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1/5/23 17:28:00
第七章 透过苏维埃看俄罗斯喷泉宫中的阿赫玛托娃。版权所有者：圣彼得堡喷泉宫内的安娜·阿赫玛托娃博物馆。第一节阿赫玛托娃来到舍列梅捷夫家族的故居喷泉宫。年，她搬到这里来与第二任丈夫弗拉基米尔·希列伊科同住。这座建筑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过去4年，在这场将彼得堡变成彼得格勒的战争和革命中，这里是保护这个家族免遭战火的避难所。但是正如这座城市（已经不再是首都），这座宫殿也盛景不再。它的最后一任主人谢尔盖伯爵，是普拉斯科维娅和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孙子，正是他将这座房子作为家族博物馆保留了下来。他自己写过几本关于舍列梅捷夫家族历史的书籍。在年的二月革命期间，群众涌入这座建筑，要求提供武器来帮助他们对抗最后一批忠于沙皇的军队。伯爵打开了这座宫殿的创立者，陆军元帅鲍里斯·舍列梅捷夫的收藏间，交出了一些来自16世纪的鹤嘴锄和战斧。为了让自己的家免遭侵袭，他将宫殿交了公，并在携全家流亡国外之前与新建立的苏维埃*权签署协议，要求保留这座建筑做博物馆。舍列梅捷夫家的老仆人们留了下来。同时一位聪明年轻、研究中东的考古学家，希列伊科也在房子的北翼有了一间房间，他曾是末代伯爵孙子们的家庭教师，也是该家族的密友。阿赫玛托娃在一战前就已经认识希列伊科了，当时他是她在“流浪狗俱乐部”的波西米亚小圈子里认识的一个小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和她的前夫，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也在其中。喷泉宫不仅是她与希列伊科之间发生关系，也是将她的心向他拉近的地方。舍列梅捷夫家族的格言——“上帝善存一切”（Deusconservatomnia）镌刻在喷泉宫的家族盾徽上，她将在这里度过接下来的30多年，而这句话也成为她生活与艺术的救赎指导。尽管在搬入这座前舍列梅捷夫家族居所时，阿赫玛托娃只有29岁，但这里就像她的新家，她来自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她生于年，在皇村上学。和普希金一样，她在这里吸收了法国诗歌的精髓。年她搬到巴黎，与画家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成为好朋友。他为她画了许多肖像，其中一幅在年之前一直挂在喷泉宫她的房间里。她的早期诗作受到象征主义的影响。但是在年，她与古米廖夫和曼德尔施塔姆一同加入了一个新的文学团体阿克梅派（Acmeists）。他们拒斥象征主义的神秘主义倾向，重返诗歌的经典创作准则：明晰、简洁，以及对情绪体验的精确表达。她收入《黄昏》（）中的情诗为她赢得了很多喝彩，随后的《念珠》（）也是。她简单易懂的韵律风格使其很容易让人记住，而她的女性笔触与敏感在当时的俄国还属于新事物，这使她的诗歌非常流行，尤其在女性读者中间。很多女人曾模仿阿赫玛托娃的早期风格——她在多年后对此颇为厌弃。在《颂歌》（）中她写道：我教会了女人如何说话……但是主啊，要怎样才能让她们停下来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阿赫玛托娃正处于成功的巅峰。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身边总是围绕一群朋友、情人和仰慕者。那些年，她的生活中满是自由、欢悦和波西米亚精神。她与曼德尔施塔姆会让对方放声大笑，以至于“都陷到了睡椅中，不断传出弹簧的歌唱”。然后，随着战争的爆发，在一瞬间，“我们衰老了一百年”。她在《记年7月19日》（）中这样写道：我们衰老了一百年，这事发生在一瞬间；短短的夏季已经结束，耕后的平原升起硝烟。