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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拉力赛年第四站正式开启！
▌导读：
小小罐头，一个时代的记忆。
阿尔巴尼亚罐头
文丨张毅
一
我和马红梅是在东风食品厂认识的。当年，我是加工车间分解工序的分解工，她是食品厂的播音员。那几年，我们工厂接受了一项任务：为阿尔巴尼亚生产一种铁皮罐头。
东风食品厂在胶州湾东岸，原由一个许姓资本家创建，二战时，专为太平洋战区盟军生产军需用品。年前，这位许姓资本家随国军去了台湾，工厂被解放军接管。六十年代初，山上挖了很多防空洞。父亲当年常在这里挖防空洞，每次回家都是满身泥土，一脸忧虑。那时，这里是北海舰队一个师级编制的机构，名字叫“海军厂”，主要为舰队和守岛部队生产各种食品。食品有各式各样的肉罐头、鱼罐头、压缩饼干等等。后来随着*治形势的变化，这个机构被解散了，一些老兵被遣散回家，只剩少量军人留守。一年后，这家带神秘色彩的“海军厂”交由地方*府管理。
从那时起，这里改叫“东风食品厂”。
我们宿舍在一个码头附近，是一排砖砌的平房，简易、老旧。马路边上有一溜放自行车的铁皮棚子，棚子左侧是一排茅厕，茅厕里是背对背的坑位。里面气味恶劣，常传出有人大便不畅的声音，隐隐的，却很用力。阵风吹过，满天臭气就会传到宿舍里。
宿舍房间很小，十几平米，四个铁管床。门上有个口子，风不吹就响，风吹时就更响了。“呜呜”的声音彻夜不停，像个小孩在吹夜壶。食品厂离市区四十多公里，平时我们住宿舍。
我们宿舍里四个人：王海生、侯增平、李志义和我。
我和侯增平是小时候的邻居，我们住在一个叫“水手巷”的大杂院。水手巷是一条小街，靠近码头，街面很窄，路面是石条铺的。几排六十年代的二层楼，灰砖红瓦。雨天时，雨水沿着瓦缝往下淌。晴天时，家家户户在窗口横根竹竿，人们把衣服从箱子里搬出来，在太阳下晒。路过时，会闻到一股陈旧的气味，那是衣服和樟脑的混合气味。墙上爬满了英姿勃发的爬山虎。窗外的码头上，常泊着装满各种货物的货轮，货轮巨大的钢柱上挂着五颜六色的旗帜。来自各国的船员常从高高的眩梯上走下，沿海边的水泥路走出水手巷。水手巷到处是被海浪冲到岸边的海藻和臭鱼烂虾发出的气味，还有那种房间角落里的潮湿霉味。这些复杂的味道只有风暴来临才会把它吹走，换上一些新鲜的空气。
我家和侯增平家中间隔了一户，几家邻居共用一个厕所和水池。方便时，要穿过堆满杂物的走廊去上厕所。凌晨，我常被侯增平家房门的声音惊醒，然后听见从楼道传来下楼的声音。外面黑乎乎的，睁开眼看看闹钟，差十分五点，那一定是侯增平父亲去赶电车了。侯增平父亲是火车司机，总是赶2路电车去火车站。侯增平一家五口住在两间小房子里，空间逼仄。外屋簇拥着几件粗糙的旧家具，里屋搭了上下铺，侯增平和他姐姐分别睡在上下铺上。每天一早，水池子周围挤满刷牙洗脸的人，脸盆和牙缸互相碰撞着。侯增平常偷我家的猪胰子洗脸。那时，我们把肥皂叫胰子。猪胰子就是猪胰脏做的肥皂，平时用黄酒泡着。用时从碗里捞出来，抹在手上、脸上。因为油性大，常洗不干净。每次看到侯增平的脸油光光的，我就知道他偷我家的猪胰子用了。一次我洗完脸，把猪胰子忘在水池子上，回去找时，猪胰子没了。我拽过在厕所小便的侯增平就喊，把我的猪胰子拿出来。侯增平一脸无辜的样子，他说我没拿你的猪胰子。我说你骗人。他说，谁拿了是小狗，我向毛主席宣誓。我看着他的样子挺可怜的。他刚说完，一只大黄猫从我俩身后跑过，嘴里叼着一块黑乎乎的东西。我一看，那不就是我家的猪胰子？那时每到冬天，几乎家家都用猪胰子。我父亲常从食品厂带回几块猪胰脏，母亲把它泡在黄酒里，十几天后就可以用了。
我上学时，常看见侯增平母亲骂街。侯增平母亲常年穿着那件对襟衣裳，闲时就倚在一楼的梧桐树上，一声声地骂侯增平父亲没出息。侯增平父亲那年调车作业时，火车突然启动了，他慌忙从火车上跳下来，没轧死，但瘸了一条腿。组织上给了几个钱，让他去看大门，算照顾残疾人。那以后，侯增平母亲吃完饭就站在梧桐树下，倚着树骂街。一边骂，一边数落侯增平父亲：个死瘸腿，怎么不去找啊，去找站长，站长不行找段长，段长不行找处长，处长不行找局长。数落完了，回屋里喝口水，继续倚着梧桐树数落。
从那年夏天开始，我烟抽得厉害。一天差不多两包，是最便宜的葵花牌烟，这个牌子后来没了。那时有一种阿尔巴尼亚烟，红色宽盒的，外面卖一毛二一盒。点上一抽，一股臭鞋烂袜子味道。那年月工厂没什么娱乐，我们下班后没事做，就在宿舍里抽烟聊天。工友之间你让我，我让你，一包烟半天就没了。做工友要会抽烟、让烟。关系好的，见面不用说话，一支烟飞过来，对方接了，火柴“刺啦”一响，两人点上烟，深深吸一口，半天才说话，这是哥们。要是两人见面不说话，各自抽烟，一定是话不投机，或者心里有疙瘩。一段时间，侯增平和李志义就是两人见面不说话，各自抽烟。大概这种状况有二十多天，不知为什么。问他们，谁也不说，后来又好了。有的见人就递烟，哈着腰给人点烟，那一定是有求人家。
