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官员批评上级*府财*决策失误，说了四十五分钟，很坦率。
采访完我问他：“您这个性怎么生存？”
他说：“官僚系统是一个复合系统，只有一种人就玩不下去了。”
“那你靠什么直言不讳还能让人接受？”
他说：“准确。”
我想起问过Ann，如果你认为安娜的方式并不是最好的方式，那什么是？Ann说：“Doingtherightthingisthebestdefence.”——准确是最好的防御。
”年，我在福建农村采访拆迁。围拢的农民越来越多，人多嘴杂听不太清，我索性站起身问：“你们当时同意这个拆迁方案吗？”“不同意！”居首一位农民说。接着大家纷纷喊起来：“不同意！不同意！”我说：“不同意的人请举一下手。”呼啦啦全部的人都把手举起来，老人家的手攥成了拳头，喊：“我！我！”我觉得这个镜头很有张力，也足够说明问题。晚上工作完，摄像李季在饭桌上提醒我，采访最好不要用这个方式，可以约几个人坐下来问，比较从容地陈述，拿出证据。人们围拢的时候，表达的很可能只是一种情绪。我没说话，不完全听得进去——农民利益受损这么大，上访无果，碰到媒体都不能表达一下吗？再说了，有情绪也是现实。几个月后，在福建采访一家药业的负责人，两位工人因为抢修排污管死亡，舆论怀疑死亡与遮掩污染有关，环保局承认受到压力无法调查此事，我们没有侦查取证的权力，疑问再多，对方都可以否认，“没有”、“不存在”。像我第一次做对抗性采访时一样窘。我想起有次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节目“60分钟”，记者莱斯利采访前任副总统戈尔，莱斯利问他：“你还会复出竞选总统么？”戈尔一直打哈哈绕圈子，八分钟，眼看这采访要失败了。忽然她问：“戈尔先生，您还会留胡子吗？”戈尔愣了一下，继续支吾。她一笑，收住了，全片结束——那一笑就是“看，*客”。我大概模仿了这个采访。我们坐在厂子的办公室里，刺鼻的二氧化硫味道，摄像师拿领子掩着鼻子，我问这位老总：“工厂的排污是达标的吗？”“是。”“有没有非法排污？”“没有。”“那我们在这儿闻到的强烈味道是什么？”“我没有闻到什么味道。”“您是说您闻不到？”我靠着椅背，歪着头，挑了一下眉毛。他的脸抽了一下：“我的鼻子，嗯，没有您那样灵敏。”我笑了一下，节目结束。事后大家都对这个结尾印象深刻，说真锐利。我有点得意。庄主任审这个片子，看完对我说了一句话：“要疑问，不要质问。”这点讽刺之意都不能流露吗？我问他：“可是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呢？”“记者提供的是事实，不是情绪。”他说的跟李季一样。一出门，在南院碰上陈虻，没躲得及。平日我脸上只要有任何异样，他都会批评我——你要是看上去挺高兴，他就会找你谈谈，觉得你“最近肯定没思考”。但要是不高兴，你试试？“怎么啦？”果然。我刚说了个头儿。他就评论：“你的问题是你总是太投入了，热爱就会夸张，感情就会变形，就没办法真实地认识事物了。”“都像你那样……”我带着情绪冲口而出。“像我怎么样？”“像你那样老于世故。”“你如果对这儿不满意，你可以去CNN，或者你当自由撰稿人。”他火了，“你要在这儿就得……”我打断他：“像你这样无动于衷？”又谈崩了。每次跟陈虻吵完，倒都是他给我打电话，不安慰我，也不生气，只是继续跟我讲。“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说，“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思考是大脑幽暗无名之处的一盏明灯，它能照亮未知，指引灵*的方向。“新闻调查”的同事小庄有句话：“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张洁给了我选题的权力，有些题目他想让我采访，但我选择不做，认为有些采访对象臭名昭著，想离他们远点儿。《凤凰周刊》主编师永刚是我的朋友，说起这事含蓄地提醒我：“新闻记者有责任去记录持任何一种观点的人，评判是观看者自己的事。”我转着手里杯子笑而不语，心想，各有各趣味。