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始皇确实把儒家得罪狠了。焚书坑儒的规模和范围有所争议，但肯定烧了一些书，也坑了一些人。
从汉朝直到晚清（甚至直到）儒家都是中国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代表主流观点。
秦始皇得罪儒家得罪的这么厉害，儒家怎么可能说好话。
秦二代而亡，也没时间给自己涂脂抹粉。
二、虽然有诸子百家。但二千年来，儒家在意识形态的唯一真正对手就是法家。
路线之争可不是闹着玩的。
历代帝王，特别是那些所谓的“明君”，都是外儒内法。
儒是用来忽悠人的，法是实际用来治理的。君主们嘴上说不要法家，身体却都很诚实。
儒家对法家一直是非常忌惮，要把法家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让法家永世不得翻身。自然要狠狠的黑秦朝，这个法家的代表。
儒家编了很多故事黑秦朝。比如最有名的孟姜女哭长城。根据顾颉刚先生的考证，孟姜女的故事本来和长城以及秦始皇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直到秦始皇去世几百年后，都没人把他跟这个能哭塌建筑物的强悍女人联系起来。隋唐期间，为了黑秦，才把这个故事安到了秦始皇的头上。
三、虽然主流是黑秦，但很多有识之士也对秦国做了比较正面的评价。
三篇关于秦国流传至今著名的*论《过秦论》《六国论》《封建论》，对秦国的评价都是有褒有贬，甚至褒多于贬。即使以仁义为理论核心，对秦国最为贬低的过秦论，前半部分从秦孝公到始皇帝统一前，也都是说秦国好。批评也都是批评统一后仍然严刑峻法穷兵赎武。
《史记》写秦写的比较负面。不过太史公天性浪漫，喜欢悲剧英雄。对言语呕呕的项羽的喜爱惋惜之心溢于文字。对始皇帝和散发阴冷气息的，不近人情的秦国没好感很正常。
有趣的是，过秦六国封建三篇文章都是借古讽今，抒发作者*治理想的。
2、
在儒家已经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现代，对秦始皇的评价就多样化很多。评论者肯定其功绩，否定其过失。把秦国描写的一团漆黑的人已经很少了。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的观点是：“赢*大帝虽然焚毁儒书，目的只在限制崇古思想的传播，对儒家学者，仍继续保留他们的职位，而且继续鼓励他们研究。”
鲁迅为秦国洗地则更直接：“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
翦伯赞认为：“在我看来，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杰出的人物。我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杰出的人物，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王朝的创立者，而是因为他不自觉地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倾向，充当了中国新兴地主阶级开辟道路的先锋，在中国历史上，消灭了封建领主制，开创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新的历史时代。”
梁启超先生在《战国载记》中认为：“秦始皇宁为中国之雄，求诸世界，见亦罕矣。其武功焜耀众所共知不必论，其*治所设施，多有皋牢百代之概。”并认为秦始皇在武功上和创建制度的规模上都不失为盖世之雄主，而其失败在于奢侈、专制、忌刻。
黄仁宇认为：“秦始皇的残酷无道达到离奇之境界，如何可以不受谴责？可是他统一中国的工作，用这样长远的眼光设计，又用这样精到的手腕完成，又何能不加仰慕？”
翦伯赞和鲁迅固然是左派。但柏杨、梁启超和黄仁宇应该不算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吧。
即使是在儒家具有支配地位的古代，也有人为秦朝说公道话。
比如，南宋郑樵就写过《秦不绝儒学论》。说二世即位就召见了三十多个儒生，大儒叔孙通奔汉时有百余弟子。齐鲁两地仍然通行儒学。萧何入咸阳也收集了大量秦朝数据。秦始皇也许杀了几个儒生，但肯定没有禁绝儒学。
3、
为啥今天的很多大V对秦国和秦始皇的评价如此不堪，非要说成一团漆黑，秦国的任何贡献优点都不愿意提。
这个其实是恨屋及乌。
秦始皇这个人物，是具有特定*治含义的标志性人物，或者说是一种*治符号。
前面说到，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对秦的评价很负面。知道辛亥革命后，儒家失去对意识形态的完全把控，对秦和秦始皇才开始有了更多公正的评价。
但对秦始皇的大规模翻案，还是年后。
传言说，毛泽东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是谣言。
原始的文本是，执*的共产*“要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
马克思代表分权的民主，秦始皇代表自上而下的集权。对一个健康的*治，两者缺一不可。这也一直是毛泽东的观点。他说过“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对我文章的评论中也提到了林立果在《工程纪要》对秦始皇的负面评价，把毛泽东比作秦始皇。啥时候林立果也成了历史学家，他的评价也有参考价值了？
毛泽东到并不介意把他和秦始皇做类比。他说：“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之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肯定秦始皇历史地位的同时，毛泽东也说过暴秦两个字，他说：“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同时他也高度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
秦国和秦始皇有功有过。如果有人说功大于过，有人说过大于功，这些都可以讨论。但说秦国一团漆黑，秦始皇无功只有过。这种观点，就太偏颇了。
也许，有些人骂的不是秦国，也不是秦始皇。他们真正想骂的，想说成一团漆黑的，就是那个为秦始皇翻案的人。
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毛主席一生有三个重要的“9月9日”。第一次是年9月9日，他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从理论走向实践，先知得到了武装。第二次是年9月9日，第一和第四方面军分裂，中国革命岌岌可危，毛主席后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第三次是年9月9日，巨星陨落。今天咱们主要说年那次。两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后来被删掉了，这次拿出来，大幅修改，重新发一下。不过想说清楚这事，就得先说说我*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人物。1
张国焘
张国焘，这人代表了我国的另一种未来。张国焘和毛主席非常像，都是强人，都有非常强的组织能力，神一样的勇气和意志，放现在妥妥都是强上市公司老总级别的高手。但是在那个年代，就去干革命了。而且和毛主席一样，张国焘也参加过南湖上的“一大”，也是*和军队的缔造者，革命根据地的开拓者。张和毛主席在北大时候就认识。只不过那时候毛主席还是图书馆管理员，张国焘是北大学生领袖——就是那种围一圈人，张在中间侃侃而谈，谈理想，谈国家，谈未来；年轻的毛也有强烈的表达欲，不过作为一个“临时工”，跟人家北大学子们一起讨论问题，你说人家会理他吗？后来的毛主席回忆往事时，不无辛酸地说，人家北大的一起侃大山不愿意搭理我这个土人。后来各奔东西，毛主席秋收起义失败去了井冈山后，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组建了红四方面军，这支部队的残军后来成为了*内最大的一个山头，这是后话。张国焘在鄂豫皖干了三件小事：第一件事，大规模肃反。一般历史书上都把这件事作为负面材料来讲，大家如果实在是想了解，也可以随手百度下，为了防止文章被和谐，我就不在这里细讲了。那问题来了，除了坏处，这事有好处吗？当然有。“肃反”之后的部队就跟脑子指挥手似的，完全能做得如臂使指，指哪打哪。蒋委员长的部队就是缺乏这个能力。