侯增平是食品厂的电工，他一直想巴结我们厂的书记。他每次见了我们书记就一脸堆笑、递烟，然后哈着腰给书记点烟。书记有一个铝制的烟盒，上面刻着天安门前的华表，看上去有年头了。他收了别人递来的烟，就放进铝制烟盒里。侯增平口袋里有两种烟，一包大前门，一包葵花牌。大前门是给厂长、书记和车间主任这种人抽的，他自己和我一样，抽葵花牌的。大前门香烟当时是内供的，两块五一包，市面上数量稀少，普通烟民买不到。想当年，抽大前门那可是身份的象征。
我们书记姓郭，瘦高个，两只小眼睛一闪一闪的，有些让人捉摸不透。他在部队时当过侦察排长。那年月，排长这个角色可是了不得，在我们脑海里占据着重要位置。《奇袭白虎团》里的严伟才是排长，《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也是排长，他们都背着驳壳枪，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那个时期，书记的地位和作用超过厂长。我们厂长是个退伍军人，不太识字，讲一口胶东口音。他一年三季（除去夏天）戴着一顶灰色鸭舌帽，帽顶上有两个窟窿。这副打扮一看就像电影上的苏维埃工人。开会时，厂长总是让书记先讲话，郭书记这时就先咳嗽两声，顿顿嗓子，向四周望望，然后说，啊，这个，既然老厂长让我先讲，那我就不客气了……他每次讲话的内容基本大同小异，无非先是讲国内的*治形势，再到本厂的*治形势和任务。郭书记常在各个车间里耀武扬威地走来走去，看见漂亮女工后，眼睛一闪一闪的，在人家身上左右打量。他常没来由地指手画脚，吆五喝六。我们都像躲瘟神一样地躲着他。
晚饭后，侯增平和李志义常坐在板凳上，边抽烟边聊天。他俩谈的多半是女人。比如食堂的小刘姑娘穿了件的确良衣服，风一吹就露出肚皮；屠宰车间刚结婚的小媳妇屁股又胖了，在车间过道里呕吐；车间主任和一个女工在更衣室里亲嘴等等。他们谈女人时有个规律，就是最后都要扯到马红梅身上。无非是这些女人怎么打扮，都不如马红梅洋气。至于马红梅哪里洋气，俩人谁也说不清。李志义说，马红梅的眼睛长得好，双眼皮不说，她的眼睛看起来像个外国人。侯增平说，不对，马红梅不只是眼睛长得好，鼻子也长得高。还有，她，她，她的脸不像咱中国人，有点像外国电影里的女人……那时候我还不认识马红梅，所以他俩关于女人的评论，我没有任何感觉。有的晚上，他俩抻长脖子听收音机里的新闻联播，然后开始探讨国内局势，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俩人谁也不让谁，经常争得脸红耳赤。为了这事，侯增平和李志义两人就不说话，各自抽烟。
王海生不抽烟，他一个人吹口琴。他常坐在床边，表情肃穆，手指起伏，口琴就飞出好听的声音。有一次，他吹了一首好听的曲子，曲调悠扬而深情，简直好听极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二
一个上午，喇叭里传出工厂要为阿尔巴尼亚生产罐头的消息。
那个上午，侯增平踏着脚镫，一步步攀上那根挂着喇叭的电线杆。电线杆是黑色的木头杆子，天气晴朗时，白色瓷葫芦发出耀眼的反光，四条银色电线在天空下更显深邃。风吹过时，会发出“呼呼”的哨响。电线杆喇叭的中间位置，喜鹊搭建了一个巢穴。侯增平个子瘦小，身体灵巧，那根电线杆他三下两下就爬上去了。侯增平小心翼翼拆除那些树枝，边拆边骂。清理完喜鹊巢后，他又一步步从电线杆上爬下来。这时，喇叭传来女播音员好听的声音：全厂职工同志们，下面将由我们厂长给大家宣布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接下来，厂长操着胶东方言，声音激越而清澈，他在广播里说……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厂将为阿尔巴尼亚生产一批罐头……中午，食堂里集满了吃饭的工人。几百个工人站成几排，一边用筷子敲着饭盒，一边叽叽喳喳地谈论给阿尔巴尼亚生产罐头的事情。这个消息唤醒了我懵懂的少年情怀。少年时，我看过许多阿尔巴尼亚故事片，电影里的风景和人物已成为我不可磨灭的记忆。
