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断地告诉我，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不一样，还拿出当年的合影，那是他们大学毕业一年以后，两人靠在刚买的德国产桔红色小汽车上，利利亚娜披着一头蓬松长发，戈兰烫着不算夸张的爆炸头。那的确是他们的黄金时代，虽然那个黄金时代让如今塞尔维亚与贝尔格莱德的跌落显得格外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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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贝尔格莱德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我的Airbnb房东米沙一直在介绍各种建筑：一排南斯拉夫时期的居民楼（“你一看就是时代风格的……”），一个新的购物中心（“里面有ZARA、PULLBELL……”），一片水岸酒吧（“我们贝尔格莱德有欧洲最好的夜生活！”），一栋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办公楼（“玻璃幕墙的那个！”）听下来像是高度浓缩版的国家转型史。
“我们会路过诺瓦克餐厅（NovakCafé）吗？”我问。“当然，当然，诺瓦克·德约科维奇，国宝（nationaltreasure）啊。”从反光镜上，我看到他露出了一口整齐的白牙。
10年前我第一次听到德约科维奇这个名字，那会儿网坛还是费德勒和纳达尔轮流坐庄，这个塞尔维亚的20岁小伙子体质不行，时常退赛，但好像打得还不赖，而且擅长搞怪。小德模仿其他球手的视频在YouTube上疯传，他模仿费纳，模仿麦肯罗，模仿莎拉波娃尤其传神。有好几年时间，小德一直排名世界第三，被中国网友调侃为“三德子”，固然有古灵精怪之意，但连同英文世界的“Jokervic”（逗趣科维奇），听起来总归是个不入主流的角色。
德约科维奇开的诺瓦克餐厅经过小德开的诺瓦克餐厅时，米沙放慢了车速，好让我拍照。那是一栋非常普通的八层楼房，外立面是小德捧杯的巨幅海报，下面有一行字：“NASNOLE!”NOLE是小德的昵称，NAS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米沙笑。
车子驶过萨瓦河大桥，进入贝尔格莱德老城，在里面左绕右转，我看到了一些漂亮的教堂塔尖，但更多的还是破败和未完成，毕竟身处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某一瞬间觉得自己在马尼拉的贫民窟，直到前面斑马线上走过两个高挑白皙的姑娘，“Lovelyladies（可爱的姑娘）。”米沙一边等红灯一边自言自语。
在一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餐馆吃了顿晚午餐，猪肉和蘑菇盛在烤馕制成的大碗里端上来，吃一口菜，再吃一口碗，香浓入味。餐馆名字只有一个“？”，据说一百多年前和街对面的教堂同名，后来被教堂抗议，说美食是纵欲的、形而下的，怎能假教堂之名呢？老板被迫更名，想了半天没有答案，于是就画一个问号对付过去，“长话短说就是这样。”餐馆服务生说。结账时连同沙拉、啤酒一共第纳尔，合人民币元，刷卡时我很抱歉：我刚刚抵达，身上没有现金给你们小费。“没关系，没关系，”服务生显得很有自尊，“你的心意我们收到了！”
吃完饭去萨瓦河与多瑙河交汇处的卡莱梅格丹城堡散步，一路都是带孩子出来晒太阳的年轻父母，还有成团的日本老年游客。城堡下面有好几个下沉式红土球场，女教练带着两个七八岁的孩子练球，小男孩戴黑框眼镜，像个微型奇爱博士，站在底线外，正反拍拉得有模有样。这种场景很难不让人想到德约科维奇小时候在废弃的游泳池底部练球（头顶不时有轰炸机飞过）的故事。年小德出生于贝尔格莱德，四年以后南斯拉夫内战开打，加盟共和国之间的五场战争一直延续到年，“我们会去轰炸最多的地方练球，猜测他们不会两天内轰炸同一个地方。”小德在自传里说。
