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因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而得名，以“批判理论”闻名于世。但这三者之间并不是完全对应的，而是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换言之，社会研究所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本营，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标志性贡献，但并非社会研究所所有成员都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并非社会研究所的所有理论成果都属于批判理论。
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发展史上，就思想深度与学术地位来说，阿多尔诺、哈贝马斯、霍耐特是三位标杆性人物，对于批判理论第一、二、三期的发展有着杰出贡献。如今，以第四代批判理论家正以弗斯特为学术领袖，沿着“*治伦理路向”进一步推进批判理论，然而能否出现批判理论的第四期发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基地: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erSchule)因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InstitutfürSozialforschung）而得名，以“批判理论”(KritischeTheorie)闻名于世。但这三者并不是完全对应的，而是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年2月3日，具有犹太血统的德国—阿根廷慈善家赫尔曼·威尔(HermannnWeil，—)致信法兰克福市市长,表示对反犹主义的反感，并因目睹德国对“犹太人的压迫、驱逐、抢劫”而决定捐赠“人道主义费用”(共1.2亿马克)，用于战争伤亡抚恤、建立孤儿院和其他社会救助;还准备成立由他儿子弗里克斯·威尔(FelixJoséWeil，—)担任监管人的“赫尔曼·威尔基金会”，支持创立形式上隶属法兰克福大学、实质上相对独立的社会研究所。因威尔父子的善举，老威尔被法兰克福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称号，小威尔被法兰克福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年2月3日”,也因此被当作社会研究所的成立日。
实际上，早在年夏，小威尔就开始寻找建立“超越资产阶级科学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可能性，并邀请卡尔·魏特夫(K.A.Wittfogel，—)共同讨论创办“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问题。不过，“马克思主义工作周”是社会研究所的前身。年5月20—27日，在小威尔推动、佐尔格(R.Sorge，—)协调、柯尔施(K.Korsch，—)的理念之下，20年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C.Lukacs，—)、柯尔施、波洛克(F.Pollock，—)、蔡特金(C.Zetkin，—)、佐尔格、魏特夫，以及小威尔等人，在图宾根附近的格拉贝格火车站宾馆(共产主义者F.亨讷经营)主办社会研究所第一届理论研讨班，即“马克思主义工作周”。会议主要讨论了三个主题：当代危机问题研究类型;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组织问题。这就“为社会研究所的创办奠定了科学基石”。
格律贝格与“三大助手”
年6月22日，作为德国第一个学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正式成立，格律贝格(C.Grünberg，—)出任第一任所长。但他这个所长是“捡来的”，因为第一候选人是盖拉赫(K.A.Gerlach，—)。年，“左翼社会主义教授”盖拉赫来到法兰克福，并为将要成立的社会研究所拟定了详细的研究规划，可惜未上任就逝世了。
第二候选人有两个：一是迈尔(G.Mayer，—);二是格律贝格。据说，迈尔因过于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倾向而落选，格律贝格这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之父”得以当选。在就职演说中，格律贝格强调，社会研究所应该促进“对社会生活全部领域的认识”。但是，这个构想并未实现，因为他领导下的社会研究所的核心工作是：
(1)继续做好《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该文库被视为“联系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桥梁”。
(2)加强与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联系(—)，共同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并从事哲学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这项工作被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但非***治而是学术意义的;而且，他们从社会主义史、经济史、*治经济学批判史研究中获益。
