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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串联生活中篇
?刘齐／文
年11月作者（右）与哥哥摄于天安门
这是一个名叫什坊院的地方，是一所简朴的小学校。男女生按规定，分住两处校舍。四人小组自行分开，刘宁和刘维莎住本校，刘卫东和刘齐住几百米以外的分校。
其时，各地学校都停了课，校园内很少见到学生，大多串联去了。没串联的，也不爱待在学校。
校园里又总能见到学生外地的串联学生。你上我的学校来，我上你的学校去，反正不能让校舍空着。
哥俩被分配到一间小教室，里边搭了二十几个地铺。寸把厚的稻草垫子上，铺着前几任串联者用过多次的被褥，虽有异味入鼻，倒还松软保暖，且能保证一人一套。被面花色素艳不等，当时没多寻思，用就用了，现在细想，这些应是各机关单位和北京百姓暂借或捐献而来，真是难为了，感谢。多年后一些洪涝地震灾区的避难之所，也时有类似卧具见诸图片视频，令我想起京郊的地铺。
串联者所用行李，还有其他来源。部队支援是一种，强行挪用又是一种。我成年后的一个朋友是吉林住校生，外出串联时，将被褥锁在宿舍的行李柜里。回来发现空空如也，柜中物已被取出，给远道来的小将铺盖。我朋友只好各间寝室寻找，外地学生横躺竖卧，床单被褥凌乱不堪，一时找不全，胡乱拿别人的凑合一下。你用别人的，别人也用你的，没什么好抱怨的。
又是我哥捷足先登，将旅行袋朝西北角的两个铺位一扔，占住地方。我不伦不类地想起《三国演义》中的一句话“射住阵脚”。
枕头不在配备之列，我哥让我用书包充当。兄弟俩将酸乏已久的肢体平摊开来，美美睡下。
京城居，大不易，免费京城居，更是难以想象。但我们小小年纪，以不可与外人言的危险身份，第一次进京，就享受到了。
醒来已是中午时分，又吃上了免费午餐。一人两个白面馒头，一碗肉末白菜汤，其香无比，感觉大好。不独午餐，一日三餐统统免费，且不要粮票，太鼓舞人心了，真是盛大的节日。
在中国，“免费”永远是一个好字眼儿。
什么时候钱都重要，但那时的粮票也重要，有时比钱还重要。
钱是“爹”，粮票是“娘”，爹娘齐全才能吃饭。
“爹”省事，“娘”麻烦，活动范围有限，出了省界市界，务必要将当地的“娘”，按所供应的粮油比例，换成全国的“娘”，非如此无法远行。要不咋说，那时的管理有一套呢。阶级敌人，你想随便乱跑？跑一个试试！
人民不乱跑，人民安心本职工作。
但这只是头些年的管理，合理中有不合理，确切说叫不方便。为了革命，需要人民中的一部分，也就是小将，四处活动，一些有利于此的措施便不断出台。串联初期的北京，每人每天五角的饭钱免了，每天一斤二两的粮票还是要交的。现在好了，说不上是有了新规定，还是人太多顾不过来，索性，粮票也不用交了，没“爹”没“娘”，照样吃粮。当时全国流行一首歌，“天大地大不如*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旋律感人，不花哨，为著名音乐家李劫夫先生所作，许多人唱这首歌时眼里都含着热泪。
免费吃饭，对个人来说，能省出多大一笔财富！你省一笔，他省一笔，加上车船住宿费用，再乘以几个月的天数上千上亿的人次，得出来的，必是一个惊人数目，公布出来，全世界都要咂舌。“三年困难时期”刚过不久，非大气魄难有如此豪举。周总理是全国的“大管家”，给串联学生免单这种事可以由他安排，却不一定由他决定。林副主席主抓颂扬领袖事宜，也不可能分神操劳。
八成是毛主席，一定是毛主席，巨手一挥，就这么定了。
漫说对自家小将，就是对阿尔巴尼亚、越南，还有非洲一些小国，有关单位提出援助数目，本来已经很慷慨了，主席犹嫌不足，每每还要翻番或者尾数加零。不知受援国的民众对此做何感想，他们激动时唱什么歌。
什坊院的晚餐跟午餐大体相同，一人两个馒头一碗白菜汤，汤里加酱油，有时有肉，有时没肉。白菜是横着切丝，粗丝，茬口弯如月牙。
早餐仍是馒头，有粥，无菜，代之以老北京人的看家咸菜，一种盐水腌制的芥菜根块，浅褐色，切成粗丝，嚼在嘴里咯吱咯吱响，味道说不上可口，名字却很悦耳：水疙瘩。东北话发音“水嘎瘩”，“嘎”得很没面子，远没有京腔来得清脆优雅。
北京到底是北京，一点儿没有东北的萧索景象，快到小雪节气了，柳树仍有绿意，积水尚未结冰。
什坊院的这所小学校位于海淀区公主坟附近，东一处田园垄亩，西一处楼舍平房，属于当时的城乡接合带。步行一段，可搭上公共汽车，车门一开，晃一晃烟盒大小的纸片，想去哪儿去哪儿。纸片上印着红框红字，是全市通用的免费乘车证。
千辛万苦来到北京，头等大事当然是让主席接见。
主席已经接见多次，啥时还能接见，谁也说不好，只能根据以往活动的间隔天数，大体推测一番。每次人们一问，接待方想也不想，只回一句，等通知吧。
通知啥时来啊？刘卫东站在本校办公室的窗外，问里边的人。北京的玻璃窗只有一层，比沈阳的双层御寒窗简易，我哥脖子一伸，脑袋进了房间。
来了你就知道了。窗里说了句正确的废话。
屋内有几个军人，他们被派到这里，跟学校员工一起，接待外地学生，接待一批，送走一批。领头的穿四个兜的军装，是个排长，郑州人，刘维莎至今记得他的名字：李彦喜。