你去围观国军历次战役，都能发现一个问题，每次都是狼上狗不上，进攻的时候各种小心思，退的时候一个个撒丫子跑，那个孙元良，就是跑得太快，国军内部送外号“飞将军”，还有蒋的爱将，汤恩伯，外号“长腿将军”，为啥有这么个外号，你们自己体会。可以这么说，国军就是缺乏几次严厉整肃，以至于队伍极其涣散，下级不听上级的，其中好几次严重“抗命”直接导致国军毁灭级大灾难，比如“孟良崮”，比如衡阳保卫战。第二件事，把鄂豫皖从一个小根据地发展成了一个八万支枪的大队伍。这个就更难了。其实在当时，中国大大小小的组织有几万个，能活下来就不错了，能发展起来，有八万支枪和蒋介石中央军能一较高下的，基本没。不过四方面军有个毛病，“土匪习气”一直非常重。大家看《亮剑》，李云龙就是四方面军出身，那个“土匪”风格非常写实。第三件事，反围剿。大家都知道，蒋委员长曾经对中央苏区进行过五次大规模围剿，可能不知道的是，鄂豫皖苏区也经历过四次大规模围剿，也是百战余生，所以你越看越觉得张和毛主席真是一路人。而且四方面军通过长期的磨砺，将星璀璨，徐向前、陈赓、徐海东、许世友都是四方面军的人。这里先说几句这个徐海东，这人很关键，一会儿还要再提。参加长征的，其实有四支队伍。第一支当然是毛主席他们红一方面军；第二支是徐海东红二十五军；第三支是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第四支是贺龙红二方面军。其中徐海东最早到了陕北。当初徐海东一到陕北，就碰上了东北军。东北军被只有娃娃兵的红25军消灭了2个师0人，红军与东北军战损比1:10，而国民*军与日军的战损比是7:1。这战斗力，大家感受下。徐海东这人本来装备很差，击溃东北军之后，武器装备焕然一新。而且这人生命力极其旺盛，在后来的激战中一颗步枪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竟然没死。这个话题先按下，我们一会儿还要说他。2
毛主席和张国焘二人再见面
时光荏苒，等到毛张二人再相见已经是年6月12日。这个时间点非常关键，因为这个时间以后发生的事影响了我们的未来，对，我们现在的很多事和格局也受那个时间的影响，比如毛如果没去陕北或者晚几天，很大的一件事就被改变了。在这之前，毛的队伍经历了一段痛苦的过程。大家也都知道，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大败，此时毛已经被赶出决策层。毛主席筚路蓝缕搞起来的几十万人的队伍，损兵折将，离开根据地到处乱窜。长征开始的时候，那个德国顾问李德是不想带毛主席去长征的，担心他路上闹事，但是又觉得毛主席当初凭借一人之力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如果不带他走，很可能很快又能拉起队伍来；再加上大家一起进言，希望带上毛主席，李德他们思索再三，就带上了。于是毛主席一路上搞串联，终于在遵义会议上翻牌，重新进入决策层。这个过程央视拍成了电视剧，演了好几次，大概差不多，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毛主席其实一辈子很少有阴谋，也很少搞小圈子，基本都是明着来，就跟下象棋似的，每一步都是明的。红军开始长征后，就打电报给张国焘的四方面军，要求四方面军赶紧去接应中央红军。张国焘带上所有的队伍共8万红军，拔寨而起去找中央红军，此时四方面军还是很服从中央的。中央红军过湘江的时候毛主席还是个闲人，等到达川北和张国焘见面的时候，毛主席已经列席最高层。双方在四川懋功会面，这个地方现在还有个会师纪念碑。没想到双方一见面，四方面军的人也被吓了一跳。因为中央红军的队伍简直没法看，穿啥的都有，就是没有穿军装的，跟叫花子没差别；而且为了迎接四方面军，还弄了个土台子，一群叫花子样式的人在上边大合唱......红军高层个个形容枯槁面带菜色，要不是队列整齐，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支部队。更重要的是，只有万把来人，基本没有重武器，每人十来发子弹。见面的过程是融洽的，情感是到位的，可是裂痕已经浮现，就跟历史上一再重现的那样，强枝弱干，地方大员实力超过中央，基本妥妥地要起来挑衅。张国焘作为天生领袖型的人物，他当时是省级大佬，实力已然超过中央，心态已经变了。大家注意下，这种情况在各个组织里都很常见，包括蒋委员长的队伍，也发生过好几次分裂，一直也没解决好。每次都是裱糊在一起，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终于在最终对决中三年就彻底崩溃了。年，我*内部也发生了这种冲突。围绕是北上陕北抗日还是南下四川，这个战略目标的选择矛盾越来越大。张国焘的意思是，四川天府之国，粮食多，人多，易守难攻；有了粮食，进可以图中原，退可以在盆地里当四川王。四川大小军阀有几百个，仗打得跟屎一样，收税倒是积极，都收到年了。随便拿出一支军阀来跟红军比都是战五渣。而且当初大秦帝国就是先拿下四川，然后以四川为粮食、兵源基地，出山东挨个灭了六国。毛主席的意思也很清楚。你南下四川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师出无名，*治和军事脱离了，你北上去打日本人，大家谁也没法说啥；你去四川你要干嘛？到时候得不到川中人士的支持，而且四川那个方向国军重兵云集，打下去也是死路一条。“师出无名”这个事比较费劲，不过举一个例子大家就能明白，当初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难得的青年才俊，在他脱离太平天国之前基本没吃败仗，但是脱离组织后全国到处乱窜，屡战屡败，问题出哪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已经为自己的行为找不到说法来支持了，25个人以上的组织，需要共同的信念才能团结在一起。比如你相信你们公司正在走一条越来越宽的道路，你也会在公司里变好，你才有加班奋斗的动力；如果你觉得公司马上要完蛋了，我就不信你还有动力，所以公司或是组织崩溃时都是重力加速度的。石达开脱离天国之后没有纲领来号召大家，凝聚力出了大问题，干啥啥不顺。你去读那段历史，非常憋屈，战略战术目标基本都达不成。指挥一伙人跟一个人完全不是一回事。东北军为啥战斗力那么差，军阀的部队，有组织没信仰，碰上事大家都怕自己被坑，争相逃命，最后一盘散沙战五渣，屡战屡败。毛主席也在担心这个事，而且担心组织分裂后没法弥合，大批优秀将领也就这样彻底丧失了。而“北上抗日”就是天生的旗帜，事实上这招非常凑效，后来无数的人，包括各种青年才俊、知识分子都投奔延安，张学良也相信毛主席他们是要抗日，所以各种合作，延安那么个穷地方成了革命的圣地，才会有那么多人前往投奔，就是这么个道理。*治这玩意，你必须得把旗号打出来，而且得鲜明，得高尚，而且你得去做，比如早先公知们的口号就是“只为苍生说话，不为权贵唱歌”，自然就有了先天的号召力。当然了，说的跟做的不一样，一旦信用破产危害也很大，公知臭大街跟他们后来不断造谣有关系，粉转黑之后黑起来更猛一些。回到年，毛主席和张国焘双方谈不拢，但是张国焘还没有彻底跟中央闹翻，而且仗还得打，毕竟后边还跟着几十万国军中央军主力。所以红军分成了两坨。为了表达信任，毛主席周恩来和陈昌浩（张国焘的*委，这时候跟着毛周行军）带着一伙在前边，张国焘和朱德带着一伙在后边，相当于双方互相把自己队伍的一部分人放到了对方队伍里，此时整体还是和谐的。毛周的队伍先过草地，但张国焘后悔了，不想过草地了，然后就有了历史上的那个著名的电报。张国焘发一份电报给陈昌浩，电报上写着让陈昌浩督促毛主席他们南下，如果毛主席他们不同意，就赶紧开展*内斗争。最后的这四个字“*内斗争”，杀气外露。这封电报正好落在了叶帅的手里，叶帅去给陈昌浩送电报，发现他正在给大家搞培训，一直说话顾不上看，叶帅随便看了眼，顿时感觉事态严重，一溜烟跑毛主席那里把这封信上交了，毛主席知道局面已经不可挽回，第二天早上就带着自己的队伍跑路了。当时一部分四方面军学生军不了解内情，也跟着毛主席他们队伍出发。随后张国焘的参谋长李特追上来，要把他们四方面军的人带回去。双方一度剑拔弩张，李特拔枪对准了毛主席，彭德怀带着几个人上去阻拦，场面非常难看。后来李特还是把他们四方面军的人给带回去了，这事对毛主席影响很大，基层士兵不听中央的，听军头的，这不就是封建军队嘛。四方面军的人后来没少被修理，也和这事有关。多说一句，《亮剑》小说里说是李云龙这个时候跟着毛主席他们，没回四方面军，随后编入了林彪的队伍，跟着毛主席他们去了陕西。毛主席他们到了陕西其实没进延安，在一个叫保安的地方待着。延安是张学良的地盘，后来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把延安让给了红军。3
分裂