那几年我做节目的趣味是猛题，烈度高，对抗强，要像铜豆大雨，规模大，气势强，大地为之颤动。CBS的著名主播丹·拉瑟说过：“电视就是瞬间，要有戏剧性。”他出道就以挑战尼克松总统著称，对老布什总统的采访几乎演变为一场争吵，从来不讳言自己的立场和情感，“九·一一”之后他坐在地上含泪朗诵《美丽的美国》，这些都为他赢得“勇敢无惧”“富于感情”的声名。但总编袁正明审片时提醒我：“不要不能自持，你有时忘了在采访。”我对袁总说，观众没人批评啊，还挺喜欢，觉得“性情以对”。袁总黑着脸：“你别让观众看出你的喜好来，生活里你怎么样是你的事，上了节目你就不能有这个。”还对症下药，送我一本《金刚经》，我在心里给他起了个外号，方丈。但过一阵子又忘了。这几期节目看下来，有时太松，有时太紧，勇于自省，永远任性。他前天又提醒我“你看人家芭芭拉·沃尔特斯，老了，越来越稳定克制，你也得这样。”“哦，成熟是么？”“不是成熟，”他说“这是你的职业要求，你成不成熟都得这么办”方丈啊，你对。年，安娜·波莉特科夫斯卡娅被暗杀。她48岁，被称为“俄国媒体的良心”。四年之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位女记者进入七百多人质被绑架的莫斯科剧院，充满敬佩。车臣绑匪要求她充当与*府之间的调停人，绑匪信任她，因为她在报道中一再公开批评普京的决策给车臣造成的痛苦。她的死亡原因至今仍有争议，普京和车臣武装都被怀疑。去世前不久，车臣武装的负责人巴萨耶夫曾约她采访自己，她拒绝了，说在人质事件后，“我已经没有任何可与他谈的，这世上没有英雄，只有受苦受难的人民”。她是15年来，这个国家第43个被暗杀的记者。这个数字仅次于武装冲突频繁的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俄罗斯被称为“世界上新闻记者最危险的地方之一”。当时我写了一篇博客：“杀害记者的人是想让人们恐惧——为需要真相和想要思考而感到恐惧。”有张照片是一位老妇人把白玫瑰放在她遗像面前。我写道：“俄罗斯的人民用花朵纪念她，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力量，比什么都柔弱，但比恐惧更强大。”我被这支玫瑰深深打动。后来遇到美国*治学者Ann，她在莫斯科待了十六年。我以钦敬口吻谈起安娜，Ann迟疑了一下，说：“我为安娜难过，但我并不赞赏她的报道。”“为什么？”我有点意外。“因为她的报道中观点太多，”她说，“她总是站在她认为的弱者一方简单地批评。”我说安娜说她的原则就是“批评是记者唯一的语言”。她摇头：“这样的报道很难客观。”我认为她是美国人，不理解俄罗斯的记者要承受什么，“她是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难避免……”她说：“但这样慢慢会变成你本来反对的人。”她的话有道理，但我还是不忍心从这个角度去评价安娜，我做不到。朋友们讨论此事，一位是同行，说“她是我们的光荣”。另一位反对：“说‘我’，不要说‘我们’，你的情感不代表别人的判断。”这句话真是煞风景，但刺激了我一下。这位说：“我最反感拿悲壮的感情开玩笑了。”那位慢悠悠地说：“是么，什么东西是神圣到不能开玩笑的呢？”又刺激了我一下。贺卫方豆瓣小组关闭后，有位前辈写过一篇长长的博客纪念它，赞美它，文章下面的留言里，有一个署名是这个小组组长的人，他说：“我们的小组里有一部分文章是有建设性的，并不像您说的那样篇篇都是。”这人最后写道：“不要因为一样东西死去就神话它。”这话硬而清脆，像银针落地。也是在这一年，丹·拉瑟从CBS辞职。年美国总统大选前两个月，丹·拉瑟在主持“晚间新闻”时引用了一份到年的空军备忘录，暗示布什家族曾伪造小布什的服役记录。舆论大哗，但最终文件的提供者承认他误导了CBS，丹·拉瑟不得不离开“晚间新闻”，重回“60分钟”当记者，年，他最终离开了工作44年的CBS。我通体寒意——一条新闻有多人把关，为什么是主播辞职？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同行说：“如果这个节目得当年的皮博迪奖，领奖的也是你丹·拉瑟，不是别人。这条新闻惹了麻烦，承担责任的，也必须是你。”