我是问上午来，还是下午来？别我们一出去，通知就来了，看不着主席你赔我呀？刘阿音脱口说了句猛话。
呵呵，你这小伙子还挺厉害，什么都能赔，就这个赔不起。李彦喜排长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把两扇窗户推开，笑说：前几次吧，都是晚上来的通知。忽然绷起脸，厉声训道：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我和我哥一愣，我们都在外面，没进屋啊？
李排长训的不是我们，是另有对象，那是一个灰色人影，缩头缩脑，一晃，不见了。
李排长转向我们，口气和缓下来，你们别急，白天该怎么活动，就怎么活动。
“活动”一词，所指应是看大字报、参加批判会、揭斗争盖子、交流各地动态这种*治行为，这才是大串联的本意。文革初期，下面温温吞吞，傻老婆等茶汉子，迟迟不能让上面满意，上面就鼓动红卫兵开赴各地，一串通，一联络，一攉拢，革命之火就噼噼啪啪燃烧起来。各地不光有革命，还有风景，捎带着，“活动”也有了游山玩水的含义。当然大家比较自觉，嘴上并不这样点明。
北京到底是北京，革命最多，风景也最多。
革命，四人小组这种背景，自然不便掺和。风景，倒是可以一看，只要胸怀革命，看风景也是革命。
刘宁说：去颐和园吧。老大发话，组员们就说，去吧。
慈禧太后喜爱的这个皇家园林，此时已不收门票，随便进，因此，跟我们来时的火车一样拥挤，乌乌央央，到处是为革命看风景的人。
世人皆骂老太后，为了修园子，竟敢挪用海军军费，也不核计一下，就清末那个鸟样，不这样又能怎样？现在一看，老太太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后人，无意间做了件好事。多亏她修了这个园子，不然甲午海战一通乱炮，啥好东西都剩不下，军舰军舰打沉了，炮台炮台炸毁了，京郊这一带也好不到哪儿去，顶多剩一片乱泥洼子，卖给开发商，盖一些方头方脑的水泥壳子。都说老太太腐败，再腐败人也没把赃款汇到国外；陪葬的金银财宝、珍珠首饰，再奢靡浮华，它埋的也是祖国大地。
这些话是另一次游园，我和朋友说的。时间：几十年后；地点：昆明湖西岸大清海军那个小院。回到当年，学一百篇社论也说不出这样的话。
四人小组懵懵懂懂，跟着人潮往前涌动，佛香阁也好，十七孔桥也好，都看不出个子丑寅卯。倒是刘宁，不知她们住处谁给了她一种饼干，至今仍有印象。该饼干方形锯齿边，正面压着橘子图形，吃起来甜脆香爽，果然有橘子味，只是口干，小卖部不卖今天常见的矿泉水，卖的是北冰洋汽水，一角五分一瓶。
四人小组已被免费*策惯出了毛病，轻易不花自己的钱。找一处浇花的水管子，依次把嘴凑上去，咕嘟咕嘟灌个饱。
出了颐和园，刘宁说：去北大看看吧。
我说：北大有啥可看的？
刘宁说，她就是想去看看，不然也不会上颐和园。
颐和园离北大很近，那就去吧，看啥不是看？
北京大学不一般，在中国，总挑头起事，“五四”起过事，文革又起事。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就拿北大做了炸药捻子，连接上他早已备好的革命梯恩梯，轰的一声，炸得全国翻江倒海。各地小将循着爆炸声，闻着火药味儿，来到京城西北郊，找到这个北大，自然要看一看，里边发生了什么。
也没发生什么，该发生的早已发生，无须等你们审查。你外人也就是一走一过，看看大字报什么的，虽说没多大兴趣，好歹也是革命行为，算是参与运动，没把免费得来的热量，完全投入游乐之中。
燕园里的大标语和大字报，高一片低一片，左一层右一层，糊得哪儿哪儿都是，没过多久，又被糊上一层。所用糨糊和墨汁臭烘烘的，令人又想掩鼻，又不好意思掩鼻，生怕被人指责，这是啥味儿？这是革命味儿，你连这个都受不了，你是哪一头的？
一幢灰楼的山墙上，有一份大字报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份大字报一连写满了好几张黄裱纸，每一张都用红笔画了圆圈，标了号码。大字报的标题：《全国已见报的黑帮名单》。
在一个个闻名遐迩的反*人士，例如邓拓、吴晗、廖沫沙，更例如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等，在如此显赫的大黑帮名单之中，我突然瞥见我的父亲，一个仅被外省报纸点名批判的小黑帮，他的名字居然也被写在上面，这让我特别惊讶，马上紧张起来。当时，网络搜索引擎尚未诞生，甚至它的发明者也未必出世。这一份大字报，它的作者，需要查阅多少报刊资料，才能完成这一份任务！祖国辽阔，人民伟大，天网恢恢，又紧又密，只要盯上你，任谁也钻不出网眼。
六年级小学生刘维莎，非法串联者刘维莎，她一定也看到了这份名单，但她哪里有我这般沉着，这般多虑，只听她大叫一声：快看，有我爸！
她的声音无比自豪，仿佛我爸上的不是黑名单，而是光荣榜，是天安门。
周围一下子静下来，看大字报的人被她喊得莫名其妙，纷纷回头。
