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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1/3/17 16: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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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开在中、阿文苑里的友谊之花①

郑恩波

摘 要:本文作者郑恩波研究员是我国唯一的以研究中阿文化交流与合作为专职的文艺工作者,是翻译阿尔巴尼亚文学作品最多的翻译家。在本文中,作者用几十年积累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详细而全面地介绍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阿两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方方面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文章涉及的方面较为广泛:文学作品互相翻译与介绍;文学研究的成绩;两国文艺家互访;艺术团的访问。多方面的内容都做了准确全面的概括,具有重要的史料文献价值。另外,作者还对未来中阿两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事业做了令人欢欣鼓舞的展望,相信在“一带一路”的美好构想鼓舞下,中阿两国文艺工作者一定会取得更加丰美的果实。

关键词:友谊之花;阿尔巴尼亚的“琼花”和“老四”;中阿文化交流与合作

“二战”结束以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于欧亚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天,苏联就正式承认了新中国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苏联的积极影响下,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蜂拥而至,很快也都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世界版图上,形成了覆盖半个欧亚两大洲的红彤彤的一大片,这就是当时被世人敬羡地称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有一个土地面积最小(平方千米)、人口最少(当时仅有余万人,现今也未超过万人)的国家,那就是享有“山鹰之国”美称的阿尔巴尼亚。

大概是历史过于厚爱中阿两个国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两国各自都走过了不寻常的、险巇的发展道路。开始时彼此的关系较为平常,并无灿烂耀人之光,但不久就成了亲密无间、志同道合的盟友、铁哥们儿。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两国关系曾一度疏远。再后来,双方有所醒悟,觉得还是应当彼此相亲相敬,尊重各自选择的道路为好,于是又重归于好。由于原来毕竟是患难兄弟,友谊之根扎得很深,因此这种热乎劲,不可与一般的热情、友好同日而语。

中阿两国彼此之间的亲密程度,在双方的文化交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有不同的显现。

一、中阿建交后的最初年代

自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阿尔巴尼亚与我国的文化交流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我国的文化交流情况相比,并无太大差别,属于一般的正常文化往来。年,我国有史以来首批留学生范承祚、蔡祖淼、夏成之、熊元杰、崔仁舜、冯秀纯等6人前往该国学习。阿尔巴尼亚也派纳兹米、法蒂巴等6人来华学习,他们是中阿文化交流的第一批先遣军。

在文艺作品译界方面,阿尔巴尼亚首先在年翻译、出版了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译者是阿尔奇·克里斯托)。紧接着,又翻译了周立波曾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鲁迅、郭沫若、赵树理、孙犁、刘绍棠等人的作品集《中国中短篇小说集》,《茅盾选集》(阿文译名为《夏天的一夜》,译者为韦达特·科科纳,由俄语转译),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译者为萨米·穆拉蒂),《郭沫若短篇小说和戏剧选》(译者为违达特·科科纳,由俄语转译),袁静、孔厥的长篇小说《新英雄儿女传》(译者为毕洛·道道扎尼,由法语转译)。

这一时期,我国翻译出版的阿尔巴尼亚文学作品有《弗拉舍里诗选》、《恰佑比诗选》、《米耶达诗选》、《西里奇诗选》、《吉亚泰诗选》、《米吉安尼诗选》、《恰奇诗选》、《他们不是孤立的》、《丹娜》、《五封信》、《哈利利和哈依丽亚》、《我们的土地》、《渔人之家》。由于我国最初缺乏阿语翻译人才,所以这些作品都是戈宝权、高莽、杜承南等翻译家通过俄语转译的。

在戏剧、电影方面,阿尔巴尼亚翻译、上映了中国影片《白毛女》、《战斗里成长》、《女篮五号》。因为中阿两国人民有着类似的历史和命运,所以这些影片在阿尔巴尼亚的上演,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在文艺家互访方面,年,阿尔巴尼亚作家斯泰里奥·斯巴塞和法特米尔·加塔访问了我国,回国后,加塔出版了《在中国的大地上》长篇访问记。年,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派著名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戈宝权出席了此次盛会。戈宝权回国后翻译了一系列阿尔巴尼亚诗歌作品。