丹·拉瑟说：“质问当权者是我一直的努力，我认为事实本身是存在的。”我看到“质问”二字，心里咯噔一下。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白宫记者，叫海伦托马斯，逼问过9任总统，进攻性极强，后来白宫特别在新闻厅给她专门设了把椅子，上面用小铜牌刻着她名字，又用她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奖项，盛誉极隆。她八十多岁的时候在书里回忆自己职业生涯，曾经感叹美国新闻业的萧条，说“不知畏惧，不带好恶地去报道，美国的新闻人忘了吗？”我自己的经验是，不知畏惧并不算难，不带好恶不容易。好恶是每个人都有的，不可避免，只不过，有记者这个身份，会约束人们表达自己好恶的本能，它要求你提供尽可能多的事实，而不是看法。八十岁的时候，海伦离开供职五十七年的美联社，开始成为一个专栏作家。专栏作家与记者的区别是，她从此提供看法。在接受这个邀请的时候她说“我挺高兴的，为什么不呢？这么多年我都在按事情的本来面目描述它，现在为什么我不能按我想的样子来说呢？我每天早上醒来就可以说，今天我恨谁？”也许她带点玩笑，但箭一旦不再忍受约束，就会射出。在将近90岁的时候，她迫于舆论压力辞职了。原因是她在某一个集会上，对着一个镜头说：“告诉以色列人，滚出巴勒斯坦……他们(以色列人)可以回家，去波兰、德国，去其他任何地方。”她是黎巴嫩移民的后裔，她说这话的原因就是她恨。我曾经遇到过CBS的一位记者，我们谈一个问题，他下了一个判断，我说我去过那个地方，我了解到的情况有些不一样。他打断我说：“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记者。”“记者首先要给对方说话的机会”我说。“你们是没有信誉的一方”这种对话很难谈下去。不信任是媒体从业者的一部分天性，这不稀奇，也没什么可指责的，但是敌意是另一回事。不信任可以保持疑问和观察，可以讨论与争辩，但敌意是一种预设，一种观点，寻求能支持自己情绪的证据，刻意忽略对对方有利的事实，站在一个善恶二元，黑白分明的世界上。我自己有过这种经验，知道英雄与混蛋的道德模式最容易煽动人们的情绪，一个“反对……！”的立脚点很容易变成一个集体的代言人，使人热血激沸泪水涟涟。法拉奇在“九·一一”之后写《愤怒与自豪》，说自己“哭了六天六夜”写下这本书——那不是报道，甚至不是文学，用她的话说是“训诫书”，这篇檄文里用的都是“坏蛋”、“强奸犯”、“蛆虫”这样的字眼。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我到莫斯科，海关排了两个小时都不放行，排在最前面的人从箱子里翻出几盒人参，递给边检小姐，她一笑，熟练地在椅子上一拧身，弯身放进柜台下，每人效仿，盖章放行。机场巴士的玻璃是碎的，但可以清楚地看到路边建筑物外墙上鲜红淋漓的大字：AMERICANGOAWAY!车上的俄罗斯记者说，光头*有五万人，自命为民族的士兵，攻击不是斯拉夫面孔的外国人，认为他们抢夺了自己的资源。在酒店门口，下车的人群忽然停下来了。前面是五六个光头，穿着短皮夹克和金属鞋头，他们看过来的时候，陪我们的留学生突然转过身去，脸色苍白。他曾受过光头*围攻，如果不是一对老夫妇喝止，“必死无疑”。谁也不说话了，紧紧握住手提箱拉杆，不远处，警察背着手捞一把瓜子闲看着。第二天我出门，找不到出租车，拦住了一辆破拉达，开起来像犁地一样。头发蓬蓬乱的司机听着重金属音乐，能讲一点英文，唠叨着“还是共产*时代好，有面包吃”。他猛地一个急转弯，抢在一个大公车前面。“知道吗？彼得堡每个星期都有有钱人被暗杀。”他看了看我的表情，一笑，露只金牙，“哈，上次那个杀手，只杀人，十五万美金，一点都没动。”他赞赏地挥一下手：“就是要跟这帮资本家干到底！”我有点理解了Ann的想法——一个世界如果只按强弱黑白两分，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立方体，你把它推倒，另一面朝上，原状存在。我依然尊敬并学习法拉奇和安娜，但也开始重新思量采访，她们甘冒枪林弹雨，为一次采访可以倾注生命，性烈如火，同情心极深，但也容易将世界分为掌权者与被侮辱者，将历史的发生归功或归罪于某一个人，容易将好恶凌驾于事实之上。捌“问：“您觉得万事万物的真相也好，“根底”也罢在哪，如何能更好地探寻呢？”