我和我哥也回过头来，狠狠瞪她，像瞪一个往自家球门踢乌龙球的蠢货。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用这诗来形容一个13岁的小姑娘，显然不合适，属于对人物特色和古诗词把握不当。刘维莎也就是一时犯傻，“二”，她周围那一帮女孩子都“二”。其中，有个叫杨莉的，第一“二”。杨莉比刘维莎小两岁，特别佩服刘维莎，是我妹跟屁虫。某日不知发现了什么，特意跑到我家，用一种报喜的口吻大喊：“维莎，我姥是地主！”
杨莉的舌头似未发育成熟，“我姥”不叫“我姥”，叫“我脑”。维莎事后学说，全家老少爆笑不已，从此这段轶事常被我们引述，成为家庭经典。这是头几年的事。文革一来，人们的出身意识普遍增强，举国上下，万分看重家庭成分，杨莉她再天真，再无邪，想必也能知道，长辈亲人的这种身份，不是可以随便乱说的。
刘维莎抽冷子这一声喊，不但让大家诧异，还引得一个戴红胳膊箍的小伙子，使劲看了她好几眼，顺便又用审视的目光，往我这边扫。扫就扫，全国那么多人跑到北京，谁认识谁呀？可是，他戴的袖标下沿，有一行小字看上去挺眼熟，好像是沈阳一个什么兵，别是打过我的那个红卫兵吧？我一激灵，往人堆儿里细瞧，那人已不见踪影。
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赶快！
刘维莎似乎还没看够，仍旧抻着脖子，往大字报上乱瞄。我一把攥住她的手，低头便走。只听一个男人大叫：“干吗呀小兔崽子，胳膊快被你拽掉了。”
原来是我昏头昏脑，抓错了对象，怪不得呢，小维莎你那个手，怎么就那么大，那么厚？
刘宁没跟我们看黑帮名单，也没走远。不知什么时候，她寻到一株绿叶尚多、依然婆娑的垂柳，坐在树下，扳着膝盖，静静看一处四合院落。那里大概是北大一个系的办公室。在我眼中，其实没啥好看的，进进出出皆为平凡之人。
刘卫东比我懂事，跟我说，别过去，让她再坐一会。要不是来了运动，我姐这会儿也是大学生了。
我马上想起，八九个月以前，春节刚过，我爸还是好人，我姐还是好学生，正在做高考准备，即将进入填报志愿环节。有一天晚饭桌上，她向父亲请教，考哪所学校，报什么专业。我爸那时尚未料到将有大祸临头，一边喝酒，一边兴致勃勃地回忆，自己在东北大学的流亡生涯。
刘宁是沈阳重点中学20中的学生，门门功课都好，相反刘阿音比较注重体育，说白了就是贪玩，还有一个理想是当兵。幸亏上面一声令下，他不用再为考高中还是考中专而挠头，有主席教导指引方向，足够了。教育革命起东风，几人欢乐几人愁？看我姐这种直勾勾的眼神，没准她当初填的志愿，就是北大也说不定。
姐，你咋的了？维莎不知就里，走上前去问。
没咋的，就是有点儿累。刘宁站起来，走，回什坊院。
走几步停下，正色道：刘维莎同学，跟你说多少遍了，管我叫刘宁，别叫姐！
此次进京，用的既是同学名义，姐弟四人就立了规矩，彼此以姓名相称，别像以往那样，哥啊姐啊，家庭色彩浓郁。我家几个孩子中，别人长得还算各有特色，只是我和我姐长得最像，而且都戴眼镜，一看就是一个娘肚儿爬出来的。
公交车上，我无心观看窗外景致，满腹狐疑，却不敢说与兄姐。先前遭学校红卫兵一通暴打，已经很让我羞惭难言，愧对家人了。现在又蹦出这么一个戴袖标的家伙，他会不会尾随我们，也上了这辆车？会不会戳穿我的真面目，让那个闲了一段时间的“铁拳”再次落下来？
这一次不落则已，落就不是我一个人?着，还有我姐、我哥、我妹，大家都受连累，别说看毛主席，指不定怎么挨收拾呢。你们这是啥行为？非法串联！非法就是犯法，犯法就是反革命，当历史反革命嫩点，当现行反革命正合适。罪行越摞越多，我不摞别人也会摞，蹦着高往阶级和原则上联系，已成广大群众的思维习惯。身子离开了受难之地，心离不开，从自由到恐怖，不过一两秒钟时间。
做一下深呼吸，又给自己吃定心丸，事情还不至于那么严重吧？当时在北大，刘维莎喊是喊了，却没说我爸是在黑名单上，还是在人群里。那个红卫兵，就算耳朵再好使，他又能听出啥名堂？何况，他是不是沈阳那个红卫兵，还不能确定，干吗自己吓唬自己。这时公交车停了，没有售票员报站，人们抢上抢下，乱作一团。
刘维莎冲着窗外又一声喊：木须肉！
还红烧肉呢，那是木樨地！刘卫东说。
车上的人都笑了。
刘维莎一再挨讪，羞红了脸，要哭。刘宁挽住她，得了得了，都少说点。
当晚，姐妹两个回本校，兄弟二人回分校，各自安歇不提。
第二天一早，我睡梦正酣，忽然被某种响动惊醒，揉揉眼睛，觉得屋内有些异样。戴上眼镜，见四周地铺围绕的空地上，有两个人生炉子，确切说，是一个人动手，另一人指挥，动手的是成年人，指挥的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
对于我来说，北京这种炉身和烟囱都很精致的炉子已经很奇特了，因为它烧蜂窝煤，炉膛内径仅有碗口大小，不像沈阳烧煤坯的炉子那样粗笨。可是那两个生炉子的人更奇特，小孩子白净稚嫩，是什坊院小学的学生，胳膊上却戴着红卫兵袖标。这不对，你一个小学生，要戴也得戴红小兵袖章，就算你们还没成立红小兵，也不能乱来。我们串联是非法，你越级戴袖标非不非法？那个成年人有40岁了吧，当红卫兵老了点儿，当“红老兵”还没这个编制，可他明明是个大人，却对小孩子百依百顺，让干啥干啥，一副缩缩探探的样子，怎么有点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火生好了，坐上水壶，小孩拿一根小棍，敲一下细腰细脖的火炉说，老三，去本校那边，拉点儿劈柴过来。口气不算严厉，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意味。男人比小孩年长许多，小孩不管他叫老师，叫叔叔，叫老张老李，叫的是“老三”，什么意思啊这是？