沉寂的大道顿时声色杂乱哭声阵阵像银器响彻云天……我祈求上苍，捂住了脸，让我死在第一仗之前。歌声倩影从记忆中消逝从此摆脱了多余的负担上苍命令它把空白记忆变成可怕的书，把雷雨的信息写在上边。在恐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革命之后，阿赫玛托娃诗歌那种私密、抒情的风格看起来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它已经过时了，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纪。二月革命扫除的不仅仅是俄国君主制，更是一整个文明。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等自由主义者和温和社会主义者建立了临时*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直领导着国家，之后选举产生了立宪会议。他们都假定革命能够被限制在*治领域之内。但几乎在一夜之间，所有的权力机构及权威都土崩瓦解——教会、法律、领地上的乡绅、军队里的军官、下对上的尊重和服从——全国唯一真正的权力都转移到地方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也就是苏维埃）的手中。正是以它的名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年10月夺取了*权，建立了自己的无产阶级专*。他们通过结束战争、割地赔款并与德国达成和议来巩固*权。《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于年3月签署，波兰、波罗的海地区和乌克兰大部在德国保护下取得名义上的独立，俄国于是损失了帝制时代三分之一的耕地和超过一半的工业基地。作为一个欧洲国家，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被削减到仅与17世纪俄罗斯相当的程度。利用沙皇军队的残部，布尔什维克建起了红军，在—年的内战中与白军（保皇*、民主派和反对苏维埃*权的社会主义者的大杂烩）和支持白军的外国干涉军（来自英国、法国、日本、美国和其他10多个欧洲国家）作战。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一场反对一切特权的战争，但是要论俄国革命实际上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作用——半文盲的大众对他的著作所知甚少——要远小于平等主义的习俗和农民对乌托邦的呼唤。早在马克思写下这些理念之前，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就贯穿着它们：多余的财富是不道德的，所有财产都是偷窃得来，以及体力劳动是价值唯一真正的来源。在俄国农民的头脑中有着基督教尚贫的美德观念，而布尔什维克给自己的报纸起名为“贫农报”正是机智地利用了这个事实。这种对真理（pravda），对真相与正义的追求，赋予了这场革命在大众认知中半宗教的地位：对私有财产的宣战是通往地上天国的炼狱之路。通过给这场革命披上制度形式的外衣，布尔什维克得以调动广大贫民身上极为强大的革命力量。这些贫民是很乐于看到富人和强者被毁灭的，不管这是否会让他们自己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他们允许赤卫军和其他自封的武装工人团体劫掠“富人”的住所、没收其财产。他们把有闲阶级驱赶去做诸如扫雪和扫垃圾这样的工作。阿赫玛托娃被迫清理喷泉宫周围的街道。房屋委员会（一般由前守门人和家仆组成）接到命令，将城里的穷人迁入之前特权精英的住所中。喷泉宫等宫殿被分隔成了公寓单元。