二、中阿友谊蓬勃发展的年代

年6月,在罗马尼亚共产*代表大会上,中苏两*代表团对国际共运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赫鲁晓夫攻击中共是“疯子”,要发动战争。中共代表团理所当然地对赫鲁晓夫的攻击和谩骂予以强有力的回击。在此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败和人类命运的重要时刻,阿尔巴尼亚劳动*代表团坚决、果敢地站在中共一边,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共代表团的观点。就是从这时候起,中阿两*、两国和两国人民便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真正的朋友。在此之后的中苏大论战中,中阿两*进行了十分和谐、密切的合作,中共发表的“九评”大块文章,阿方的*报《人民之声报》或*刊《*的道路》篇篇都予以转载;阿方报刊上刊载的许多理论色彩很强的长文,《人民日报》也是转载无误,或是一字不漏地全文照发,或是刊登详细摘要。在连续1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人民日报》国际版频繁刊发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消息、通讯、在国际版头条或其他版面的重要位置专文刊发各种纪念文章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双方还经常派出各种代表团、考察团进行互访。连续几年,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一年接待的国内派往阿尔巴尼亚的各种团、组竟达到七八十个之多。中国人在阿尔巴尼亚受到的欢迎和礼遇是无与伦比的,走到城市或者农村的任何人家,只要你说自己是中国人,那户人家立刻就会把门打开,以最高规格的礼仪款待来客。阿尔巴尼亚任何级别的代表团,哪怕是《人民之声报》常驻北京的记者到工厂或农村访问,接待单位都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如同庆祝盛大节日一般欢迎你。那个时期中阿友谊之花空前绚丽醉人。

这种友谊之花一直盛开了18年(自年到年)。迎着这种花香,中阿文化交流取得了全面而迅猛的发展。

首先是书籍出版方面。在这18年里,阿尔巴尼亚先后翻译出版了以下中国的*治著作:五卷本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国共产*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毛泽东论哲学、艺术和文化》(毛泽东著作选段汇编,年出版,阿尔巴尼亚出版中心编辑出版,印了两万册)。

首先,传统星级酒店由于客户资源匮乏无法在办理手续的第一时间获得客户的完整资料、准确掌握客户喜好,无法提供优质的服务,从而丧失了抓住维护客户忠实的重要黄金时间点。

在这18年里,我国也出版了不少关于阿尔巴尼亚的书籍。*治方面的书籍主要有克利斯托·弗拉舍里的《阿尔巴尼亚史纲》(年三联书店出版,樊集由俄语转译)、阿尔巴尼亚劳动*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历史》(年出版,人民出版社翻译)、恩维尔·霍查《在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国庆19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年出版,人民出版社翻译)。

同样,我国也翻译出版了一些阿尔巴尼亚文学作品,其中有《阿尔巴尼亚现代短篇小说选》(英文转译)、《阿尔巴尼亚短篇小说选》(年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马六妹、陆中言等译)、阿尔巴尼亚当代诗歌选《山鹰之歌》(年出版,作家出版社,戈宝权、范承祚译)、《阿果里诗选》(年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恩波直接由阿文翻译)、斯泰里奥·斯巴塞的长篇小说《火焰》(高韧、李晔、翟世雄译,郑恩波校,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出版)、恩道兹·巴甫莱卡的长诗《丝库莱塔之歌》(年第三期《红卫兵文艺》刊发,郑恩波译)。为宣传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郑恩波还在《人民日报》国际版上翻译发表了数十首阿尔巴尼亚诗人的短诗。

电影是各国人民交流思想感情最好的媒介。在中阿友谊深入人心的年代里,中阿电影人对两国人民思想感情的交流,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毫不夸张地讲,“文革”前的那些年,我国电影院上映的国产影片,在阿尔巴尼亚广大城乡的电影院里都能看到(阿语字幕、汉语对白)。其中非常受欢迎,十分叫座的影片有《冰山上的来客》、《天山的红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哥俩好》、《甲午风云》、《小兵张嘎》、《年轻的一代》等。

阿尔巴尼亚电影叙事简洁,情节曲折动人,场景简易朴素,对话明快幽默,很受国人青睐。看阿尔巴尼亚电影,成了当时我们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迄今笔者还清楚地记得《第八个是铜像》、《地下游击队》、《海岸风雷》、《宁死不屈》、《战斗的早晨》、《广阔的地平线》、《幸福的道路》(即《在平凡的岗位上》)、《城里来的太太》、《小奔尼自己走路》、《山姑娘》等风格颖异、民族特色鲜明的阿尔巴尼亚影片给我们留下的激动、振奋和畅想。

