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于滨老师重新审看了在本期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文稿，并且修改了文章题目和部分内容，特此重新发布修改后的论文版本。
本文主要观点是：西方近年来关于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internationalorder)是否已“终结”的辩论，无论在理论和*策层面都存在着相当的盲点和误区。将中俄两国定义为该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不仅是匪夷所思，而且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这一秩序的早期阶段与冷战的两极体系是一个共生（symbiotic）建构，它不仅在国际层面制约了美国力量的滥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改进或克服了美国国内制度的弊端（种族隔离等）。在冷战后期，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对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也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冷战以后，中俄对“自由国际秩序”在不同的*策领域采取了不同的对接方式，也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中国的长期稳定崛起，以及俄罗斯与西方日益走向对抗。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损害最大的，恰恰是处于巅峰状态、对外扩张无度的西方本身。对中俄来说，“自由国际秩序”的困境，需要国际社会集体努力来修复。在没有全球性危机的情况下，如果把“婴儿”(自由国际秩序)和“洗澡水”一起倒掉，那么无人会从中获益。而这恰恰是我行我素的特朗普*府的*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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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二战结束后美国一手缔造和引领的“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InternationalOrder)，如今乱象丛生，危机四伏，“终结”之声不绝于耳。[1]由英国脱欧、特朗普主义异军突起所引发的这场“终结论”(endism)的2.0版，[2]到底是切中要害，还是西方学界的过度渲染，人们还要拭目以待。但无论如何，西方认定俄罗斯与中国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终结。[3]在*策领域，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俄都正式定义为“修正主义大国”，因为它们“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4]在以往的美国国家战略报告中，将中国或俄罗斯视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情况并不少见。然而，年的版本多次将中俄两国“绑定”，对二者之警惕程度甚至超过对朝鲜、伊斯兰国(ISIS)和叙利亚等所谓的“流氓国家”。[5]
冷战结束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西方都踌躇满志，甚至不可一世，但为何又会急速滑向悲观主义，甚至难以自拔？[6]所谓“自由国际秩序”从何而来？其“秩序”到底多规范？又是在对谁而言？其盛衰兴废的主要原因在哪里？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这一秩序对中俄两国意味着什么？冷战结束后中国稳步崛起，俄罗斯却国道中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国运，为何同属于“修正”势力？两国对现存国际秩序及其治理(governance)问题上的*策有何相似与不同？如果说中国是“自由国际秩序”的唯一赢家，中国“修正”以致“破坏”这一秩序的动机何在？
本文将分三个步骤讨论上述问题。首先概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自由国际秩序”的主要文献，并据此提出以下论点：“自由国际秩序”的早期阶段与冷战两极体系是一个共生（symbiotic）建构。这一建构不仅限制了美国的力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自由国际秩序”的内在定力，同时对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也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示范效应。本文的第二部分致力于探讨中俄在后冷战时期与“自由国际秩序”交往与互动的轨迹，以及截然不同的结果：中国的长期稳定崛起；俄罗斯与西方日益走向对抗。尽管如此，中俄两国都不同程度地与“自由国际秩序”接轨。最后，本文聚焦美国，尤其是特朗普*府的*策，认为恰恰是美国和西方本身的种种行为，直接间接导致了“自由国际秩序”盛极而衰的历史轨迹。
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陷阱”
在当前有关“自由国际秩序”的话语中，至少有三种完全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理论流派，其中主要的论争是在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学派之间。[7]首先，自由派内部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争论不已。前者声称“自由国际秩序”已寿终正寝，要么是因中国和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大国所为，要么是毁于西方反建制势力之手(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主义)，或两者皆而有之。[8]对此，自由派内部相对乐观派则认为，美国所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尽管困难重重，但仍有“回天之力”(resilient)。[9]
与之相对应的是，现实派质疑自由派关于“自由国际秩序”的涵盖范围及其“乐善好施”的本质。理查德·哈斯(RichardHaass）在谈到21世纪自由国际秩序“衰落”(fading)时就说过，“自由国际秩序”“既不自由自在，又非一统天下，鲜有秩序井然”(neitherliberalnorworldwidenororderly)。[10]自由派“臆想”中的所谓仁慈的(benevolent)“自由国际秩序”，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充满“暴力、胁迫和妥协”的战后外交史。[11]对此，艾利森（GrahamAllison）写道，“早在特朗普之前，(西方)*治精英就已名声扫地，他们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战争没完没了，毫无建树，还引发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衰退。他们一错再错，极大地削弱了人们对自由派执*的信心；相比之下，特朗普的批评者们对他口诛笔伐，不留情面，但比起那些*治精英们的诸多错误，特朗普的所作所为还是小巫见大巫，除非他犯下导致灾难性战争的错误。因此，对于信奉民主治理的美国人来说，最大的挑战莫过于重建一个在国内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12]
