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盛楠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曲阜）
摘要：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末，在苏联与南斯拉夫的两次交恶过程中，阿尔巴尼亚均冲在反南第一线，严厉谴责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但比较阿尔巴尼亚的两次批南运动，却有着一系列的差异性：第一，从其打击对象来看，前者是反对南斯拉夫，后者是反南与反苏同步进行；第二，从其借力来看，前者是依靠苏联反对南斯拉夫，后者是依靠中国反对苏南；第三，从其主要缘由来看，前者是出于阿尔巴尼亚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考量，后者是关于意识形态的“旗帜”之争。
关键词：南阿关系；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苏南冲突；苏联“修正主义”
20世纪中期，在东方阵营的矛盾与冲突中，阿尔巴尼亚两次充当了反南的急先锋。年苏南冲突爆发后，南斯拉夫被开除出共产*情报局和东方阵营。曾作为南斯拉夫保护国与卫星国的阿尔巴尼亚，一马当先地谴责南斯拉夫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南阿关系急剧恶化。50年代后期，苏南围绕波匈事件等问题展开论战，苏共再次在东方阵营中掀起批判南斯拉夫浪潮。阿尔巴尼亚一如既往激烈抨击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阿尔巴尼亚两次反南运动有许多相似或共同的特点。但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一从打击对象来看，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反南运动中，阿尔巴尼亚是集中全力批判南斯拉夫。而50年代末，阿尔巴尼亚则是一箭双雕，在攻击南斯拉夫的同时还反对苏联“修正主义”。
“阿尔巴尼亚的国土面积2.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万，是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小国。”［1］（P1）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毗邻，在巴尔干国家中，前者对后者来讲是一个大国。由于地理、历史及民族等原因，南阿两国关系充满恩恩怨怨。二战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对阿尔巴尼亚游击队进行了指导和援助，同时在南共的指导和帮助下，阿尔巴尼亚共产*［年11月成立时名为阿尔巴尼亚共产*，年11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名为阿尔巴尼亚劳动*，简称“阿劳”。］于年建立。战后，南阿两国在*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建立密切关系，阿尔巴尼亚成为南斯拉夫的卫星国与保护国。但在两国亲密关系背后却充满了矛盾与分歧。在科索沃的归属问题上，双方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科索沃问题的主要参与者——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从完全不同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历史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2］塞尔维亚人认为科索沃是其文明的摇篮，阿尔巴尼亚人则认为科索沃自古以来就是阿族领土；在双边关系问题上，南斯拉夫战后对阿奉行扩张性的*策，意图控制与干涉阿尔巴尼亚，试图将其作为第七共和国纳入南斯拉夫联邦之中，阿尔巴尼亚则力图摆脱南斯拉夫的控制。在阿尔巴尼亚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面临南斯拉夫直接威胁之际，年苏南冲突的爆发为阿尔巴尼亚提供了摆脱南斯拉夫控制与干涉的机遇。
年6月23日，情报局会议通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状况的决议》，斯大林将南斯拉夫“革出教门”，并在东方阵营中掀起了批判南斯拉夫运动。阿尔巴尼亚虽非情报局成员，却一马当先冲在反南的前哨。27日，阿共总书记恩维尔·霍查召开九中全会，并亲自执笔阿共中央公报：“阿尔巴尼亚共产*中央委员会一致地、完全地支持共产*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状况的决议，严厉谴责南共领导人的公开叛变行为……阿共中央一向同南共中央发生冲突，因为它总是企图把自己的叛徒的、敌对的和托洛茨基的*策强加给我国和我*。”［3］（P-）在东欧各国对“铁托分子”的“红色审判”中，阿尔巴尼亚也走在前列。霍查借助苏联势力，清除了一度威胁自己领导地位的亲南派科奇·佐治等人。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霍查等人在会上谴责了佐治反*集团盲目追随南斯拉夫领导的反苏的民族主义*策，指控其为南斯拉夫走狗，将佐治等人开除出阿*。同月佐治被捕，年6月以叛国罪被处决。同时，阿尔巴尼亚跟随苏联参加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南斯拉夫的集体制裁：*治上，对南斯拉夫发起形式多样的煽动性运动，鼓动南斯拉夫人民反抗并推翻他们的合法*府；经济上，对南斯拉夫进行经济封锁；外交上，同南废除了所有“已签署的条约和议定书”，命令南斯拉夫专家“48小时内”“无条件离开阿尔巴尼亚”［3］（P）；军事上，在南阿边境不断制造冲突；在意识形态方面，阿劳将南斯拉夫视为其敌人，将南共定性为“修正主义集团”。年情报局会议之后，“贝尔格莱德和地拉那之间的国界上用密密麻麻的铁丝网隔起来，双方怒目而视，通过枪准星对骂，生活在由于意识形态战而升温的紧张气氛中。”［3］（P）