我走到城墙下，那里有草坪和姿态扭曲的矮树，一些孩子在坦克、高射炮与导弹上爬上爬下，起初我（习惯性地）以为那些都是模型，走近了才知道是实物，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对塞尔维亚人来说，战争过去并没有多少年啊。也许经历过这一切的人确实不同？我印象最深的年澳网决赛，德约科维奇和纳达尔激战5小时53分钟，这场马拉松把人类的底线和意志力的对抗推向极致，到最后时刻，双方还是能每个球都直逼死角。那场比赛塞尔维亚人笑到了最后。后来他接受采访时说起自己11岁时，有76个夜晚在地下室里听着爆炸声入眠，“这种强烈的童年记忆塑造了我的性格，这是国家听天由命无助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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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5点多，收到一个朋友的信息：“6点在议会门口有一场游行，也许你想去看看？”那就去看看。从城堡到议会，要沿着最繁华的步行街前进，并穿过共和国广场。短短一公里多的脚程，居然路过了至少四家书店，和在缅甸仰光撞见满是旧书摊的“路边大学”Pansoda大街一样，我对这个国家也一下子肃然起敬。在一个地下通道，我看到墙上刷着的红色标语——“解放科索沃”、“解放巴尔干”，红字又被更粗的黑线拦腰划去，下面是难以辨认的反标语。上到地面来，半条街都被巨大的没有面孔的七层灰色大楼占满，窗外挂式空调两两一组，像许多眼睛在张望。
议会是漂亮的圆顶建筑，前面有紫色郁金香花丛，也有加了很多感叹号的官方宣传横幅，控诉“阿尔巴尼亚族恐怖分子”从年到年对塞国犯下的罪行，“受害者家属呼唤正义！”“我们永远也不会原谅你们杀害了我们的孩子！”年德约科维奇温网夺冠、首度登顶世界第一后，成千上万的贝尔格莱德人就是在这里欢迎他们的英雄（第二年，时任总统对美国记者说，如果小德参加总统选举，他就能赢）。
德约科维奇和妻子伊莲娜主路已经封闭，年轻人正在集结，一辆白色小汽车里播放着颇有律动的音乐，整条街都听得到，我用手机识别了一下，是塞尔维亚乐队Familija的Mala,Mala（意为“小”），歌词里有这么一段：“我们受够了这一切，不要说你感到害怕……她不会从天而降，你得去追求她。”歌词里没说这个“她”到底是谁，但打出来的第一幅横幅写得很清楚：反体制。从4月3日武契奇当选总统后，每天都有通过社交网络聚集起来的年轻人来到这里抗议选举舞弊和*府腐败。人越聚越多，很快便齐声喊起口号来，听着颇有音乐性，问一个带着孩子兴高采烈的年轻父亲他们喊的是什么，他掏出手机查了半天：“Vu?i?isthief（武契奇是贼）！”
7点钟，队伍开始移动，我跟着音乐、锣鼓和“武契奇是贼”的合唱开始了贝尔格莱德老城巡游。抗议的口号很强势，气氛却非常轻松，周围都是带着笑意的年轻面孔，是那种找到了彼此的微笑。口哨声和喇叭声不断，总让我有运动会就要开始了的错觉。一个姑娘边游行边遛狗，人群在一个路口停住，跟着音乐蹦跶着形成高潮，那只大黑狗也变得非常兴奋，开始扑腾他的女主人。
人群变换新的口号时我照例向旁边的人询问，连问了两人都不会英语，后面一位胖胖的大哥快步跟上来，说：“他们都是被操控的。”
“被操控的？他们被谁操控啊？”
“被索罗斯。”
“啊，你怎么知道呢？”
“反正就是那些人，索罗斯、西方人、自由派……”
他说，游行的人不是真正的塞尔维亚人，“真正的塞尔维亚人”应该是虔诚的东正教徒，“而那些游行的人居然说要支持同志群体的权利！”
说这话时我们刚好经过一个东正教教堂，这位穿着耐克鞋的平头大哥和他的伙伴招呼我进去看看。买蜡烛、供烛台、画十字，换个地方，供烛台、画十字，“这是我们和上帝连接的纽带，”平头大哥拍拍左胸口，说，“我们东正教徒是靠心，不像天主教徒，是靠钱。”
尼古拉·帕希奇广场上的喷泉我主动提起了德约科维奇，他说，他不是网球迷，很少看比赛，但和每个塞尔维亚人一样喜欢小德。中间路过一家快餐厅，我错把他口里的麦当劳听成了纳达尔，他摇摇头，嬉笑着扯了一下裤裆（纳达尔的习惯动作之一）。又过了一个拐角，他掏出手机看新闻，“诺瓦克刚刚在蒙特卡洛大师赛上赢了西蒙，6-3、3-6、7-5，很吃力，他本来应该赢得更轻松的。”
一年前在尼泊尔徒步，临近鱼尾峰大本营时突降大雪，白茫茫中跋涉两个小时终于钻进烧着火炉的大餐厅喝茶取暖，里面已经有几位背包客了，“你们从哪儿来？”“塞尔维亚。”“酷。”我只是随口一接，没想到其中一个人问：“塞尔维亚酷在哪里？”好吧，“你们有诺瓦克·德约科维奇呗。”那几个塞尔维亚人交头接耳一番，露出笑容，“诺瓦克果然是我们国家的大使啊……南斯拉夫解体以后，谁知道塞尔维亚在哪里，现在他是世界第一，人人都听说了这个国家！”