现实主义者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批评既淋漓尽致，也不留情面，而且持这种批评立场的人对历史也有相当的敏感度。尽管如此，他们仍面临着第三批学者的挑战，这些学者对自由派有关国际秩序的话语、特别是对现实主义的论证提出批评。他们认为，现实主义学者似乎陷入了一种对任何新兴国家的固有的敌意之中而不可自拔，在现实主义看来，任何国家的崛起都会破坏现有的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不管他们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国家。比如，康灿雄（DavidKang）就认为，当前现实主义者对于“修昔底德陷阱”[13]的迷恋至少在东亚地区是无的放矢，因为在东亚近代史中，正是由于中国的衰落而非崛起，实际上导致了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期间在亚洲的无数场战争。[14]相反，在19世纪西方介入之前，传统的东亚地区体系非常稳定，中国很少向邻国派遣军队（仅有两次），而且也是应当地统治者之邀而出兵。[15]
“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是当前权力转移理论中最流行的一种阐释[16]，但它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其一是它对西方权力和平转移的历史案例进行了有偏见的抽样，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非西方国家的案例(例如，中国最近在综合国力和经济总量方面超过日本，但并未引发战争)。然而，对于史蒂夫·陈（SteveChan）等人来说，当前“陷阱”论的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权力转移理论本来是将国际秩序与现有的国家间实力分配（distributionofpower）概念分开解释的，而西方现实主义论者今天却有意无意混淆二者之界限，从而歪曲了权力转移理论的本意。因此，很多西方现实主义论者都坚信，霸权国不能被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任何对现任霸权国的行为都是企图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然而对美中两国行为的系统比较却揭示了另一个问题，即在遵守规范性原则、国际协议和世界机构的投票行为这三大类问题上，美国比正在崛起的中国更具修正主义色彩。在这种情况下，“诸如修正主义和维持现状之类具有倾向性的标签……往往成了为了进行*治说教和先声夺人而设立的话语语境，往往与相关国家的言论和行为无关。”[17]
二、冷战“长和平”与自由国际秩序
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在“自由国际秩序”问题上唇枪舌战，为人瞩目。但对于“自由国际秩序”的本质，仍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进行阐释。这一秩序自年创建以来，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布雷顿森林阶段(-年)。该阶段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类似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具有毁灭性的系统性战争不再发生。[18]而它的“经济开放、多边机构、安全合作和民主团结”等特质，在冷战期间主要是提供给美国的盟友的。
民主推进阶段(-年)。始于冷战末期，主要影响范围是在后苏联空间。它的主要目标是“帮助”苏联集团的各个国家完成自由化。[19]
21世纪的全球化阶段。该阶段包括三个独立但相互关联的“篮子”，即贸易自由化(WTO、IMF、WB、20国集团等)、*治安全(北约、欧盟)、正义和权利，也开始应用于世界其他地区。[20]
虽然“自由国际秩序”在早期阶段充其量只是一个局部体系[21]，但西方几乎无人愿意并且能够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两极世界秩序中，西方这一部分的存在、持续和发展本身，是通过与在20世纪下半叶与之对抗的“另类对手”（other）的互动过程而成型的，而且西方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加强。[22]与此相对应的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战祸连连，导致世界上最发达地区几乎完全毁灭，而且在25年内毁灭两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更广泛的历史和体系意义上，冷战确实是一种“长和平”[23]，使得“自由国际秩序”在布雷顿森林阶段得以运行、巩固，并稳步成长。
（一）两极时代，“好景”不在
毫无疑问，冷战是高度军事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时代，美苏在全球范围内的零和式竞争，有时也呈剑拔弩张之势。西方自由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前苏联），都致力于将世界其他地区塑造成自己理想的*治体制；他们都不接受灰色地带，也不接受第三条道路；双方都以非黑即白的方式看待世界；都提出了自己版本的“有限主权”论，并以此对其他国家施行“*权更迭”；二者合力，把整个世界拖入高度意识形态化和高度军事化的境地，以致数百万人死于西方之外的有限战争(如朝鲜、越南和阿富汗等)。
尽管冷战的惨痛经历不堪回首，但两大集团(美国和苏联)却避免了直接冲突的发生，这一历史事实尤其值得后人注意。在冷战这个相对简单和可预测的两极体系中，超级大国之间的互动受到很多显性和隐性“规则”的制约，这些规则包括尊重势力范围、避免直接军事对抗、军备控制的透明化，以及核武器仅作为终极手段等。年古巴导弹危机后，双方接受了基于限制导弹防御系统(ABM条约)的确保相互摧毁原则(MAD原则)。最重要的是，冷战的两极体系限制了双方为自己寻求单方面和绝对安全的可能，因为这意味着另一方的绝对不安全。除了这种相互包容的互动之外，双方在*策掌控方面也有相当程度的默契和互信。比如，“美国官员在冷战期间，从未认真考虑过任何以排除苏联作为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大国地位作为*治目标的计划”。[24]苏联领导人也是如此，甚至在年导弹危机之前，他们就已经把“和平共处”作为其外交*策的目标。
或许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标志，是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年6月在美利坚大学(AmericanUniversity)发表的演讲，即俗称的“和平演讲”。它标志着美国已决意从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敌对性的意识形态和众多的危险对抗态势(相互嵌入对方“后院”)中抽身而退，这种危险在冷战初期的古巴导弹危机的13天里(年10月16日至28日)达到了顶点：
肯尼迪是在非常保密的情况下起草他的演讲稿的，因为他担心演讲中前所未有的鸽派语调，会“对那些住在华盛顿的好战分子打草惊蛇”。[26]在接下来的五个月里，肯尼迪与莫斯科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PNTB)，并开始从越南撤出美国军事顾问。这两个举动都惊动了右翼鹰派，导致他在年11月被暗杀。[27]肯尼迪死后不到一年，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然而，他们的共同遗产(古巴导弹危机)，奠定了两个超级核大国在冷战剩余时间里的游戏规则。
