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10月份，9位宗教考古美术专业的硕博士一起组成乌兹别克考古美术考察团，对乌兹别克的从希腊化时期到伊斯兰帖木儿王朝的一系列古代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考察团从北向南数次穿越丛山峻岭和军事检查站，沿着古代玄奘的巡礼路线，抵达阿富汗与乌兹别克边境。以下部分为邵博士的笔记整理内容：
历史一直延续的城市——铁尔梅兹
铁尔梅兹位于传说中巴克特里亚历史地区的核心位置—阿姆河的河畔，据说这里是阿姆河河神的故乡，也是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起源地之一。铁尔梅兹的古名Tarmita，可能就是从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塔》中的Taramaetha（面向河流的聚落）起源而来，这些神秘的宗教给铁尔梅兹增添了几分神秘。
中国的玄奘三藏在经历胡人的粟特地区，也是从这里渡河去了阿富汗，找到了西突厥王庭的首领——和中国高昌有着亲缘关系的结盟国，再沿着阿姆河穿越阿富汗后到达印度。
（铁尔梅兹的村落
李意）这里的居民和周边更广大的区域在古代阿契美尼德被称为“Baxtri,Bactria,巴克特里亚”，古代的巴克特利亚人的人物形象，曾经出现在波斯波利斯的浮雕上、也出现在亚历山大东征粟特的史诗故事中。
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开始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兴建防御设施的小集落，公元前年左右希腊人建立殖民都市，为守住阿姆河渡口，沿着阿姆河兴建要塞建筑，后逐渐扩展为城市。
该地区被后来希腊地理学家冠以“Tokharoi”，后来公元前年汉武帝派遣的张骞，历经苦难到达的大月氏部落也是此地，张骞称之为“大夏”，在后来汉文献中该地区被记载成“覩货逻”“吐火罗”等音译地名。
但历史留给这里的，除了大片的废墟遗址、军事禁区，主要还是一直兴盛的绿洲城镇文化和沉睡在地下的古代文明。
（1）早期乌兹别克的宗教考古美术历史
尽管从理论上讲，佛教最早有可能在公元前1世纪传入这个区域，在贵霜王朝形成时期就已经接触到佛教。
对于近代研究学者来说，中亚地区关于佛教的存在和传播证据一直模糊，因为该地区也是完全伊斯兰化千余年的地区，中亚地区的佛教已消失了上千年，除了伊斯兰文明外，当时没有什么可以直接称作为佛教的考古学发现物。
（在乌兹别克塔什干考古所的林玲梅博士生提供的早期考古学者的照片墙）
因为当时信息研究咨询不发达，在中亚和前苏联近代人文学科发展认识中，最早认为是佛教遗物的反而是撒马尔罕的阿弗拉西阿卜遗址的粟特壁画。
由于该遗址发现时间较早，一些缺乏佛教常识的乡土文化研究者认为这些描绘的壁画属于佛教。在伊斯兰世界对于异宗教的研究基本都是困难重重、筚路蓝缕，阿弗拉西阿卜遗址的壁画直到后来研究才被确认是粟特人的遗址。
这种对于地区过去宗教文化未知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年，当邻国阿富汗的历史面貌在法国考古队的组织下发生着翻天覆地变化，犍陀罗美术史学者富歇(A.Foucher)等人正在巴尔赫（Balkh）努力寻找希腊化佛教遗址的消息也传到了苏联。
一河之隔的阿富汗正在欧化浪潮的文化建设中迈出坚实的步伐，擅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前苏联也立刻行动起来，莫斯科国立东方美术馆组织了一个大考察团，综合了各个专业的人才，决定调查靠近阿富汗的乌兹别克南部、阿姆河的右岸的铁尔梅兹地区，也希望发现类似的希腊化佛教遗址，给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启示”。