在夺取*权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就发起了一场群众运动，鼓励工人和农民向革命法院和当地的契卡（Cheka），也就是*治警察告发自己的邻居。几乎任何事情都能被认为是“反革命”——隐藏财产、上工迟到、醉酒或流氓行为，于是监狱不久便人满为患。大多数在布尔什维克*权早期被契卡逮捕的人都是被邻居告发，而且经常是公报私仇。在群众运动的气氛中，没有任何私人空间不被触及。人们生活在不断的审查中，一直被房屋委员会监视，还要随时为被捕担惊受怕。这可不是抒情诗的时代。作为来自昔日的人物，阿赫玛托娃被大众所遗弃。左翼评论家说她表达个人情感的诗歌与新的集体主义秩序不符。有一些与她同时代的诗人适应了革命的新情势，比如帕斯捷尔纳克。还有一些人天生就为革命而生，比如马雅可夫斯基。但是阿赫玛托娃深深植根于古典传统，于是就像曼德尔施塔姆一样，发现自己很难与新的苏维埃环境相妥协。在苏维埃时代早期，她创作很少。在内战期间彼得格勒条件艰苦，挣扎求生耗尽了她的能量。当时长期缺少食物和燃料，人们不是沦为冻死骨，就是从这座饥荒的城市逃去乡下，结果人口下降了一多半。树木和木屋都被砍了当柴火烧，马匹倒毙在大路中间，莫伊卡河与丰坦卡河漂满了垃圾，鼠疫疾病横行，这座沙俄首都的日常生活仿佛回到了史前时代，绝望的人们翻箱倒柜，只为一片果腹的面包或一根用来烧的木棍。我们已经永远遗忘了湖泊、草地与城镇，在这伟大祖国的黎明。在这血腥中，残酷的惰怠压垮了我们……没有人想帮我们因为我们待在家中，因为，我们爱自己的城市。没有自由，我们为自己保留下了它的宫殿、它的火和它的水。新时代将要到来，死亡之风凉彻心扉，但是神圣的彼得之城会成为我们不意之中的纪念碑。对旧知识分子来说，条件尤其恶劣，他们成为社会的最底层。虽然大部分人都被国家征召加入了劳动组，但很少人有工作。虽然他们从国家能得到食物，但是用彼得格勒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的话说，这微薄的第三等配给“仅是一点面包，只够让人尝一尝味道”。高尔基在布尔什维克中间以其年之前的左翼立场而颇受看重，于是担起了为饥饿的彼得格勒知识分子发声的重任，为他们请求特殊配给和更好的住房。他建立了一个作家的避难所，随后建立了“艺术家之家”，还建立了自己的出版社——世界文学出版社——为大众出版廉价的经典名著。世界文学出版社为大量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提供了翻译和编辑的工作。实际上，许多20世纪的文学巨擘能在饥荒年月中活下来，都要感谢高尔基的帮助——包括扎米亚京、巴别尔、楚科夫斯基、霍达谢维奇、曼德尔斯塔姆、皮阿斯特、左琴科、勃洛克和古米廖夫等人。阿赫玛托娃也向高尔基求助，请他为自己谋得工作和配给。她当时与希列伊科分享他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古代所当助手的微薄食物补贴。他们没有燃料，痢疾在喷泉宫住户中蔓延，而且听起来有点夸张，他们还养着一只希列伊科捡到的被遗弃的圣伯纳德犬，根据舍列梅捷夫格言的精神，他们把它留了下来。高尔基告诉阿赫玛托娃，她只能通过做某种办公室工作来得到最微薄的工资，然后还带她去看自己收藏的高级东方地毯。据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所说，“阿赫玛托娃看着高尔基的地毯，赞美了它们，然后空手而归。我相信，这让她终生讨厌地毯。它们尘土味太重，而且带着一种与即将毁灭的城市不符的奢华气息。也许高尔基害怕帮助阿赫玛托娃，也可能他讨厌她和她的诗歌”。但是在年，她还是成功找到一份在彼得格勒农业学院当图书管理员的工作，也许还是高尔基帮的忙。年8月，阿赫玛托娃的前夫尼古拉·古米廖夫被彼得格勒契卡逮捕，监禁了几天，不经审判就遭枪杀，罪名是参与了一次保皇派阴谋——这几乎肯定是莫须有。古米廖夫是被杀害的第一个大诗人，而之后还有很多。他死后，知识阶层感觉他们的文明已经死掉了。在《耶稣纪元》这本诗集中，阿赫玛托娃的动人诗篇仿佛就是一次祝祷，一首挽歌，为古米廖夫，为他所属时代的种种价值。