我就是那天中午见到马红梅的。那天我刚吃了不到十分钟，侯增平用筷子捅了一下我，小声说，快看快看，马红梅来了。我问谁来了？他低声说马红梅。我抬头时，见几个工友也都抬起头，朝食堂门口看去。阳光里走来个短发姑娘，笔直的身材，提着一个铝制饭盒，穿一件褪色的海军蓝上衣，背了一个黄书包，脚穿一双回力球鞋。她大概二十一二岁，跟我大哥年纪相仿。必须承认，那一刻我的心脏剧烈跳了几下，我觉得阳光突然亮了几分。其实马红梅不是多漂亮，她只是格外的沉静，鼻梁很高，微黑的脸庞有一对深陷的眼窝，脸上有一股神秘的气质。你看过电影《宁死不屈》吗？里面有个女主角叫米拉，这姑娘就是米拉那种类型的，她只是比米拉还美。米拉是我少年时暗恋的对象。那时，我一次又一次去看这部电影。对女主角米拉的每个镜头、每句台词我都铭记于心。那年我上初一，为了能看上这个电影，我用一个最喜欢的铅笔盒换了一张电影票，走了十里路去看这个电影。我喜欢米拉，喜欢她头上的蝴蝶结，她的布拉吉，也喜欢她忧郁的微笑。我有一张《宁死不屈》胶木唱片，黑色胶面有着密密的螺纹，是手风琴演奏的，后来不知道弄哪里去了。
卖糖！卖糖！卖巧克力糖！这个中午，我脑子里又一次响起《宁死不屈》里米拉在街头的声音。
侯增平告诉我，马红梅出身部队高干家庭，是厂里的播音员。接下来的几天，我每次吃午饭都要向四处打量，希望能看到那个长得像米拉的姑娘。我努力使自己静下来，但她的影子总是在眼前晃动。
那年夏天，东风食品厂像一个边缘模糊的巨大容器，贮满了过去乃至未来时光的水分、空气和尘埃。每天，我和工友们穿过叮当作响的工具碰撞声，走过冒着水蒸气的锅炉房，径直来到加工车间高大的厂房前。几缕阳光从车间高大的窗玻璃透进来，零乱地照射在车间里面的工具箱、铁管座椅上，几台高大笨拙的排风扇在隆隆运转着。王海生告诉我，工厂使用的是一台苏联退役设备，也是工厂的核心设备,以前一直为苏联生产军需用品。王海生是经过严格培训的操作工。他的操作台布满各式开关、指示灯和按钮，下面的文字是清一色俄文。我们厂许多设备具有七十年代国内先进水平，常有一些同行业的人来参观学习。
傍晚下班了。路边的自来水槽附近传来说笑声。几个大龄女工边清理黑色雨靴，边小声说笑着。一个脸上长满雀斑的女工在梳头发。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长了一头好看的长发。她把头歪向一侧，褐色木梳缓缓向下滑动着，黑色长发溪流一样从梳齿间流过。一会儿，她又把头歪向另一侧，木梳再次缓缓滑动着。梳完后，她伸手把木梳送出去，恰好递到旁边一位短发女人手中。长发女人用手把头发一缕缕拢起来，然后，左手攥着头发，右手手指将一个皮筋撑开，用皮筋把头发箍好。一头好看的头发衬着一张白胖的脸，显得那么踏实。这时候，短发女人撮起嘴，对着梳齿“噗噗”几下，几根细长的发丝从密密的梳齿间滑落。她把木梳蘸了一下水，顺手在头上梳起来。梳完后，两人放松一下身子，把目光投向对面水槽边的小李子。小李子正在洗脸。长发女人开始“砸牙”：哎，小李子，洗那么干净，晚上回家和小妍是不是有好事？她说的小妍是我们车间开电瓶车的姑娘。那时，小李子和小妍刚结婚不久。长发女人说完和短发女人会意地使个眼色。短发女人会意地笑笑，说是啊，说说看，晚上和小妍有好事吧？要不可没见过你这么讲究。小李子只顾微笑着洗脸，就像没听见一样。长发女人又说：哎，晚上小妍给你弄什么好吃饭的？短发女人接着说，还不是老一套。长发女人说：那怎么能行？那样身体怎么能抗得住？短发女人接着说，抗得住要抗，抗不住也得抗。不过我听说男人吃猪腰子管用，明天姐给你弄几个猪腰子。小李子还是像没听见一样，只顾微笑。他已经洗完脸。长发女人又说：听说小妍那事挺厉害，给俺们说说怎么个厉害法？短发女人接着说是啊，给俺们说说怎么个厉害法？她把你伺候的一定很恣吧？哈哈，哈哈哈哈……粗俗的脏话伴着水花和肥皂泡沫，在傍晚的空中飞舞。“砸牙”结束了。人们开始收拾东西，很快潜入下班的队伍。随着人群的流动和自行车的铃声，人们的嬉笑声离厂区渐渐远了。
黄昏时分，工厂周围升起幽蓝色的薄雾。这样的黄昏，我总是坐在宿舍窗口，等待夜色沿工厂的烟囱慢慢落下来。晚上，宿舍周围混杂着许多声音。有工厂里机器的转动声；汽车轮胎碾过沙土路的声音；夜航船只靠港时汽笛的鸣响；工人见面打招呼的声音；宿舍变压器电流的声音……我们宿舍前面是女工宿舍。男女宿舍之间隔了一道墙。墙上不知道被谁扒了一个豁口，人可以爬过去。夜晚，我会一个人走出宿舍，走过一段沙土路，悄悄翻过那道墙，往女工宿舍方向走去。傍晚，灯光从女工宿舍窗口亮起。虽然灯光暗淡，但是透过窗口可以看到女工嬉笑打闹的样子。她们在灯光下追逐着，一个推着另一个，另一个抱着肚子弯下腰，姿势美妙地捂住心口儿，另一只手掩了口，显然在笑。有时灯光突然晃动起来，人影也随着晃动。我能猜出哪个身影是她的。
晚上除了宿舍的灯光外，周围一片漆黑。那个身影会在这样的夜里洗澡。她洗澡很有规律：每个礼拜六晚上八点左右。只是她的身体总是背对着我，就是说，我只能看到她的背影。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只有一次，在她回头拿毛巾时，我从窗缝隙里看到过她的裸体。晚上，每次看见她宿舍朦胧的灯光，我体内的欲望便急速膨胀，感觉就像液体一样从毛孔中渗出。那时我喜欢夜晚，窥视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只是一个影子，但对于我就已经足够了。第二天早晨，床上有个地图一样的污渍，我悄悄用被子盖上，免得被别人发现。