格律贝格有三大助手，分别是：波洛克，格洛斯曼(H.Grossmann,—)]，魏特夫。波洛克的最大亮点是：(1)社会研究所“永远的行*总管”。波洛克一生都与社会研究所联系在一起，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行*管理工作中。年，他以“关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获得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学位后，就参与社会研究所创办，从而成为社会研究所共同创办人。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工作周”成员，而且与小威尔同为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出版公司负责人。后来，又进入“霍克海默—圈子”，与阿多尔诺(T.W.Adorno，—)一起成为霍克海默(M.Horkheimer，—)的左膀右臂。无论是格律贝格的“前法兰克福学派”时期，还是霍克海默的“法兰克福学派”时期，波洛克都是社会研究所负责行*工作的副所长(有时是执行所长)。例如，格律贝格因患严重的“脑卒中”(年1月)后，他成为社会研究所代理所长;—年，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到加利福尼亚修订《启蒙辩证法》，他成为社会研究所执行所长。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回到法兰克福重建社会研究所之后，他又担任负责行*工作的副所长。
(2)20世纪30—40年代，阐发了“国家资本主义理论”(TheoriedesStaatskapitalismus)。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不论是极权的(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还是自由的(新*治)，共同点都是用*治首要性取代经济首要性，并试图借助计划经济、国家调节行为解决放任自由主义经济原则，以通往调节的、原则上无危机的经济体系之路，最终经济消解在技术管理行为中。这个理论为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所认可，从而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主流观点。“波洛克的经济分析对法兰克福学派哲学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并给予了《启蒙辩证法》的表述以重要动能。”
波洛克逝世后，欧美世界再版了其主要著作和论文。例如，《马克思的货币理论》(/[15])、《—年苏联计划经济尝试》(/)、《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文，)《国家资本主义》(论文，)、《民族社会主义有一个新秩序吗?》(论文，)等。与此同时，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似乎又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但中外学术界对波洛克的研究还差得很远，几乎到了被人遗忘的程度。就像魏格豪斯(RolfWiggershaus)所说：“波洛克是法兰克福学派最后一个不为人所知的人。”
格罗斯曼的特色在于：
(1)积极参加*治活动，甚至参与***治。他出生于波兰(时属奥匈帝国)相对富裕的犹太家庭，在大学期间就参加过不同的社会主义组织，但不久成为(加利西亚)波兰社会民主*内反对派。年，成为(加利西亚)犹太社会民主*共同创办人和第一任执行秘书。—年，出任华沙中央统计局部长顾问(年，加入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年，成为共产主义主导的人民大学主席)。但—年，由于说不清的原因被监禁。年6月，加入民主德国统一社会*(SED)，但不再有重要影响。
(2)作为“马克思主义崩溃理论代表人物”，从社会研究所早期参与者到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批评者。年，他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前往维也纳担任法官，并跟随格律贝格研究统计史、经济史;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他即将到来的学术生涯。年，他到华沙大学讲授经济史、经济*策、统计学;年11月，移居法兰克福成为社会研究所成员，直到年2月25日(“国会纵火案”前两天)逃往巴黎。随着希特勒上台，格罗斯曼富有创造性的学术工作又被中断。此后，又从巴黎流亡伦敦()、纽约(—)。年底，重新成为社会研究所成
不过，格罗斯曼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霍克海默—圈子”的批评，他们之间无法再有合作的可能。据分析，原因不外乎三方面：一是理论取向上，与“霍克海默—圈子”反实证主义的总体理论取向相冲突;二是*治立场上，至少从年德国法西斯袭击苏联开始，他放弃了始于年的对共产国际的批评立场——这个转向，不为“霍克海默—圈子”所理解;三是性格上，与社会研究所其他成员冲突。再加上“麦卡锡主义”令他非常不舒服。所以，年春，格罗斯曼移居德国苏占区(年10月7日建立民主德国)，担任莱比锡大学*治经济学教授，讲授“工人运动史与经济制度史”，并承担“欧洲农业国家工业化的未来前景”研究项目。
格罗斯曼与“霍克海默—圈子”之所以相互批评，主要原因是他们之间理论取向不同。格罗斯曼的理论支点有两个：一是鲍威尔，一是数字图式;但与鲍威尔观点不同——按照鲍威尔的说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利润率下降但利润值增大，资本主义“崩溃”没有绝对必然性。因而，人们必须从道德上战胜资本主义。然而，格罗斯曼接受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价值构成趋向于增加”的基本预设，认为如果全部生产一方面用于工人消费，另一方面用于资本家投资，那么资本主义就有崩溃的必然。尽管格罗斯曼对“崩溃法则”进行了复杂的逻辑论证和数学论证，但这个结论恐怕是不能为“霍克海默—圈子”所接受的。尽管如此，格罗斯曼还是给世人留下了不少论著。例如，《面对犹太人问题的无产阶级》()、《西斯蒙第及其经济学理论》()、《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法则与崩溃法则》()、《马克思：古典国民经济学家与动力问题》()、《批判理论文集》()等。不过，学术界对格罗斯曼的研究较为冷清。其实，无论是格罗斯曼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还是格罗斯曼与社会研究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关系，都值得仔细探究。