想起来了，这个老三，就是那天在本校办公室，被李排长斥责的灰色人影。我意识到了什么，心一下抽紧。
我哥正在叠被，叠一半，不叠了，半张着嘴，怔怔地看着老三。
其他学生醒过来，视线中好像没有老三这么个人，抻懒腰的抻懒腰，穿衣服的穿衣服。
老三是小眼睛，目光大概受过训练，只“走”规定的“路线”。他不看小孩，不看地铺上将起未起的外地学生，低着头，走了。他的衣服灰旧，胳膊上也戴着东西，却不是红袖标，是黑色的套袖。
紧挨我们铺位的，是安徽一个红卫兵，像是很有经验地说：这个老三啊，问题不大，问题大点儿的，胸前都得戴白布条，还不能让他们接近串联学生，以免阶级报复。
“问题不大”还这么“面”，让一个小孩指使得团团转，问题大点儿还不得趴在地上，让人当马骑？以年龄和体力论，老三一个人可以治住十个小孩，可那小孩大概是学校里的造反小领导，人虽小背后却有无限大的靠山，可以靠到人民，靠到军队，靠到毛主席。别说你一个老三，一百个老三又能怎样？时来，势来，人裹在其中，各有各的命。
安徽红卫兵名叫王延安，来自合肥一个初级中学，长着一副大脸盘子，红，腮帮上有酒刺；紫红，血气方刚，憋的。头发长而密，几乎遮住耳梢，一定是多日没剃头了。那时的男人，都不敢故意留长发，怕说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王延安穿一件绿军装，绿得发“贼”，一看即知是老百姓的布料。正宗军装的布料，一定以秘方配制而成，任民间怎么模仿都无法乱真。我浑身无一丝草绿，但看多了真货，眼力还是有的。刚见面时，听到“王延安”这个名字，还以为他是革军子弟。沈阳有条街道叫延安里，一个红墙大院，圈起许多小洋楼，里边住着部队高官，其子女穿的用的皆是真家伙，可叹王延安仅有一身“贼绿”，延安延安，别看叫得欢，没准儿跟刘卫东一样，都是新改的号。
白天出去逛，晚上无事，大家用炉火烤馒头片，聊起各地的名胜古迹，物产气候，东拉西扯，漫无边际，但有一条，都爱逞能，说自己家乡重要。
合肥是省会，省军区所在地。王延安脱下绿上装，挂在自己那面北墙上。
沈阳有沈阳军区，还有一个东北局。我尽量显得不那么咋呼，心说你一个省会省军区还好意思往外端。
沈阳我去过，都是工厂，除了大铁块子，还有啥？人多粗粮多，空气不好垃圾多。王延安笑说。
你们合肥好，两块板油贴一起，掰都掰不开。我哥反唇相讥，没等别人笑，自己先被逗乐了。
没你这么说的，合肥是名人多，“合”起来才“肥”。王延安摩擦袖管，重点摩擦红胳膊箍上的皱纹。我不说革命的，太多，说了是欺负你，我说一个反动的，合肥出过李鸿章，你们出过谁？
我们出过张作霖。我说。
我哥满意地看我一眼。
张作霖是谁？王延安问。
傻了吧？张作霖是张学良他爹。我哥说。
张学良这个名字，王延安可能也没听说，又不好意思问，停了一下说：李鸿章当过宰相，管你们张作霖。
张作霖当过全国一把手，管你们李鸿章！我哥仍占上风。
合肥不但有李鸿章，还有李葆华，知道他俩啥关系吗？王延安另起话题，暗中挖了一个坑。
我哥哪知有坑，信口一答：李鸿章是李葆华他爹。
完了完了，王延安一迭声喊道，也就我吧，换了别人，早说你俩有问题了。知道李大钊不？李大钊才是李葆华的父亲。把李大钊和李鸿章相提并论，还有没有点儿立场了？
这两个“李”，阶级呀，路线呀，都拧着劲，的确没法排在一起，我哥不搭这个茬，转而问：谁是李葆华？
李葆华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王延安的一个同学答道。
见我们哥俩发愣，王延安哈哈大笑，他的嗓音比较怪，所以应该说，他的笑是嘎嘎大笑。看你俩紧张的，怕什么？开个玩笑。笑完丢下我们，去跟别人闲扯，好像在说一个什么事，说说争了起来，只听一个人说，吹吧你就。
吹啥？王延安说，不信就做给你看，说完喷的一声，吐了一口痰，那痰力道很足，不往别处去，专往我们这边飞，越过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被褥，啪唧一声，钉到墙上，溅出一团花，像是一盘向日葵。受万有引力指使，痰花在墙上没呆多久，变细变长，往下坠，向日葵成了一把匕首，扎在我们头上。
哎我说，你咋往墙上吐？我哥质问。
没吐你被上吧？王延安嘻嘻笑。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我哥喘粗气。
我说哥们儿，王延安的同学帮腔，大家闹着玩呢，管那么多干吗？又不是你家的墙。
他们一共四个人，又扯出李鸿章、李大钊、李葆华这三李，理也理不清，我递了个眼神给我哥，意思是算了，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李葆华是省委第一书记，这我们倒不在意，天下大乱，第几书记都可能反*，但这个李葆华他爹却不是一般人，是堂堂的李大钊，共产*的创始人之一，当年的名次好像比毛主席还靠前。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了？对面铺位有人喊，随即把教室的灯关上。