有个晚上我去偷看她时，听见附近有个声音，我立刻躲到一棵树后藏起来。在暗淡光线下，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影子，正偷偷摸摸地朝马红梅窗口走去。你猜我看见谁了？是侯增平。狗日的，原来侯增平也在喜欢着马红梅。但是这个秘密一直藏在我心里，我一直没有揭穿他偷窥的事。晚上，我经常听到侯增平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第二天，侯增平在宿舍前的尼龙绳上晒被子。他的被子是军绿色的，但靠近一看，被子上有一块块地图一样的斑块。我这时就打趣地问，侯哥，怎么这些天老是晒被子？是不是晚上尿床了？他头也不抬地说，我晚上出汗多，被子潮了，得拿出来晒晒。以后每次看见他晒被子，我就嘲笑他，侯哥，昨晚上又出汗了？以后少盖被子。哦哦。侯增平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我。
有一回，侯增平晒被子时问我，小平，你谈过恋爱吗？一听他问这个，我心里就来劲。我说，也算有过吧。有个小学的女同学，中学时又在一个班。毕业前我们开始约会。
约会？你们是怎么约会的呢？
我们就约了几次，最后一次夜里出来时，被老师发现了，我们的关系也结束了。
怎么会这样？那你们约会时都做些什么呢？
也没做什么，就是在一起说说话。我不想再说这件事了。
那你有没有摸过她？有没有解开她衣服？有没有搞了她？他连续问着。
没有没有，我那时才十六岁，我不敢。我觉得侯增平问的内容太过分了，竟然浑身不自在起来。
哦，原来约会是这样的。侯增平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一天下班，我刚进宿舍，侯增平就把一支“大前门”扔过来。他说，小平，抽根烟歇歇。侯增平平常不和我套近乎，因为他比我大一岁，他总是在我面前摆出一个大哥的姿态。但是那天不一样。我以为他知道我发现他偷看马红梅的事了。
侯增平抽了一口烟后，在屋里转了一圈后说，小平，哥求你办件事吧？
我一愣，就问，增平大哥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不用这么客气。
侯增平说，我看好马红梅了。他说，我已经喜欢她很长时间了，你说我怎么办啊？这事你得帮帮我。我当时心里骂了几句，狗日的侯增平，你也不尿泡尿自己照照，就你那个熊样的，也有资格喜欢人家马红梅？
侯增平说，你要是联系成了，到时候我给你两个猪头。那时，我们这里凡是帮人介绍成对象，都要给媒人送一个猪头。
我想了想说，猪头我不要。这件事成不成我不敢保证，要看你们的缘分。但是我可以给你联系。
好。好。那你有什么条件？侯增平高兴地差点跳起来。
我说，我帮你一次，你给我一包“大前门”，怎么样？
因为我从来没抽过“大前门”。侯增平想了想说，好，就依你说的。
他让我去给马红梅送一封信。信是早就写好的，用一个很漂亮的信封装着。我偷偷把信打开看了，信上全是很肉麻的话。我看完就把信扔了。第二天，我刚一开门，侯增平一脸汗水闯了进来。他刚下夜班，脸上的疲惫还没消退。上身的背心被汗水浸透了，紧贴在身上。他站在自己床边，一边放下工具包，一边擦去满脸汗水，问，信送给马红梅了吗？我说当然送到了。我把手伸出来，他摸着头，半信半疑地把一包“大前门”烟递给我。侯增平问，她怎么说？我说，人家个姑娘，不能马上说喜欢你吧？总得有个时间让人家想想吧，他点点头说，是，是的，你说得对。过后，我把那包“大前门”分给大家抽，剩下的自己留着。
第二次我如法炮制，侯增平又给我一包“大前门”。
三
按照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时间，这批罐头要在春节前完成，离现在只有三个多月时间。这么大的工作量，正常工期要五个月才能完成，这样，我们必须白天晚上连轴转。
加工车间巨大的操作台上，两排黝黑乌亮的铁链子悬挂着刚被电死的猪，污水顺着猪身不断滴落在操作台上，又顺着操作台流在地上。车间噪音很大，哐当，哐当。我仿佛被一双大手拎了起来，又陡然撒手，将攥紧的喧哗一把松开。破损的水泥地面到处是一潭潭污水，人们穿着黑色雨靴在污水中纷乱地走动。这是加工车间的分解工序，一种简单重复的难以测量强度的劳动。流水线上分布着几十个正在作业的工人，我们穿着黑色雨靴，面无表情地跟流动的传送带，用手里的刀子一刀刀刺向猪的颈部。刀子还没拔出，一汪鲜血已顺着刀柄流下来。鲜血流在操作台上，又从操作台的缝隙流下去。猪血和污水顿时混合在一起，形成一股污浊的溪流，进入车间的地下道。