在那些许许多多人为中阿友谊而忙碌的岁月里,两国的文艺家代表团、歌舞团的互访也很频繁。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著名作家有德里特洛·阿果里、伊斯玛依尔·卡达莱、莱索尔·培多、辽尼·巴巴、阿纳斯塔什·孔道等。来华访问演出的阿尔巴尼亚艺术团体有阿尔巴尼亚国家歌舞团、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地拉那“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业余艺术团等。前两个团都不止一次来过中国,有的名家甚至4次登上我国的舞台。著名的男高音独唱家曼道尔·泽玛里、阿乌尼·穆拉、俞生·科奇亚和女高音歌唱家瓦切·泽拉高亢圆润、深沉洪亮的歌声,佐依查·哈卓、阿格隆·可里阿依、格尼梅特·雯特莱莎绮丽多姿、轻曼灵活的舞姿,都给我国的听众和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天才的作曲家迪斯·达依亚来华访问时谱曲的毛主席语录歌《真正的朋友》雄劲、激越,通俗易学,成为赞颂中阿友谊最美最动听的歌。

在中阿友谊的火焰刚刚燃起的那几年(—),我国向阿尔巴尼亚派出的文艺家代表团、歌舞团有:年,以江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李定坤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年,以著名的老红军女战士李伯钊为团长的中国戏剧家代表团;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著名文学评论家毛星率领的中国文学家代表团访阿。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歌舞团、空*歌舞团、海*歌舞团、广州杂技团都到阿尔巴尼亚访问演出过。各个歌舞团访阿的著名歌唱家有马玉涛、刘秉义、马国光、寇家伦、张德福、耿莲凤等;著名的作曲家有晨耕、生茂、沈亚威、唐诃等。其中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赴阿演出3次,她演唱的《马儿啊你慢些走》、《众手浇开幸福花》、《看见你们格外亲》、《老房东查铺》等歌曲,深受阿尔巴尼亚人民喜爱,传遍了山鹰之国的山山水水,成了中国当代声乐的符号。

在文艺作品翻译出版方面,18年中阿尔巴尼亚先后翻译出版了60多部中国文学和戏剧名著,其中主要有《中国唐代古典诗歌》(年出版,伊斯玛依尔·卡达莱通过俄文转译)、屈原的《离骚》(年出版,安得莱阿·瓦尔菲由俄文转译)、曹禺的《雷雨四幕话剧》(年出版,由在中国留学的纳兹米·恰密利直接译自汉语)、杨沫的《青春之歌》(年出版,获米特尔·巴斯科由俄语转译)、郭沫若的诗选《女神》(年出版,万都斯·云恰尼由俄语转译)、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年出版,埃奇莱姆·毕巴由俄语转译)、曾朴的《孽海花》(年出版,彼特洛·热依由俄语转译)、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泽夫·西茂尼由俄语转译,年出版)、巴金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年出版,伊·杰奇泽译)、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年作为小学生课外读物出版,印数为册,创中国文学作品在阿尔巴尼亚出版最高纪录)、伊勇的《愚公移山》(年出版,由英语转译)、《雷锋的故事》(年出版,教科书出版社从中选出4段,冠以《劳动人民的好儿子雷锋》的标题,作为教材选入中学七年级文学读本中)、京剧《红灯记》剧本(年第七期《十一月》文学月刊发表,恩维尔·费超由英语转译)、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片段(年第七期《7月10日》文学月刊发表,海达尔·麦克西直接由汉语翻译)。

第一件事:年3月至7月,我国文化部派遣中国芭蕾舞剧团编导蒋祖慧和演员张策到阿尔巴尼亚国家歌剧芭蕾舞剧院,教授阿尔巴尼亚演员演出我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成功地将此剧搬上了阿尔巴尼亚舞台。年9月至10月,阿尔巴尼亚歌剧芭蕾舞剧院两个台柱子佐依查·哈卓和阿格隆·阿里阿依来北京,与中国芭蕾舞剧院的演员合作,在蒋祖慧编导,张策、赵汝蘅等演员的辅导下,实现了与中国同行同台演出《红色娘子军》的夙愿。哈卓饰“琼花”,阿里阿依饰演“老四”。《红色娘子军》诞生半个多世纪,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能将其搬上外国舞台并与中国演员同台演出的,只有阿尔巴尼亚艺术家。哈卓和阿里阿依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第二件事: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受我国文化部派遣,广州军区文工团导演、当年延安的红小*宋兴中赴阿尔巴尼亚,在该国人民剧院导演话剧《南海长城》,通过与阿尔巴尼亚艺术工作者的密切合作,成功地将《南海长城》搬上阿尔巴尼亚话剧舞台。