毛主席去了陕北，张国焘南下去夺四川，相互宣布对方违法，开除对方*籍。张国焘宣布自己就是中央，以前的那个中央被解散了。我大概画了个图描述下当时的形势，大家凑合着看吧：这时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中央红军只有几千人，而张国焘有近十万人，还裹挟着朱德和刘伯承；如果张国焘联系上了苏联，一顿辩白，被共产国际承认了，而且考虑到苏联人向来没啥原则，向来对拳头大有独特的偏好，如果这件事发生，那整个近代史彻底改写了。毛主席也没啥办法，因为他也联系不上苏联人。这时候有个插曲。刚到陕北的时候，中央和一方面军疲惫不堪，四方面军的徐海东已经在陕北了，不过他到底支持毛主席还是张国焘，大家还不确认。这时候就有了那封著名的电报。毛主席给徐海东打了个电报，说是“请你部借两千五百元给中央，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此致，敬礼！毛泽东。年12月。”，报文的谦恭程度，非常少见，而且特意在电报里强调“中央”。一方面此时毛主席他们的队伍确实困苦，另一方面这是一次试探，看看徐海东的立场是什么样的。徐海东的立场就是重要的表态，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基层军官对这次分裂的一次表决。不得不说徐海东这人立场坚定，他家因为革命死了66口人，几乎被赶尽杀绝。如今面对这样的选择，一边是不到一万人的一方面军，另一边是八万人的四方面军，徐海东几乎没有任何纠结，立刻凑出了五千大洋，并且把部队里最好的武器都给毛主席他们运过去，复电里说“红二十五军完全服从中央红军的领导”。有老红军回忆，说大佬们看着这份电报，热泪盈眶。这事让毛主席惦记了一辈子。后来年授衔，尽管徐海东在抗战中后期和解放战争中因病基本没参加工作，不过还是把他排在战神粟裕之后，徐海东觉得自己功劳太小，坚决不接受。周总理专门去跟他做了沟通，表达了高层对他的认可。回到当时，另一件低概率事件发生了，一下子扭转了局面。张国焘没把四川军阀放眼里。四川当时分裂成几百个军阀，互相打作一团，根本没有战斗力。但是听说向来作风极端的四方面军来四川了，立刻团结了起来，极其残酷的百丈关大战一触即发。向来凶狠的四方面军，硬是没啃得动背后就是家乡无路可退的川军部队，长期以来散漫著称的川军在保卫家乡过程中打得非常坚决，好多川军阵地都是拼到最后一个人，这在国军里，非常非常少见。战斗打得难解难分，打了几个月，巨大的弹药消耗和人员伤亡让四方面军越来越吃力，四方面军八万人的队伍也迅速缩减到了四万人。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国际来人了，这个人直接影响了近代史。共产国际来的是林彪他堂哥林育英，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张浩（化名）。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苏联当时开了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要向各国**传递下会议精神。但是红军长征去了，电台也坏了，联系不上，怎么办？这时候大佬们想了个办法，派一个中国这边的元老级人物回去，这人得跟两边的高层都认识，这样就可以传递会议精神。选谁呢？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张浩被选中了。那段时间他正在苏联抓学习，一方面他在*内的名气是众所周知的，另一方面他非常有能力，可以克服各种困难，确保信息被送到。林彪一家子三兄弟表现都很好，除了他和林育英，还有个林育南，不过林育南早在年就牺牲了。林彪本来叫林育蓉，他自己觉得太娘，改成了林彪。张浩从苏联莫斯科开完会，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密码本记在心里，途径万里西伯利亚大铁路，到了外蒙古下火车，骑着骆驼穿越草原和沙漠，一路打听，竟然跑陕西去了。一到陕西，张浩几乎没犹豫就认可了毛周的合法性。电报打到张国焘那里，大意是“共产国际已经了解了事情的真相，陕北的才是合法的，赶紧把你那个伪劣货收起来”（其实这是“矫诏”，共产国际根本不知道发生了啥，当然了，语气非常温和，开头都是“国焘同志并转朱德同志”（朱德当时被张国焘挟持着））。张国焘的队伍知道后立刻人心动摇，再加上当时在四川损兵折将进退维谷，没过多久就收拾残兵也北上了。这才有了三大主力重新会师，*也度过了最艰难的一劫4
尾声
张国焘到了陕北后心情很不好，*内对他批评声一片，实权也很快被解除了，西路军失败后，他彻底失去了根基。两年后张国焘出逃，投了国民*，这次连个警卫员都没带走，跟上次分庭抗争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标志着我*彻底去除了“封建化”。军队不再听命于具体的个人，这样也就彻底避免了国军那种将领们保存实力各自为战的毛病。张国焘到了国府后，国府本来指望他能起重要作用，最好能把他在八路那边的旧部给招过来，不过几乎没成效。他已经成了个人人唾弃的叛徒，没人愿意与他为伍。他们四方面军的队伍大部分去了山西加入了师，跟着邓公在作战，没人理会他。多说一句，本来师的*委是张浩，张浩能力强又立了功，又有共产国际背景加持，他来做主力师的*委名至实归，不过他很快就病故了，他退下来后邓公去了师，后期“刘邓”班底也在这个时候形成。由于张国焘没啥用，很快失宠。国府败退大陆后，甚至都不准备带着他们这些人。不过他还是跟到了台湾，在那边没事可做。台湾此时蒋经国已经上台，天天查间谍，他们这些叛徒们重点被排查，后来又去了加拿大，在加拿大写了一本书，靠稿费度过了晚年。而毛主席在解决内部分裂危机后，彻底跨过了每个组织初期最难的“分裂陷阱”，统一了思想，稳扎稳打，也就有了20年后的彻底翻盘。一代杀神：他是功臣，还是罪人？公元前年，秦、赵两国交兵的长平（今山西省高平市西北），灼热的战场上散发着寒意，死亡的陷阱正在这个让后人毛骨悚然的古战场缓缓铺展开来。
当年轻气盛的赵括取代廉颇成为赵军主将，一名秦军老将接过秦昭襄王的兵符，火速赶往秦军大营，接替主将王龁[hé]，指挥这场空前残酷的大决战。
秦王下令全军严守秘密，赵军将士完全被蒙在鼓里，不知他们的对手是用累累白骨垒起赫赫战功的一代名将——白起。
▲武安君白起画像
1
白起在史书中留下的最早记载，是秦昭襄王十三年（前年），率军攻打韩国的新城（今河南伊川县），当时他的头衔是左庶长。
按秦国的军功爵制度，左庶长为二十等爵中的第十级。商鞅变法规定，秦兵在战场上每斩获一个军官首级，可升一级爵位，也就是说，白起此前可能亲手斩杀了至少10名敌将。
关于白起成名前的经历，一切都很神秘。
唐代诗人白居易考证白起出身楚国没落贵族，在《太原白氏家状二道》中称：
白氏芈姓，楚公族也，楚熊居太子建奔郑，建之子胜，居于吴楚间，号白公、因氏焉。楚杀白公，其子奔秦，代为名将……裔孙曰起，有大功于秦，封武安君。
孟祥才等学者认为，白起升职的一大原因是得到了宣太后一*的支持，这与他出自楚国贵族有一定关系。
秦昭襄王嬴稷年少即位，实权最初掌握在他母亲宣太后手中，太后的弟弟、穰侯魏冉辅*，而宣太后正是楚国芈姓王族。
在秦军攻打新城的前一年，魏冉被秦昭襄王任命为相，上任后举用亲信白起为将，将他推上了战国的历史舞台。
▲秦昭襄王（剧照）
2
秦昭襄王是秦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国君，可在他“超长待机”前期，拥有“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的秦国，并不占据绝对优势。
白起一战成名的三年前，秦昭襄王十一年（前年），齐、魏、韩三国派兵攻破函谷关，秦国一时难以抵抗，还不得不割地求和，将河外及武遂、封陵等地归还韩、魏。
正在此时，白起横空出世，三十多年攻城略地、杀人如麻，真正唤醒了秦军横扫六国的野心与席卷天下的气势。他每打一次大战，天下为之震动，六国就此患上了“恐秦症”。
白起的战功，是汗青史册之中弥漫的的血腥味。
秦昭襄王十四年（前年），伊阙之战。白起首次指挥重大战役，在伊阙（在今河南洛阳）大破韩、魏大军，“流血漂卤，斩首二十四万”。
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年），鄢郢之战。白起率军伐楚，水攻鄢城，“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之后乘胜直捣楚国郢都（在今湖北江陵县）。
秦昭襄王三十四年（前年），华阳之战。赵、魏数十万人马出兵华阳（今河南新郑），攻打韩国。秦国命白起带兵增援韩国，再次取得大胜，斩首魏军13万，还将手无寸铁的2万赵军俘虏押到黄河边，推入滔滔河水之中。
在踏上长平战场之前，白起已经为秦国攻克数十城，兼地千里，而这些常胜不败的战绩背后，是几十万军民曾经鲜活的生命，或斩首，或水淹，或沉河，无所不用其极。