这个时候厂里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茅厕墙上出现了一幅漫画，漫画上一个人在自己打耳光，两个腮肿得像个馒头，旁边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打肿了脸充胖子。”这个意思是很明确的：有人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援助不理解。事情出现后，郭书记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要求，一定要把这个画漫画的人揪出来。但是工厂查来查去，也没查出那幅漫画是谁画的。
第二件事是工厂少了罐头。确切地说，仓库的罐头被人偷走了。工厂少了为阿尔巴尼亚生产的罐头，这可是一件重大的*治事件。很快，厂里成立了由郭书记为组长的专案组，专门负责调查此事。事情出了以后，郭书记要求每天下班工人都要搜身。工厂门口，保卫科的人站在前面，郭书记站在后面。不管是背包还是职工的口袋，都要打开查看,弄得我们心里非常紧张，大家都担心这件事一不小心落到自己头上。一个上午，郭书记带人来到我们车间周围,对车间现场进行了反复勘察和询问。经过对现场蛛丝马迹的分析，郭书记得出一个判断：偷窃者可能是一个年轻人。随后他要求保卫科加强蹲守。几天后，保卫科果然抓住了那个小偷。小偷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郭书记让保卫科的人拿来一根绳索，把他捆在一棵老槐树上。少年瘦削的脸颊泛着铁青色，目光里有一丝惊慌。他上身穿一件旧绿军衣，下身穿一条脏兮兮的短裤。衣服显然很久没洗了，发出一股酸臭气味。郭书记问他为什么偷罐头？少年说，我饿了。郭书记说你瞎说，你这是在搞破坏。少年说，我不是搞破坏，我只是饿了。郭书记拿来一个罐头摆在小偷面前，用阴冷的眼睛看着他，嘴里冷笑几声，说，你不是想吃罐头吗？今天老子让你吃个够。他把一个罐头放在小偷嘴边说，吃下去。小偷不解地看他一眼，就开始吃罐头。罐头快吃完时，郭书记说，你他妈吃得挺香的。你怎么吃得怎么给老子吐出来。小偷又把吃进的罐头用指头一点点抠出来。小偷抠完后，郭书记站起来，猛地朝他的腰踢了一脚，小偷“哎呀”一声躺在地上。郭书记命令保卫科的人说，在这里看着他，一定让他把这些罐头都吃了，再全部吐出来。事后我们知道，原来这个小偷是工厂的搬运工，白天，他在搬运罐头时，悄悄把几个罐头放在仓库外面的草丛里。晚上，他通过下水道进入工厂，再通过下水道把罐头偷出去。很快，保卫科派人把工厂下水道加了一个铁箅子。铁箅子是用钢筋焊接起来的，异常坚固，上面还有一把钢丝锁。
那天晚上，仓库方向不断传来“砰砰”的打击声，夹杂着那个小偷的告饶声。我知道那个少年一天没吃东西了。晚上十点多，我带上两个地瓜往仓库走去。在那棵树下，我看到他黑夜中饥饿的眼神。我把绳子松开，将两个地瓜放在他面前。很快，他狼吞虎咽地吃完地瓜。一双眼睛紧巴巴地盯着我，我知道他没吃饱。我一直记得那个眼神。我本想值夜班时悄悄把他放走，却发现他已经不在了。只有那根绳子扔在地上，那个少年逃跑了。
我们厂的大夜班，是深夜零点到次日早上八点，小夜班是下午四点到深夜零点。那段时间，我们小夜班连着大夜班，白天还要*治学习。我们每天开完班会，从学习室出来，就迅速来到自己的工作台前，开始做班前检查。那些螺丝、电线、抱闸、电机，都得一一看一遍。夜里，疲惫的面孔在暗淡灯光下晃动。我每次下班刚躺在床上，就传出如雷的鼾声。整天总是觉得睡不醒。困，很困，非常困，身体几乎要散架了。
因为连续加班，有人患了梦游症。侯增平就是这种症状。一天夜里，他突然从床上翻身起来，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闪着忧郁的神情。随后，他裸着身子在宿舍里走来走去。我知道他在梦游。我母亲说过，看见有人梦游时，一定不要叫醒他。
几天后，许多职工也开始梦游。他们光着身子，在马路上走来走去；有的骑着自行车，毫无顾忌地往墙上撞，跌倒后爬起来，再次往墙上撞。有人从宿舍里往外搬东西，桌子、椅子、床，宿舍里有什么就往外搬什么，搬了一趟又一趟。常常一折腾就是半晚上，直到天快亮了，重又躺到床上，一切都像没发生过一样，再次安静地睡去。时间不久，我们车间的小妍姑娘就发生了“裸体”事件。那天快下班时，我在收拾工具。门口光线有些暗。侯增平说，小平，快看快看，那是谁。我说什么谁谁的，快收拾工具。我们车间只有两扇高大的窗户，下午四点以后，车间就必须开灯。车间里的光线混杂着日光和灯光，有时明亮，有时昏暗。侯增平说，小妍怎么光着身子来了？我抬起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我确实看清了，那是小妍，她正光着身子往车间走来。在太阳即将落下的时候，小妍姑娘光着身子，一步步往车间走来了。她的身体在日光和灯光的共同作用下，显得有些不太真实。我们的眼睛一下聚集到这个23岁的姑娘身上。那一刻，车间的一切似乎都静止了。后来回想起那个瞬间，我心里有种难以描述的感觉，说不上是冲动、怜悯还是什么。因为我知道小妍姑娘是在梦游。