笔者并非有意赞扬冷战。在此仅仅论证一点，即冷战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其他体系的国际体系，在这种体系中，超级大国即使不喜欢彼此的*治体系和意识形态，也会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两国领导人之间绝对不会互相妖魔化或声称对方是罪犯，而现在的西方国家对于普京和他的助手的妖魔化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二）美国因冷战而“洗心革面”
西方本身得益于那些力量和价值观都能与其抗衡的对手，虽然这很具有讽刺意味，但确是事实。在外交*策领域，实力强大的美国抛弃了传统的孤立主义，将过剩的经济资源投入欧洲的重建，加强盟国(北约)的安全，甚至自掏腰包促进自由贸易。尽管这些*策都是为了美国自己作为霸权国的自身利益，但也使得西方作为一个整体在冷战期间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与繁荣，这是“自由国际秩序”与其“另类对手”（other）共存并取得了平衡的结果。因此，“美国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在战后几十年中不断演化和巩固，与两极国际体系有不解之缘。[28]
现实主义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批判始于国际体系层面，也止于国际体系层面，[29]却无意或无力对美国内部加以透视。而恰恰是在冷战期间，处于种族隔离状态的黑人等少数族裔获得了更为人道的待遇，冷战大环境深深影响了美国内*，尽管这种影响是逐渐形成的。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发表40周年(年)之际，笔者曾撰文指出，与苏联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意识形态之争，迫使美国*治精英废除了该国的种族法律。[30]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意识到，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削弱甚至破坏了美国的外交*策。他们默认的共识是，除非美国采取行动，解除那些针对本国有色人种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行为，否则美国将无法说服和指令世界其他国家效仿美国模式。
正因为如此，艾森豪威尔才会派遣军队迫使学校对于少数族裔一视同仁。他的其他公共项目还包括建设州际高速公路、推行注射脊髓灰质炎疫苗运动，以及联邦*府慷慨资助地方教育。而作为一名外交*策领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理查德?尼克松如果生活在今天，他将会因为他的国内*策主张而被视为一个影单形只的左派，因为他的主张包括强制(尽管是不情愿的)校车接送、实施种族配额雇佣、保证年收入计划，以及成立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纽约时报》前专栏作家汤姆·威客（TomWicker）写道，仅在年，尼克松在南方学校系统内去种族隔离化方面，就取得了比过去16年所做的总和还要多的成就。罗纳德?里根总统则迈出了最后一步，向日本裔美国人道歉，并对他们在珍珠港事件后遭受的不白之冤做出赔偿。他还签署了一项法案，将马丁·路德·金的生日定为全国性节日，尽管他也并不情愿。在某种程度上说，冷战迫使美国人从自私自利、原始的人类本能状态中提升自己。如果没有冷战，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Rice)可能仍会留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种族隔离社区，而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Powell)或许永远不会加入参谋长联席会议。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之所以有今日之辉煌，恰恰是因为冷战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迫使美国忍痛割“爱”，至少在法律层面善待少数族裔。[31]对此，亨廷顿在冷战结束几年后哀叹道：“没有冷战，作为美国人还有什么意义？”[32]
（三）后冷战：美国可以为所欲为？
冷战戛然而止，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处于国际体系之巅峰，不再受到任何限制，可以为所欲为。[33]与此同时，美国在伦理和道德层面也傲视全球，既无必要更无压力再去与他者竞争。事实上，美国国内对于平权行动已经产生了“疲劳感”，并且认为多元文化是“矫枉过正”，[34]最终导致了年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与此同时，主流社会对穷人和弱者变得越来越缺乏耐心，越来越苛刻，以致白宫的“颜色革命”(奥巴马就任总统)甚至加快了美国种族不公正现象的回归，比如越来越多的黑人在大街上被白人警察枪杀。[35]华盛顿特区著名的俄罗斯专家杰弗里·曼科夫（JeffreyMankoff）指出：“如果没有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对手来促使其反省自己的错误和虚伪，美国历史上一些更丑陋的部分就将卷土重来。”[36]
因此，对于这个几乎完全建立在*治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来说，冷战结束以来意识形态方面与其对等的“另类”(theother)的缺失，是一个难以摆脱的魔咒。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对此（RichardHofstadter）有点睛之语：“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命运不是拥有意识形态，美国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化身。”[37]塞缪尔?亨廷顿或许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种美国例外论的两面性。[38]为此，他对冷战的结束深感遗憾。亨廷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写道，与其他拥有深厚传统文化的国家不同，美国作为一个*治和意识形态国家，可能需要一个反对它的对手来维持内部团结。因此，外部“邪恶”(苏联)消失之日，也就是美国社会和精英分化之时，而美国的冷战对手(苏联)深通此道。戈尔巴乔夫的外交*策顾问格?阿尔巴托夫（ГеоргийАрбатов）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对美国同行说：“我们正在对你们做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正在剥夺你们拥有敌人的权利”。[39]如果说这种善意的俄式幽默构成了对美国国内*治的干涉，那它似乎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在亨廷顿发出警告的20年后，身在白宫的唐纳德?特朗普，发现自己正面对这样一个高度两极分化的美国(按照特朗普的说法，这是“一团糟”)。他与俄罗斯的友好接触，实际上是在为美国的反俄狂潮火上浇油。因此，可以说历史已经颠覆了俄美关系中的一切。冷战将美国的主要敌人变成了合作伙伴，而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一个非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在奥巴马看来却(与ISIS和埃博拉一起)成了美国的三大敌人之一，而这位美国总统碰巧还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40]