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后，新一代领导人主动采取措施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并于、年恢复了两国、两*之间关系。但年末发生的波匈事件，给刚刚恢复的苏南关系又蒙上一层阴影。围绕波匈事件的原因和性质问题，两*看法不一，并在不久之后形成了苏南论战。针对南共七大《纲领草案》，赫鲁晓夫大为恼火，给《纲领草案》扣上系统的、全面的修正主义纲领的帽子。“南斯拉夫方面在年和以后的岁月中犯了民族主义性质的错误，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现代修正主义者善于扮演特洛伊木马的角色，修正主义者正在拼命从内部腐蚀革命**，并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统一性。”［4］（P-）随后在东方阵营中再次掀起了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运动。
在这次反南运动中，阿尔巴尼亚再次成为反南急先锋。首先，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阿尔巴尼亚在科索沃问题上对南展开攻势。如年霍查在人民议会上讲话指出：“铁托集团……具有代表性的特点之一是继续奉行塞尔维亚历代国王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及其独立的扩张主义、沙文主义以及兼并主义的*策。塞尔维亚的国王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夺走了阿尔巴尼亚的部分领土——科索沃以及我国漫长的东北边界上的其他地区。”［5］（P-）阿领导人还多次在南阿接壤的边界地区发表讲话，呼吁动员南斯拉夫的阿族人回归祖国；其次，在意识形态方面，阿尔巴尼亚再次指责南斯拉夫犯了修正主义错误，“我们*号召我们的人民更加强烈地憎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并进一步提高对它的警惕，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不是别的，而是在美帝国主义的厨房里豢养的帝国主义谍报机关的‘特洛伊木马’”；［5］（P）再次，以霍查为首的阿*领导人，出于对苏联及斯大林特殊的感激之情，不能容忍南斯拉夫批判苏联及“斯大林主义”。对阿*来说，在国家危难时刻，“苏联布尔什维克*给我们*的援助是对我国人民和共产*的巨大拯救”；［6］（P）最后，霍查为了维护与巩固其在*内及国内的统治地位，对否定斯大林模式从而走上自治社会主义道路的南斯拉夫大加批判。他认为南斯拉夫的民主化改革及权力下放是“修正主义者大肆宣扬消灭无产阶级专*”，并指出“我们不是要消灭无产阶级专*，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加强这一专*……”［6］（P）
阿尔巴尼亚在反南的同时，还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苏南冲突后，阿尔巴尼亚借助苏联摆脱南斯拉夫控制，苏阿关系进入“蜜月期”。然而好景不长，斯大林去世后的苏南关系正常化，致使“亲密无间的”苏阿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年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两国签署《贝尔格莱德宣言》，恢复了两国关系，标志着长达7年之久的苏南冲突正式结束。年铁托访问苏联，两国签署了《莫斯科宣言》，恢复了苏南两*之间的关系。但年后一直将南斯拉夫视为头号敌人的阿尔巴尼亚却对此非常不满。一方面因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之行未及时告诉自己而不悦，另一方面担心苏南缓和关系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对自己的国家安全忧心忡忡。针对赫鲁晓夫的贝尔格莱德之行，阿尔巴尼亚认为这是在低三下四地向铁托承认“对南斯拉夫共产*和南斯拉夫领导犯了严重错误”，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的事件，是对兄弟*共同决议的公开践踏，是对其他*的蔑视”。［6］（P）之后，苏阿两*在斯大林评价、对待斯大林模式、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改革以及对外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上矛盾和分歧不断加深，再加上中苏分歧的影响，最终在两*关系彻底破裂，苏阿关系走进了死胡同。