小妍走到车间主任面前说，我要上班。
主任说，你今天不上班，你是明天的班。
小妍说，我今天上班。
主任说，你回去穿衣服。
小妍说，我现在不是穿着衣服吗？
小研就这样，又迷迷糊糊地光着身体走出了车间。
小妍的“裸体”事件没过几天，侯增平就在爬电线杆时被电死了。
那天我回到宿舍已是夜半时分。侯增平正从床上爬起来，他摸黑穿好衣服，嘴里发出一声叹息。宿舍里烟雾缭绕，桌子上摆了两只酒瓶，一只酒瓶倒了，碎成两半。那台旧收音机开着，在午夜里发出“嗡嗡”的电流声。我以为侯增平上夜班。他出门后对着夜空望了两眼，随后朝电线杆方向走去。那天他没穿脚镫，他爬电线杆的动作十分熟练。他三下两下就爬到电线杆的横梁上，然后稳稳地坐在那里，还点了一支烟。我以为他要处理电力故障，因为白天他还在上面换过“瓷葫芦”。电线杆上一个“瓷葫芦”破了，他把腿别在横梁上，用螺丝刀把破“瓷葫芦”卸下来，再换上新的“瓷葫芦”……一道蓝色闪电突然在夜空亮起，我听见侯增平“啊”地叫了一声。我没来得及反应，又一道闪电亮起，这时我明白他触电了。我有过一次触电的经历，就是浑身抽搐，手脚麻木。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常识：木头和橡胶都是绝缘体。我立马急中生智，在地上摸到一块木板。我战战兢兢地把木板伸向夜空，大口喘着粗气，使出浑身的力气，想把触电的侯增平从电线杆上拖下来。但是木板实在太短了，连侯增平的脚都够不到。我又在地上摸到两块砖，颤抖着把砖摞起来，使劲踮起脚尖，可还是连侯增平的脚都够不到。很快，他的身体变成一个燃体，响起了“滋啦滋啦”的声音，一会儿，“轰”的一声，火光在夜空升起。火光在我眼前越来越大，逐渐变成一个大火球。大火球把四周映红了，空气里传来肌肉燃烧的味道。这时，我的脑子出现了幻觉，听见车间的机器突然轰鸣起来，工厂的道路和车间的传送带都跟着战栗起来，面条一样抖动着，土、石子、树木都跟着抖动起来。所有的路灯同时亮了，把厂房照得清清楚楚，沉重的铁门、高高的烟囱都清楚地裸露出来。我大声喊着：救人啊！快来救人啊！有人触电了！侯增平触电了……人们听到呼唤，纷纷从睡梦中惊醒，吵吵嚷嚷地朝出事地点跑来……我周身无力地瘫坐在了地上。我大概在地上坐了有十几分钟，突然觉得裤子里热乎乎的，伸手一试，下身一片潮湿，有股腥臊的味道。等我清醒过来，天已亮了。侯增平被烧焦的尸体像一堆黑色焦炭，在电线杆上面倒挂着。
侯增平死那天，天很干净，连一朵云的影子都没有。那是秋分后的第三天，一场秋雨落下，天空蓝得十分空洞。
侯增平的死让我大病一场。我在宿舍里昏睡了三天三夜。醒来以后，脑子昏昏沉沉的，眼前的一切仿佛是一场梦。那道蓝色闪电让我脑子一片空白。现在，我还会在梦里看见那道闪电。每次半夜醒来，都会盯着屋顶想好久，感到空气中存在着某种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它从空气中转移到我的内心，并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应该说，我和侯增平之间毫无生死之谊。我只是惊讶于一个人的死，会在这种程度上波及我的情绪。
我逢人便说，侯增平死了。侯增平被电死了。侯增平变成一个大火球，“轰”的一声就没了。
四
工厂要扩大“为阿尔巴尼亚生产罐头”的影响，郭书记让我和马红梅把一份宣传稿送到广播电台去。我心里暗暗高兴，我终于有机会和马红梅单独在一起了。
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广播电台。那天马红梅穿了一件白的确良上衣、蓝的确良裤子，脚穿一双黑色塑料凉鞋，配上她的齐耳短发，人显得特别精神。那辆“金鹿”牌自行车漆色斑驳，座位下有一层结实的弹簧，我骑上去立刻比旁人高了一截。马红梅从后面跑两步，跳上来，自行车晃悠两下，立马就稳住了。马红梅坐在车后架上，因为路况颠簸，她伸手拽着我衣服的后襟。我们虽然没说什么话，但路上清风吹拂，令人感到无比惬意。从工厂到广播电台40多公里路程，我们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因为马红梅和广播电台的人熟，那篇文章很顺利就交给专题部主任了。主任边看稿边微笑着说，你们厂的事迹我们已经知道了。请放心，这么好的典型，我们会尽快安排播出。