被泪水浸湿的秋天，就像一位寡妇，身披黑色野草，乌云笼罩心头……忆起亡夫的话语，她不住抽泣。一直会是如此，直到最寂静的雪来怜悯这位忧伤而疲惫的人……痛不再，喜亦不再——放弃生命吧，因为这并非小事。阿赫玛托娃对革命没有希望，只有恐惧。但是她明确说道，她认为一位诗人如果在年之后离开俄国，那就是罪恶：抛弃国土，任敌人蹂躏，我不能和那种人在一起。我厌恶他那粗俗的奉承，我不会为他们献出歌曲。我永远怜悯沦落他乡的游子，他像个囚徒，像个病夫。旅人啊，你的路途黑暗茫茫，异乡的粮食含着艾蒿的苦楚。我剩余的青春在这儿，在大火的烟雾中耗去，我们从来没有回避过对自己的任何一次打击。我们知道，在以后进行评审时，每个小时都将证明自己无罪……然而世上不流泪的人中间，没人比我们更高傲，更纯粹。就像所有伟大的俄国诗人，阿赫玛托娃感到成为祖国“记忆的声音”是一种道德义务。但是她的责任感超越了民族立场，作为一个基督徒，她有着留在俄国与人民共同经受苦难命运的感情冲动。和很多她那一代的诗人一样，她将苦难命运视为对原罪的惩罚，相信她是受召来用吟诵诗歌救赎俄国的过犯（或罪）。阿赫玛托娃是一位有救赎情怀的诗人。楚科夫斯基说她是“最后一位伟大的东正教诗人”。为俄国的苦难而牺牲的主题贯穿她的著作。让我饱尝坎坷岁月的辛酸，让我窒息、发烧、失眠，夺走我的婴儿、我的朋友，还有我吟唱的神秘才干——经受了一连串难熬的日子，我跟随你的弥撒如此祈祷，但愿黑暗的俄罗斯上空，乌云变成彩霞辉煌照耀。?喷泉宫在阿赫玛托娃的世界中有着特殊的位置。她将其视为一块福地，是圣彼得堡的精神代表。圣彼得堡作为她诗歌中的理想城市（“神圣的彼得之城”），在多首诗中她将它比作基捷日，这座传说中的城市在蒙古异教徒入侵时消失在斯沃特罗亚湖下，进入一个精神国度，从而保存自己的神圣珍宝。喷泉宫是另一个被水环绕的世界，它内在的神圣处所代表着欧洲文明，那个阿赫玛托娃以怀旧之情思念的、已经消逝的天地。阿赫玛托娃被这座建筑的历史所吸引。她自视为它的守护者。在她住进来的第一个秋天，她就成功地证实花园中的橡树比圣彼得堡本身还要古老。它们比任何*权都要长寿。她研究了舍列梅捷夫家族的历史，而尤其对普拉斯科维娅感到亲近——她也有“吟诵的天赋”，而且也作为一名不受欢迎的人生活在喷泉宫中。你在深夜呢喃着什么？不论如何，帕拉沙已经死去了，这座宫殿的年轻女主人。阿赫玛托娃与普宁站在温泉宫的庭院中。年。照片版权所有者：圣彼得堡喷泉宫内的安娜·阿赫玛托娃博物馆。这座宫殿的文化史是阿赫玛托娃真正的灵感源泉。她在这里感到此前那些伟大俄国诗人的存在：丘特切夫（谢尔盖伯爵的朋友）、维亚泽姆斯基（曾来此到访，虽然阿赫玛托娃错误地相信他是在她住过的房间里死去的），最后还有普希金，他是普拉斯科维娅的儿子德米特里·舍列梅捷夫的密友，后者是这座建筑最后一位主人的父亲。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俄出版社认为阿赫玛托娃的诗作神秘意味太重而拒绝出版，于是她愈发感到与普希金亲近了。多年前，他的作品也被沙皇*府封杀过。对普希金的感同身受，让她研究普希金有了独特的优势，这一时期她几篇最出色的文章都围绕这一主题。同样是诗人，她注意到他在文学的伪装下讨论*治和其他道德议题，从而藐视当局的做法——她在撰写关于普希金的著作时基本上也是如法炮制。阿赫玛托娃与希列伊科于年离婚。他是一位嫉妒心很重的丈夫，不仅是对她的其他情人，也包括对她的才华（他有一次甚至在盛怒之下烧了她的诗作）。阿赫玛托娃搬出了喷泉宫，但不久就和新情人尼古拉·普宁搬了回来，后者已经分居的妻子也搬来，一起住在她位于喷泉宫南翼的公寓里。普宁是一位艺术评论家，是未来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和许多未来主义者不同，他知晓过去诗歌的文化价值。在年的一篇文章里，他甚至勇敢地反对托洛茨基，后者在《真理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攻击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的诗作《国内与国外的流亡者》是“与十月不搭调的文学作品”。