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81国共产*和工人*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公开与苏联对抗。会议期间，霍查作长篇演讲，公开批评苏共二十大路线，谴责赫鲁晓夫是放弃了阶级斗争，走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年2月，在阿*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安德罗波夫与波斯别洛夫到地拉那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希望阿尔巴尼亚能重新回到自己“阵营”。对此阿尔巴尼亚予以拒绝。阿*府总理穆罕默德·谢胡反驳道：“当你们对我*的代表团进行间谍活动，当你们在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馆里安装各种各样的窃听器时，还有什么友谊可言呢？……当你们减少对我们的经济援助，当你们停止向我国军队供应装备时，怎么能期望我们向你们亲近呢？”［3］（P57）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阿劳未收到参加代表大会的邀请。但“即使正式邀请书送到地拉那，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哪怕是最不重要的代表也不会出现在克里姆林宫墙内新的代表大会堂里。”［3］（P57）赫鲁晓夫在会上对霍查及谢胡进行强烈谴责，指责他们“靠采取暴力和专横手段维持*权”，认为阿领导人“应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回到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道路上来。”［3］（P58）阿劳虽未参加会议，但对苏联的批评做出迅速反应。11月7日，霍查在阿劳成立20周年和十月革命44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其中用了大量篇幅谴责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反对苏共二十大及二十二大上的立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企图将自己的方针强加于其他*”，［7］（P37）并认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是“机会主义论点”，是“诋毁斯大林及其业绩”，［7］（P38）指责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会议上污蔑阿*，粗暴干涉阿尔巴尼亚事务，批评赫鲁晓夫反对个人迷信是“企图诋毁列宁主义，为修正主义开路”。［7］（P45）霍查事后回忆苏阿冲突，认为年苏阿决裂是由于这两个以前的同盟者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治上的分歧。“*治行动的方向是以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所规定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象‘现代修正主义者’那样，借口原则业已过时而对原则加以修正。”［8］（P8）年苏阿决裂后，阿劳成为苏联在欧洲共产*中“最凶恶的敌人”。
二从其借力来看，20世纪40年代末，阿尔巴尼亚是借助于苏联的支持，反对南斯拉夫，摆脱南斯拉夫的控制与干涉。50年代末，中苏、苏阿关系恶化，中阿因存在共同的意识形态结成同盟，阿尔巴尼亚遂借助中国力量反对“苏修”及“南修”。
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苏联出于自己战略利益考虑，让南共代替自己领导、管理阿*事务。而二战的胜利极大刺激了南斯拉夫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战后初期的南斯拉夫奉行扩张性的对外*策”，［9］（P）意欲成为巴尔干地区的“中心”。对于一直处于自己卵翼保护下的小国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通过与阿签订一系列经济、*治、军事协定，扶持阿*亲南派领导人等行为，试图控制阿尔巴尼亚，将其作为第七共和国纳入自己联邦之中。“铁托元帅及其拥护者……以‘建议’为借口，开始干预阿尔巴尼亚经济、*治生活……南斯拉夫利用-年南阿签订的经济、*治协定，来削弱阿尔巴尼亚对贝尔格莱德的独立地位。”［10］（P-）但阿尔巴尼亚同任何其他小国一样，对自己的主权独立异常敏感。以霍查、谢胡为首的阿领导人反对南斯拉夫的控制与干涉，尤其反对南斯拉夫建立包括南阿联邦在内的巴尔干联邦方案。