从广播电台出门时已经快中午了，我们在附近小饭馆吃了一碗面条。吃完后马红梅说，咱们反正出来就是一天，不如我们去街上逛逛？我说不怕回去晚了挨批评？我嘴里虽然这样说，其实心里高兴得要命，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和马红梅多待些时间。
马红梅说，不要紧。要是书记批评的话，我就说是我的主意。
好，那好吧，这事我听你的。我说。
就这样，她在前面走着，我推着自行车跟在后面，我们一前一后，在中山路上边走边看。这是我第一次和一个姑娘逛街，心里既兴奋又有些忐忑。中山路上人流如织，我和马红梅怕被熟人撞见，一直保持着一米左右的距离。走了一会儿，马红梅突然在一家商店门口停下来，对着橱窗一看就是半天。我也不好问她看什么，因为我不懂得女孩的心思。看了一会儿，马红梅回头说，你在这里等我，我进去买个东西。说完她扭头走进商店，我就在外面等她。
太阳白晃晃的。一朵白云在天空变幻着，空气中有股潮湿的气息。过了一会儿，马红梅拿着一卷东西走出来，见了我羞涩地一笑，脸上泛起一片绯红，急忙把东西塞进书包。我知道那是女人用的东西。这时，白云已变成一块乌云，在地下投下一片巨大的阴影。乌云的重量在迅速增加，如同浸满水的棉絮，似乎马上要掉下来。
看来要下雨了。我无意中说了一句。
马红梅抬起头看着天空，自言自语道：
刚才还好好的，看来真要下雨了。
眼见天要下雨，我骑上自行车，马红梅坐在后座上。我们离开中山路时，天空的乌云迅速变幻着。那是一场罕见的风暴，闪电向四处放射出蓝色的光焰。我们的自行车也像一道闪电，在大雨中飞速穿行。出了城区以后，雨停了。我们准备回厂时，发现自行车坏了。那辆自行车轮胎老旧，不知什么时候,轮胎被铁钉扎破了，我只好推着车走。
我们的衣服被打湿了，完全成了两个雨人，只是我们形体有别。她的衣服紧贴到身体上，胸前微微凸起，的确良上衣在她胸前变出立体的花色。她的两个胳膊交叉在一起，有意识地护着自己胸部。我禁不住扫了她一眼，心里“咚咚”跳着，马上低头去推车，不敢直视她凹凸有致的形体，就急急地把目光投向别处。
我依稀听她说：小平，我衣服全湿了，咱们找地方晾一下吧。
好，好。我慌忙答应着。
我们慢慢收住脚步，在一棵法桐树下停了下来。
站住后，马红梅两条圆润的手臂搭在车把上，一只脚搭到脚踏上。因为雨的原因，她的确良裤子紧贴在富有弹性的腿上。她的齐耳短发被雨淋透了，紧贴在宽阔的脑门上，鼻子笔直，深凹的眼睛泛着海一样幽深而神秘的光芒。
米拉。我再次想起电影《宁死不屈》中的女主角米拉。
卖糖！卖糖！卖巧克力糖……我久久地望着马红梅，仿佛觉得米拉从电影画面中走了出来，此刻就站在我面前。我从没有这样近距离看女孩子的肌体，那种奇异的感觉又回到身上。
空气里荡漾着雨后的气息，云朵在远处山峦上空飘浮。站了一会儿，感觉自己的情绪稳定一些了。我听到马红梅在后面说：
你帮我找些木柴来，我把衣服烤一下吧。
我说好的，我去给你找些木柴。
我在附近一间旧房子里找来一些木柴，然后把木柴堆在一起，用火点上。回头对站在一旁的马红梅说：
好了，你可以烤衣服了。
她羞答答地对我说，你出去等着我吧，可是不准在外面看啊，谁要是看了就是小狗。
我说，当然不能看了，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保证。
说完我在心里嘀咕，我已经不知偷看你多少次了。
我在外面站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眼前的诱惑，从窗口往里看去。这时，马红梅已经脱下衣服，身上只穿一条内裤。她把衣服挂在自行车横梁上，弯腰站在火苗前，开始用火烤衣服。房子里不时发出她轻微的走动声。火忽明忽暗，火光把她的身子映在墙壁上面。墙壁的身影随着她的移动不断变化着，既真实，又虚幻。
太阳落下去了，雾气笼罩了大地。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她穿好衣服从房子里走出来，对着我淡淡一笑，说，咱们走吧。
我和马红梅一前一后，默默走在暮色里。我们彼此沉默着。在微弱的光亮里，我隐约看见她的脸。
