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研究部原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国新网监审。
段子
文/夏珺
“段子”，本来是曲艺界的行话，指相声、快板、快书什么的，也称“活”。不知从何时起，“段子”成了人们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语，指笑话、顺口溜等好玩的话，朋友聚会，茶余饭后，总爱讲点“段子”。
文革时期，人人自危，*治空气简直令人窒息。但即使那样，“段子”也在野草般悄然生长着。文革初期就曾流传过“侯宝林挨批斗”的段子。红卫兵批斗侯宝林，要给他戴高帽，侯先生说“我自己带着呢”，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小高帽。红卫兵说不行，太小，侯先生把高帽一抻，帽子变长了，“我这个带弹簧的。”红卫兵让侯先生跪下，侯说“下跪是四旧，我趴下得了！”弄得红卫兵们哭笑不得。这个段子显然是有心人虚构的，让人们的紧张的神经在当时的高压气氛下暂且放松一下。
那时的文艺生活贫乏，除了八个样板戏，电影就是“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外国电影更少，而且也只是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以及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少数几个友好国家的。当时流传一套嗑：“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概括得相当精辟。
有一类段子其实就是民谣，是老百姓创作并口口相传的，往往是民意的反映。如文革后期的“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就属于这一类，反映了底层老百姓的诉求和对当时现实的不满、对改变现状的期盼。后来的“四五运动”，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批判四人帮的歌谣，从天安门广场传遍了全国各地，将这种民谣推向了一个历史高峰。
段子是生活的反映。文革中期有一个顺口溜，反映了姑娘的择偶标准：“一有势，二有权，听诊器，方向盘。”可见除了当官的，医生、司机也有职业之便，也是姑娘们的首选对象。还有一个，通过不同的人抽不同的烟，反映了等级和收入差距：“省中华，市牡丹，一般干部两毛三（葡萄牌），小徒工，一毛四（握手牌），老太太专抽蝴蝶烟。”也有糟蹋农民的：“老农进城，啥也不懂，手里拿麻袋，腰里扎麻绳，喝个汽水，不会退瓶，看场电影，不知啥名。”
再有一类段子，纯粹是“笑话”。姑举一例：某麻脸小伙，找对象困难。忽一日，在公共汽车上，有一漂亮姑娘总盯着他看。小伙兴奋不已，便尾随姑娘下车搭讪。姑娘约他星期天公园门口见面。到了星期天，小伙子穿戴整齐赴约。不料姑娘带着20多个幼儿园的孩子来了，指着他的脸，对孩子们说：“这位叔叔脸上的麻子好看吗？”小朋友们齐声回答：“不好看。”姑娘说：“你们如果不种牛痘，长大了就会跟这位叔叔一样。”
孔夫子论诗歌的社会功能时，有“兴观群怨”之说。其实，段子就是民间文学的一种，“兴观群怨”的功能极其明显。如清代编成的《笑林广记》，就是一部段子大全，当时的社会风土、世态人情尽收其中。如果再往前“挖”，《诗经》里的许多作品，如《硕鼠》、《伐檀》也可以算做段子，是最古老的原生态的民间段子，只不过经过了文化人的加工整理罢了。
可见，段子古已有之，但于今为盛。互联网时代，随着新兴媒体的勃兴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段子简直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作料”了。早晨打开手机，天天都有段子，朋友之间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