这是对即将到来的恐怖的一次警告。普宁问道：“如果阿赫玛托娃穿上皮革夹克衫，别上一颗红星，那么她是否就与十月搭调了呢？”如果不能接受阿赫玛托娃，“为什么巴赫的作品就可以呢？”尽管身系左翼艺术家的未来主义团体，普宁在喷泉宫的公寓仍然保持着革命前彼得堡的氛围。那里总有人来拜访，他们围着厨房里的桌子夜谈，困了就睡在地上。除了普宁的前妻，她的母亲和女儿，还有一个名叫安努什卡的佣人以外，这座小小的四室公寓总是高朋满座。以苏维埃俄国的标准来看，普宁一家享有的空间比其有权享有的超出太多了，于是在房屋委员会的命令下，安努什卡的儿子和新儿媳——一个不识字的农家女孩，来彼得格勒谋生的工厂工人——也搬了进来，这座公寓成了公共宿舍。阿赫玛托娃和普宁仅依赖普宁的微薄工资过活（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阿赫玛托娃什么也挣不到），条件困难，生活清贫，这都为他们的关系施加了障碍。他们经常为了食物和金钱争吵，邻居们在楼道里都能听到。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这样描述年在喷泉宫与阿赫玛托娃的会面，当时她正要与普宁分手：我爬上一道房子后面的楼梯，它来自上个世纪，每一级都有别的楼梯三级那么高。在她和楼梯之间还有一些联系，但是然后！在我按了门铃之后，一个女人一边甩着手上的肥皂泡，一边开了门。这些肥皂泡，还有墙纸破碎剥落的寒酸门厅，都颇为出人意料。这个女人走在我前面。厨房里几件刚洗好的衣服挂在绳子上，湿气扑面而来。湿漉漉的衣服就好像是一部令人讨厌的故事的结局，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的场景。走过厨房是一个小走廊，左边是通往她房间的门。第二节喷泉宫只是在年被改为公共宿舍的许多前宫殿之一。沃尔孔斯基家族在莫斯科的别墅也同样成了工人宿舍，而在19世纪20年代，这里是季娜伊达·沃尔孔斯基公主著名的沙龙会所。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在其中一座改造的宫殿里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此前他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出版后的3年中就卖出了多万本，并为作者于年赢得了苏联最高荣誉列宁勋章。而季娜伊达的曾侄子，十二月*人沃尔孔斯基的孙子S.M.沃尔孔斯基公爵，在—年间则住在莫斯科城郊的一个工人宿舍里。没有什么比家庭空间的变化更能反映这场革命的日常现状了。各省的乡绅被剥夺了财产，别墅被烧毁或被农村公社和当地苏维埃没收。富人被迫把自己的大房子分给城里的贫民，或者把房间让给以前的家仆和他们的家人。苏维埃这场“对宫殿的战争”是对沙皇时代特权阶级及其文化象征的宣战。它也是当时苏联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旨在打造一种更彻底的集体生活。布尔什维克相信，强制人们住进集体宿舍，能够让他们在基本思想和日常行为上趋向共产主义。私人空间和私有财产都会消失，父权制（“资产阶级”）家庭将被共产主义的友爱与组织所取代，个人生活将融入到群体之中。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年里，这个计划意味着现有住宅的公有化：每个家庭被分配到一个房间，有时在老公寓楼里还更少，要和其他家庭共用厨房和浴室。20世纪20年代以后设计了旨在改造人们精神状态的新住宅。最激进的苏联建筑师，比如“当代建筑师联盟”的构成主义者提出，要通过修建公社房屋（domkommuny）来彻底消除私人空间，全部财产——甚至包括内衣——都要由住户分享，做饭和看孩子这样的家务劳动也由各个小组轮流完成，人们住在按性别划分的大型宿舍里，另有为性生活保留的单间。