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抄本、“夜间人”、“厨房争论”，以及嘲讽领导干部特权、嘲讽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嘲讽苏共纲领与实践脱节的*治笑话悄然流行，表达着群众的不满情绪与希望变革的愿望。
年，被苏联*治家和学者称为苏共失去对形势的控制，走向不归之路悲剧的转折点：这一年春天举行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竞争性差额选举，在选举中，苏共的对手——民主派，进入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苏联人代会，从此以后，就像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腹中，苏联*治无宁日，最终，苏共失去*权。
苏共缘何要进行竞争性差额选举？这要从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说起。
年戈氏上台，年春提出了根本改革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针，但是，*内、国家各部委高层领导反对和阻挠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群众对经济改革不见成效强烈不满，要求加快改革的步伐。在这样的背景下，年夏召开了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通过了进行*治体制改革的方案，最主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实行竞争性差额选举产生苏联人大代表。
戈氏的如意算盘是，通过竞选，给在野的改革派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机会，借以打破利益集团，扩大改革阵营的力量，推动经济改革。
年春以前，苏联人代会实行实际上的等额选举制。通过竞选产生国家*权机关代表，在苏联虽然是头一遭，但是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上却不是新鲜事儿。人们不禁要问，那个在推翻罗曼诺夫封建王朝中立下功勋，领导苏联成为世界第二超级大国的强大的苏共，为什么没有经得住竞争性差额选举这一考验？
1群众不满：埋下接受民主派的种子年进行的竞争苏联人民代表的运动，在苏联形成了*治资源再分配的疾风暴雨。然而，这不是一场突然降临的疾风暴雨，改革以前已经出现了酝酿着*治暴风雨的乌云——苏联各个社会阶层对苏共以及苏联集权体制弊端的不满在逐渐积累。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国家日益强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苏共领导的合法性没有发生大的问题。但是自年代以来，在这一主流之下，不满情绪的潜流开始在各个社会阶层蔓延。
虽然绝大多数居民基本生活有稳定的保障，但是由于自赫鲁晓夫时期以后苏联实行与美国争霸世界战略，竭力争取军费数量优势：在俄罗斯人均国民收入不抵西方发达国家一半的情况下，人均军费开支却是美、英、德、澳等国的1.3至10倍左右。
由于国家把12.6%的国民收入用于军费开支，阻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当数量居民的收入和居住水平一般，对生活状况并不满意。
统计数据表明，一半以上的工人对生活很不满意、不满意、不完全满意；科学工作者和各方面技术专家中对自己整个生活不完全满意和不满意的占2/3以上。中国学者指出：“在苏共执*70多年间，苏联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苏共……逐渐失去民心。”
早在年代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不久，俄共中央就指出*内出现了由于领导职务不同物质待遇悬殊“无节制”以及贪腐蔓延的现象。
斯大林时期腐败现象得到遏制，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总书记公开说“靠工资谁也生活不了”，领导干部腐败成风，特权膨胀，形成高踞于人民之上的特权阶层。中国学者指出，由于苏共“领导集团……享受特权和贪污腐化，使苏共和苏联*府日益脱离人民群众”，“导致*的威信下降”。
斯大林时期，提出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赫鲁晓夫年提出苏联开始“全面建设共产主义”，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把美国远远抛在后面”；年代末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后来宣布“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合乎规律的阶段”……
斯大林后30多年过去了，每一代苏共领导人允诺实现共产主义的口号声依然洪亮，而共产主义在苏联却仍然遥遥无期。