秦昭襄王因白起战功显赫，封他为“武安君”。
《史记正义》曰：“抚养军士，战必克，得百姓安集，故号武安。”战国时期，这个封号犹如被诅咒一般，受封者皆不得善终。在白起之前，纵横家苏秦被封为武安君，最终死于非命；白起之后，另一位武安君，赵国名将李牧受赵王猜忌，最终惨遭冤杀。
二十年间，从籍籍无名的左庶长到威震六国的武安君，白起似乎也在冥冥中注定了自己的命运，而后世还给了他另一个恐怖的称号——“人屠”。
▲白起（剧照）
3
蝴蝶轻轻地扇动翅膀，将在遥远的彼方引发一场大风暴。
点燃长平之战导火索的人，是一个叫冯亭的郡守。
秦昭王四十五年（前年），白起带兵攻占韩国的野王（今河南沁阳）。如此一来，韩国的另一座城上*（在今山西长治）成了一块“飞地”。韩王下令将上*献给秦国，以求平息战火。
上*郡守冯亭在与韩国失去联系后，却召集部下商议道，上*与国内的联络通道已被秦军切断，我们无法再做韩国的臣民了，不如将上*及周边城邑十七座献给赵国。赵国若接受我们，秦国一怒，必将攻赵，到那时，韩、赵合力抵抗，一定能阻止秦军。
冯亭派人前往赵国，面见年轻的赵国国君赵孝成王，洽谈归降一事。
赵孝成王拿不定主意，于是请来他的两个叔叔平阳君赵豹和平原君赵胜商量对策，这两位长辈给了他完全不同的建议。
平阳君认为，圣人将无缘无故得到的利益视为祸害（“圣人甚祸无故之利”），接受上*的投降是引火烧身，必将惹怒秦国，后患无穷。
身为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却持相反意见，说：“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
赵孝成王不愿放弃眼前利益，采纳平原君之言，将上*收入囊中。这一虎口夺食的举动为两年后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一如冯亭所料，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前年），秦国果然将矛头指向赵国，派出左庶长王龁，率军向两年前本就该一鼓作气拿下的上*发起进攻，迅速占领了该地，上*百姓纷纷逃往赵国。
相比白起，王龁资历尚浅，秦军在上*的战斗也并不激烈，可能只是想打一场攻城战。然而，上*失守后，不甘失败的赵孝成王派老将廉颇率赵军四十余万应敌，形势一发不可收拾，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在长平一触即发。
廉颇与白起并列战国四大名将（典出《千字文》：“起翦颇牧，用军最精。宣威沙漠，驰誉丹青。”），久经沙场，老谋深算。
他在长平与秦军交手几次后，发现秦军士气正盛，锐不可挡，但其远离腹地攻打上*，粮草供应是一大问题。赵军若依据有利地形，以丹水为屏障，修筑阵地，坚守不出，就可拖垮秦军。
廉颇采取坚壁战略，无论秦军如何挑战，都不再与王龁正面交锋。后来的故事告诉我们，廉颇的策略或许是正确的。
▲赵将廉颇（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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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孝成王那时正年轻，小伙子心浮气躁，以为廉颇年老无能，不听调遣，想把他换下来。
秦国也怕廉颇高筑围墙，固守阵地，于是使出了反间计。秦相范雎（一作范睢、范且），派人到赵国行贿，并散布谣言，扬言廉颇将投降，说秦军不怕老迈的廉颇，只怕赵国用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
这里出现了两个关键人物。
范雎本不是秦国人。
白起受封武安君时，范雎不过是魏国中大夫须贾的门客，人微言轻，却颇有才学。后来遭遇职场暴力，被须贾诬陷叛国。魏相魏齐将他抓来一顿*打。范雎差点儿被笞打至死，骨折齿落，奄奄一息。魏齐等人以为他死了，才用席子裹住扔到厕所里，路过的宾客还轮番往他身上撒尿。
范雎受尽屈辱，死里逃生后改名换姓逃到秦国。
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此人确实才华出众。在几经波折见到秦昭襄王后，范雎立马就为秦王献上良策，解决了秦国“老大难”的问题，一是扳倒了执掌秦国朝*多年的宣太后一*，二是为秦国提出了“远交近攻”战略。
范雎被任命为秦相，秦昭襄王依据“远交近攻”之策，调整对外战略，暂时交好齐、楚等大国，先集中攻打三晋之地，这才有了之前对上*的争夺战。
▲秦相范雎（剧照）
耐人寻味的是，赵国文臣武将中，为何偏偏是赵括上了范雎的名单？为何赵括代廉颇为将，秦军就有取胜之机？这恰恰证明，秦国做好了情报工作，对赵括其人早已有所了解。
赵国名将赵奢曾在阏与之战大胜秦军，赵括是他的儿子，从小耳濡目染，喜好谈论兵事。
赵括学兵法极具天赋，赵奢在世时父子俩日常切磋，老子都说不过儿子。儿子是个天才少年，赵奢却闷闷不乐，赵括的母亲不解，就问丈夫这是为何。
赵奢说，战争，是以命相搏的事情，赵括却把它视为轻而易举的事情，只会夸夸其谈。赵国将来千万不能用他为将，否则，使赵军失败的不是别人，将是赵括。
赵奢不幸而言中。
赵孝成王对廉颇的忍耐到了极限，再加上秦国奸细煽风点火，流言四起，最终决定以赵括代廉颇为主将，改变此前的防御战略。
赵括之母得知儿子即将奔赴前线，心中满是忧虑，再三上书劝阻，告诉赵王：“括不可使将。”
赵孝成王不以为然，仍一意孤行，跟赵母说，这事儿您别管，我意已决。
赵母无奈向赵王请求：“王终遣之，即有如不称，妾得无随坐乎？”只求日后赵括兵败，一家人不受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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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括毫无实战经验，只知纸上谈兵。他上任后，一改廉颇方针，仓促转守为攻，带兵跨过了本被廉颇视为屏障的丹水，主动向秦军发起进攻，一步步地走向深渊。
反间计一成功，秦王也临阵换将，悄悄用老将白起代王龁为主将，并“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
当年八月，赵括率领的赵军主力大规模出击。白起命先锋部队诈败，不断诱敌深入，将赵军引至秦军预设的壁垒，同时派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奇兵断绝赵军后路，切断了赵军给养，对赵军形成包围。
秦军阵地在丹水以西，背靠山峰形成一个弧形的阵地，这是白起对40万赵军进行合围的地形优势。另外，这里地势崎岖，易守难攻，若居高临下，在山谷间布置弓弩部队，赵军将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等到秦军对赵军主力形成分割包围时，赵括察觉形势不利，早已无路可退。
此时，秦昭襄王亲赴前线动员，宣布凡参战者赐爵一级，当地15岁以上的男丁，全部派往长平，完全阻断赵军的后路。这场战役，正按照秦国的计划发展，至此已经成为秦、赵两国的国运之战。
赵括的军队一头钻进了白起的陷阱，在绝粮的情况下被围了46天。到九月，赵军之中已经出现偷偷杀食同伴的惨烈局面，这支疲惫之师逐渐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
穷途末路的赵括决意拼死一搏，亲率精兵强行突围，一出阵就被秦军射杀。四十万饥饿乏力的赵军彻底崩溃，不再进行抵抗，向白起拱手而降。
白起取得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次胜利，随后对这支庞大的投降队伍进行了平生最惨无人道的一次大屠杀。他给出的理由是：“秦已拔上*，上*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
据史书记载，这40万赵军降卒，除年纪小的人被白起放回赵国之外，其余全部坑杀。长平一战，秦军共歼灭赵军45万人。（“乃挟诈而尽阬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有学者认为，其中显然还包括之前投降赵国的上*百姓。
这一天，无数赵国人失去了他们的儿子、丈夫，或是父亲。
关于秦军如何坑杀数十万俘虏，经过学者对长平古战场遗址的考古发现，现已发掘的尸骨坑中，被埋尸骨多有明显的刀伤、箭伤或钝器造成的创伤，甚至有的只剩下躯干而没有头骨。由此可推测，白起坑赵并非活埋，秦军应该是将赵军处决后才抛至附近沟壑中草草掩埋。