这样的房子真正付诸实践的其实很少，仅在对乌托邦的想象和未来主义小说中一再出现——比如扎米亚京的《我们》（）。大多数完工的项目——比如由构成主义者莫伊谢伊·金兹伯格设计，于—年在莫斯科建成的纳康芬公寓（Narkomfin，财*部大楼）——都试图达到完全的公有形式，里面兼顾私人的居住空间和公用洗衣房、浴室、餐厅、厨房、育婴室和学校。但出发点仍然是以某种方式引导个人放弃私人（“资产阶级”）家庭，转向集体生活。建筑师设想出一个乌托邦，那里人人生活在大型公共住宅中，它们高耸入云，周围有大片的开放绿地（很像勒·柯布西耶的想法，或者当时欧洲的花园城市运动），从娱乐活动到电力供应一切都由社会配给。他们将城市视为一个整合大众行为和心理的综合实验室，通过完全可控的环境，将原本由自我意识推动的个体理性地改造，作为共同体——或者说机器——的一个部件。布尔什维克念兹在兹的就是要创造一种新人类。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相信人类的天性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因而可以用一场针对人们生活方式的革命加以改变。列宁深受生理学家伊凡·谢切诺夫思想的影响，后者认为大脑是一部会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的机电设备。谢切诺夫的唯物主义思想启发了I.P.巴甫洛夫对大脑条件反射的研究（尤其是狗的大脑）。虽然巴甫洛夫以反苏维埃的观点知名，苏联*府还是对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支持。这就是科学与社会主义的交汇处。列宁称巴甫洛夫的研究“对我们的革命有极大的重要性”。托洛茨基用抒情的语言描绘了重塑人类的“真实科学可能性”：人是什么？他绝不是完成了的，或者和谐的存在，不，他依然是非常笨拙的生物。作为动物，人类的进化不是有计划的，而是自发的，而且积聚了许多不协调之处。如何教育、规范、改善和完成人类的身体与精神构造，我们面临的这个巨大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得到理解。我们可以修建横穿撒哈拉沙漠的铁路，能够造出埃菲尔铁塔，也能直接与纽约通话，但是我们肯定还不能改进人类本身。我们当然能！生产一种新的、“改进版”的人类是未来共产主义的任务。就当前来说，我们应当推进关于人类的一切认识，关于他的解剖学、生理学，还有被称为心理学的那一部分生理学。人类必须审视自己，将自己看做原材料——最多是半成品——然后说：“我亲爱的人类啊，我终于要来对你展开工作了。”在塑造苏维埃新人的过程中，艺术家也起到核心的作用。是斯大林在年首次使用了这个著名的短语，把艺术家称为“人类灵*的工程师”。但是将艺术家视为工程师这个概念，在整个苏联先锋艺术家（不仅仅是*旗下的那些）中都相当关键，而且在许多左翼和实验性团体中都得到运用，他们致力于用自己的艺术来打造年之后的新世界，比如说构成主义者、未来主义者，无产阶级文化协会（Proletkult）和左翼战线（LEF）的艺术家，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的戏剧，还有“电影眼睛派”和爱森斯坦的电影——这些艺术家都有共产主义式的理想，各自进行对“资产阶级”艺术的革命。他们相信自己可以训练人类的头脑，让他们通过新的艺术形式以更社会主义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他们将大脑视为一部复杂的机器，可以通过自己的机械式艺术（电影中的蒙太奇、影院中应用的生物力学、工业艺术等）产生的刺激来加以重塑。他们相信环境塑造意识，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