苏共纲领与实际相脱节，民众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发生动摇。在一些地方，工人们以罢工的形式表达对物质待遇差的不满。在部分群众中，手抄本、“夜间人”（白天说官话，晚上闭门说真话）、“厨房争论”（关起家门抨击时*），以及嘲讽领导干部特权、嘲讽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嘲讽苏共纲领与实践脱节的*治笑话悄然流行，表达着群众的不满情绪与希望变革的愿望。
苏联时期持不同*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总结了年代要求变革的社会情绪：“不能再像现在这样生活和工作下去的感觉已经十分普遍，它不仅在知识分子中间，就是在工人阶级和职员的相当一部分群众中间，甚至在农民中间，也很广泛。”
2无限制“公开性民主化”的后果改革以前，虽然群众对苏共领导存在不满情绪和改革的愿望，但是由于没有公开传播不满尤其是没有传播批判苏共意见的公开渠道，群众的不满和改革期望主要是模糊和情绪性的。但是，年苏共27大开始实施公开性、民主化方针，尤其年1月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年1月提出“我们主张毫无保留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之后，情形发生逆转。
年实施民主化、公开性方针以后，苏联社会呼吸到前所未有的宽松的新鲜空气，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开始组织“非正式（未在官方注册）小组”、争论俱乐部，出版“非正式出版物”，同时，地下流传的手抄本也走出地下。
年1月全会以后至年秋，建立非正式组织的进程在苏联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加快。当时，自发成立的俱乐部和小组已多达数百个。小组一般人数不多，由3~5人组成，主要目的是进行自由交往并“提出发展社会主动性精神的草案”。
在非正式组织的争论中，民主派知识分子进行了最初的理论准备。当时最具影响的俱乐部是年2月在列宁格勒成立的名为“改革”的跨职业交往俱乐部。这个小组的倡议者有年轻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包括后来成为副总理的И.Б.丘拜斯、成为总理的Е.Т.盖达尔等。
俱乐部活动的方向，是对和平解决社会冲突的有效方案进行选择等。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改革”俱乐部的活动得到了广泛的共鸣。因此，年8月由“改革”俱乐部倡议，举行了非正式组织的第一次会见﹣对话。
在这次会见和对话中，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开始联合行动：主要由社会学家、哲学家和记者组成、在官方正式注册的组织“社会主动性俱乐部”也参与了这次会见的组织工作。
8月会晤提出了广泛联合非正式组织进行活动的倡议，发表了要求进行自由选举、取消书刊检查、发展市场关系的声明。参加这次会晤的组织并非清一色持民主派立场，因此，会晤还通过了组织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俱乐部的倡议，并在8月下旬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俱乐部联合会”。
在这次会晤后，“改革”俱乐部成为莫斯科非正式运动代表见面的一个中心。
年秋以前，非正式组织运动有三个特点：第一，运动的主要成员局限于知识分子圈子，基本活动方式是理论争论，对社会的影响面有限；第二，没有形成完整的*治纲领，主要属于意见多元化范围；第三，组织数量少，没有群众的支持（工人运动处于萌芽状态，不支持与知识分子小组联系）。
年秋，是非正式组织性质、活动方式和社会影响的分水岭。围绕着筹备十月革命70周年庆典，在如何评价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以及如何评价当前改革的问题上，在俄罗斯大城市的非正式组织成员内部发生了分歧。
自由价值的拥护者与社会主义选择者之间，原来潜在的分歧发展为公开的冲突，并导致组织分裂。此后，具有激进倾向的小组更为积极地开展了活动。年11~12月，这些小组举行了数次未经批准的“捍卫*治犯”及“捍卫在苏联言论自由”的行动，非正式组织活动开始*治化。
年底以后，非正式组织与媒体开始联合活动，其社会影响亦溢出了知识分子范围。
这年11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讲话中，称斯大林及其亲信对*和人民所犯的过错是巨大和不可原谅的。总书记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庆典4个月以后苏共中央全会成立的为年代末镇压牺牲者平反委员会，拉开了苏联官方“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序幕。
庆典以后，不仅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建筑师联盟、电影工作者联盟等）进一步联合行动，而且新闻媒体，如《火星》杂志、《文学报》等，也积极参与了非斯大林化运动。