第三件事:受我国教育部派遣,中央音乐学院钢琴教授陈比纲到阿尔巴尼亚音乐学院执教4年(—),为培养阿尔巴尼亚音乐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教出的学生都很优秀,有的毕业后成了著名的钢琴演奏家,有的成了著名的作曲家。

第四件事:从20世纪50年代到年,在近30年的时间里,阿尔巴尼亚劳动*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曾先后派6名记者到中国,平均每4年换一位。这6名记者是:阿列克斯·恰奇、俞迈尔·敏兆吉、哈桑·贝持莱拉、绍玛·纳切、尼科·尼什库、伊尔凡·布莱古。他们在华的工作、衣食住行(包括家属在内)全部由我国的《人民日报》负责。这些记者工作积极、认真,尽到了记者的责任。回国后有的还出版了专门宣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诗集、小说和纪实文学集等。如恰奇就出版过《中国诗抄》和《人民公社纪行》,贝特莱拉发表了多篇有关中国题材的短篇小说,出版了纪实文学作品集《东方红》等。

第五件事:截止到年7月,阿尔巴尼亚在我国连续多年出版发行了具有很高印刷质量的《新阿尔巴尼亚画报》,有力地宣传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生活、工作的情况,增进了阿中友谊。

三、友谊之花重新绽放的年代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自年7月到年8月,中阿两国的关系出现了曲折,经历了严寒的冬季,两国的文化往来与交流几乎全部中断。但是年恩维尔·霍查病逝以后,慢慢地出现一点转暖的迹象。年8月,中阿文化交流停止了近13年之后,第一次传出了令人欢欣鼓舞的信号:应阿尔巴尼亚对外文委的邀请,我国阿尔巴尼亚学学者、作家郑恩波赴地拉那参加了世界性的阿尔巴尼亚学研讨会并在阿尔巴尼亚全国访问一个月,受到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主席德里特洛·阿果里十分热情、友好的接见。阿果里还代表协会赠送给他8名阿尔巴尼亚当代最重要、最著名的作家装帧美观、雅致的精装本文集(总共8套,50卷)。访阿期间,对外文委和作家与艺术家协会还安排阿基姆·柴尔加(专业作家)、穆萨菲尔·扎吉乌(教授、诗人)、纳绍·约尔加奇(教授、作家)、专门陪同郑恩波参观、访问,甚为友好、亲热。郑恩波回国后,很快以笔名“红山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阿尔巴尼亚印象》。在中阿友谊蓬勃发展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红山鹰”在报刊上发表了一大批文学气氛浓厚的“阿尔巴尼亚通讯”,成为一个时期中阿友谊的象征。此时发表的《阿尔巴尼亚印象》,显然又成了中阿关系冰化春来的第一个讯号。很快他又在《欧美同学会会刊》上发表了篇幅较长的更富有激情的散文诗《东佳迭达,地拉那!》(意为“你好,地拉那!”)

差不多同一时间,中国对外文化交流集团在地拉那成功地举办了“中国民间工艺作品展”。

年12月,应我国文化部的邀请,当年在中国留过学,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的法道斯·孔戈利来华访问。

4年10月,应阿尔巴尼亚文化部邀请,郑恩波在地拉那出席了世界著名阿尔巴尼亚文学翻译家招待会。

7年6月,题为“视觉与表现”的阿尔巴尼亚当代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成功举办,为期15天。

7年10月,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主持的“电影传奇”摄制组派团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了工作访问,后对6部阿尔巴尼亚经典电影重新改编组合,在“电影传奇”栏目里成功播出。之后,阿尔巴尼亚电影工作者也组团访问了我国。

在世纪之交,阿尔巴尼亚著名歌唱家阿乌尼·穆拉之女,近年来在阿尔巴尼亚和欧洲乐坛享有很高声誉的女高音歌唱家茵娃·穆拉3次来华访问,其嘹亮甜润、优美动听的歌喉,震动了北京音乐界。

就这样,中阿文化交流的春天,又缓慢地到来了。

如果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阿文化交流是全面开花,那么近20多年,这一交流主要体现在两国文化人的著书立说方面。

在阿尔巴尼亚,当年的《人民之声报》驻京记者俞迈尔·敏兆吉曾到过西藏,新时期开始后他又来中国访问,之后撰写、出版了充满对中国人民深情厚谊的《中国,世纪的挑战》(德里特洛·阿果里作序,3年地拉那伊拉尔印刷企业出版)。