天色暗了下来，老贝尔格莱德散发出的破碎光影让我想到柏林。两个城市到处都是涂鸦，到处都是上一个时代留下的印记或伤疤，都不漂亮，都不“高大上”，却也因此对人没了压迫与规训，让人生出莫名的亲近与自由之感。五年前第一次去柏林，也撞上一场游行，“同志骄傲日”，非常夺目，非常欢乐，我也跟着队伍走遍了全城，最后人群消散于勃兰登堡门附近灰色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林，而我发现自己站在以汉娜·阿伦特命名的小径的路口——正是这样的决定性瞬间奠定了你对一座城市的喜爱——历史一层层剥落，叠出一本厚重又清晰的新书来。这些年因为柏林的物价上升和“中产化”（gentrification），欧洲的年轻人都在寻找“新柏林”，贝尔格莱德是其中常被提起的名字，但这座城市已经整理好自己了吗？
过了晚上8点半，天基本上黑了，游行慢慢就散了，我逆着稀稀拉拉的人流往回走，像是一场电影意犹未尽的散场。走出人流时突然被一个小伙子拦住，他用语速飞快的英语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大意是他刚刚到贝尔格莱德，必须在几点之前赶到某个地方，但因为某事他错过了什么车，他的故事中夹着许多个fucking，但只是自怨自艾，看着也不像是坏人，于是我没有跑掉，而是等来了故事的结尾——“所以，你有10欧元可以借我吗？”
“问题是，我也是今天才刚到，身上还真没有现金。”
“你看，”他失望地一摊手，又拍了拍我的肩，“这就是生活！”
3
下了一夜暴雨，气温暴跌十几度，第二天只能换上冬装出门，去南斯拉夫历史博物馆。博物馆位于绿树掩映的山上，环境清幽，主馆像一个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仓库，事实上它的一部分原本就被铁托用于存放他从世界各国收到的礼品：年斯大林赠送的“决斗者”瓷器，年毛泽东赠送的镂空象牙球，年尼克松赠送的来自月球的黑色岩石，和一幅南斯拉夫国旗——阿波罗11号载着它登上了月球。不过我没找到肯尼迪送的蒂芙尼钢笔，铁托很可能是这位美国总统遇刺前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要人。
年，铁托在年代陷入内战之前，南斯拉夫很长时间一直被视作社会主义模范社会。年，铁托与斯大林交恶，南斯拉夫被逐出华约阵营，从而有机会摆脱苏联模式，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走出一条相对富足和自由的独立道路。在博物馆一本讲述南斯拉夫时代日常生活的书里我看到一个好玩的数字，年，有万南斯拉夫人去意大利旅行（那年南斯拉夫总人口不到万），主要目的地是离他们最近的城市的里雅斯特，主要活动是购物：电器、婴儿用品、化妆品、首饰等等等等。
铁托的相当一部分私人用品和礼品也洋溢着享乐主义气氛——除了燕尾服（铁托穿着它见了伊丽莎白女王和埃塞俄比亚皇帝）和各色领带（他喜欢迪奥、浪凡、爱马仕这样的宇宙大牌），大部分就像直接从男性杂志的Gadget（器物）版面拿出来的一样：望远镜、刀具、帽子、水袋、马甲，当然还有猎枪，送猎枪的人光谱可真够广的，有丘吉尔，也有勃列日涅夫，有瑞典总理，也有东德总统，有摩洛哥哈桑二世，也有苏维埃共青团，而送礼者中间最“专业”的，想必是南斯拉夫狩猎、伐木与农业部？
至少在博物馆前馆长利利亚娜看来，铁托是足够smart的人，“他非常有教养，个人藏书两万册，而且他真的读，还在书的空白处做笔记，而不只是装装样。”利利亚娜跟我讲了一个听起来更像轶闻的故事：据说铁托访问英国会见伊丽莎白女王时，现场弹奏了一首钢琴曲，铁托走后女王对丘吉尔感叹：假如他是工人，我就不是女王。
利利亚娜和她的丈夫戈兰是典型的怀念南斯拉夫时代的知识分子，就像一位塞尔维亚老摄影家说的：你要问我对南斯拉夫是什么感情，就好比问一个结婚多年的人，怎么看他的新婚时光，“和平、安全、生活舒适，还能接触到世界各地的文化。上大学和看牙医都不要钱。后来呢，我们只剩下了血腥的内战。”
我在利利亚娜位于贝尔格莱德南部别墅区的家中见到了他们，他们是一对风度翩翩的老人家，家里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一进门我就看到了年齐白石和徐悲鸿合作的芋叶公鸡图。“喝点什么吗？”戈兰热情地招呼我：“威士忌还是白兰地？”