日后接任范雎为秦相的蔡泽不禁感慨：“楚、赵天下之强国，而秦之仇敌也，自是（长平之战）之后。楚、赵皆慑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势也！”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长平之战遗址尸骨坑（纪录片截屏）
6
长平之战的最后一个亡*，是白起。
经过近一年休整，白起平定上*一带，准备亲率大军，一鼓作气攻下赵国邯郸。韩、赵两国唇亡齿寒，情急之下请出苏秦的族弟、纵横家苏代前往秦国游说范雎，促使白起退兵。
范雎与苏代这两位舌辩之士狭路相逢，还是苏代占了上风。
苏代一见范雎，劈头就问：“赵国灭亡，白起凭借战功贵为三公，您甘心屈居其下吗？”接着他又劝说范雎：“之前上*城破，百姓宁可归赵也不降秦，如果灭掉赵国，它北边落入燕国，东边并入齐国，南边归于韩、魏，你们秦国也无法得到民众。不如趁着韩、赵惊恐万分，让他们割地求和，免得武安君再立功勋。”
范雎一听，好像是那么回事。他立即向秦王打小报告，说秦军不宜继续作战，还是命白起撤兵，同意赵国停战媾和吧。
白起正要直捣赵都，秦王一道军令将他召回，错过了攻灭赵国的最佳时机，内心愤懑可想而知。
此时，秦昭襄王对老功臣白起的态度也逐渐发生转变。白起虽立功无数，但为人执傲，不懂明哲保身，犯了臣子的大忌，更何况他还是已倒台的宣太后一*当年举荐的人才。
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前年），赵国愤而毁约，不愿割让本来答应的城池，秦王再次兴兵攻打邯郸。白起身染重病，未能出征，秦军初战不利。
等到白起病愈，秦王盼着他披挂上阵。白起却说，这个仗不能打，诸侯怨恨秦国，每天都有援兵到达，况且长平之战我军死伤过半，国内空虚，一旦开战，在诸侯的里应外合之下必败无疑。
秦昭襄王不听，没有你老白，我大秦虎狼之师照样给力，于是把两年前白起的“替补”王龁派上场。
结果，秦军在邯郸城下大败而归。
“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白起听闻秦军打了败仗，说出这番话，不知是悲叹，还是嘲讽。
秦王得知后震怒，强令白起必须出征，可他依旧称病。秦王一气之下，将武安君白起贬为士伍，迁往阴密，流放之前因其病重暂居咸阳。
又过了三个月，前线形势愈发危急，秦王更是恼怒不已，把气撒在白起身上，强令他即日动身离开咸阳。
白起出城不久，秦王和范雎商议，说：“这家伙还在闹情绪，发牢骚。”转念一想，派出使者，带着宝剑，在距咸阳西门十里的杜邮（在今陕西咸阳市）追上白起，命其自裁。
催命使者到了，白起接过剑，仰天长叹：“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沉默良久，又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吾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
这就是一代名将的遗言。说罢，白起自刎而死。
他一人在三十多年间共为秦国歼敌百万、克城百余座、吞并几千里，拉开了统一战争的序幕。梁启超对战国时战死的士兵人数做过统计，认为“战死士卒两百万有奇”，其中死于白起手下的就多达百万。
▲秦军士卒（剧照）
7
白起死后，一个复杂的名将形象逐渐形成。
在白起被秦昭襄王勒令自杀后，秦人纷纷哀怜其所受冤屈，自发在乡里祭祀这位秦国的大功臣。此后两千多年，秦地皆有白起的祠庙。
唐宋时，白起得到中央朝廷尊崇，基本上是以一代神将的正面形象塑造。
有唐一代，白起作为周朝开国功臣姜子牙的陪祀，供奉于武庙内，为武庙“十哲”之一，与吴起、乐毅、韩信等名将齐名。
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胤有一次到武庙祭祀，观庙中所画历代名将，看到白起画像，以杖指之说：“起杀已降，不武之甚，何为受享于此？”宋太祖以宽厚仁慈著称，自然对残暴的白起心生反感。
宋太祖虽然嫌白起“杀降”而将他逐出“十哲”之列，但白起还是位居配享武庙两庑的“七十二人”之首，并未遭到贬低，官方对其一生战功始终是认可的态度。
▲白起雕像图源/图虫创意。
与官方的推崇相反，民间对白起的评价更多侧重于对他坑杀降卒、杀戮过重的批判，如果当时有《日内瓦公约》，他就是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
今山西部分县市，战国时期为赵国领土，也是长平之战的古战场。当地至今还有一道传统小吃烧豆腐，也叫做“白起肉”，相传为赵国百姓仇恨白起所作，豆腐即代表白起的肉。
在历代志怪小说、文人笔记中，不乏以白起作为反面形象编造的善恶报应故事。在这些民间虚构的故事中，白起在阴间受尽责罚，看似荒诞，实为表达民众对他的贬抑态度。譬如：
唐代戴孚《广异记》：河南府史王某入地狱，见“白起以诈坑长平卒四十万众，天帝罚之，每三十年一斩其头，迨一劫方已”。
明代郎瑛《七修类稿》：洪武年间，杭吴山三茅观雷击白蜈蚣一条，长尺许、广二寸，身有殷色楷书“秦白起”三字。
明代周晖《金陵琐事》：“正德年间，守备太监富紫泉，建永宁寺于安德门外坌山口，屠一猪祭梁。猪腹上隐隐‘秦将白起’四红字。富曰：‘此白将军也。’遂埋之。”
中华名将辈出，白起独一无二。他是统一天下的功臣，也是坑杀赵卒的凶手，他是帝王尊崇的名将，也是百姓憎恨的罪人，他是战神，也是人屠。
这一切，似乎并不矛盾。
大明死结，无人能解在东北，明朝军队一路向西溃退，退到了辽河以西。
这是天启元年（），努尔哈赤趁着被他视为畏敌的“熊蛮子”熊廷弼遭弹劾郁闷还乡的空档期，在辽沈之战中，一举拿下明朝孤悬在辽东的两个重镇——沈阳和辽阳。
努尔哈赤随即宣布，从老家赫图阿拉迁都，迁到辽阳。作为后金剑指中原的关键一步，努尔哈赤显露了征服天下的野心。
辽阳城东，代子河畔，努尔哈赤开始兴建宫殿城池，称为“东京”。
▲辽宁辽阳东京城，始建于年图源/摄图网但仅仅4年后，努尔哈赤就决定舍弃新建立的东京，都城北迁到只有辽阳城一半大小的沈阳。
对于这次迁都的原因，当时对战的双方各有说法。
据《清太祖实录》载，努尔哈赤公开表示，迁都沈阳，是因为沈阳地处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北征蒙古，南征朝鲜，均很便利。
不过，熟悉辽东地理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努尔哈赤此话的破绽：作为出兵四战之地，辽阳的地理位置向来比沈阳更具优势，所以明朝一立国就在辽阳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辽阳在整个明朝都被称为“辽东首府”。
努尔哈赤违背地理常识的解释，肯定有意在掩饰什么。
在明朝人看来，努尔哈赤在掩饰他的害怕。怕什么？
怕一个人。
曾任辽东副总兵的茅元仪，后来在《督师纪略》中说：
当奴得辽阳，即择形势于代子河北，去旧城数里而城之，甚坚固，其珍异子女皆畜之。
及公渐东，奴惧，遂毁其宫室而北徙于沈阳，止以五百人守代子城。奴自筑宫于沈阳瓮城，屡不就，又惧袭之，渐运珍异入老寨，而又营城于抚宁关塞外，渐思遁矣。
意思是，努尔哈赤毁弃精心营建的辽阳代子城，仅留人守城，原来是惧怕“公”的一路向东推进，甚至做好了随时逃回老寨赫图阿拉的准备。
这里的“公”，正是本文的主角——孙承宗（—）。
天启二年（），60岁的孙承宗在帝国边将乏人、连吃败仗的情况下，自请出关，督师辽东。他经略辽东的4年，恰好是努尔哈赤定都辽阳的4年。
4年间，孙承宗稳扎稳打，几乎收复了明朝在辽河以西的全部失地。努尔哈赤节节后退，不敢发起任何攻势，自发兵讨明以来，首次丧失了战事的主导权。
明军的防线向东推进了多里，挺进辽东腹地。
努尔哈赤清醒地意识到，位置更靠近明军防线的辽阳，随时可能被夺回去。这才是他最终决定北迁都城的真实原因。
孙承宗以一人之力，为晚明大败局挽回一线生机。
令人痛惜的是，这名能让外敌闻风丧胆的老将，却被自己人攻击得体无完肤，只得于天启五年（）十月离职还乡。
曙光乍现，而后，乌云又遮蔽了天空。
复盘晚明大败局，这个老大帝国有许多不堪，但也有许多自救的机会。危难之际，每一位救时英雄的出现，都是一根救命稻草。
然而，这三五个不世出的英雄，最终却都毁在自己人手里。
帝国末日，残酷帝王、无耻大佬与苟且官僚们，亲手葬送了每一次扭转时运的可能性。
可惜了，殉葬在那个时代的悲情英雄。
▲孙承宗画像1
孙承宗大器晚成，万历三十二年（）考中进士时，已经42岁，才算正式步入*坛。
在殿试中，他得到第二名，俗称“榜眼”。如今，在他的老家，河北高阳，当地人仍以“孙榜眼”来称呼这名晚明英雄。
他是文官出身，但后来以武将闻名，被史学家誉为明代仅有的三位能够出将入相的人物之一（另外两人是徐达与杨一清）。
这与他早年十分注重研读兵法有关。进入官场以前，他趁着赴大同任私塾教师的机会，孤身一人背剑徒步，登恒山，走飞孤峪，行程千里。沿途访问戍边将士，绘制防御地图。
在大同期间，他协助地方官员，平息了一场士兵哗变事件，彰显出不凡的才干。
进入官场后，孙承宗同样表现出老练的*治智慧。