无独有偶，亨廷顿还高屋建瓴，在历史长周期层面，将冷战界定为自威斯特伐利亚以来“西方内战”(Westerncivilwar)的最后阶段。[41]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一西方内战的最后阶段戛然而止，西方自由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两大力量相互制约的内部平衡机制也寿终正寝。回想起来，那些庆祝西方战胜苏联共产主义的人，至少享用了20年的“单极瞬间”（unipolarmoment）。[42]其间，“自由国际秩序”迅速扩大，全球化一发而不可收。然而随之而来的“9·11”恐怖袭击，以及西方对这一事件的一系列过度反应，又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形成强烈冲击。
三、中国走向世界：路漫漫其修远
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没有正式和全面地接受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由国际秩序”[43]，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构成该体系的不同“篮子”(baskets)。当前，美国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义为自由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但事实恰恰相反，到21世纪初，这两个大国已明显适应了国际体系的机制以及各种全球和区域的多边论坛。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太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中国)、20国集团、八国集团(俄罗斯)、核安全峰会[44]，以及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年起)和伊朗(自年起)无核化的两场“六方会谈”。如果没有中国和俄罗斯参与这些全球性机制，世界秩序将大相径庭。与此同时，中俄两国在经历了巨大的社会转型之后，已经走出了各自历史的惯性，而这是不以西方的认知为转移的。
（一）中国的改革与复兴
中国在年12月启动了历史性的改革开放，这不仅远远早于年冷战结束，也比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早了五个月。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中国经历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的艰难甚至痛苦的过程，同时也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新千年伊始，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自那以后，中国成为按照美元计价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年底就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成为最大的制造业大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了4.28万亿美元(出口额2.36万亿美元，进口额1.92万亿美元)。[45]
然而，一个更积极参与“自由国际秩序”的中国，却引发现实主义者(艾莉森[46]和米尔斯海默[47])和自由国际主义者(坎贝尔[48]和弗格森)的忧虑，弗格森甚至断定中国是“自由国际秩序”中唯一的赢家。[49]而在很多西方国家看来，中国欺骗了西方、靠剽窃实现了现代化、更伤害了美国经济[50]、辜负了美国的期望，如此等等。[51]相比之下，弗格森的哀叹似乎是最为无害的。几乎所有西方论者都将“自由国际秩序”的衰落归咎于中国，却很少有人愿意并能够解释，如果“自由国际秩序”对其崛起如此有利，为何中国欲摧而毁之？对于中国的崛起，傅高义（Vogel）认为，自年以来，中国的转型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
尽管如此，中国决定拥抱“自由国际秩序”，但这一转型不会一帆风顺，也不能保证中国能够达到国际标准或期望。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充满了曲折，对于如此庞大的经济和社会进行改革，中国的*治精英们也没有现成的蓝图。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一直集中管理，基本上不对外部开放。70年代初中美关系改善，确实对西方打开了一扇窗户，但这种开放主要是出于地缘战略目的。此后，中国的经济体制与运行原则经历了痛苦的转型。尽管在农村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早期成果，但城市改革很快导致了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失业、腐败和社会动荡。[53]
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经过长期的内部讨论和准备，最终决定接受这一充满风险的挑战。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将采用外部标准、做法与激励措施来重塑国内结构，使其变得更加注重效率(efficiency)而非平等(equality)。然而，加入“自由国际秩序”并非一帆风顺。年12月，中国花了将近15年的时间才通过谈判加入世贸组织，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欧洲和日本在接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坚持要求中国进行经济改革。这些先决条件包括关税削减、迅速开放市场和调整产业*策。然而，降低关税意味着中国将不得不削减或改革国有企业，这将带来无法预知的社会和*治后果。几十年后，习近平回顾起中国在决定申请加入世贸组织时所面临的困难时说：
（二）拥抱全球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逐渐融入了包括联合国和其他许多机制在内的世界治理体系。在这一框架内，中国已经从早期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更积极的行动者。所谓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逐步认识、学习和融入由西方创建并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治理机制的过程。