阿尔巴尼亚面对南斯拉夫的扩张行为虽有不满，但由于南阿力量悬殊，不敢公然挑战南斯拉夫权威。再加上当时阿*内部派系斗争激烈，更削弱了阿尔巴尼亚反南势力。这主要体现在阿*总书记霍查与亲南派领导人佐治之间的夺权斗争。战后佐治利用南斯拉夫对自己的支持多次打击霍查，威胁到霍查在*内的领导地位。霍查在回忆年11月阿共培拉特全会时讲道，“他没有想到有人背后搞阴谋……有三个人（科奇·佐治、纳科·斯皮洛和赛依弗拉·马列绍娃）想推翻他。”［3］（P）霍查指责佐治在这次全会上“第一次公开地表明了自己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叛徒的观点”。［3］（P）在培拉特会议及阿劳八中全会期间，霍查受到佐治等人的攻击，被迫做出自我批评，其在*内地位遭到削弱和冲击。年2月阿*召开八中全会，会议批准了佐治提出的将南阿两国经济体制和武装力量加以合并的方针，阿尔巴尼亚的国家安全受到直接威胁。幸而6月苏南冲突公开爆发，使阿尔巴尼亚得以借助于苏联力量摆脱南斯拉夫的控制。“年夏天，当面临贝尔格莱德前所未有的压力时，共产*情报局在布加勒斯特做出的决议，谴责南斯拉夫领导人在*治及意识形态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才使阿尔巴尼亚可能摆脱目前错综复杂的处境。”［10］（P）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抗南斯拉夫是苏阿双方共同的利益所决定的。”［11］以霍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希望摆脱南斯拉夫控制，避免成为南斯拉夫的第七共和国。同时战后苏南两国发生战略分歧，围绕巴尔干联邦问题矛盾不断：从战略态势上看，苏联主张以战略防御来应对西方国家，而南斯拉夫的巴尔干联邦计划力主采取战略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帝斗争；从战略目标上看，苏联欲巩固自己的东欧势力范围，通过连锁式联邦逐步将东欧纳入苏联的版图，而南斯拉夫意图通过巴尔干联邦计划将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乃至希腊并入南斯拉夫，建立一个以贝尔格莱德为中心，独立于苏联的联邦制国家。苏联在巴尔干联邦问题上与南斯拉夫矛盾重重，而阿尔巴尼亚部分领导人也反对南斯拉夫通过巴尔干联邦将自己纳入其版图之中，苏阿两国在这方面存在共同利益。年7月，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受邀访问苏联。斯大林强调阿尔巴尼亚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应表现出独立性，苏阿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此后，阿*内反南派势力崛起，南阿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协调”了。8月，铁托向苏联驻南大使拉夫连季耶夫抱怨：“在阿尔巴尼亚*府代表团的莫斯科之行后，某些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开始对南斯拉夫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并且错误的评价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奉行的友好*策。”［12］（P）苏联在地拉那的使团越来越大，“并且正在搞幕后活动，以便将他们自己的人安插在阿*的领导岗位上，并改变它的亲南*策。”［4］（P）苏联使团同霍查等阿尔巴尼亚上层人物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霍查依赖苏联的程度日益加深。因此，苏南冲突发生后，苏联扶持阿尔巴尼亚反南势力反对南斯拉夫。而以霍查为首的阿*领导人也借助苏联支持，清除了*内亲南的佐治一派，采取与苏联紧密合作的*策，冲在反南的前线，摆脱了南斯拉夫的控制。
如前所述，阿尔巴尼亚在50年代后期既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也大力批驳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作为巴尔干地区最小国家之一的阿尔巴尼亚，为何敢同时反对苏南？这是由于此时中苏、中南关系出现矛盾，中阿两*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性而结成同盟关系，遂阿尔巴尼亚借助于中国反对苏南。
新中国成立后，受苏南冲突影响，对于南斯拉夫提出的两国建交提议，未予接受。50年代中期，苏南关系缓和，苏联希望各兄弟国家改善同南斯拉夫关系，年中南两国正式建交。但中南两国间仍有不和谐因素：在如何评价斯大林以及怎样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双方意见相左。50年代后期，苏南再次发生冲突，致使中南两*、两国关系再次“变冷”。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上，南斯拉夫拒绝签署与会各*共同起草的《公告》，被各国*视为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行为。5个月后，针对南共联盟七大上提出的《纲领草案》，赫鲁晓夫极为恼火，指示各国共产*对南共进行批判。中共支持并参与苏共对南共的批判，认为“南共七大的纲领是反马列主义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认为南斯拉夫“已资本主义复辟”。［13］（P43）
