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几乎每本著作写得都很出彩，不容易。
在华盛顿看来，人是被利益所驱动的，所以“利益”，就是华盛顿字典里的关键词之一。华盛顿这样写道：“利益，是唯一的粘合剂。”它既适用于个人，同样也适用于国家。他又写道：“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从事投机买卖，他们也可以谈论爱国主义·······但无论是谁，如果他仅仅把爱国主义作为从事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的基础，那他到头来会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短时间内，爱国主义可以推动人们去行动、去承受、去面对困难，但如果没有利益的帮助，它是不会持久的。”华盛顿认为，“只有被利益绑在一起的民族才会走得更远”，这是“人类的普遍经验”。重要的是我们要领会到：华盛顿把独立革命和随后的制宪都看作是人们主要在利己主义驱动下所做的工作。利益始终是华盛顿的动力，对此他并不感到有什么可耻，他一直在追求利益，直到自己的利益被包含在国家的利益之中。为了让国家财*井然有序，华盛顿当上总统之后，任命汉密尔顿为首任财*部长，而汉密尔顿确实将美国从财*混乱的深渊里拉了出来。这个贡献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让他跻身于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麦迪逊和亚当斯的行列，成为创建这个国家的极少数精英中的一员。所有这些人，都从约翰·洛克那里得到了这样的观念：个人财产的安全跟个人紧密相连。通货膨胀让联邦和各州的纸币变得一文不值，因而是对个人财产的直接侵犯，并因此威胁着自由。约翰·亚当斯写道：“财产权必须得到保护，否则自由就不可能存在。”汉密尔顿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向财产的安全说再见，就是向自由的安全说再见。”华盛顿总统任期的整个重点（据他的告别辞强调），就在于遵守宪法的绝对必要性。正如他在许多场合所讲过的那样，他既不寻求、也不希望得到超过宪法所赋予他的权力；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他也不希望自己的权力比宪法所赋予的更少。宪法应该在文字和精神上得到遵守。美国是第一个采用成文宪法的重要国家。这部宪法保留了下来，而全世界那么多的效颦之作都失败了，不仅因为这部宪法是以民主的方式所创立，并由人民自由地采用，而更因为它一直得到了遵守——即被人民所遵守，也被*府所遵守。人们起草过各种各样的纸上宪法，在设计和细节上都尽善尽美——苏联的宪法就是经典样本——但因为*府不遵守它们，人民因此对它们的真实性失去了信任，从而变成了一沓废纸。华盛顿坚持认为，在所有事情上，行*部门都必须服从宪法，他期待国会和人民也都这样做。最重要的是，正是在这一方面，首任总统带领美国走向了一个幸运的起点。
约翰·马歇尔，当时的首席大法官，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很尊敬，在他心目中仅次于伯克的著作（《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他比汉密尔顿更接近于这部著作的精神，他相信，*府对干预国家经济进步的举措应当谨慎从事。让它们自行其是，用法律控制大局，这样，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把他们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勤劳的男男女女都能够独立地给美国的巨大资源添砖加瓦，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后来，正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府——战胜、驯服、垦殖了密西西比河流域，以及更远的西部。资本主义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一个公正、理性和一致的法律架构，使得企业家们能够满怀信心地投入他们的资本和技术。马歇尔不接受泰勒对“人工”财产的勉勉强强的承认。给财富下定义的，是市场，而不是情感，只要这些财富是诚实地获得的。最高法院的职责就在于，通过解释宪法，使得各种财产权利都能够得到完全承认，资本主义因此能够去做开发这片辽阔领土的工作，这些领土是全能的上帝以他的智慧赐予给美国人民的，就像他曾经把“应许之地”赐予给以色列人一样。
作为美国第11任总统，詹姆斯·波尔克鞠躬尽瘁，他是美国第一位刚卸任不久即病故的总统。像约翰·昆西·亚当斯一样，波尔克也写日记，尽管不像亚当斯的日记那样肮脏恶*，那样引人入胜。奇怪的是，在有生之年波尔克总是被人看不起，死后又被历史学家低估。在波尔克自己设定的界限内，他完全有资格被认为是最成功的总统之一。他所说的事情，他完全做到了。他说他只干一届，也做到了。他说在这一届任期内他要做4件事情——解决俄勒冈问题，得到加利福尼亚，降低关税，重建范布伦的独立国库（辉格*人把它给废除了）——所有这些事情，他全都做到了。
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提香的《圣母与小兔》（TheMadonnaoftheRabbit)目前收藏于卢浮宫，画中的圣母左手抓着一只兔子。可爱的白兔虽然和圣母十分相称，但宗教画中极少出现这种构图。这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呢？
▲提香《圣母与小兔》，年，法国巴黎卢浮宫
兔子因为多产，自古就被视为淫欲的象征，与邪恶挂钩，因此圣母与圣子的脚边出现兔子，就代表纯洁战胜邪恶。这幅画也是如此，圣母紧抓着兔子的动作，代表着克制淫欲之意。
爱神丘比特拥抱少女赛姬，亲吻她的额头。这时，赛姬从沉睡中醒来，头上有只蝴蝶翩翩飞舞。这是丘比特因为母亲维纳斯吃醋而和赛姬两人历经各种磨难后，最终共结连理的情景。
▲热拉尔《丘比特与赛姬》，年，法国巴黎卢浮宫
癌症末期的医疗先驱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在其著作中曾经好几次提到过，自己在探访波兰麦达内克的纳粹集中营时，看见墙上被人用指甲或石头刻出的蝴蝶图案而深感惊讶的心情。在临死之前，被囚禁的人们将自己比喻为破茧而出的蝴蝶，祈求灵*永生，可谓超越艺术的艺术。
19世纪的维也纳画家瓦尔德米勒擅长风俗画与农村风景画，他的作品《倚窗的农妇与小孩》（YoungPeasantWomanwithThreeChildrenattheWindow)描绘四个人从狭窄窗框探头的模样。
▲瓦尔德米勒《倚窗的农妇与小孩》，年，德国慕尼黑美术博物馆新绘画陈列馆
右下方的小孩指着窗外，推测应该是目送父亲出门。窗框上的木纹和钉子描绘得十分逼真，仿佛人物要从画中跳出来似的。这种技法称为“欺眼画”,常见于17世纪的荷兰画作，不禁让人联想到窗户象征绘画。
作者认为，阿尔巴尼亚发生社会制度剧变的主要原因还是劳动*实行的*策。阿尔巴尼亚的经济落后，同外部世界基本上没有什么交往，长期陷于孤立的境地。
此外，在社会发展方面，劳动*总是强调阶级斗争并且达到了极端的程度，比如有人因为说了一句没有想好的话就被关入监狱，这使社会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当然，外部的因素也不可低估。如果没有西方的鼓动和支持，光是内部因素也不足以在当时引发阿尔巴尼亚的剧变，因为*府肯定会镇压。但是，由于东欧其他国家也都发生了剧变，劳动*和*府就要考虑加倍使用镇压的手段。它们刚开始虽然也试图进行镇压，但最终没能做到。
阿尔巴尼亚在社会剧变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暴力事件，直到第一次和第二次全民选举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总的来讲还是比较平和的。当然，在整个剧变的过程中，警察打死了三个人，其中两人是在斯库台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另一个人是在离都拉斯不远的卡瓦亚。
实际上，一直到年，阿尔巴尼亚的局势都算是比较平静的。
这是人文地理方面的专著吧，可我认真看了，没有什么得益，或者说，书中写的，我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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