晚明三大宫廷疑案之一的“梃击案”发生时，大学士吴道南咨询孙承宗的意见。孙承宗给了一个处理意见：“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关皇宫，不可深问。”暗示事件本身水很深，处理宜点到为止。
*争是晚明*局逐渐败坏的原因之一。孙承宗一直被认为是东林*，事实上，他在很多大事上的态度，只问是非，不问*不*。
他曾说，“附小人者为小人，附君子者未必为君子。吾辈当斩钉嚼铁，自立人间”，“不当偕人，亦不当为人偕”。
对东林*鱼龙混杂，小人伪装成君子，制造舆论裹挟士大夫的状况，孙承宗是颇为不屑的。他更加注重个人的独立判断和道德修为。
他公开力挺东林*，是在东林*最艰难的时候。
天启四年（），东林与阉*矛盾白热化，东林*领袖杨涟、左光斗等人被下狱。孙承宗当时为辽东督师，听闻消息，想赶回帝都，当面向天启皇帝揭露魏忠贤的罪行。阉*十分恐慌，遂散布谣言，说孙承宗领兵数万将进京“清君侧”。
孙承宗抵达通州，圣旨下来，要他回关外去。营救杨、左的努力失败了。
不久，东林*35人遇难。孙承宗作《三十五忠诗》，在诗中公开表达：“东林饶善士，予敢附东林。”坚定地站在处境危难的东林*一边。
东林*得势时，他并不攀附，甚至公开唱反调；但当东林*失势时，他却选择站在弱势一边，不惜牺牲自己的*治前途。
在孙承宗眼里，没有*争与意气之争，只有是非与节气。
天启五年（），孙承宗从督师辽东的位子上被撸下来，就是因为得罪了阉*。阉*群起上疏弹劾他，居心险恶地将孙承宗比作历史上的王敦、李怀光。
当孙承宗面对恶意中伤，被迫解甲归田时，阉*以为他们赢了，其实输掉的是整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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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天启二年（）。广宁（今辽宁北镇县）战役，明军又败给了后金。
时任辽东经略王在晋，消极退守，打算放弃辽西大片土地，直接在山海关外再筑一道重关。属下袁崇焕、沈棨、孙元化等人不同意，向朝廷报告。朝廷一时不能下决策。
孙承宗自告奋勇出关察看定夺。
经过实地考察，他当场与王在晋辩论，彻底否定了修筑重关的意见，提出必须坚守关外的宁远（今辽宁兴城）及觉华岛（兴城南面的海岛）。
回京后，孙承宗面奏皇帝，说明王在晋不堪重任，自请出关督师辽东。
自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战败后，明军与后金攻守转换，辽东战局就成为帝国边将的修罗场，不是战败自杀，就是被捕下狱，鲜有人能全身而退。
当时，帝都朝中弥漫着一股贪生怕死的情绪，都不敢到关外任职，说是“入关一步便为乐国，出关一步便是*乡”。
熊廷弼被下狱后，辽东经略空缺。朝廷任命解经邦顶上，解经邦畏难推却，抵死力辞，遭到削籍处分。廷臣再推王在晋，王在晋也苦苦推辞，又怕步解经邦后尘，不得已才赴任。
了解这个背景，我们才能感受到，此时此刻主动请缨出关的官员，该有一种怎样的气魄和担当。
孙承宗这年已经60岁。如此高龄，仍自请前往文臣武将视为“死地”的关外，更显难能可贵。
天启皇帝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
上任伊始，孙承宗就向皇帝表明心迹：
今天下事无一不难，而兵事更难。自非负十分精敏之才，兼几分痴騃之性，决不肯妄承于身。所谓痴騃者，习闻忠君爱国之说，不徇人情，不听私属，投之贿必告于朝，遗之书必闻于众。
这是孙承宗的夫子自道，从42岁进入官场开始，他就很有主见，不结交权贵，也不培植私人势力，是污浊官场中一股难得的清流。为此，他也十分担心，离开帝都后，皇帝若听信谗言，自己在辽东的抱负将无法施展。
所以他希望，皇帝“以公忠忧国之心，励精敏有为之气”，事关军国大务，只有群策群力，一德一心，才能扭转辽东危局。
天启皇帝在给孙承宗的敕书中，呼应了孙承宗的诉求，说：“朕所倚赖，亦惟卿一人。”并把孙承宗比作当今的诸葛亮和裴度，评价相当高。随后，赐尚方宝剑，亲自为孙承宗送行。
▲天启皇帝朱由校画像3
孙承宗仅带了两三个幕僚，抵达山海关，大刀阔斧开始整顿千疮百孔的防务。
他整顿军队，淘汰了胆小无能的将校数百人，裁减了冗兵一万七千余名。同时，提拔了袁崇焕、马世龙、祖大寿、赵率教等勇敢善战的猛将。
他做事雷厉风行。一日，召集将吏，问道：“各位多次说巡视宁远，为何屡次延期？”众人回答：“请督师决定日期。”孙承宗说：“明日前往，如何？”众人惊愕不已。孙承宗又说，就这么定了。
次日出发，两天后就抵达宁远。
他决定把关外的防御中心设在宁远，命袁崇焕、满桂重新修筑宁远城。一年之后，城堞竣工，成为关外军事重镇。他又下令将西洋的红夷大炮运上城头。于是，宁远固若金汤。
他还实施“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策，招募流离失所的辽民为兵，重建了一支能攻善战的劲旅辽军。这支辽军，在后来的明与后金（清）之间十数年延绵的争战中，曾多次力挫八旗兵之雄锋，以明朝晚期一支最为精锐的军队而被载入史册。
而孙承宗最主要的功绩，是确定了从山海关到宁远到锦州的防御策略。这道防线，史称“关锦防线”。缔造关锦防线，成为明与后金（清）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线。直到年，李自成灭了明朝，这道防线都没被清兵攻破过。
任何时代，事在人为。明末辽东在与后金的争战中，遇到一个有为敢为的督师，局面就能得到很好的改观。从之前的熊廷弼，到现在的孙承宗，再到后来的袁崇焕，这三人是晚明所有辽东督师中最有作为的。
他们有很多共同点，都曾两度督师辽东。在第一次任职辽东后，都曾含冤去职。去职后，大好局面又被坏掉，朝廷只好再请他们出来收拾残局。起落之间，印证了这三人的能力，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辽东局势，是被自己人毁掉的。用后来的胜利者——大清皇帝乾隆的话说，明朝是“自毁长城”。
孙承宗用4年时间，实现了辽东局势的反转。后金不敢轻易进犯，努尔哈赤慑于孙承宗的威力，干脆舍弃新都城辽阳，北迁到了沈阳。
正当孙承宗准备发动进攻，进一步收复失地之际，朝廷内部却发生了变化。
魏忠贤把持朝*，以孙承宗督师辽东颇有成效，想拉拢他，于是派人犒劳守辽将士，赐孙承宗坐蟒、金币。孙承宗得知消息，立马上奏说，中使（太监）干涉兵*，自古有戒。
中使出关后，孙承宗只陪他喝茶，一句话都不说。魏忠贤因此很不爽。
加上孙承宗在东林*落难时，力挺东林*的做法，激起了阉*的疯狂报复。他们抓住孙承宗的部将马世龙的一次作战失利，大做文章，弹劾、诬陷孙承宗“丧师数万，关门且旦夕失守”。
天启皇帝违背了当初只倚赖孙承宗一人的承诺，连下诏书，命孙承宗回师听调。
孙承宗满腹忧愤，上疏请辞，解甲还乡。他在一首诗中，借岳飞当年的遭遇，隐喻自己的功亏一篑，不是溃败于敌人，而是溃败于朝廷上的诬陷：
入夜看荧惑，朝来朝议生。
谁将舌上剑，一割塞垣兵。
未抵黄龙府，先惊白马营。
岳家军尚在，胡骑漫雄行。
辞官回乡后，阉*仍不放过孙承宗，派缇骑日夜监视，想抓到他的把柄，给他治罪。孙承宗为官清白，阉*缇骑终无所获。
当时，各地督抚都在替魏忠贤修生祠，有人劝孙承宗在高阳也修一座，借此缓和与阉*的关系。但孙承宗说：“此好事，公等自为之。”他宁折不屈，决不向阉*低头。
4
崇祯即位后，用3个月解决了魏忠贤，幸存的东林*人重返庙堂。按理说，此前被阉*构陷蒙冤乡居的孙承宗，该重新起用了吧？
并没有。
史载，此时兵部尚书不是别人，正是之前在守辽战略上与孙承宗意见不合的王在晋。王在晋为泄私愤，阻挠了孙承宗的复出。
这就是明末*局的真实写照。一个*权溃烂到这种程度，无论谁当权，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救国救民，而是怎样公报私仇。无论谁在台上，首先起用的都是所谓的“自己人”，而不是能干事的人。
孙承宗纵有大才，能够力挽战局，对不起，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你继续在家待着吧。
阉*也好，东林*也好，真应了孙承宗那句话：亲附小人的一定是小人，但亲附君子的未必是君子。
历史不容假设。如果可以假设的话，我都能算出晚明有多少次逃出生天的机会，只是一次次都被自己人扼杀掉了。
直到崇祯二年（），十月。八旗劲旅绕道蒙古，打到了帝都门口，制造了震惊京城的己巳之变，朝廷这才想起了老将孙承宗。
孙承宗仅率二十七骑，星夜赶往通州，调度各路勤王兵马。到崇祯三年（）五月，接连收复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史称“永平大捷”，缓解了京城之危。
外患方歇，内争又起。