在苏联发起的东方阵营内部的“批南”浪潮中，中阿两国都参与其中。但在批判南共过程中，中阿两*却发现，在涉及到国际共运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苏南两*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在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赫鲁晓夫和铁托都是持批判和否定态度的；在如何处理东西方关系问题上，苏南两*都主张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因此，在中阿两*看来，在对内*策方面究竟是高扬还是放倒斯大林主义这面大旗，已是关系到是否继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路线的问题。利益之争可以协商，但理论分歧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在对外*策方面究竟是和平共处还是继续坚持斗争，则是一个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方向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在如何评价斯大林和如何处理东西方关系问题上，中阿两*与苏南两*是截然对立的。所以中阿两*认为，苏南两*已经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同时，也必须批判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共识，中阿两*迅速走在一起。在阿尔巴尼亚反对苏南“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中国给予了全力的支持。
在经济方面，年春，苏联为迫使阿尔巴尼亚“就范”，撤退了在阿专家，中断了对阿援助，致使阿尔巴尼亚经济陷于瘫痪。再加之阿尔巴尼亚严重的自然灾害，其工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考虑，中国在自己经济困难情况下，不仅承接了大多数苏联援阿项目，而且对阿进行了大规模经济援助。为缓解阿尔巴尼亚燃眉之急，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提供了2.5亿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帮助阿尔巴尼亚完成了濒于夭折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4］（P22）之后，中阿双方加强经济合作，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中方向阿提供大量物资贷款及设备、技术援助，阿尔巴尼亚成为当时我国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自-年，中国给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达多元。［15］（P）
在*治方面，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支持维护阿尔巴尼亚的立场。在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苏共公然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和煽动一些*对中共妄加指责。周恩来迅速做出反应，在19日大会致辞中明确表示反对在兄弟*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兄弟*，他指出：“把兄弟*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16］（P）12月苏阿断交后，中国为了表示对阿的支持，凡是未邀请阿或者邀请阿而阿不参加的社会主义国家会议，中国均不参加。年9月，阿尔巴尼亚宣布退出华约，中国表示坚决支持阿的决定。中国不仅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发表社论表示支持，还派出以中共中央*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为首的**代表团去阿访问，以示对阿退出华约的支持。
在军事方面，由于中苏、苏阿关系不断恶化，中国在给予阿尔巴尼亚经济援助同时，还对其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年下半年，中国开始向阿尔巴尼亚运送武器装备。年9月，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率军事代表团访华，主要议题即军援问题。“自年底至60年代末，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军事援助共约15.4亿元人民币，修建了一批军工项目，提供了飞机、坦克、军舰、导弹、火炮，以及大量枪支、弹药、汽车等。”［16］（P）在阿尔巴尼亚退出华约后，苏联军舰在地中海集结，威胁到阿尔巴尼亚的国家安全。对此，中国向阿派出军事代表团，加强对阿尔巴尼亚海军的援助。
在外交方面，中国一方面派**高层领导人访问阿尔巴尼亚，增进中阿的相互了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即周恩来于60年代三次率**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另一方面中国也热情欢迎阿方领导人访华。此外，中国还加强了与阿的文化交流及中阿群众团体间的交往。正是中国的支持与援助，才使阿劳毅然决然进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
三从两次反南运动的主要缘由来讲，40年代末阿尔巴尼亚是在科索沃归属等问题上与南斯拉夫存在冲突，出于维护国家安全与民族利益而冲在反南第一线。50年代末阿尔巴尼亚是维护斯大林模式反对南斯拉夫的自治改革和不结盟对外*策而与其发生碰撞。南阿在意识形态方面尖锐对立，是阿尔巴尼亚再次反对南斯拉夫的主要因素。