在新千年里，中国日益重视如何治理现有全球体系中的各种问题。中国的决策层和学术界对全球治理的概念、范围和方法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年至年的十年间，中国学者发表了余篇关于全球治理的文章。各智库在这一问题上投入了大量资源。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一个中长期研究项目：“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环境与战略选择”。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人民大学为20国集团成员国启动了一个智库论坛。[55]在此后几年里，这家由私人出资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迅速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社会智库之一。[56]甚至中共中央编译局也建立了一个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57]此外，各*府机构、高等院校和私人基金也在中国各地创建类似的智库，以至于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在年7月下旬宣布，中国现在进入了“智库的春天”。这些研究中心和机构大多侧重于全球治理问题，如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发展、可再生能源、金融、贸易等，[58]目标是使中国适应、加强和/或改革(如有必要的话)世界秩序，而不是削弱现有的世界秩序。
到年末，中国的*治精英已经接受了在现有国际秩序中进行全球治理的理念，尽管这是带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59]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联合国的作用(与联盟相对应)、全球伙伴关系(与以西方为中心的等级制度相对应)和经济发展的优先次序(与世界*治的军事化相对应)。因此，它是对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作为欧亚大陆内外贸易、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发展的技术“平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60]的更系统、更哲学化和更有人文主义的延展。所以说，“一带一路”绝不是仅仅输出中国的过剩产能，而是一个与世界不同地区以及第三方合作，以促进发展、安全和稳定为目的的多元机制。[61]
截至年初，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的投资已超过亿美元，预计未来五年(-年)将在全球投资7亿美元。[62]特朗普就职时，中国公布了一份更加雄心勃勃的经济蓝图，旨在进一步参与世界经济。年至年，中国承诺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吸引亿美元外资，对外投资7亿美元。中国游客赴海外旅游将达到7亿人次。年1月，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示，这将为其他国家创造更大的市场、更多的资本、更多的产品和更多的商业机会。[63]在年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26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重申了中国在亚太和世界范围内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承诺。与此同时，上海举办了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次进口博览会，来自个国家的家中外企业签订了价值亿美元的合同。与特朗普*府“美国优先”的议程相反，即便是在中美 最激烈的时候，中国仍继续致力于维护和发展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在过去10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20%-30%。[64]
中国为融入现有的自由国际秩序付出了巨大努力，融入世界体系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外向型发展，而是一个根据发展方向、程度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评估、从而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就有分析人士主张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执行过程中采取更加谨慎的做法。也有人提出要充分了解相关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条件、意愿和能力。鼓励“一带一路”以外国家和企业的参与。除了经济因素外，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执行过程中，也不应忽视安全、外交、文化和公平等因素，以便缓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和矛盾，等等。[65]同时也应避免中国对外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战略透支”。[66]
（三）美国的回应：从TPP到战略竞争对手
对于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显著增长，美国*府的最初反应是在WTO之外，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创建一个单独的、排他性的贸易体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这比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早五年。[67]年5月，当中国最终表达了加入TPP谈判的兴趣时，西方一些“内部人士”对此表示怀疑，并对中国“破坏TPP的不良意图”表示担忧。正如詹姆斯·帕克（JamesParker）在TheDiplomat杂志上所言，“TPP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很可能是它扮演的分割者的角色，谁可能被排除在外，或许和谁最终可能站在内部一样重要。”[68]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加入TPP的“试探”被拒绝与4个月后启动大规模“一带一路”倡议有何关系。有理由认为，中国寻求加入TPP的努力失败，使其决心在一个不那么友好的世界找到自己的空间。
TPP的真正目标不是经济，而是*治或地缘*治。与华盛顿对于多边贸易体系所采取的做法不同，北京推动创建的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在概念上、结构上和运作上都具有包容性，并对包括美国及其盟友在内的任何人开放。习近平早在年就宣布，“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69]尽管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也提出了一些改革要求，但中国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甚至扩大和深化该秩序的机制。