但当时苏联学者对于希腊化佛教考古美术研究基础薄弱，对此感兴趣的学人中大部分还是属于历史学和美术爱好者。
该调查团中的斯托列科夫（A.S.Strelkov，-）是一位例外的博学知识分子，他在考察中对今天耸立在古城东南位置路边上的兹尔马拉（Zurmala）的一座土塔进行调查，他模糊的感觉这个土塔是一个重要的遗址。
斯托列科夫后来又在铁尔梅兹一带的地表残留的遗物进行收集，发现确认了一些与佛教相关的雕刻和建筑装饰的残片。认为这个遗址有可能是佛教时代的佛塔，因为岁月风化只留下土堆。因为在邻国阿富汗巴尔赫地区有太多类似的佛塔建筑，大多数也都只剩下一个土堆残骸，很少有太多装饰性遗物。
后来经考古学调查证明，这个佛塔是建设长方形基坛（长22米、宽16米）上、塔身为圆形塔身直径约为14.5米，高约13米，采用当地的日干粘土砖材料进行构建，就地取材，建造年达大概是1～2世纪的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Kaniska，约78～）时期，属于比较古老的样式。
年，调查团又在铁尔梅兹古城的西北角卡拉丘地（kara-tepe）发现了被黄沙掩埋的石窟，这些不规则的石窟建筑是和寺院建筑结合起来使用。这是和印度、阿富汗中国新疆等类似的石窟寺遗址，这个石窟寺的发现立刻在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乌兹别克存在早期佛教遗址的事实开始被人们接受。
人们都期待着这片区域会有新的发现，因为法国在阿富汗巴尔赫地区并未获得理想的考古成就，究竟佛教在历史上有未传入到该地区还是一个谜，人们对于当时印度为中心的佛教世界的边缘和界限都很好奇。
正当人们的期待与日俱增，对于未来工作产生更多期望时，历史又开始了自己狡黠的一面，开始不轻易的掩盖自己的过去。
斯托列科夫还未等到机会继续深入研究和发表相关的研究称成果，就遭到了外界的干扰。在前苏联-年*治大肃反时期，他因为其博学和创造性见解被*府当局作为“人民的敌人”被逮捕入狱，他的名字和研究成果被消匿噤声，在所有的杂志书面材料和会议中都选择性除名、故意遗忘。
他的成果一直被消失了约15年之久，直到最终平反时，其人已经迈入暮年、时日不多，错过了最好的研究青春。
（佛塔的建造材料当地的日干粘土砖）
我们考察团一路颠簸着达到了这个佛塔遗址，由于已经没有了公路，我们弃车步行，在一片农田中，我们步行3千米左右到达这个佛塔遗址。在那片农田中，还有在那片烈日下，我们低着头看着路往前行进，想着过去这些研究人员的故事，思路时长时短。
我们踏查了佛塔的周边区域，用心去查看地表上散落的遗物碎片。因为最早发现的一件浮雕版就是在周边发现，现存放在博物馆里面，据此推断该佛塔外面有可能装饰着很多浮雕版，或者有很多小型的雕塑和建筑。
但这些年年岁岁被深耕过的农田，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关于佛塔的建筑构建的石质残片根本没有，甚至连破碎的土器陶片也没有，关于寺院和建筑的一切证据都消失了，这种现象非常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我们硕博士考察团深知这个遗址的重要，在围绕佛塔巡礼之后，大家继续围绕它展开讨论，在周边的凉荫处现场阅读关于它的材料，纪念这个乌兹别克佛教考古的开端吧。因为行走的脚步并不只是追寻双眼所见事物，我们一路追寻的也是内心的、已被掩埋的、被抹掉的事物，这是人一生中值得执着追求的东西。
不论怎么样，在中亚地区地表遗存的辨识工作，是近代考古学艺术研究中最容易做到的，这也是早期学人开拓研究的见证，这个遗存可以经历千年风霜保存下来，很不容易。
世世无绝，涅槃后皆有塔记。
（2）洪水冲出的希腊化佛教遗址