他们不断地告诉我，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和苏联或东欧的社会主义不一样，作为佐证，他们还拿出了当年的合影，那是他们大学毕业一年以后，两人靠在刚买的德国产桔红色小汽车上（后来我看到数据，到年，超过三分之一的南斯拉夫人有了私家汽车），都穿着高腰牛仔裤，利利亚娜披着一头蓬松的长发，戈兰则烫着不算夸张的爆炸头，非常嬉皮，非常60年代。那的确是他们的黄金时代，虽然那个黄金时代让如今塞尔维亚与贝尔格莱德的跌落显得格外苦涩。
我喜欢博物馆的一个原因就是看人们如何展示他们的过去。南斯拉夫历史博物馆没有涉及年铁托死后的部分，也许对他们来说，那还是有待书写的当代史？我在铁托墓前站了很久，是为了看当年前来致哀的各国领导人的照片——也是非常广泛的光谱：撒切尔、密特朗、科尔、金日成、阿拉法特、卡斯特罗、昂纳克、齐奥赛斯库、奈温、西哈努克、霍梅尼……大概是物伤其类吧，在照片里，强人们露出了他们不太为人所见的哀伤的样子。
古堡前的游客和情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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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我回到了位于老城对岸新贝尔格莱德的诺瓦克餐厅。在老城吸了整整两天二手烟后，我高兴地发现这家高级餐厅有吸烟区和非吸烟区之分。服务员把我领到非吸烟区，刚坐下就闻到了浓重的烟味，回头，一对夫妇正在吞云吐雾。叫来服务员，他在我背后划了一道不存在的线，“这里，正好是两个区的分界线……wrongtable！”他总结。
路边聊天的市民不过在德约科维奇的地盘，参观才是正经事。这家餐厅也是一个小型博物馆，一层的环形屏幕正在直播蒙特卡洛大师赛，墙上满是相框，我看到（或者说回顾）了小德取得第到场胜利时的每一个瞬间，和他到目前为止拿下的每一项冠军的捧杯图。年7月23日，他在荷兰阿默斯福特拿到了第一个巡回赛冠军，照片里这个19岁的小孩把一个iPod（不知道是不是奖品？毕竟，当时iPhone还没有问世）放在头顶，笑得青涩。10年后的年6月5日，德约科维奇拿下法网冠军，完成了全满贯和男子网坛唯一的“诺瓦克大满贯”（跨年连续夺得四大满贯）——那场比赛的球鞋也收藏在这里。没人会想到，那次高峰也是塞尔维亚人谜之跌落的开始，照片里他左手揽着火枪手杯，右手撑伞挡住古希腊诸神像喷出的雨雾，他会想到自己之后的命运吗？
伊里尔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宣称不喜欢德约科维奇的塞尔维亚人，他是个身高两米的大胡子，来自一家非*府组织。公平地说，伊里尔并不讨厌小德，他只是讨厌那些喜欢小德的民族主义者。我跟他聊起前几天在游行中的见闻，他说，那种认为自由派都是拿了索罗斯或者西方人的钱的想法，是“典型的塞尔维亚式想法”，自由派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未占据过主流。
“许多人看到德约科维奇打败西方选手，想起的是对北约年空袭南联盟的报复……不少塞尔维亚人还觉得英国人傲慢、虚伪，所以德约科维奇打穆雷，他们也格外带劲儿，”伊里尔说，“小德本人是东正教教徒，对家庭价值观非常看重，他在国内的发言也把自己和爱国主义捆绑得很紧，而爱国主义在这里和民族主义是分不开的。”
后来我见到了佩贾，他是我和伊里尔共同的记者朋友，跟他聊起时才知道，伊里尔的父亲是前南斯拉夫外交部的官员，阿尔巴尼亚族，在伊里尔很小时就去世了。伊里尔出生在贝尔格莱德，是地地道道的贝尔格莱德人，但因为有一个阿尔巴尼亚名字，从小就在学校里挨过许多打。这时我才从另一层面理解为什么伊里尔会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这么敏感。
和大多数记者一样，佩贾也是个自由派，在塞尔维亚，这就意味着他是个少数派。他说，和南斯拉夫时期相比，塞尔维亚人的生活水准下降了太多，而阿尔巴尼亚提升了一些，现在两国生活水平差别不大，但塞尔维亚人的相对剥夺感让他们愤愤不平，媒体耸动报道阿族对塞尔维亚的敌意和威胁，“在我们的媒体和课本里，有错的永远是别人。”
他去过好几次阿尔巴尼亚，甚至在那边度过假，“那里的海水和沙滩质量都非常好，价钱却只有希腊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他碰到的大多数阿尔巴尼亚人都挺友善，“很多塞尔维亚人对阿族有许多看法，却从没去过科索沃或者阿尔巴尼亚，这就是问题所在。”