崇祯追究己巳之变的责任人，将袁崇焕下狱。孙承宗力劝，国家正是用人时，不能杀良将。没人听，袁崇焕遭凌迟时，京城狂欢。
孙承宗只能写诗说：“一缕疾肠看赐剑，几行血清洒征衣。”
等到人们读懂孙承宗的时候，为时已晚。
而他自己，也陷入了熊廷弼式的悲剧中。当年，熊廷弼与王化贞在辽东产生经抚矛盾，导致战败，一个下狱处死，一个举家自杀。而今，经抚矛盾在孙承宗与辽东巡抚丘禾嘉身上重演。
丘禾嘉是兵部尚书梁廷栋安插在辽东战场的心腹，不能服众，却又大放狂言，说“阁部（指孙承宗）老矣，辽事我只手可办”。由此，在辽东形成两套指挥系统：
一是孙承宗—马世龙—祖大寿等；
一是梁廷栋—丘禾嘉—吴襄等。
孙承宗上疏，强调这种局面乃兵家大忌。崇祯似乎对此没有反应，或者说，这正是皇帝希望看到的互为牵制的局面。
皇权的本质是*治平衡术，遇上崇祯这样猜忌心重的皇帝，他更会把文臣武将互相制衡的统治术用到极致。哪怕外战失败，他也在所不惜。在他眼中，朝堂上的窃权者比关外的异族更可怕，更值得防范。
结局已经写好。
崇祯四年（），后金兵围明军于大凌城，因孙承宗、丘禾嘉意见迟迟不能统一，延误战机，明军惨败。朝臣趁此机会，摇唇鼓舌，欲把早已完成京城解围的孙承宗撸下来。
69岁的孙承宗无奈，连上十七道疏，请求辞官。
这年年底，他终于告老还乡，彻底离开了日渐沉沦的辽东。对他来说，或许只能无限感慨：每因门户误封疆，总为筹边边未筹。
5
手提孤剑向边州，木叶萧萧又早秋。——这或许是孙承宗写下的最悲怆的两行诗。
在生命的最后七年里，他在高阳老家，门无宾朋，唯有一心读书，不废朝夕。
一个壮志未酬的英雄，暮年远离刀光剑影，却能远远听到家国沉沦的消息，这是怎样一种煎熬的心情。
他也许会在意念中无数次复盘帝国步步溃败的过程。
他认为，明朝在辽东之战中屡屡战败的关键，就在一个“怕”字：
初怕而开铁失，退而守辽阳；再怕而辽阳失，退而守广宁；三怕而广宁失，退而守山海。
他指出，帝国一些高官，“平时怕内贼，临敌怕外贼，只一怕便了一生”。
他的信条是，“能以怕死之心怕生，便是豪杰”。
他不相信这是天命，败就败在人事，败在*治，败在是非不分，败在争权夺利。只是这些反思，手握权柄之人听得到吗？听到了，听得进吗？
陈田《明诗纪事》评价孙承宗，说：“有此伟才，旋用旋罢，国欲不亡，不可得矣。”
赞扬孙承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魄力；贬斥明王朝自掘坟墓，宵小别无所长，只会翦除自己的英雄。
孙承宗肯定心有不甘，但他已经无能为力，只能把一腔热血与愤懑，付与文字。高阳城隍庙，有他题写的一副对联：
上联：问你生平所做何事，欺人懦，诈人财，坑人命，奸淫人妻女，占夺人田地。日积月累，是不是睁睁眼看，世上多少恶焰凶锋，曾饶过哪个？
下联：来我这里有冤必报，破尔家，荡尔产，追尔*，殄灭尔子孙，降发尔灾殃。*哭神号，怕不怕摸摸心头，从前百千机谋诡谲，还容你做么！
或许是希望那些败坏国事之徒，死后可以在此受审吧。
崇祯十一年（），清军分两路进攻明朝。在清军未到高阳之前，友人劝孙承宗到保定避难，孙承宗让他闭嘴。
孙承宗组织家人和高阳城百姓，对清军的围城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直到城中火药弹石皆尽。城破后，高阳城军民又与清军展开肉搏，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最终，76岁的孙承宗和他的18个儿子、侄子、孙子，全部在这场家乡保卫战中殒命，19个妇孺殉节而死。
有关孙承宗的死法，历史上说法不一。
《明史》记载，多尔衮派恭顺侯孔尚德劝降。孙承宗破口大骂，说快杀了我。清将说，从来没听说有杀阁老的剑。孙承宗遂从容地以弓弦自缢。
另一种说法是，清将抓住了孙承宗，先是勒索钱财，孙承宗斥责说：“没听说过天朝无钱的孙阁老吗？”清兵把他几岁的小孙子领到面前，逼迫他投降，孙承宗说：“你放开他，他要向我走，我就降，他要是朝着你们手上的刀走，我就死。”他的小孙子果然脚步蹒跚地走向了屠刀。清将恼羞成怒，将孙承宗五马分尸。
孙承宗殉国6年后，明朝灭亡，清朝定都北京。
孙承宗曾经的下属鹿善继说，孙承宗“功听人分，罪听人卸，以身殉国不见知而不悔”。一语说出了孙承宗处危局而不沉沦，在逆境中建功立业，卓尔不群的人格操守。
晚明史，让人痛恨，又忍不住想读。也许正是因为，有孙承宗这样不计个人得失、一心救国救民的英雄吧。
如此悲情的老英雄，谁人犹记？
后特朗普时代的经济变局主持人：严晓辉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全球大学南南大讲堂，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严晓辉。很荣幸今晚我们邀请到卢麒元老师做直播分享，卢老师是著名的财经作家，是财*部下属的香港华财集团的董事和总经理，也在多家知名的公司担任管理和顾问。卢老师潜心研究财*问题三十多年，有很多成果被作为*策建议，其中最著名的学说就是《广义财*论》和《广义税赋论》，也就是超级地租理论。卢老师将宏观的*治经济理论和微观的社会经济现象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读卢老师的文章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今天晚上卢老师分享的题目是《后特朗普时代的经济变局》。这个题目其实是两个星期以前定的，看到这个题目，大家或许会认为卢老师早就对美国的大选做了预判，当然到目前为止选举还没有结果，我们看到的乱局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知道在国内，有人盼望特朗普连任，也有人希望拜登赢。希望特朗普连任的，认为美国延续保守主义有利于中国发展自主创新；希望拜登赢的，觉得继续维持自由化的全球秩序有助于中国进一步推进全球化；也有乐见两个人打起来加剧美国的社会撕裂，认为可以为中国争取战略空间。只是预判归预判，大家在不同的立场和位置可以有不同的判断，但是卢老师在今晚的分享不是为了做一个预判，也不是给大家分析某些预判的依据和理由。而是过去的四年里，特朗普的施*以及全球经济*治格局的变化，已经导致美国出现了空前的财*危机，也导致美元在全球出现了巨大的信用危机。那这个危机带来的后果，无论是特朗普自己连任，还是拜登继任，都是已经在发生的事实，都将导致全球经济出现大的变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卢老师谈的“后特朗普时代”，其实和这次选举的关系并不大。因为危机已经发生，无论谁上台，都要去面临这些已经发生的后果。而作为全球化的主导国家，美国它自身的危机也就是全球的危机，中国作为参与全球化的一部分，不可避免的要卷入，也不得不去承受某些代价和压力。就这个层面来说，美国的财*危机、美元的信用危机，也是中国要面临的危机，也是人民币的危机，我们也不得不去思考和应对，做一些能做的事情。而且换一个角度，美国底层社会的遭遇和全世界底层是连在一起的，*治家们是神仙打架，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底下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说精英集团，为了追求和维护自身利益，带来的全球普遍的*治和财*失衡，这才是切实的影响民生和导致两极分化的主要源头。接下来我们就请卢老师进入今晚的讲座，和大家分享他对这些议题的研究和思考。欢迎卢老师！主讲：卢麒元谢谢晓辉，今天晚上的讲座算是一份礼物——送给健芝老师、晓辉博士和岭南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礼物。因为今年春节，我回到香港之后就生病了，还得隔离。岭南大学的老师和同学真好！煎了药，送来煮熟的饭，还有一些物资，让我度过了那个最困难的时候，非常感谢！无以回报，只能用这样一个讲座，尽量把这个讲座做的比较高的水准吧。今天讲这个后特朗普时代，实际上晓辉刚才说的是这个意思，我们是想借特朗普这件事和美国大选说一说美国的一个剧烈的变化，从而呢，也谈谈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今天晚上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聊一聊这件事情，第一个问题是美国问题的本质，第二个专题是如何定义特朗普时代，第三个题目是后特朗普时代的走向。最后呢，我们想讲讲中国发展的路径。一、美国问题的本质我们先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已经讨论过一段时间了，今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小范围的研讨会上，还在讨论对美国问题的认识。