由于每年夏秋季节阿姆河定期泛滥，周边的土崖和堤坝时常被洪水冲击，阿姆河两岸的高崖土坝中的古代遗址和遗物时常崩落出来，等待有心人的发现。
乌兹别克斯坦这种混沌的研究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到了年，中亚佛教研究中出现了更重要的考古成果：在铁尔梅兹上游18千米的的埃尔塔姆（Ayrtam）古代遗址被发现。一个轮渡船长，在洪水过后的河底打捞出3个石灰岩的胸像雕刻，觉得这是不寻常的东西，决定交给*府和专业人士审查。这三个胸像表现的是茛苕叶围绕的乐人像，发现后不久就被运到了首都塔什干博物馆。
当时的研究人士，开始围绕这些遗物展开研究，但是众说纷纭，并无准确定论。
年当时在塔什干大学教授考古学的马森（M.E.Masson，-）见到照片后，开始发力研究，认为这是属于希腊式佛教——犍陀罗文化系统的文物，年代应该也是犍陀罗时期2世纪左右。之后马森开始带领小型的考古调查团进入该地区，对埃尔塔姆的佛教遗物进行调查。
考察队在附近的岸边约20米山崖上展开调查，堵上性命攀登各处危险断崖，不断探查作业之后又陆续发现7个类似的雕刻。这8个雕塑最初被送到艾尔米塔什（Hermitage）博物馆，这些融合希腊和中亚风格的新发现给人们揭示出一个在该地区和巴基斯坦犍陀罗文明类似的文化。
（埃尔塔姆的二重佛塔示意图）
这样，在20世纪初期，在中亚地区比较有名的遗址陆续发现，铁尔梅兹的发现开始陆续震惊世界，早期的苏联学者迅速聚集在这一区域，民族学、人类学、建筑学和考古学各专业学者跨学科展开联合调查。
学者们对照玄奘约在年的访问铁尔梅兹的记录，也给该地区的佛教遗址调查留下了一些调查线索，二战结束后，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和遗址分布已经基本明了，一些地下的佛教遗迹分布已经确认。
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由于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一些遗迹也被发现，但是迫于战争形势并没有充分发掘，毁掉了一批古代遗址，给该地区留下遗憾。
学者们对照玄奘在年的访问铁尔梅兹的记录，也给该地区的佛教遗址调查留下了一些调查线索，二战结束后，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和遗址分布已经基本明了，一些地下的佛教遗迹分布已经确认。
二战后，马森的儿子继承父志，继续调查埃尔塔姆，在年在周边地区陆续发现一些小型日干砖瓦的塔型建筑和一些其他的考古证据，初步揭示了这个佛塔的属性。是一个长方形（长9.2米、宽8.8米）的基坛上，直径约为5米的佛塔，佛塔内部还有一个直径1.8米、高2.3米的小佛塔，这里面的小佛塔年代应该更早，年代应该在1～2世纪左右。
在柱头上装饰茛苕（Acanthus）叶子与人、动物，这些装饰形式或许受到是帕蒂亚美术的影响后在该地区独自发展的事例。
这些雕塑有着典型的科林斯柱头叶形装饰风格，这些与巴基斯坦犍陀罗和斯瓦特地区的柱头装饰类似，巴基斯坦出土的这些犍陀罗文物基本都存放在博物馆，可以认真观察。但是仔细辨别，两者比较起来，乐伎、乐人的颜貌、服装和身体表现有所差异。
这些乐伎人分为2列并排在茛苕叶子的后列，与大型的叶子相配合，只露出腹部以上的半身像，依次排开包括敲打长太鼓的伎人、弹拨诗琴的伎人、演奏竖琴伎人、敲打钹伎人，这一套是吹奏乐器、击打乐器和演奏弦乐器的组合。
根据各地区考古发掘汇总的研究信息推断，这些科林斯柱头原本的功能应该是被安置在佛寺入口的柱廊和侧壁上方作为装饰，人们进入寺院时也是仰视这些人物，他们似乎让人想像着天籁之音和美好世界。
这些雕塑的形象似乎将音乐导入寺院，在右壁也看到各种各样的供养人，身着民族服装，沿着佛塔右绕进行礼拜。