魏特夫与其他成员的最大不同，不在于他参加过“马克思主义工作周”()、进过埃姆斯兰集中营()、流亡英美()并加入美国籍();甚至也不在于他从“德国大学生运动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成员”到冷战时期著名的反共产主义者，
而在于他是一个“中国通”。作为社会研究所成员，魏特夫主要从事东方研究，包括中国和苏联研究，也包括地缘*治方面的思考。年，魏特夫在莱比锡师从孔好古(AugustConrady，—)、何可思(EduardErkes,—)学习“汉学”(Sinologie)。在30年代，多次到中国考察和从事研究。例如，年，受德国“马克思主义劳动学校”(MarxistischeArbeiterschule)资助;—年，受“国际社会研究所”(InternationalInstituteofSocialResearch)资助。—年，在华盛顿附近西雅图“远东与俄罗斯研究所”从事中国研究。
在出版《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原始共产主义到无产阶级革命：人类社会发展概略》()后，魏特夫曾经设想撰写一部三卷本的著作，即“原始共产主义与封建主义”(第1卷)、“*治经济学”(第2卷)、“现代高级资本主义”(第3卷)，但只出版了第1卷()。年，又出版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所有这些，都为他的“东方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魏特夫的“东方研究”主要是关于东方社会生产关系和统治关系的研究，一方面建立在马克思(K.H.Marx,—)、韦伯(M.K.E.Weber,—)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批评苏联和中国的*治历史。《觉醒的中国人：中国历史与当代问题概略》()探讨了宋元之间的权力斗争、经济史和社会史等问题;《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亚洲大型农业社会的科学分析尝试》()是“第一部”分析中国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过程与循环过程，提出了所谓的“灌溉社会”(DiehydraulischeGesellschaft)理论;《东方专制主义：总体权力比较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此外，还出版了《中国经济史问题》、《中国农村经济的前提与基本要素》，以及《经济史的自然原因》(/)等著作;并撰写过《孙逸仙主义》()、《毛泽东：中国农民的解放者抑或破坏者?》()等文章。
魏特夫不仅反对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集权主义的”马列主义，认为意识形态已经支配了苏联和中国;而且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单线决定论历史模型，主张多线发展构想，强调个体自由要素、个体责任要素的起决定作用。因而，“对于左翼知识分子来说，对于毛主义、斯大林主义持同情态度的西方学者来说，魏特夫是不能被触及的”。魏特夫的理论存在着许多缺点，最大缺点在于：未能对历史上所有东方帝国进行恰当描述，因而他的理论不是万能的解释模式。不过，“马克思主义者”的良知使他既没有追求普遍化阐释，又不指责亚洲专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概念。
在历史学研究、汉学研究，甚至人类学研究领域，魏特夫理论都有学术性影响，但关于魏特夫与社会研究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关系研究，则需要下很大功夫。
总之，社会研究所在格律贝格时期的主要成就是社会主义史与工人运动史的研究，以及“MEGA”数据收集、编辑出版工作，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建构并没有什么实质性贡献。可以说，这个时期既没有“法兰克福学派”也没有“批判理论”，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法兰克福学派格律贝格时期”。尽管格律贝格“三大助手”之一波洛克后来进入了“霍克海默—圈子”，他阐发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也成为了批判理论主流观点，但这属于“霍克海默时期”的成果;格罗斯曼的“马克思主义崩溃理论”、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则不属于批判理论主流观点甚至是被主流批判理论家所批判的观点。当然，在格律贝格时期，社会研究所奉行的超*派学术立场、跨学科研究方法，成为社会研究所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为接任者霍克海默继承和发展。
霍克海默
“霍克海默—圈子”
(一)霍克海默
年，霍克海默来到社会研究所。年，小威尔建议任命霍克海默为社会研究所所长，并担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哲学教授(这是全德国大学第一次设立“社会哲学”教授席位)。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真正创始人、批判理论奠基人，霍克海默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社会研究所“强势而卓越的‘家长’”。且不说他上任伊始就果断改变了格律贝格“重史轻论”的学术路向，使社会研究所走向理论批判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道路;也不说他创办了《社会研究杂志》，笼络各学科优秀人才，努力将社会研究所建成一个跨学科研究机构；这里只说他凭借敏锐*治嗅觉和卓越领导才能，使社会研究所“死前逃生”、“流亡残喘”、“战后重建”。