由于中美 的原因、科技战的原因，中美关系非常紧绷，所以中国的学者，或者是中国的专家，或者是中国的处理中美关系的相关人士，处在一种紧绷状态。所以对美国问题的看法可能有一些陷入进去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当事者的感觉，有的时候是有一种弱方的感觉，所以对美国问题的本质，可能把握的不一定那么到位。借今天这个讲座的这个时候，我们重新提出美国问题的本质，这也是特朗普出现或者是特朗普时代的根本性的原因。讨论美国问题呢，我们就离不开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美国的当代的经济学，最近我一直在看一本书，约瑟夫·斯蒂格利茨（UniversityProfessor）的这本书。它是台湾出版的，书名被改成了《改革宣言》，实际上它是对美国问题的一个思考，就是美国当代问题的思考，是回应不满世代的新资本主义，这是继法国皮凯蒂之后的第二个算比较系统和深刻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著作。为什么要谈当代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美国的经济学呢，就是下边的话可能稍微有一点大，但这可能是事实。就是我对美国当代的经济学家，包括斯蒂格利茨他们这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是非常失望的，对美国当代的经济学，我也是觉得非常失望的，因为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美国人的学术著作没有很好的解释美国的经济问题，当然也更没有很好的解决美国的*治问题，这里边有它的原因。可能有些朋友读过我写的《掠过弗莱堡》，其实美国的经济学的传承主体上是源于奥地利学派。就是在年到年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进行了百年论战，在二战期间和二战结束之后，德国的重要的经济学家就前往了美国，其中代表人物的基本上是奥地利学派。那么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对立的，我写《掠过弗莱堡》时，主要是介绍德国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是构成今天美国处境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源泉，就是在奥地利学派的这个视角里边，他们有两个地方可能出了问题，经济学在研究方面出现了方向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中国的意义非常重大。一个方向就是对道德的解释，奥地利学派始终在道德解释里边将“自由”放在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因于自由，而崇尚民主，它和德国历史学派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道德评说里边自由不是排第一位的，中国的道德里边讲的是人，我们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们讲人这一点和德国历史学派更相似。德国历史学派承袭的是基督教新教伦理，也部分的吸纳了马克思的学说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派。这在道德解说上差异在哪里呢？如果站在德国历史学派的角度来思考的话，那么它会考虑在自由和民主，与国家主体性和人民主体性之间寻求平衡。这里要提到德国历史学派的最后一个掌门人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WilhelmErhard），后来是联邦德国或者西德的第二任总理。他是西德建立的时候的第一任的内*部部长兼财*部部长，也是德国犹太人没有逃跑掉的很少的几个人，而且安全的生活到了联邦德国的建立。联邦德国没有接纳美国人关于西德经济的建议，特别是在制度上的建议，所以西德建立的叫社会市场经济，这就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思考。美国走的路径和德国是不一样的，他们接受了奥地利学派的一些思想，不管是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他们是走的这样的一条路径，这条路径本身带有历史性的缺憾或者是结构性的缺憾，它导致了美国经济自然的出现今天的状况。自然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两个方向性的问题，第一个是道德解释上面，是将自由放在道德论里边的第一的位置，这是不恰当的；第二个问题是对新经济的解释，我感到非常震惊，就是美国当代经济学家对经济的理解，特别是对新经济的理解是不到位的。这个我也不觉得奇怪，因为当代的经济学家包括中国的经济学家，确实缺少历史纵深，也缺少哲学高度。我把美国问题的本质概括为两个字——兼并，说起兼并来呢，中国的学者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中国的农业文明的历史就是一个土地兼并——均田兼并、兼并均田反复轮回的一个历史性过程。如果把它做经济学解释，那么在农业社会时代，土地是主要的资本载体，土地兼并是社会向这个社会的利益或者是利得相对集中的一个进程，甚至是一个自然进程。进入工业社会资本的载体不再是土地了，而是产权，是工商业的产权，是工商资本或者叫产业资本，它还是有均田向兼并转移，只不过这个兼并换了个新的名词叫——垄断。这个垄断起来有的时候也很厉害，所以列宁将帝国主义定义为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定义为帝国主义。新经济的特征是什么？通常我们把年定义为区块链元年，我们认为年之后，人类社会进入到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时代资本的载体不再是土地，不再是砖头，不再是工商业产权，而是data，是数据，数据资本。依旧会出现兼并，这是美国经济问题的非常重要的特征和本质，如果你观察美国的上市公司名列前十的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facebook，全部都是跟数字经济有关的。如果你还不理解在数字资本兼并的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蚂蚁金服，蚂蚁上市，它是数字资本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为什么要停掉它呢？因为它确实是处在飞速的兼并的过程中，就是在另外一个空间，如果我们把数据、数字空间理解为房地产的话，他们在跑马圈地，在迅速形成垄断和兼并，而且在兼并的过程形成了非常恐怖的甚至是超级的利润！一会儿我会再详谈一下子蚂蚁金服的事情，它既有正面的意义，在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包括土地兼并都有正面意义。如果不土地兼并，土地的运营效率就没有那么高，集中有集中的好处，特别是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移的时候，大规模土地兼并形成庞大资本，有利于开工厂有利于进行工业化或者是创造工业化的进程。它的坏处就是自耕农消失了，变成了佃农甚至变成农奴。我们都看到了在工业社会大规模垄断和兼并的问题，我们都看到了对数字经济时代新的问题，当代的经济学家可能对这个事情不敏感，还没有做出系统性的解释。所以我们在开始的这个课之前呢，聊一点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我对当代的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是不满意的，当然对我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呢，我们也是需要提出一些意见。就是两个方面我们可能要警觉，第一个是经济学对道德的解释——自由或者是基于自由的那种格式化的民主不是第一道德！它缺少了对人类各阶层整体的无缘大慈，是不需要缘分的，同体大悲就是一致化了，我们缺少对人类整体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