可能在最初，或许是希腊人的后裔散落在这个地区，不断的思念着远方的地中海湿润的故乡，空虚着、期待着，延绵不断的延续着某种寄托和怀念思想。
也有学者严肃的认为这些塑像组合的图像与《大般涅槃经》中的文本语句符合，表达了在佛塔建筑中对待尊师的遗骨和舍利，要带着舞踏、歌谣、音乐、花轮、香料，尊敬的供养侍奉，这种文本与图像的关系，以及佛教思想和艺术的结合永远值得我们思考。
（上下图：埃尔塔姆出土的供养人雕刻和铭文）
年在该遗址上又再次因为洪水泛滥而发现被冲刷出来的石灰岩男女人像，在台座上刻着6行巴克特里亚语铭文。根据铭文解读为这男女造像为该神殿的供养人，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信息：铭文上的Shudiya有可能是印度人，雕刻家是伊朗系的名字Mirzad，他们在胡毗色迦4年（khuvishka）捐资奉献供养该神殿。
可是这个石刻的铭文并不是那么清晰，在书写字体和美感上，也很难和一河之隔的阿富汗的古代希腊化遗址阿伊哈努姆发现的碑铭相比较，或许当地人对于这些古代希腊的文字的驾驭能力已经衰退了。
这些后期进入该地区的游牧民族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也没有超越希腊文化的科技和生活方式，或许在维持自己在该地区的统治中有了新的文化同化和接受认识思潮。
（上下图：阿富汗的阿伊哈努姆遗址出土的希腊kineas碑铭）
这些希腊语在后期逐渐发展变化，有些演变为巴克特里亚语，仍使用希腊文字从左往右记述，在公元1世纪后作为该地区的行*语言存在于今天的阿富汗的北部和中部地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覩货逻国故地国家的通用语言为：
“语言去就，稍异诸国；字源二十五言，转而相生，用之備物。书以横读，自左向右，文记渐多，逾广窣利”。
玄奘所记述的“字源二十五言”，是此地通常所见的希腊二十四字母，后来根据使用需要，并加上一个具有sh音值的特别字母，共二十五字母。
该覩货逻语通用于阿富汗境内很多国家，玄奘同样记载为“文字大同覩货逻国、习俗语言，风教颇异。”近代考古学上也出土了一些钱币学和写本资料也印证了玄奘的记载，说明了玄奘当时观察的准确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希腊人后裔已经部分改宗佛教。
（上图：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出土的kineas希腊文碑铭）
（下图：阿富汗的苏尔赫考塔尔（surkhkotal）出土碑文，学界一般认为和埃尔塔姆非常类似）
阿富汗这些年动荡的局势、失控的地区治安已经让所有人焦头烂额。早些年，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曾各处找图找资料，今日看到实物，心中多少有些感慨。为了最初的单纯，渡过千山万水来看你，即使承受过很多话语之重、即使忧心忡忡，相见那一刻也觉得值得。
所以此次，我们很想看看这个早期遗址，于是一路乘车沿着阿姆河到达离遗址很近的地区。但可惜的是，因为该地区属于军事管制区域，我们无法进入，只有远望埃尔塔姆遗址，感受一下那来自古代文化的讯息和气场。
我们将车停在路边，眺望着着远处的风景和灯火，看着来回飞翔的鸟儿和蜻蜓，幻想着或许他们可以带回新的消息吧。
我们沉浸在远望的这一刻，我们感到自己和动物一样，一生都是在认识世界，感知世界，贴近生活，感受彼此。人在追求理想时也会遇到无能为力的事情，可得可不得，这就是生活的某种意义吧。
（在铁尔梅兹调查准备中，曾得到李肖教授、郭物教授、王建新教授的无私指教，在旅途中受到北京电视台乔鲁京老师的关怀协助，深表感谢！）
邵学成博士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