“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外交以追求和保护国家利益为目的。［17］（P52）沈志华先生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时，认为其中之一即“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大国，强国，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和*，通常强调国际主义原则，而小国，弱国，处于被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则往往强调国家利益。”［18］（P-）在东方阵营内，南斯拉夫相对于苏联来讲是个小国，但它相对于阿尔巴尼亚讲是个大国。所以“当南斯拉夫指责苏联侵犯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同时，却要求阿尔巴尼亚绝对服从南斯拉夫的需要”。［18］（P）南阿两国围绕阿尔巴尼亚国家利益方面的斗争，一是关于科索沃的归属问题，二是由于南斯拉夫企图控制阿尔巴尼亚而威胁到阿尔巴尼亚的国家安全。
“科索沃是南斯拉夫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自治省……南部与阿尔巴尼亚毗邻……在科索沃的万人口中，阿族人占92%。”［19］科索沃问题是历史形成的难题，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对科索沃的归属各执一词。塞尔维亚人将“科索沃视为其文明的摇篮以及中世纪斯蒂芬·杜尚帝国（-）的所在地”，“对于许多塞尔维亚人来说，没有科索沃就没有塞尔维亚。”［2］而阿尔巴尼亚人则认为自己是这块地区最早的原始土著居民，声称“早在公元前年作为古代伊利里亚人生活在这儿。”［2］
阿尔巴尼亚历史上屡次遭到外来入侵，19世纪后半期开始，科索沃逐渐成为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然而年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的伦敦和会上，欧洲列强划定了阿尔巴尼亚疆界。“这个疆界只包括阿尔巴尼亚领土的一半，面积约2.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80万人。一半以上的阿人被划在版图之外，大多处于塞尔维亚统治之下。”［10］（P）而长期以来为祖国的独立与自由而斗争的科索沃，则没有划入阿版图，由此埋下了阿人建立“大阿尔巴尼亚”思想的种子。二战期间，意大利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年，科索沃和西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同在意大利统治下的阿尔巴尼亚人暂时统一起来。但二战结束后，又恢复了之前的疆界。年7月，科索沃根据该地区居民自由表达的愿望，成为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单位。年霍查在首次访南时曾提出关于科索沃的未来问题，遭到铁托的拒绝。在科索沃问题上，“铁托自然希望科索沃成为自己治理下的领土，而霍查则想把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这就意味着他们之间有着藏而不漏的深刻矛盾。”［20］
如之前所述，战后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奉行扩张性的对外*策，试图将阿变为其殖民地纳入自己联邦之中。“铁托的代理人，企图凭借站在他们一边的阿共第二把手科奇·佐治的协助，在经济、*治方面把阿尔巴尼亚推上投降南斯拉夫的道路。”［10］（P）但阿尔巴尼亚在历史上曾多次被征服，长期处于外来统治之下，因此对国家独立和主权格外珍惜。南斯拉夫领导人杰拉斯曾说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比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援助要公正、优惠许多，但“事情不在于公正与否，而在于这种关系的实质，阿尔巴尼亚的部分领导人暗地里反对这种关系。”［21］（P）以霍查、谢胡为首的阿领导人主张阿尔巴尼亚独立发展，反对南斯拉夫的控制与干涉，反对建立南阿联邦。但慑于南阿力量对比悬殊以及受到*内亲南派佐治等人的牵制，霍查等人不敢公然与南对抗。年阿尔巴尼亚国家安全、民族独立受到南斯拉夫的严重威胁。在这危难之际，苏南冲突的爆发，使阿尔巴尼亚顺势依赖苏联摆脱南斯拉夫的控制。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还体现在“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18］（P）50年代后期阿尔巴尼亚之所以反对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因素占据主导地位。”［22］（P3）
恩维尔·霍查统治下的阿尔巴尼亚是一个特殊的国家。40年代末南阿关系破裂后，阿尔巴尼亚依赖苏联反对南斯拉夫。60年代初，苏阿决裂，阿尔巴尼亚依靠中国反对苏南。70年代初，由于意识形态及国家利益等方面的冲突，中阿关系也走进死胡同，阿尔巴尼亚成为东方阵营中的“孤家寡人”。阿尔巴尼亚之所以先后与南斯拉夫、苏联、中国关系恶化，一个重要因素是阿尔巴尼亚奉行“极左”的意识形态。