我和刘卫东出了房门，去厕所解手。寒星点点，灯火阑珊，哥俩谁也不说话，回屋蒙头睡下。
我的铺位靠墙，刘卫东左边挨着我，右边挨着王延安。王延安睡觉不懂得侧卧，卧如弓，而是仰面朝天，四脚八岔，还打呼噜。
我知道我哥睡不着，我也睡不着。我哥膀大腰圆，人称“大砣”，论力气，两三个人都未必是他对手。但眼下我们的处境，用毛著里的题目说，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都促使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因小失大。无力帮助我哥，治住安徽那帮浑小子，我心里很悲哀。
一觉醒来，西墙上王延安制造的痰迹犹在，他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主动和我们搭话。说完那个生炉子的老三，又说早饭，北京什么都好，就是这个馒头，干巴巴，太他妈难吃。顺手将吃剩下的半个馒头，朝一个铁丝纸篓瞄了瞄，仿佛那是个篮，腕子一抖，没投进，馒头在地上轱辘一圈，被门槛挡住。
我哥不爱跟他说话，带上我，径直去天安门。刚到北京那天夜里，汽车只在天安门转了一下，车上人挤人，没看够。沈阳23中名下的四人小组，有时一起行动，有时为了避免露馅，俩俩一伙儿，分头行动。上天安门那回，有照片为证，只有我哥和我。哥俩自掏腰包，照了一张“新大北”的黑白合影。
“新大北”是北京一家照相馆的名字，原来叫大北照相馆，现在顺应潮流，加了个“新”字。这几个字不一般，是毛泽东的亲笔手书，笔画粗硬有力，那个“大”字尤其有力，它的一捺，不像别人写的那样，只是轻轻一捺，而是一捺到底，到底了还不尽兴，又平直着扯出很远。看出来了，他写这些字的时候，一定带着极其强盛的气势。
领袖的墨迹多金贵啊，区区一个照相馆，哪能享此殊荣？这是不久前，老人家为他年轻时的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的题词。照相馆沾光心切，将“新北大”的顺序改了一下，为己所用，与有荣焉。
相片至今仍存在我的影集中，方方正正的规格，为老式相机所摄。摄者视角偏低，刘卫东和刘齐的目光就向下散射，仿佛在俯瞰山谷。一般俯瞰的人，气宇都比较轩昂，我们不是，我哥半张着嘴，表情有点木，我则冤着脸，不太高兴，换一句话说，比较阴郁。是不是因为什么事，我哥说了我，让我不痛快，想不起来了。
我知道，我哥在某些方面，有点儿看不上他这个戴眼镜的窝囊弟弟。我哥的体形比我适衬，脸庞黑红，已初具男子汉规模，他的健壮臂膀可以把我的小细胳膊装在其中。咱家洗衣服，他总怕母亲累着，抢过洗衣板，咕哧咕哧狠搓，两条大长腿岔开，小板凳压得吱吱响。
我哥认为，他比较工农，符合时代标准，而我则比较完蛋，容易变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他经常用工农的“碱”来兑一兑我身上的“酸”。有一回闲聊，我说了个书面语“然而”，他白了我一眼。我没察觉，隔一会又说了个“于是”，他马上鄙夷地说：什么“鱼是”，还“虾是”、“螃蟹是”呢。他跟我像是两个砂型造出来的，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狗崽子”，他的同学可能也没这样叫过他。
我们俯瞰，还有一个原因：哥俩站的地方是天安门的观礼台。不是离城门楼子最近，由梁思成先生设计，与天安门浑然一体的红色观礼台，而是红色观礼台前面，比较矮的那个灰色观礼台。不知从哪一年开始，灰色观礼台不见了，拆除了。我们照相时还在，灰暗的矮墙上，连同后面红色观礼台的墙面上，贴满了“声讨”和“拥护”两类反着劲的大标语，跟沈阳坦克塔和北京街头见到的大体一样。贴标语的人们，感谢伟大领袖吧，感谢“中央文革”，换了别的时候，你敢拎了糨糊筒，往天安门乱贴乱涂，反了你了不成？
照片上，我俩都穿着深色中山装，四个兜的那种，皱皱巴巴，没啥可显摆的。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每人脚上的球鞋，皆是高配通气小孔，鞋带交叉有致，烦琐整齐，虽不及军用胶鞋和皮靴时尚，毕竟是兄弟二人的最佳装备，平素舍不得用，特意穿到京城与首都大地亲近。刘卫东那双鞋的牌子叫“回力”，比我的更“派”，每只内踝处各有一枚圆形商标，上面有一个凸出的、用我哥的话说“起鼓”的白色肌肉男，仰身，向天上拉弓，状如后羿，欲射九日。
但那时无人说羿射九日的故事。按说天无二日，嫦娥老公一口气干掉九个，留下一个冷暖适宜，属于为民造福，也合历代法统。但人们深情满怀，也谨慎有加，仍不提此传说。别说九日，哪一日都不许射，“日”已被比喻成伟大领袖，“射”字云云，想想都有犯罪感。