年12月,法道斯·孔戈利访华归国后,创作、出版了以中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象牙龙》(年恰拜依出版社出版)。

年,曾在中国留学,后从事新闻工作、外交工作的伊利亚兹·斯巴秀出版了反映中国改革的通俗读物《中国试验》(年本戴奥出版社出版)。

年11月,在地拉那成立了孔子学院,以便让青年人了解、学习汉语及中国的儒家学说和思想。

中国方面,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各个领域,在宣传外国先进文化,译、研外国文学的声浪日渐高涨的形势下,我国出版了一系列与阿尔巴尼亚关系密切的著作。

*治性作品有范承祚的回忆录《往事如诗》(8年南京出版社出版)、王洪起的《山鹰之国亲历》(8年新华出版社出版)、郭毓华的《回首山鹰之国》(3年中国*史出版社出版)。

文艺性作品有范承祚诗集《万里千诗》(年北京出版社出版)、郑恩波与范承祚的散文、诗歌集《难忘的岁月》(4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郑恩波散文随笔及报告文学集《我与阿尔巴尼亚的情缘》(年中华文化出版社出版)。

学术方面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郑恩波撰写的关于阿尔巴尼亚文学的完整介绍(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外国名作家大辞典》中郑恩波撰写的阿尔巴尼亚作家部分(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世界妇女文学辞典》中郑恩波撰写的阿尔巴尼亚妇女文学的部分(年漓江出版社出版)、《新编20世纪外国文学大辞典》中郑恩波撰写的阿尔巴尼亚文学部分共87个文学条目(年译林出版社出版)、郑恩波与高韧撰写的《阿尔巴尼亚文学史》(郑完成四分之三篇幅,年重庆出版社出版)、郑恩波撰写的《阿尔巴尼亚文学简史》(年海南出版社出版)、《20世纪阿尔巴尼亚文学史》(共4卷,、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史》(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郑恩波与马细谱合著的《阿尔巴尼亚》(“列国志”)之一种(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郑恩波与他人共同撰写的《新编东欧文学史》(《新编欧洲文学史》之一部分,年、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阿尔巴尼亚文学翻译作品有郑恩波翻译的《阿果里诗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法道斯·阿拉比的长诗《血的警报》(见《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阿尔巴尼亚卷》,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科尔·雅科瓦的长诗《维果的英雄们》(见《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阿尔巴尼亚卷》,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纳依姆·弗拉舍里的长诗《畜群和田园》(见郑恩波50年诗文珍藏本《春华秋实》,8年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出版)、伊斯玛依尔·卡达莱的长诗《群山为何而深思默想》(见郑恩波50年诗文珍藏本《春华秋实》,8年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出版)、伊斯玛依尔·卡达莱的长诗《山鹰在高高飞翔》(见飞白主编的《世界诗库》,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中全部阿尔巴尼亚小说(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世界诗库》(飞白主编)中全部阿尔巴尼亚诗歌(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伊斯玛依尔·卡达莱的长篇小说《亡军的将领》(年作家出版社、8年重庆出版社出版)、荻米特尔·祝万尼的长篇小说《重新站起来》(年重庆出版社出版)、德里特洛·阿果里的长篇小说《居辽同志兴衰记》(9年重庆出版社出版)、阿尔巴尼亚电影《亡军还乡》(上、下集,年中央电视台首播)、阿尔巴尼亚电影《口号》(8年北京法国文化中心播映)、张淑慧翻译的卡达莱的长篇小说《破碎的四月》(7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从英文转译)、高兴翻译的卡达莱的长篇小说《梦幻宫殿》(9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从英文转译)、郑恩波翻译的阿果里诗选《母亲阿尔巴尼亚》(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中阿两国都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在历史上,各自都创造了本民族灿烂的文明。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关键性时刻,中阿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英勇果敢地并肩战斗,结下了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留下了永世闪光的脚印。那段历史是我们两国人民顽强、刚毅的民族*灵的真实写照。今天,在“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感召下,中阿两国人民必将谱写出更为崭新的互利共赢、友好合作的新篇章,创造出更大的更加令世人钦羡的辉煌。我们深信不疑,在不久的将来,中阿两国的许多文艺精品佳作,必将在两国富饶、光荣的大地上绽放出育人铸*的艳丽之花,结出丰硕馨香的颖异之果。

年6月3日于寒舍“山鹰巢”

作者信息:郑恩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外文学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翻译家协会会员,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唯一的外籍荣誉会员,。研究方向: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文学及中国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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