上述组织和媒体以创始人资格，参加了历史﹣教育者“纪念”协会。该协会的任务，是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进行彻底平反，建立斯大林主义受害者纪念碑。
在“恢复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下，一些人在大众传媒上展开了对过去的“非神话化”运动。这时，社会舆论开始“燥热”。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Р.Г.皮霍亚说：“小说、文章和回忆录中披露了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事实，替代了苏联社会职业性的历史编纂。与此同时，关于斯大林的镇压，关于对不同思想的迫害的事实雪崩般喷薄而出。”
在非斯大林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组织活动的范围和影响迅速扩大。
3苏联民众开始*治自决与等额选举不同，竞争性差额选举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候选人，在年改革以后民主派提出与官方不同纲领主张的情况下，实际上是选择不同的*治方针。
需要提及的是，早在进行竞选之前，已经开启了这一进程。主要是发生了两个事件。年3月13日，列宁格勒工艺学院教师Н.А.安德列耶娃发表来信《我不能放弃原则》，要求肯定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上的作用，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一批知识分子激烈地批判安德列耶娃是“改革的敌人”、“斯大林分子”、“保守派”……反对安德列耶娃的知识分子不仅揭露斯大林主义，而且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批评为乌托邦和有缺陷的学说。
在年秋冬还发生了“叶利钦事件”。这年10月21日，苏共中央例行全会讨论与庆祝十月革命和当前任务有关的问题。在这次全会上，苏共中央*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发言，批评改革进展缓慢，批评苏联70年没有议会制，影射戈尔巴乔夫搞个人崇拜，最后他请求退出*治局，说他已经递交了辞呈。
会上大多数中央委员批判了叶利钦的发言。半个月后，苏共莫斯科市委会开会，解除了叶利钦的职务。《真理报》以两整版篇幅摘登了莫斯科市委会批判叶利钦的发言。
但是，正因为叶利钦敢于批判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改革方针，并提出激进改革方案，一部分知识分子发动了保卫叶利钦的运动。
12月12日大学生和教师举行了争论，在争论中要求公布叶利钦事件和在新闻媒体上公布叶利钦讲话的速记记录。在叶利钦工作过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俄罗斯其他一系列的城市，都举行了类似的集会。这些集会提高了叶利钦在群众中的知名度和威望，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塑造叶利钦的形象。
例如，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叶利钦讲话的几个版本，其中有一个版本是叶利钦反对苏共中央第二书记利加乔夫保守路线的，叶利钦被塑造成了反对保守派斗士的形象；还有一个版本是叶利钦反对领导干部特权的，他又被塑造成为反对干部特权斗士的形象。这些讲话的流行，使叶利钦的知名度和威望飙升，迅速成为最受群众欢迎的*治家。
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А.С.巴尔辛科夫认为，“叶利钦事件”和Н.А.安德列耶娃的讨论，促进了苏联社会*治自决的进程。
在叶利钦事件之前的长时期，人们习惯于根据苏共的领导方针行事；10月事件以前，人们信任苏共的改革方针可以改善社会主义，而叶利钦事件出现以后，苏共高层在改革方针问题上的分歧暴露出来，一方面，更多的人开始对苏共高层领导和改革方针持谨慎支持的态度；另一方面，那些认为应该走激进化改革道路的人更确信自己的感觉。
由于叶利钦成为最受欢迎的*治家，爱屋及乌，他主张的激进改革路线在群众中开始有好感。后来叶利钦当选苏联人民代表的基础，就是在这个时候奠定的。
到年春以后，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动活动更具组织性：一些非正式组织宣布成立了跨俱乐部的*团，*团中包括持激进立场的“纪念”、“民主改革”、“改革-88”以及“人民和谐”小组。
跨俱乐部*团的领袖，是后来成为俄罗斯副总理的И.Б.丘拜斯等。经他们倡议，筹备了提交第19次代表会议、推动*治改革的社会委托书，推动社会掀起了一个小小的*治高潮。
改革以前，苏联普通群众虽然对高度集权体制的弊端存在种种不满，年以后对改革停滞不满，但是认可苏共的领导，拥护苏共主流派社会主义改革基本是社会的主流情绪。