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乃国之重地，每一座建筑，甚至每一根灯杆都显得很高级。长安街的灯杆，顶上是一嘟噜大圆灯，特有型，灯下面挂着一个长方形的音箱，用来放送节日大典所需声音。广场上的灯杆更大气，每一根都挂着两个音箱。沈阳那种灰色的高音喇叭，牵牛花形的，叫北京这个一比，太土，拿不出手。北京这个，金黄乳白，双色双响，传出的歌声格外动人——
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
光芒万丈。
东风万里鲜花开放，
红旗像大海洋。
伟大的导师，
英明的领袖，
敬爱的毛主席，
各族人民心中的太阳，
心中的红太阳。
万岁毛主席，
万岁毛主席！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万岁、万岁毛主席！
这首歌不知谁写的，咋这么好听呢，尤其头两句，尤其“东风万里”四个字，让黑帮家庭的飘零子弟，顿时开阔了胸襟。东风万里，这得多大气魄啊，从东边，也就是北京站那边，往这边，经过这边，再往公主坟那边，一路吹过去，那是何等的豪迈！那也欠着距离，“里七外八”，得从沈阳到北京，来回来去好几趟，才够得上一万里，哎呀太远了，太壮观了！
我爸单位有个记者，见了大场面不会说别的，就会说“壮观”。大家都笑他词汇贫乏，管他叫“壮观”。“壮观”手劲很大，斗我爸时把我爸脖子按出过两个大血印子。但他爱说“壮观”并没错，此情此景，搁谁都得说“壮观”。
这首歌里，“金色的太阳”、“鲜花开放”、“红旗像大海洋”几句，同样精彩，给人以晴朗、灿烂、辽阔、芬芳的感觉，让人视听嗅三觉个个愉快。今天人们常说的“文革红海洋”一词，不知是否从“红旗像大海洋”这句歌词演化而来。
日后，我在国内国外不同场合，多次听过这首歌。每次听都能想起，我们哥俩同去天安门的日子。那一天其实是阴天，北京上空的云彩很大，大到满天灰蒙蒙的，看不到云彩边缘。但我心中仍有阳光泼洒，合着“万岁万万岁”的音乐节奏，两个外地傻小子穿过如织的人流，在天安门前走来走去，查看哪一处仰望城头最为清晰，设想一旦参加接见，我们会被安排在什么位置。
回程坐的是大一路公交车，天安门不停，哥俩往西走出很远，才找到一个站点。路边，贴着墙角，有许多长方形水泥盖子，边缘包着铁皮，一个个并排扣在地面。我问我哥这是什么？我哥说是下水道，我说什么下水道？我哥说下水道就是下水道，没有“什么”。我说刘卫东你信不信，这是大便用的蹲坑，平时盖严，国庆游行时才让蹲，四周挡上，不让外面看屁股。我这是乱猜，但我哥信以为真，羿射九日的球鞋赶紧挪开，不往盖子上踩。我得意起来，当弟弟的胳膊细是细，遇事还算狡猾。
从大一路下来，要步行很长一段，才能回到什坊院。这一段灰尘极大，树上地上全是沙土，没人打扫，扫也扫不过来。路边有临时围墙，从墙缝往里看，灰尘更大，冒烟咕咚的，好似从万丈深渊腾起。当时我们并不知晓，那是兴建中的地铁一号线工地，没用21世纪通行的盾构法施工，用的是20世纪的土办法，从地面生生剖出一道又深又宽的沟壑，然后往沟里填钢筋水泥、器材设备。
近年有一种观点认为，文革也是有成就的，国家搞了许多建设，这些建设都是后来的基础。我赞同这种说法，并愿意用地铁一号线那个裸露多年的大深沟为其举证。然后友好地补充一句：以文革之后的发展速度看，若无文革那样的折腾，中国的建设项目，会不会更多，完成得更快更好？再说基础之下犹有基础，“基础”到三皇五帝都不算完，咱光说文革这个基础，是不是有点儿浅？
我们经过的那一段路，地面本就不宽，地铁工程令其更窄，且有一群人堵在那里，一时难以通过。靠前一看，唉，真不该靠前，真不该一看。几个红卫兵正在围攻一个小个子青年。听话音，双方都是东北人，相互认识。小个子似乎做了亏心事，连连告饶说，下次再也不敢了。
红卫兵甲上去就是一耳光，你一个地主狗崽子，还他妈想有下一次？
红卫兵乙从腰间抽出皮带，边打边说，叫你不老实！叫你不老实！
那年轻人躲到哪里，皮带就落到哪里，一脚没踩稳，跌倒在地，蜷起身，个子本来就小，现在更小，满身是土，一打一冒烟。
红卫兵丙又朝他的肚子踢了两脚：北京是啥地方，你也配？可能踢到膝盖上，硬碰硬，疼得一咧嘴，你他妈把腿伸开，伸开！
围观者中，一个北京老头儿小声说，非法串联，暴露了。
我胸脯子怦怦乱跳，从天安门带回来的愉快心情顿时消散，浑身瘫软无力，好像被人抽了筋。什么“东风万里，鲜花开放”，这连一百里都不到，就是这么一个骇人场面。
那也用不着打呀，我哥说，哪儿来回哪儿不就得了？
打？这还算轻的，老头抬脸，看着我哥的大身板子，眼神怪异，前些日子，逮住一个假冒红卫兵的，当街活活打死，派出所来人看看，啥也没说，拉火葬场炼了。
三个打一个，算啥能耐？我哥有点儿看不过去。
我不认为我哥应该出声，拉一下他的袖管。
你俩也是串联的？老头问，住哪儿？
就那边，我含糊其词。我这是跟马小飞学的。马小飞是电影《铁道卫士》里的特务，别人问他在哪儿下车，他不愿露底，虚指一下：前边。
快回去吧，老头说，这有什么看头？
我有点儿哆嗦，一把攥住我哥手腕，扭头便走。三个打一个你看到了，你弟挨打时，一屋子人打我一个，不也得受着？
有本事一个对一个，我哥又冒出一句，哎你别拽，我就跟你说说怎么了？我哥眼睛瞪得溜圆。