纳粹夺取*权后，法兰克福大学三分之一的教职工因种族或*治原因被解雇，德国因此失去了一大批自由—共和主义文化代表人物。霍克海默早就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险，上任之初就准备移居国外。年夏，他在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设立了社会研究所分支机构(分析主要工业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劳动力状况)，目的是将社会研究所迁入有法律秩序的瑞士。年2月，社会研究所总部作为“国际社会研究协会”之分会迁往日内瓦，但这里只是他们的临时落脚地(霍克海默只有限期签证，波洛克、洛文塔尔、马尔库塞是旅游签证);在巴黎设立社会研究所办事处“巴黎高师文献中心”[22];在小威尔的资助下创办“弗里克斯·艾礼安(FelixAlean)出版社”。年3月13日，社会研究所被纳粹*府关闭。
通过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林德(R.Lynd，—)介绍，霍克海默与该校校长商讨社会研究所迁址问题，校长爽快地答应给社会研究所可免费使用几年的房子，使社会研究所总算有了立足之地。
年9月，霍克海默、波洛克来到纽约;社会研究所大多数人员，如弗洛姆、马尔库塞、洛文塔尔、诺伊曼、基希海默，也于30年代中期移居纽约;阿多尔诺于年从伦敦来到纽约成为社会研究所正式成员。这样，哥伦比亚大学就成为社会研究所的科学研究中心。然而，自年起，因波洛克投资失败，社会研究所经费异常紧张。
年，弗洛姆因与社会研究所其他成员，尤其是与马尔库塞观点冲突，“愤而离开社会研究所，作为心理分析学家在美国从业”。
—年，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离开社会研究所到美国西海岸修订《启蒙辩证法》;随后，波洛克也来到了加利福尼亚。虽然其他人留守纽约，但研究时断时续，需要申请其他项目纔能继续。
年，《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由《社会研究杂志》更名而来)停刊。
—年，为了解决社会研究所财*问题，马尔库塞、诺伊曼、基希海默、洛文塔尔作为“德国专家”就职于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前身)，但仍然与霍克海默、社会研究所保持联系。事实上，这时的社会研究所已经处于瘫痪状态。为了社会研究所的生存，霍克海默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JewishCommittee)争取到了“反犹主义研究项目”(Antisemitismus-Projekt)，并领导和组织该项目的研究工作。
年10月，法兰克福市长和法兰克福大学校长致信小威尔、霍克海默，希望他们回法兰克福重建社会研究所。霍克海默、波洛克经过一年多的思考，终于在年4月决定由霍克海默到法兰克福办理社会研究所产权问题。
年，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作为一个私人基金会运行。社会研究所原建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炸毁，原址因法兰克福大学扩建被占用。
年，在原址斜对面重建社会研究所。年11月14日，社会研究所重新开放，霍克海默继续担任所长兼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主任，并于年出任法兰克福大学校长。
—年，阿多尔诺、波洛克相继成为法兰克福大学讲座教授。这时，社会研究所成员与流亡之前的“异端讲师”不同，而是得到了友好、宽容地对待。与此同时，他们也从原来狭隘地批判实证主义，走向对实证研究的接受。例如，第一个大型调研项目是受美国人权事务局资助的实验团队关于联邦德国不同群体对待*治舆论态度的调研;多页的调研资料，经由波洛克总结、阐释，编辑出版研究报告——《法兰克福社会学文献》(系列丛书，)。
年，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出版了战后唯一的合着：《社会学：谈话与讲座》。直到年荣休，霍克海默一直与阿多尔诺领导社会研究所，并使之达到了鼎盛期。
2.确立社会哲学研究方向，确定批判理论基本纲领，并通过市民社会批判、启蒙精神批判、工具理性批判推动批判理论进一步发展。年1月24日，在“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就职演说中，霍克海默将社会哲学确立为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并强调“‘社会哲学’(sozialePhilosophie)的最终目标是，对并非仅仅是作为个体的，而是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人的命运进行哲学阐释。因此，社会哲学主要关心那些只有处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中纔能够理解的现象，即国家、法律、经济、宗教，简言之，社会哲学从根本上关心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社会研究杂志》创刊号前言()中，霍克海默强调社会哲学通过对历史、现实和未来进行跨学科研究，揭示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个体心理发展与文化变化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总体上把握整个人类文明。可见，法兰克福学派跨学科研究纲领，目标是“作为整体的当代社会理论”。
霍克海默不仅确立了社会哲学研究方向，还与马尔库塞一起确定了批判理论基本纲领。例如，在“批判理论纲领性文献”——《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霍克海默从各个方面阐述了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之间的对立：
首先，从理论基础看，传统理论以笛卡尔(R.Descartes，—)的《方法谈》奠立的科学方法论为基础，只研究命题之间以及命题与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把理论视为外在于社会历史的;而批判理论则以马克思的*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