实施公开性、民主化方针以后，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创办刊物，组织讨论会，发表文章，传递群众的不满，这种不满迅速相互影响，强化、升级。研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专家А.С.巴尔辛科夫这样评价道：“苏联知识分子做了在自己的基本群众中放弃社会主义原则的准备。”
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尼·维尔特在其多次再版的著作《苏维埃国家历史》中指出，“公开性把对现存秩序的不满提高到新的水平”。群众对现存秩序的不满强化与升级，奠定了其在竞选中情绪激进化——厌倦、厌恶苏共，憧憬激进改革，从而使民主派当选的社会基础。而安德列耶娃事件和叶利钦事件开启的群众*治自决的进程，不啻为竞选进行了演练。
年3月，苏联正式开展苏维埃代表竞选活动。竞争性差额选举与等额选举完全不同，是将部分*治资源分配的权力下放给群众，因此，它向苏共发出了挑战：由于参选候选人*治成分多元化，出现了与苏共面对面的竞争对手；由于所有候选人必须平等地竞争，接受淘汰选拔机制的筛选，苏共第一次面对着在竞选中落选，失去*权机关席位的风险，同时，史无前例地给予平民和在野的*治派别通过竞争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机会。
4竞选：从不满到NO的*治选择年初，苏联开始部署人民代表的竞选。首先是提名候选人。苏联的苏维埃代表一直是等额选举，因此差额选举使群众迸发出前所未有的高涨*治热情，群众提出的候选人往往超过候选人名额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对于普通群众和在野派来说，虽然差额选举给了他们上升的机会，但是需要通过与其他候选人竞争使上升的机会变为现实。因此，谁想在竞争中取胜，谁就要认真地宣传、鼓动，与竞争对手争夺群众。
在野的激进民主力量深知竞争对手苏共之强大和*治机会价值之深远，对竞选进行了极为认真、周密的准备。竞选演说是使来自各个单位的、并不认识候选人的选民了解竞选代表从而争取选票的最好渠道，一般情况下，激进派人士周围都自动聚集起强大的竞选班子，对竞选演说进行了精心的设计。
他们分析民众的心理，挑选民众最关心、也是对苏共领导70年来最不满意的问题，制定竞选纲领，阐述改革的主张。譬如，叶利钦针对群众普遍对苏共特权严重不满，打出了“反对苏共特权，实现社会公正”的旗号；列宁格勒大学法学教授，后来的列宁格勒市长阿·亚·索布恰克，针对群众严重不满斯大林破坏法制，提出建立“法制国家”的口号。
此外，叶利钦和其他许多民主派候选人针对群众严重不满改革进展缓慢，希望迅速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提出进行激进经济改革，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纲领。
民主派也非常注意竞选技巧，例如，索布恰克的竞选演说排在当天的最后，轮到他发言时，已近深夜，听众疲惫不堪。索布恰克没有读现成的讲稿，而是借用了马丁·路德·金年在“工作与自由游行”运动中面对25万多名抗议者，以“我有一个梦想”开始演讲的句式，针对群众最不满的两个问题——领导干部特权和违反法制，充满激情地表达了自己的主张，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听众，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从而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最终成功当选。
不幸的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主流力量的领导人错误估计了竞选的形势，既没有意识到启动公开性以后自身合法性资源在急剧衰减，也没有充分估计民主派候选人的巨大能量，更没有重视自年以来在地方苏维埃进行差额选举尝试以及年在各地区、市、民族区、州、边疆区*组织进行竞选时苏共领导指挥失灵——“领导干部”候选人大多落选的明显趋向，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通过差额竞选吸纳社会上支持改革的力量进入*权机关，可以遏制高层领导中的传统力量；同时，为了塑造*在竞选中的民主形象，采取了放任的竞选措施，继续推动了在“公开性”、“民主化”方针下对国内新闻和出版已大大放宽的控制进程，直至有些电视台也开辟了专门的栏目，用来进行竞选辩论。
由此，不仅“一场为争夺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为争夺电视节目播送时间进行的斗争，显得特别的残酷”，甚至还出现了传媒失控的情况。
时任*府总理雷日科夫说：“中央的报纸是在反对中央。”苏共中央*治局候补委员尤·索洛维约夫说：“不仅某些大众传播媒介，甚至连《真理报》、《消息报》都对*的领导人给予打击。”
同时，苏共为了与以前在选举中由上级领导包揽一切的做法划清界限，对*的地区和基层组织参与竞选活动采取了放手的态度。当时的苏共中央组织部长格·拉祖莫夫斯基曾多次亲自向州委、边疆区委电话下达不要干预的指示。