从公主坟左转，经过一个部队大院——可能是空军大院，可能是别的军的大院，反正不是一般大院，不知不觉，我竟丢下我哥，闷头疾行，只因脑中有怪念闪现，居然担心巡逻士兵拦路，严加盘问。前几天经过，总爱向院内投去欣羡目光，遥看各式军车进进出出，男女军人敬礼还礼。此刻哪还敢有心思张望，我的恐惧被放大再放大，不用别人上纲，自己先就代表红卫兵，代表解放军严厉质问：你这黑帮狗崽子，你哪里是在普通张望，你是在刺探军情，窥测动向。你躲过沈阳的红卫兵，躲不过北京、合肥的红卫兵，哪里的红卫兵都不是吃素的，都是你们狗崽子的天敌。
文革以来，我最不爱听的一个词就是“狗崽子”。说我是“狗崽子”我难以推脱，但我一直认为，我这个“狗崽子”，是黑帮走资派的“狗崽子”，是先“红”后“黑”的“狗崽子”。而地富反坏右的“狗崽子”，他们“黑”的时间比我长，生下来就“黑”，彼此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见那地主后代被红卫兵打翻在地，不由自主，自然而然，想起自己被毒打的惨状，一种新的感觉生成了。却原来，我和那小个子青年竟是同类，都是一丘之貉、*治贱民。你都这个德行，这个熊样了，还想分出个高低贵贱、三六九等？就算你不敢让你哥发议论，更不敢抱住那青年，抚其伤痛，阻止殴打，你偷偷地独自一人，往深里想一想行不行？都是人，都愿意到北京串联，为啥有人来了是合法，有人来了是非法？为啥有人打人，有人挨打？
当时的我，并没有这样想，也不会这样想，甚至不肯暴露内心的同情，暴露给外人是不敢，暴露给亲人是不愿。别说对这个青年的同情，就连我在学校挨打的细节，也羞于跟家人提及。那日我遍体鳞伤，一瘸一拐地回家，我哥一个劲追问，打人的是谁，叫啥名。我闭口不提，只求将耻辱和痛苦赶紧翻篇，忘得越干净越好。去年某一日，读一篇文章，说是历史上某次大乱，一个老太太抱着小孙子，被推到坑里等待活埋。沙土飞扬之际，小孙子说迷眼睛了，奶奶就轻轻拍他，哄着说快了，一会儿就好了。读到此处我欲哭无泪，特别理解老人当时的无助。
还有一个词我不爱听：“老实”。“老实”本是好词，“这孩子真老实”，“他老实得像个大姑娘”，都是好话。大庆精神“三老、四严、四个一样”中的“三老”，即是“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可见上面希望的是，广大的好人老实。文革一来，改了，好人造反有理，“老实”只跟坏人配套。面对“狗崽子”，红卫兵最爱说的就是：“老实点儿！”其潜台词是你们其实并不老实，需要严加管教。
我不喜欢“老实”，一个初中生，小水珠一滴，不足为训。多年后得知，有些大人物也不喜欢这个词，比如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某日他致信领袖，很快得到回复，十分惊喜。看着看着，发现信里有句话，是让他“采取老实态度”，就不大痛快，心想到底什么才算老实态度，我又有什么不老实？
什坊院的白炽灯泡，一如往日那样暗淡，跑了一天的年轻人躺在地铺上，有一搭无一搭，闲聊着白日里的所见所闻。天坛、北海、动物园，前门、东单、王府井，什么时候才能接见？用不了几天了。用不了几天是几天？你跟中南海通电话了？听说上一次，中央担心人太多，游起行来一走走半天，走到天安门谁也不愿动弹，就安排大家坐卡车，以为这样能快点，也没快多少，六七千辆卡车，得排多长一个车队。什么单排？三四辆车并排。车这边的看得清楚，那边的不干了，都往这边挤，这个车挤，那个车也挤，平衡保不住，差点儿翻车。
王延安没参加议论，他用大白铁壶烧了水，倒在脸盆里。脸盆没支架可放，直接放地上，他就叉开腿，撅着屁股，哗啦哗啦洗那一头茂盛的头发，弄得青砖地面水汪汪的。洗完了，把毛巾盖在头上，男不男，女不女，倒完水回来，咣咣敲盆底。
沈阳小伙儿，这个叫什么？他盯着我，盆里星星点点，有些芝麻粒样的小东西。
这还不知道，虱子，我也有。
我是问，这叫什么？王延安头上的香皂味甜腻腻的。
虱子就叫虱子，难道还叫臭虫？
长学问吧你就，这叫革命虫。
革命虫？谁革命谁身上的虫子也跟着革命？
那当然了，我们天天革命，没有干净衣服换，不长革命虫长什么？
革命虫长你身上，革谁的命？革你自己的命？我哥插一句，你也长点儿学问，那叫寄生虫。
寄生虫不劳而获，也能革命？我给我哥帮腔。我还想用王延安那天说过的话，反问他，你什么立场？话到嘴边咽回嗓子，立场云云，还轮不到我来发问。
串联时期，洗浴换衣诸多不便，这种依附人身的吸血小动物趁机作妖，男的受害，女的也受害，身上被咬得奇痒无比。脸大不在乎的，说说话手伸进脖子胳肢窝，直接逮一个出来，两个拇指一挤，啪的一声指甲染了红。面矮的羞于当众扪虱，身上刺痒忍住不挠，绷也不是，蹭也不是，其状古怪，耐性可嘉。
那时大家身上不但有虱子，还有虮子——虱卵，比小米粒还小，白白亮亮，密密麻麻，藏在内衣内裤的接缝处。我姐我妹她们女的头发长，更招虱虮。有一种叫作篦子的密齿竹梳，是刮除虮子的专用工具，一般百货店里都能买到。