从诺瓦克餐厅出来，外面还是淅淅沥沥的雨，托前台叫了一辆出租车，想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纪念遗址看一看，难得司机会说英语，“我知道，知道，那儿有一个孔夫子像，两周前刚刚竖起来的。”他把“孔夫子”读成“空腹气”，听起来怪萌的。
遗址是中塞双语的一个石碑，“谨此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塞尔维亚共和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刻给予的支持和友谊。”我和司机在车上聊德约科维奇，“他祖父不就是从科索沃来的吗？”他从没去过科索沃或阿尔巴尼亚，但说起来滔滔不绝，“我们宁肯不加入欧盟，也不能承认科索沃独立……他们（阿族）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非常奇怪，怎么说，像年前的人一样，生很多孩子，非常抱团，祖父就像一个公司的头头，所有的钱都汇集到他那儿，再集中起来办大事，比如，买我们塞尔维亚人的地……对了，他们还靠种大麻赚钱，他们还有黑帮……”一个月后，我去莫斯科采访，听塞尔维亚人的斯拉夫兄弟俄罗斯人聊他们对北高加索山民的印象，连用词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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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贝尔格莱德那天终于云开雾散，天气回暖，我在共和国广场闲逛时赶上了一场freetour（免费步行游览），“欢迎来到贝尔格莱德，一个矛盾的城市！”年轻的导游泽里克这么开场。
我们跟着他拜访了波西米亚风格的小街，学习了重要的本地词汇：Kafana，一种提供啤酒和音乐的塞尔维亚传统小酒馆（“波西米亚在塞尔维亚语里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有一群人给文化做了很多贡献，但是他们每天下午就坐在这些小酒馆里吃呀喝呀享受生活”），品尝了后劲颇足的Gelakia（塞尔维亚水果白兰地），还参观了这座城市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称得上古老的建筑——毕竟，贝尔格莱德在历史上曾经被摧毁过38-42次，二战期间，它是唯一一座被交战双方都轰炸过的城市，假如你看过塞尔维亚导演库斯图里卡的《地下》，会对此感同身受——“可是为什么塞尔维亚人对18年前轰炸过他们的欧洲国家仍然非常友好呢？”泽里克自问自答，“因为我们实在太厌烦战争了。我们受够了。”
塞尔维亚国家博物馆，已经关闭十余年了图/杨潇步行游览开始的地点是塞尔维亚国家博物馆大门口，这栋漂亮建筑因为装修，已经关闭了十多年，“这样，每年*府都可以说，国家博物馆明年就要开放了。”泽里克说，“按照*府的说法，这个博物馆年就该开了。”
我想起利利亚娜在她家里跟我抱怨：“现在的文化部没文化，部长一辈子没读过什么书，没看过歌剧，也不知道什么是艺术。怎么可能博物馆一关就是十年？”
“这个国家其他方面都那么失败，但是德约科维奇却如此成功，对人们是莫大的鼓舞。”戈兰说，于是一些人就把他盯得特别紧，“喜欢拿国外媒体对他的负面报道说事、放大，条新闻中98条新闻都是正面的，一定要把余下两条拿出来放大。这是典型的受害者心理。”
美国作家（同时也是网球迷）大卫·福斯特·华莱士说，网球是世界上最美妙的运动，它保留了接触性运动“高强度的软磨硬泡”，又剔除了其中的野蛮与不具备美感的部分。对我来说，它的迷人之处可能还在于，那个被众目睽睽包裹着、却在安静时连一声轻咳都声声入耳的空旷的球场，极大地放大了人的某种本质上的孤独。告别塞尔维亚，我的下一站是英国，我想去温网博物馆、也是穆雷的大本营看看，我好奇苏格兰人和英格兰小报的关系，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塞尔维亚航空的飞机意外地在伦敦希思罗机场复飞两次，那是一种什么感受呢？就是飞机已经离地面很近，近到地面上奔跑的小汽车看着已经挺大了的时候，突然拉起，窗外风景陡然倾斜，马达轰鸣，急剧爬升……飞机第二次降落失败时，我的手心全是汗，但旁边英勇的塞尔维亚大哥只是不耐烦地一拍大腿，叫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