竞选开始以后，苏共地区和基层缺乏统一的步调，有些*组织盲目自大，工作懈怠，有些*组织胆怯萎缩，躲避竞选。总之，苏共多数地区基层组织仍然停留在等额选举的*治“惯性”中，基本上没有进入*治竞争的状态。
实际上，年春苏共并没有准备好竞选，民主派大张旗鼓地抨击苏共的错误，而苏共对此却没有积极应对。群众的情绪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对苏共不满和失望的情绪，演化为“厌倦”和“厌恶”苏共；同时，老百姓对许诺可以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激进民主派人士开始信任和崇拜，憧憬、期望着激进改革给予缓慢推进的经济改革以“有效的补偿”。
在苏联大中城市的竞选中，群众这两种情绪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形成了只要候选人是当权者和*员就投“NO”，而批评、指责、讽刺苏共和当权者的候选人就投“YES”的引人注目的场面。
对此，苏联和西方的*治家在回忆录中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提及：当时的*治局委员扎伊科夫回忆道，“谁只要表示支持*的立场，立即就会输掉”选举。美国驻苏联大使小马特洛克则在回忆录中说：“凡是共产*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位英雄。”
戈尔巴乔夫总统办公厅主任瓦·博尔金也在回忆录中说，竞选者中谁“对当权者的批评愈多，讽刺指责愈激烈，成功的保障就愈大”；谁许诺提高生活水平，人们就拥护谁。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皮霍亚说：“一些过去不知名的人进入了代表的行列，他们之所以能够当选，就是因为他们与*的机关相抗衡。”
群众的情绪预示了选举的结果。通过竞选，80%的新人进入国家*权最高机关，苏共反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后来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后来的莫斯科市长、经济学家加·波波夫，后来的列宁格勒市长阿·索布恰克，勃列日涅夫时期著名持不同*见者物理学家安·萨哈罗夫，历史学家罗·麦德维杰夫，还有众多反*府*策宣言与出版物主要起草人历史学家谢·斯坦凯维奇，街头游行示威和公众活动组织者物理学家阿·穆拉谢夫等，被群众拥戴选进了苏联人代会。
与此同时，国家14个军区司令员、25个重要地区的一批高中级*和国家领导干部被请出人代会，其中包括苏共中央*治局候补委员、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尤·索洛维约夫、列宁格勒市委书记阿·格拉西莫夫以及莫斯科市、基辅市市长、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乌克兰5个州委第一书记及全国1/3小型城市的市长都落选；有的地区*、*、军领导人在选举中“全军”覆没，其中包括苏联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行*系统和军区共7名领导人全部落选。
当然，当选者中苏共*员和候补*员仍然占绝大多数——占当选代表的87%，戈尔巴乔夫据此认为苏共取得了竞选的胜利。
但是多数*治局委员，包括时任*府总理的雷日科夫却做出了相反的解读：他说，许多共产*员之所以当选，是由于“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强调自己是共产*员”，表面上，30个重要地区的*的领导人落选，“实际上落选的是整个苏共”。
5苏共竞选不力的背后后来苏联历史的发展证明，以雷日科夫为代表的多数*治局委员的判断是正确的——苏共输掉了竞选。
一个强大的苏共，为什么会输掉对保持执*地位具有关键意义的竞选？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见仁见智。我们指出重要的几点：
第一，现实原因。如果我们回溯竞选的进程首先看到，无限制公开性和民主化*策是推动苏共竞选失败多米诺骨牌中的头牌。因为如果没有实行公开性、民主化的改革方针，就不会有地下出版物公开传播，知识分子小组、俱乐部迅速出现；如果没有将公开性、民主化开放到无限制的程度，没有提出填补一切历史空白点的口号，就不会出现挖掘历史问题、涂黑苏联历史的运动，群众对苏共的不满不会那样迅速地传递、相互影响、强化和升级。
从这样的逻辑分析问题，戈氏提出无限度公开性和民主化，不啻是点燃苏共竞选失败的导火索，而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动，成为群众对苏共和社会主义不满迅速升级的助推器。
第二，历史原因。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对立的双方互相依存，共同推动事物前进。因此，在探讨无限制公开性民主化对苏共合法性损害的同时，不得不聚焦于矛盾的另一面：如果长达70年苏共历史的信息披露是透明的，历史中不存在被遮掩的空白点，决策是民主的，还有必要特别出台公开性、民主化*策吗？有必要出台填补历史空白点方针吗？