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的第一年结束时，中国已经被界定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正如在美国一系列的国家安全文件中所描述的那样。年，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进一步将中国描述为美国所面临的最广泛、最具挑战性、最重大的威胁”(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东亚任务中心(EastAsiaMissionCenter)副助理主任迈克尔·科林斯（MichaelCollins）看来，中国是“一个利用所有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公共和私人的机构，经济和军事的力量，在不诉诸冲突的情况下，来削弱竞争对手优势地位的国家”。[70]除了与中国迅速展开 之外，美国还决定启动台湾按钮。最终，副总统彭斯于年10月4日在哈德逊研究所(Hudson’sInstitute)发表了一篇针对中国的措辞异常严厉的演讲。外界普遍认为，这实际上是美中之间2.0版冷战的宣言。[71]
然而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视角来看，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对中国的外交*策都有着深刻的误读误解。年6月，兰德公司对中国如何看待自由国际秩序的态度进行的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对战后秩序的*策“更加支持”，因为中国“加入了数以百计的重要机制，逐步增强了对各种多边活动和规范的直接与间接支持，并承诺提高中国在全球治理活动中的作用。”报告指出，尽管预计中国将会要求在国际体系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以此作为其支持国际体系的条件，但这些要求不太可能挑战国际体系的根本性质。报告还警告说，“一个能够将强大的中国容纳在其中，且仍能保持稳定和有效性的国际体系，将比一个疏远中国、但充斥着冲突的国际体系更有利于美国的利益。”[72]
伴随着奥巴马的“再平衡”战略的提出，中国与周边国家在钓鱼岛争端和南海等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战略互动。从年以来，中国逐渐和/或显著地缓和了对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印度等国的*策。与此同时，北京方面对特朗普*府表现出了相当大的战略耐心，包括继续推动在朝鲜无核化方面的合作。[73]尽管华盛顿不断高调发表惩罚中国的言论，但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继续坚持认为，两个大国“仍在同一条船上”。[74]
从历史视角来看，中国的崛起确实结束了西方对中国的统治，但它不是、也不应该是西方自身的终结。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中国人都希望看到一个拥有不同文化、文明和*治经济体制的世界。一个千篇一律的世界会很无聊，就像地质学和生物学意义上的世界。“现在谈中国将取代美国来领导世界是不可思议的”，中国著名*治学者陈定定指出。“中国从来没有想过主宰世界，未来世界的领导权将是多元的……重要的是，未来的全球治理是为了各国的集体利益，应该是包容的”。“中国的作用无法回避，但也不应被夸大”，陈定定补充说。[75]
在文明与哲学层面，中国认为一个真正自由且可持续的世界秩序是面向包括西方/美国在内的所有人的，它应该是一个多样化的，多元的，各国拥有共同命运的秩序。然而，这种中国人理想的地球村模型与“自由国际秩序”的愿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是要建立一个由具有相同理念和同一*治结构国家所组成的世界秩序（华盛顿共识，即文明单一性）。不仅如此，现在的“自由国际秩序”还将那些不同的文化、*治和*治实体视为自己的对立面，几乎不能容忍任何离经叛道者。
四、俄罗斯身份认同之挑战
尽管俄罗斯早已摆脱了“最大的地缘*治灾难”(普京关于苏联解体的说法)的阴影，[76]但它与西方在身份认同问题上仍然是“模糊不清的”。[77]事实上，在过去30年里，俄罗斯几次决意转向西方，但每一次又回归其欧亚主义的根基。俄罗斯的摇摆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其文化、宗教和历史都源于欧洲，但它的物质/地理范围又远在欧洲之外。因此，无论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利益，都遍及欧亚大陆乃至扩展到全球范围。
（一）俄罗斯单恋（UnrequitedLove）西方
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贸易体制不同，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精英在很大程度上将俄罗斯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界定在安全和战略领域。这种关系包括在苏联解体后确保核武器的安全[78]、建立和维持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与北约建立伙伴关系、军备控制以及反恐等内容。年，普京和布什共同发起了打击核恐怖主义的全球倡议(GICNT)，目前该倡议已经有82个成员国。其目的是通过开展多边行动来加强全球预防、发现和应对核恐怖主义的能力，这些行动包括强化伙伴国之间的计划、*策、程序的协调和相互沟通。[79]莫斯科还加入了《防扩散安全倡议》(ProliferationSecurityInitiative)，这是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试图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贸易的集团；[80]《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TCR）；[81]以及《开放天空条约》(TreatyonOpenSkies)，该条约允许北约国家和原苏联国家对彼此的领土进行空中侦察。俄罗斯于0年批准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而中国尚未批准。
俄罗斯在全球和地区安全治理方面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姿态，这种态度不仅是因为在冷战时期在与西方进行军控谈判时积累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俄罗斯认定在其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都远逊于苏联时期的情况下，推动这样的治理势在必行。因此，基于规则的国际安全机制将缓解俄罗斯的安全担忧。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追求两个目标：一是使自己适应现有的国际安全制度；二是保持使冷战体制稳定的战略支柱，特别是《反弹道导弹条约》。
除了参与这些安全机制之外，俄罗斯与北约在后冷战时代还开拓了更多的合作领域，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年，俄罗斯加入了北约的和平伙伴计划。2年5月，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在北约罗马峰会期间成立。它设想双方可以在许多共同关心的领域进行合作，合作范围从打击恐怖主义到联合军演、人员培训和阿富汗问题，等等。[82]
莫斯科将俄罗斯纳入全球和地区机制的努力，有时甚至超出西方的预期。0年，新当选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寻求让俄罗斯加入北约，但遭到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Albright)的“拒绝”。西方官员和媒体倾向于将普京的“建议”视为恶作剧，[83]特别是在0年5月北约第二轮扩大的背景下。但普京对加入北约的兴趣可能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认真得多。后来，他也向北约秘书长乔治·罗伯逊(GeorgeRobertson)和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Schroeder)提出了俄罗斯加入北约的问题。[84]年，普京甚至披露了一份解密的苏联文件，文件显示，年，也就是斯大林死后一年、华沙条约成立的前一年，苏联领导人曾要求加入北约。[85]普京还提出与北约和美国共同开发导弹防御系统。他的大胆言行甚至令北约感到意外，因为就在几天以前，俄罗斯安全理事会秘书谢尔盖·伊万诺夫(SergeyIvanov)还向媒体保证，在导弹防御问题上俄罗斯与美国“不太可能”达成妥协。[86]