马红梅的父亲原来是东海舰队某部的师*委，医院的院长。一年夏天，她父母双双接到北京来电，被要求去海军总部秘密培训了三个月。那段时间，她被警卫员接来，在大院深处的小砖楼住下。警卫员按她的要求，将她领到图书室看书。因父亲的交代，她被特许进入不对外开放的内部图书室，她在那里看到了《青春之歌》《苦菜花》这些当时的“禁书”，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马雅科夫斯基的诗。她生命中的文学萌芽就是那段时间埋下的。她经常将那些书悄悄带回家，深夜里拉上窗帘，在台灯下一读几个小时。为防被哥哥姐姐们看见，她常偷着在被窝里读。有时没有时间去借书，就让那个警卫员替自己借，看完后再让警卫员带回图书室。后来，由于受一个军事事件的牵连，她父亲被下放到这座北方城市郊外的农场锻炼，马红梅也随父母一起，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她父亲凭在部队多年的老关系，把马红梅安排到东风食品厂广播室。
就是那个夏天，马红梅喜欢上了那个为她借书的警卫员，他的名字叫刘丹。刘丹蓝色的海军无檐帽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见到马红梅父亲时双退一并，“啪”一个敬礼，然后用标准的普通话说：老首长您好；老首长您有什么指示？老首长您要保重身体，身体是我们革命的本钱等等。走时又是“啪”一个敬礼，看得马红梅心里溅起一片水花。马红梅那年刚好16岁。后来,刘丹复员后成为一名远洋公司的海员，他们开始了书信来往。马红梅常接到刘丹在世界许多港口城市的来信，这些信穿过波涛汹涌的海洋，往往需要一两个月时间。因为刘丹经常出海，他们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她就是那段时间学会抽烟的。她常在深夜里起来，在没人的地方抽烟。马红梅说，自己是个感情专一的人，许多人给她介绍对象，有部队高干的孩子，还有市领导的公子，都被她一一拒绝了。她一直在等自己的男朋友。但是有一年，刘丹所在的船遇到风暴，在海上沉没了。虽然刘丹不在了，但她一直觉得刘丹还在，在海上的某条船上。她的心被刘丹占得满满的，谁也占领不了他的位置。说到这里，马红梅进入久久的沉默。
夜色渐深。天空扩展成一个无边的穹隆，穹隆下隐约地出现奇形怪状的陆地和墨色海洋，那片海洋是夜色中的胶州湾。海洋深处有星星点点的渔火，与天空的星星连成一片，在深蓝色天幕上显得虚幻而缥缈。一群大雁排成浩大的阵势，在夜空留下“嘎嘎”的叫声。
大概晚上十点的时候，我们终于回到了工厂。
第二天一早，我和马红梅就被叫到工厂办公室去。我进门的时候，郭书记已经等在那里了。看我们来了，郭书记半天才开口。
他用阴沉的口气问道，你们昨天晚上几点回来的？
我说，快十点回来的。
郭书记继续问，为什么那么晚？明明应该早回工厂，却磨磨蹭蹭地半夜才回来？
我说，因为路上遇到下雨，自行车也坏了，所以我们才回来晚了。
郭书记说，自行车早不坏晚不坏，为什么偏就这个时候坏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回头看着马红梅。
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和马红梅被别人揭发了。我抬头看看马红梅，她一脸淡定，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
郭书记阴着脸在办公室里边走边说，让你们一起去送宣传稿，这是组织在考验你们。你们却在外面谈情说爱，这是非常严重的*治问题。
郭书记说完这些后转身对着马红梅说，尤其是你马红梅，不要忘了，你现在可是*员培养对象。你的内查外调由我负责，我说你是好人你就是好人，说你有问题也绝没冤枉你。
我说，郭书记，我们什么都没有。
郭书记听了后怒不可遏地吼道，真是笑话。明明趁工作之际在外面谈情说爱，还说你们什么也没有。笑话，天大的笑话。
这时，马红梅什么也不说，她扭过身子站在一边，表情异常镇静。郭书记狠狠地盯着她问，马红梅，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马红梅回过头来反问他，你想让我说什么？
郭书记说，我想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要对组织老实交代。
马红梅说，要是我们发生了什么，你能怎么着？
这时，郭书记惊讶地看着马红梅，一时哑口无言。
我怎么也不敢相信，马红梅竟然对郭书记说出这句话：我们就是发生关系了。你能怎么着？说完，马红梅甩门走了。
那些天，她的这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反复响着。
作者简介：
祖籍山东高密，现居青岛，有诗歌、散文、小说散见国内刊物。曾在本刊发表中篇小说《时光深处的火车》。
——责任编辑：石一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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