如果苏联70年来始终把改善民生置于首位，群众生活水平高于西方国家；如果年代以后苏联知识分子的工资水平没有从国民经济10几个部门的前几名下降到倒数前三名，如果除国家调控的社会上升渠道以外，还有其他可供选择的社会上升渠道，知识分子的才能和积极性没有被压抑；如果苏共领导干部始终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搞腐败，形成特权阶层；如果苏共执*者始终遵守宪法，没有破坏法制；如果苏联真正践行马克思关于一切公职人员通过选举产生的巴黎公社原则……知识分子为什么要站到民主派立场？民主派知识分子以什么去鼓动群众？凭什么去博得民心？
马克思主义认为，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群众并非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无意识地任民主派蛊惑，而是有着自己的利益判断。
从这一视角考察问题，苏共竞选失败的深层原因，在于斯大林体制的弊端未及时纠正，已经损害了群众的利益，伤害了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对苏共的信任。
在苏联群众心目中，*和当权者离自己已渐行渐远，因此，知识分子才会选择民主派立场，群众才听得进去民主派的宣传鼓动，并在选举时做出对当权者和*员就投“NO”，而对批评、指责、讽刺苏共和当权者的人就投“YES”这种令人唏嘘的抉择。
第三，苏共选举策略失误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竞选之后，苏共领导人也分析了苏共选举失利的原因。苏共中央选举委员会书记Ю.И.雷若夫分析了竞选策略的失误，在回答“一系列*的委员会的书记落选”原因的记者采访时指出：
“不能不看到，*的选举委员会仍然袭用老的办法，没有同人们进行足够的活的对话，没有总是周密思考进行鼓动宣传的那些地方，*的书记落选了。终究，选举的主要教训是对于*的工作者，应该为自己的事业宣传鼓动。”
雷若夫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如果苏共采取积极的竞选策略，为自己的事业进行充分的宣传鼓动，与群众进行充分的活的对话，也许不会输掉竞选，至少不会输得那样惨。问题在于，*的领导干部为何没有进行有效的竞选运动？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Р.Г.皮霍亚认为，是苏共没有思想。他说：“苏联共产*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竞选运动。尽管它拥有人数众多的职业机构，可以深入任何一个居民点、每一个工业、教学、行*机构，掌握着*的报刊、资金……但是没有思想。”
戈尔巴乔夫则从另一个视角进行了分析。他说，在年秋苏联宪法修改法案公布后，遭到各方面激烈批评，需要*的官员回应社会批评的时候，“充分表现了*的官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软弱无力，与群众交谈、同反对派争论的无能。在激情汹涌的广场上，*的市委会、区委会的工作者根本不敢露面。他们是在另一种氛围中成长，在‘保温箱’中培养起来的，遇到任何公众辩论和公开的*治冲突他们都害怕得惊慌失措、心惊胆战”。
戈尔巴乔夫所说的“保温箱”，源自年苏联宪法保障共产*执*地位的第六条条款。这一条款，以国家最高法形式保障了苏共的执*地位，赋予苏共运用一切专*手段击溃*权反对派的权力。
由于有宪法保障苏共执*地位，苏联人代会长期实行等额选举，候选人由上级授意，苏共*员干部不需要竞争，没有落选的风险，加之实行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使领导干部只需要对上级负责，可以漠视群众的情绪。
这一宪法条款给了领导干部恒温、恒湿、洁净的*治环境，保护了领导干部顺利成长，但是，也使苏共干部成为“保温箱”中娇贵的花朵，能力退化：由于缺乏*治挑战的磨练，因而缺乏应对的能力，一遇公众辩论和公开的*治冲突风暴袭来，他们便“害怕得惊慌失措、心惊胆战”，本能地躲避和不知所措。
从这一意义上说，苏联宪法保障条款之于苏共，似乎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它保障了苏共的执*地位，但是也悄然地弱化着苏共肌体的强健，损害着苏共的执*地位！其结果，使一个在反对封建专制血与火中诞生的强大的苏共，在和平的竞选中输给群众。
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根据国情选择发展道路，以宪法保障国家基本制度，保障国家核心利益，在国际*治中是正常的和必要的。问题在于，执**不能因此而高枕无忧！只有居安思危，才能有时时把人民利益置于首位，接受群众的监督，与群众进行对话，坚持不懈地进行执**的建设，进行稳健、持续改革的动力，从而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可能如孟子所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本文来自中道网，原题为《苏共为何输掉竞争性差额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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