普京向北约频频示好，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应对中国希望俄罗斯继续叶利钦“亲华”立场的期待时，普京似乎很谨慎，[87]而他的亚洲*策似乎也有别于其前任以中国为中心的战略。[88]比如，叶利钦年建议修建安加尔斯克到大庆的石油管道，而在普京时代则提出了从东西伯利亚通往太平洋海岸的管道建设计划，该计划更受日本青睐。直到年，一条通往中国的支线管道才建成。[89]
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治精英对西方情有独钟，难以割舍[90]，然而“好景”不长。普京执*后，美国总统布什年6月与普京在斯洛文尼亚举行两国首脑会晤上称，他与普京“心有灵犀”（“Ilookedthemanintheeye.Iwasabletogetasenseofhissoul”）。这也许并非言过其实。[91]普京打定主意与西方合作，也许超过西方的预期。“9·11”事件发生两天前，普京甚至打电话给美国总统布什，警告他“一些蓄谋已久的事情即将发生”。[92]“9·11”恐袭后，普京也是第一位致电美国总统的外国国家元首。此后，俄罗斯积极地与美国分享情报，并对驻阿富汗的北约部队提供后勤支援。但令克里姆林宫沮丧的是，布什对普京的回报是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该条约是维护美俄战略稳定的基石。
从根本上说，维护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工作关系，符合俄罗斯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普京对奥巴马和特朗普*府的对俄制裁总是后发制人。[93]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在叙利亚[94]、伊朗、朝鲜和反恐问题上继续与华盛顿合作，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克制，这直接惠及了西方“自由国际秩序”框架内的全球治理。[95]
（二）俄罗斯百年孤独？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接受《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称：“俄罗斯如今一事无成。”[96]奥巴马并非是唯一对俄罗斯不屑一顾的人，此类观点在西方*治和知识精英中无处不在。不仅如此，美国的主要*治人物似乎更有兴趣观察普京的眼睛，然后宣称俄罗斯总统没有“灵*”。[97]
在*策领域，北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进行了四次东扩，这严重削弱了俄罗斯的传统和战略空间。尽管俄罗斯一再警告西方不要这样做，包括俄罗斯当时的自由派总统叶利钦也对北约提出警告，但无济于事，乌克兰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历史上，乌克兰一直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一个重要缓冲区，所有试图进攻俄罗斯的入侵者——从拿破仑治下的法国和纳粹德国——都是通过这个缓冲区入侵俄罗斯，但北约仍然执意东扩，尽管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大多数现实主义者都反对北约扩张。[98]对此，乔治?凯南在年曾预言，“俄罗斯将逐渐对这些行动做出非常负面的反应，而这将影响他们的*策”，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无论如何这都是毫无道理的，人们并未受到威胁。[99]凯南的警告基本上没有受到重视，结果“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恶化到几十年来最危险的地步”，斯坦福大学的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McFaul)如是说。麦克福尔曾担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年)，且一直支持北约东扩。[]
俄罗斯被西方妖魔化和边缘化，甚至波及到文学和历史层面。对于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СветланаАлексиевич)的年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Увойнынеженскоелицо?)的不朽之作，西方几乎是集体沉默。此书是作者对二战期间名前红军女兵的采访纪实，是一部数百万苏联/俄罗斯年轻女性的集体悲剧性叙事。年，苏联出版了该书的的英文版。但在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她获奖之后，世界上没有任何英文出版商再版过这本书，尽管读者强烈要求再版。与此同时，它的中文、西班牙文和韩文译本，在诺贝尔委员会宣布获奖之前或之后不久就开始销售。结果，这本不朽之作成为亚马逊网上书店最为昂贵的书：年2月底，只有两本二手书可供出售，每本售价高达2,美元。[]直到年4月初，当俄罗斯成为西方头号公敌时，兰登书屋(RandomHouse)才再版了英文版。
西方这些排斥和妖魔化俄罗斯的努力，已经产生了完全可以预见的后果，即俄罗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或欧亚主义的崛起。[]一些俄罗斯学者已经提出俄罗斯要准备面对“地缘*治的百年孤独”。[]俄罗斯发展路线的这些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它所经历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孪生体——民主化和资本主义市场化——迅猛、浪漫而又惨烈的社会实验。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Sachs）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设计的“休克疗法”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却使俄罗斯遭遇了毁灭性的“休克”。[]在苏联解体一年之后的年，俄经济在几个月内严重恶化，通胀达到了顶点(超过0%)。[]西方承诺向俄罗斯提供的经济援助(亿美元)从未兑现[]，而能够使俄罗斯商品在美国市场上获得实惠的最惠国贸易地位，却要等到苏联解体21年后才能获得。[]但是那些西方承诺不会发生的事情却偏偏发生了。北约东扩[]现在的目标是乌克兰。
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发出警告，同时指出俄罗斯历史悠久的乌克兰情结：
这并不是基辛格第一次试图在美国外交*策辩论中注入一些历史现实主义内容，在这场辩论中，像他这样的现实主义者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了。在世纪之交，这位德国移民看起来就像史前的遗迹。基辛格哀叹道，冷战后这一代*治精英身处的教育体系“很少强调历史，往往缺乏对外交事务的看法”。因此，他们奉行的是“一种近似于单边主义、有时甚至是恃强凌弱行为的外交*策，以及一种‘要么照单接受要么拉倒不干’的外交方式，在实际操作中这相当于最后通牒。”[]
