奔袭10来里路到此等候。结果左等右等，到了10点才开始放映，那种兴奋不言而喻，主演是大家熟知的黄心刚，情节又跌荡起伏，大家的表情随着剧情的变化而变化，时而轻松时而紧张。突然，银幕上一片刷白，放映机停止了工作，广播传来休息一会的通知，说是接片人员尚未到来，这一等，就是两个小时。
如此这般，断断续续，看完这场电影，已是凌晨四点。回去是不可能的了，一个人走10多里夜路，借我10个胆也不敢，幸亏有一老邻居，名叫赖石光，在沙子新华书店工作，也在看电影，邀我留宿。事后得知，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一部完整的电影，分成几个考片，先在二塘放映，放完一部，再由沙子的放映员接力，拿回沙子放，如果顺利，衔接的时间就会短些，反之则相反。可想而知，为了大家能看上一部电影，那时的电影放映员，是何等的艰辛。另一次看电影的经历，则让人哭笑不得了，那是一个圩日子，我因故没去赶圩，村上一个青年赶圩归来，兴奋的跟我说，沙子今晚上有电影，问我去不去看，我问是什么电影，他答是大可龙衣。大可龙衣，之前都没听过，猜想一定是一部日本片，于是二人前往，到得沙子，一看那电影宣传海报，直叫我哭笑不得，这哪是什么大可龙衣，分明就是电影《奇袭》，我背都能背得出来。后来想想，也不能全怪人家，那海报的片名是竖着写的，每个字的组成间距又拉得太开，从上往下念，读大可龙衣，也不是人家的错。
露天电影，存活了蛮长一段时间，年，我参加工作到了桂林，这里的露天电影，正方兴未艾，附近稍微大一点的国有企业，如桂林供电局，轻工机械厂、电表厂，齿轮厂等，隔三差五都有露天电影放映，这是一种福利。对于我们刚上桂林的单身汉，也是一种福利，看电影不花钱，还可打发时间，故而乐此不彼。这样的情况，大约维持到了七十年代末，就逐步取消了，电影院成为看电影的唯一场所。印象中，当时桂林市从南到北，大约有南溪电影院、工人电影院、桂林电影院、叠彩电影院等，这是整个桂林市晚上最热闹的地方。
桂林的电影市场，是文化改革的先锋，粉碎四人帮后，上映的大都是刚刚解禁的“毒草片”，如《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阿诗玛》、《五朵金花》等，尤其是《刘三姐》的上映，不仅是轰动全国，因为饰演刘三姐的演员黄婉秋是桂林人，拍摄场景又多以桂林为主，导致桂林人达到了十二分狂热的程度，上映半年之久，仍是一票难求。电影文化，除了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愉悦心情之外，其引领生活导向的影响力，也是极为广泛的。什么人，留下什么印象，青春萌动时期的小伙子们，言谈中，津津乐道的都是刘三姐、古兰丹姆和阿诗玛的美貌。
有两部电影，颠覆了当时桂林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一部是日本电影《追捕》，电影的男主角叫杜丘，女主角叫真优美，杜丘身穿风衣，衣领高高竖起，露出一张深沉又不屑一顾的脸，脚上穿一条喇吧裤，显得风度翩翩。真优美一袭长发，一脸娇羞，洋溢着天真烂漫。外加一个史村警长，两边鬓发往上勾起，也是一脸的不屑，酷得令人羡慕。电影上映不久，桂林市一下子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杜丘和真优美造型的年轻人。小伙子无论高矮胖瘦，一律身着风衣，竖起衣领，故作深沉，招摇过市。姑娘们不论身材苗条，或是五大三粗，全都一袭长发飘飘，混迹于大街小巷，故作娇羞和天真。
另一部电影，是国产片《庐山恋》。男女主角分别由郭凯敏和张喻饰演，男的帅气，女的漂亮，讲述的是一位海外华侨，在庐山巧遇爱情的故事，其中一个大胆的接吻镜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说《追捕》的上映，给年轻人带来的是外在的变化，《庐山恋》的上映，却让年轻人多了一些对知识渴求的影响，因为剧情中男女主角的爱情，贯穿于学习英语，而当时国内，正兴起学习外语的热潮。因为单位离南溪山公园不远，每天早上与同事全跃德都到公园跑步，突出的印象，是公园内朗读英语的人，遍布溪水边、桂花树下、岩洞口，“古摸宁”，“好嘟入嘟”之声彼起此伏，一片浓浓的学习气氛。也有心不在焉的，一心只想着身边出现那个他或她，手里拿着书，眼睛却不住的东张西望。
岁月匆匆，物是人非，电视的出现，互联网的发展，让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的人们，多了许多选择。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我则时常在纷繁的尘世中，随思绪行走于那年那月，去追寻看电影的乐趣。
（图片来自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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