说来也怪，这种革命的寄生虫，伴陪过串联学生、插队知青、乡下大叔、城里大哥，伴陪了很长时间，近年突然一下，或者分期分批，没了，失踪了。讲卫生的人身上捉不到虱子；不讲卫生、不爱洗澡换内衣的，身上也捉不到。我南方北方，熟人生人，问了好多人，都说见不到虱子了，篦子也见不到，虱子药也见不到，农药、催熟剂、增白粉、抗生素什么的，倒是常听人提起。大约革命虫跟不上形势发展，成了一个灭绝物种？或者，它们偷偷潜伏起来——它们会不会冬眠？它们在躲避风头，耐心等待下一次的串联？
王延安说不过我们哥俩，用手支着脑袋，转到被垛那边，跟别人瞎侃。不知他们说了什么，惹得王延安鸭子般嘎嘎大笑，笑完又像上次那样，喷儿的一声，往我们墙上吐了一口痰。
我哥侧卧在铺上看地图，腾的一下起来：你咋还吐？愿吐往你墙上吐！
我墙上挂衣服你看不着啊？吐一下怎么了，又没吐你身上。
你再吐一个？
吐一个怎么了？噗，又是一口。
王延安的唇齿尚未复原，我哥就扑了上去，兜着他的下颌就是一拳。我们沈阳小孩都知道这个动作，称其为“电炮”，公认“电炮”比耳光高一个级别，让接受者特别没面子，而且剧痛如炮击，麻辣如过电。
没等王延安反应，刘卫东已将他骑在胯下，扼住他的脖子，左右开弓，添了两个耳光。长这么大，我还是头一次见我哥打人，我热血喷涌，以往的懦弱和心虚消失殆尽。当哥哥的既然“打响了第一枪”，当弟弟的就该马上配合，绝不能袖手旁观。打人谁不会？打人和挨打还不就是一个打？
我盯住王延安那三个合肥同学，只要他们敢上，我立刻扑过去参战，我豁出去了。
合肥学生没有动，被我哥镇住了。
全屋的人都惊呆了，体态，肯定还有心态，瞬间定格。
在我哥大身板子的重压下，王延安憋紫了脸，憋黑了酒刺：你、你敢打人？双手乱抓乱捶。
打你怎么了，革命虫！我哥松开他的脖子，去按他的手。
你敢污蔑革命？王延安呼吸顺畅一些，骂了一句，你他妈什么出身？
你他妈什么出身？我哥回骂，瞧你这点出息，就知道问出身，你还会点别的不？
我家是贫农！王延安上来一股硬气，顺势一推，试图起来，身下褥子乱成一团，露出稻草垫子。见我哥没正面回答，他紧追不放，你到底什么出身？
我哥用膝盖抵住他，大喝一声：我家是新四军！你说我什么出身？唾沫星子喷王延安一脸。
我心头一跳，刘卫东此说太出人意料。但他并没撒谎，我爸抗战时当过随军记者，虽没拿枪杀*子，所在部队的确是新四军。我爸在新四军没待多久，那又怎样？待一天也是新四军。事后我哥说，他这是急中生智，逼的，他也没想到自己会冒出这一句。他甚至有些惭愧，觉得自己是在“扔大个”，有骆驼不说牛，好像小痞子打架，互相叫号，看谁的后台更硬。
王延安步步紧逼，我哥不可能说自己出身“黑帮”。
“革干”同样不能说，“革干”头上的那个“革”，早已变得可疑，容易让人顺蔓摸瓜，往“黑帮”身上联系。
不但“革干”，其他出身比如职员、店员、自由职业者、小商贩、小手工业者等等，都是些间接、暧昧的字眼儿，容易引起警惕者的探求欲望。
唯独雇农、贫农、下中农，才具有直接、确切、终极的革命意味。
有些父母没倒的军队和地方干部子弟，自称根红苗正，其实并没说到底。中国是农业社会，城里花样再多，根子都在乡下。我家也不例外。土改时，老家成分划的是中农，照王延安那个贫农，低了一大块。
“新四军”三字一出，王延安没电了，瘪茄子了。登记表上这出身，那出身，还没听说有人拿新四军当出身。这个被打倒，那个被打倒，新四军好像还没倒。革命京剧《沙家浜》连说带唱，表扬的也是新四军。此三字从刘卫东口中一出，在我脑海中，我爸这个老黑帮，仿佛从批斗现场突然登上舞台，戴着高帽，挂着牌子，扯开哑嗓子，跟芦苇荡里的新四军一起哼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那一刻，我忘了愤怒，咧开嘴傻笑，笑着笑着，眼窝一热，似有液体涌出，我呼啦一下站起来，光脚窜到炉子旁，操起炉钩子，咣咣砸炉台，砸得火星四溅，煤灰飞扬。
我哥目光一扫，那里边既有惊奇，又有赞许，嘴上却骂，你他妈来什么劲，我一个人够用！
王延安双臂瘫软，不再扑腾，刚洗过的头发湿淋淋的，把被褥洇了一大片。他的同学缓过神，劝说，算了算了，都消消气。
我哥起身，从北墙扯下王延安的宝贝绿上衣，去，就用它，把你刚才尿的那个，给老子擦干净。
合肥同学忙说：好了好了，一个刘卫东，一个王延安，都是革命阵营的战友，有什么过不去的？边说边将一张报纸揉成团，去擦墙上痰迹。
我哥随手一撇，绿上衣蒙住王延安，只听里边闷声道，新四军就新四军，动什么手啊？
房门从外面推开，解放军排长李彦喜，和那天指挥老三生炉子的小孩进来，通知说，明天五点起床，毛主席接见。
嗷的一声，全屋欢呼起来，盼望已久的一天，说来真就来了。
大家的肾上腺素哗哗分泌，比今天中大彩的幸运儿还高兴。唯独王延安一人向隅，绷着脸。绷了一小会儿，不好意思再绷，面部肌肉渐渐松开，顺着一个话茬，跟旁人插了几句。
本文选自《我的串联生活》，刘齐／著绘，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年7月。感谢刘齐先生提供部分照片并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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