年前美国从越南撤军，是对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第一次重大打击。然而，类似的唯我主义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和叙利亚一再重演……可以说，面对具有全领域优势的（full-spectrumdominance）美国军队，这些“无赖国家”毫无招架之功。然而，俄罗斯则不同。尽管失去了巨大的空间，但它仍然地跨11个时区，拥有高素质人口和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西方*策制定者在对俄*策上几乎没有犯错的余地。如果他们仍然能够留意到俾斯麦的名言，即“俄罗斯从来没有看上去那么强大，但也没有看上去那么脆弱”，西方或许有可能变得更明智一些。[]
五、-年：从“世界新秩序”到“天下大乱”
“这个世界一团糟，我继承了一个烂摊子”。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刚刚入主白宫几个月就这样抱怨道。[]究竟是什么让世界如此混乱？回到年9月11日，当老布什总统宣布“世界新秩序”(newworldorder)[]已经降临时，西方自认为已经告别了“受制于人”（realmofnecessity）的处境，进入“为所欲为”（realmofchoice）[]的时代，然而，包括老布什本人在内，没有人预料到一年后苏联会突然解体，也没有人预料到“自由国际秩序”将在1/4个世纪之后盛极而衰。[]
（一）“自由国际秩序”：昨是与今非
籍此，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在国际体系层面开启了美国通过单边主义寻求绝对安全的不懈努力。但它还带来了一系列由美国主导的战争，其中大多数未经联合国授权：-年的波黑战争，-年的科索沃战争，以及21世纪的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战争。在最后三场战争中，再加上叙利亚和也门正在进行的内战，已经使中东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区成为人间炼狱。西方颠覆了那些相对世俗化的穆斯林*权，但并未建立有效的替代*府，这实际上为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西方胜券在握，傲视全球(福山的“终结主义”)，以全球化资本主义和无休止的干涉主义相结合，在世界许多地区导致了普遍的不稳定和混乱[]，或称“治理赤字”(governingdeficit)[]。这种混乱导致了难民大潮、恐袭频频、群体堕落、精英挫败和无所作为，最终使反体制的民粹主义异军突起，席卷西方各国。就连最坚定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捍卫者伊肯伯里（JohnIkenberry）也承认，“自由国际秩序”衰落的根源，是西方集团在后冷战时期的对外扩张：
自称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尼尔·弗格森曾经抱怨中国损害了西方利益，藉此成为“自由国际秩序”的唯一赢家，但他也毫不掩饰对自己的第二祖国(美国)及其在“自由国际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深度失望：
在年，西方面临的挑战不再仅仅是非西方国家的治理能力[]，而是西方自身的治理能力，甚至是“自由国际秩序”本身的生存问题，无论这种秩序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
（二）特朗普主义呼之欲出
西方社会在寻找关于“自由国际秩序”为何终结的线索时，往往会指责像中俄这样的“修正主义大国”，以及像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西方非自由主义力量。然而，以推特治国的特朗普也许会加快“自由国际秩序”衰落的速度，但他并非始作俑者。对此，恩格尔哈特（Engelhardt）有如下表述：
当下，“自由国际秩序”终结论在西方不绝于耳，然而这首“挽歌”很可能是西方知识界的过度渲染，就像冷战后几十年来的多数时间里，他们一直在渲染的西方必胜论一样，既幼稚可笑又不切实际。[]类似抬高和贬低“自由国际秩序”的过程一直并存，但在两者之间，对“自由国际秩序”到底如何定位？事实上，早在特朗普“震撼登场”(shock-and-awe)之前，作为联合国和其他各种自由国际机制的创始国，美国就拒绝参与很多国际机制，拒绝签署很多国际条约，包括《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地雷公约》、国际刑事法庭、《京都议定书》()、《反弹道导弹条约》等等。在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签署40年之后，美国才批准了该条约。而且美国至今尚未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衰落”问题——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臆想的——就一直困扰着美国的*治和知识精英。部分原因是因为欧洲和日本从二战的废墟中复苏和重新崛起，而部分原因是美国在地区战争(朝鲜和越南)中过度损耗。[]然而，上述衰落论者的警告在很大程度上被新自由主义理论(neoliberalismtheory)的兴起和盛行所抵消了。[]
这一理论强调建立和维持国际机构，或者说是要构建“自由国际秩序”，目的是为了弥补霸权国(美国)的相对衰落。所以，无论“自由国际秩序”有多少缺陷、多么有偏见、多么过分，但直到最近，它仍是自二战结束以来唯一一个能让全部世界非西方国家也从中获益的全球机制，尽管各国获益的程度不同。在新千年开始之际，由于西方的胜利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和无休止的干涉主义，导致世界许多地区普遍不稳定，使得全球治理日益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毫无疑问，“自由国际秩序”困难重重，这需要国际社会的集体努力来修复、修改和完善。在没有全球性危机的情况下，如果把“婴儿”(“自由国际秩序”)和脏了的“洗澡水”一起倒掉，那么没有人会从中获益。
然而，这正是特朗普*府一直在做的事情，它正在加速使美国同各种国际条约和协议脱钩：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中导条约（INF）等等。与此同时，特朗普几乎对与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签订的所有的多边和双边条约都采取强烈对抗和修正态度，包括TPP、北约、APEC、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伊朗核协议，等等。与此同时，美国与中国的 有可能摧毁已有73年历史的国际经济体系，该体系旨在避免出现新一轮的“金德尔伯格陷阱”。[]
“自由国际秩序”已岌岌可危，特朗普欲毁之而后快。他一手打造的“美丽的新世界”(bravenewworld)对国际社会福兮祸兮？不得而知。有鉴于此，世人容当思忖，更需未雨绸缪。
（翻译：封帅、巫英加）
————以下注释————
[1]这种观点可参见尼尔·弗格森（NiallFerguson）和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Zakaria）等学者在辩论节目中所讲的观点，NiallFergusonandFareedZakaria,“TheFutureofGeopolitics:Beitresolved,theliberalinternationalorderisover…”,April28,,TheMunkDeb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