阿尔巴尼亚劳动*极其忠实于冷战*策及其思想体系，虔诚的信奉“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一如既往的信仰世界革命事业。“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统治阿尔巴尼亚的是欧洲执*的共产*中最教条、最正统的*。”［8］（P4）阿劳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强烈反对“修正主义”，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加以修正。50年代中期，在苏联发起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下，东欧各国相继对斯大林模式做出某些改革，唯独阿尔巴尼亚死守斯大林模式，拒绝开放和变革。在霍查看来，“时间可以停止不前，变革不需要，发展不必要，依据每个国家的条件去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形势的新答案是多余的。”［5］（P）同时，阿劳崇尚革命的世界观。阿*领导人认为当今时代明显的特征是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革命的思想意识。阿劳反对两个阵营的缓和*策，认为历史的发展注定会使这两个阵营相互斗争，直到旧制度灭亡，新制度诞生。由于阿劳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特殊性，教条主义者霍查统治下的阿尔巴尼亚最终成为“欧洲孤岛”、“欧洲幽谷”、“地堡社会主义”。铁托曾经在年的普拉演说中讽刺霍查是“一位除了只知道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修正主义，就再也说不出什么的蹩脚马克思主义者。”［23］（P）
苏南冲突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在经济、*治、军事等方面对南斯拉夫进行全方位的集体制裁和封锁。尤其在经济方面，给南斯拉夫人民带来重大打击。“苏联和东欧国家中断了同南斯拉夫的所有合作协议，并对它实行经济封锁……”［24］（P64）为了摆脱自身面临的困境，南斯拉夫放弃了战后奉行的“斯大林主义”，对其内外*策进行重大调整。正是这些*策的调整，与阿尔巴尼亚奉行的意识形态截然相反，遭到阿尔巴尼亚的猛烈批判。
在对外*策上，南斯拉夫打破意识形态藩篱，一方面改善与其邻国意大利、奥地利的关系，另一方面向西方寻求援助，并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最终形成不结盟思想，开创了不结盟道路。美国和西欧为防止南斯拉夫重新回到苏联怀抱，同时想抵消苏联和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这两个目的都要求它们支持南斯拉夫的领土完整和经济发展。”［24］（P）整个50年代，南斯拉夫经济是靠美国和西欧的贷款和赠予维持的。坚守冷战思维的阿尔巴尼亚对南斯拉夫新的外交理念和*策进行了激烈批判。阿劳认为南斯拉夫接受西方和美国援助是南斯拉夫卖身投靠西方资本家的表现，批判南斯拉夫的不结盟运动是“反动的”运动，是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策”服务的。［5］（P）阿尔巴尼亚将南斯拉夫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看作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为“帝国主义者效劳”的行为。［6］（P）
在对内*策上，南斯拉夫采取了一系列放权、民主化改革措施，走上了自治社会主义道路。其国内*治和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分权化，改国家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在经济上实行工人自治和注重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在*治上则强调铲除官僚体制，发扬*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并于年将共产*改名为共产主义者联盟，象征**分开。这些改革措施遭到固守斯大林模式、*治经济高度集权的阿劳的批判。霍查在其专题论文《南斯拉夫的自治——资本主义的实践》中批评南斯拉夫的自治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认为其自治制度是“仿效美国行*部门的榜样”建立起来的，是“资产阶级议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翻版”，［5］（P）是戴上“社会主义面具”的“资产阶级专*的无*府自由主义形式。”［5］（P）年4月6日，霍查在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崔庸健会谈时讲到：“我们毫不动摇的与修正主义作斗争，特别是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和各种机会主义者作斗争……”［2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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