答：“你的问题其实已经有一个前设，即世界是有一个真相等着我们把它找出来的。我不排除这个看法，但也有另一个看法是：真相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所有的解说不过是一偏之见，有着不同程度的主观性。
所以有时我们不能相信漂亮好看的言词，只能用自己的心去看和体认，用自己的经验去验证，唯其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不至于被各种论述（包括官方论述、名家明言、伟人格言等）所役使。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探寻」。而且，这种「探寻」是我们抗衡权力时唯一可行的方法。
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幻灭、不断摧毁、不断重建，为的只是避免成为偏见的附庸。或者说，煽动各种偏见的互殴，从而取得平衡，这是我所理解的「博弈」。”
”小时候看电影，人物出场，小朋友们坐在一地瓜子皮里，最爱问的是：“好人坏人？”冲锋号一吹响，立刻热泪盈眶，对坏人咬牙切齿。长大之后，也很容易有一个善恶分明，黑白两元的世界观。做节目的时候，其实这样很痛快，大家在看到好人出现的时候我们再加点儿音乐，立刻就涕泪交加；看到坏人出现的时候就咬牙切齿，恨不得振臂高呼。我以为自己不喜欢这模式，实际上除了这个模式，我也不太会别的。年四月，我去重庆调查。一块土地拍卖，三年不决，工厂因此停产，一些工人写信给我们希望报道，信上按着很多红指印，给我很深的印象。有人向我们举报,一个叫陈坤志的人操纵土地拍卖。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几乎是得意洋洋的承认了所有的事实。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收了一千七百多万中介费用，给别人干活,这是劳动所得。他甚至自觉有道德感，因为做到了“对出钱的人负责”。至于那些被他拘禁要挟的人，他认为都是想从中多捞一把的脓包，而他拯救了整件事，所有想搞掉他的人只像“苍蝇一样嗡嗡嗡”，都得不了逞。我们坐在巨大的穹形高尔夫球场边上，他把我当成了一个英雄故事的听众，我怀疑他知不知道正在说出的话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我问过律师了，我做的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他歪着头，脸上几分得意之色。送我出门的时候，他已经没有顾忌了：“我是公安大学毕业的，我就是要玩法律。”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在后来的调查和审判中，陈坤志被判处了死缓。但这事没有完。陈坤志曾对我说过一句话：“这个事件中没有人是正义的，别打着这个旗号，大家都是为了利益。”我原以为，这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分为被欺凌的弱者和使用暴力的劫掠者。对他提供的信息进行印证后，我才发现，拍卖中被他劫掠的人有些确实不是单纯的受害人，他们最初都是要从中牟利的，而且牟的都不是正常的利益，只不过，在丛林法则下，大鱼吃小鱼，最后被吃掉了。那些向我们举报的人领头闹事，把一个厂长赶下台，焊上铁门不让厂子生产，私卖设备分了一部分钱，不久又把另外一个厂长赶下台，又分了一部分钱。等陈坤志把拍卖控制成交后，他们以暴力相抗，拒不交地，把厂房和荒地拆成一个个格子租出去，又是一笔钱，都是这十几个人掌握了……这些人不是我出发前想象的受害工人阶级，没有群像，没有长得一模一样的穷苦人群体，只有一个一个诉求利益的人。采访的时候，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是黑社会，每一方都写了遗书，每一方在念遗书的时候都热泪盈眶。想起在“百家讲坛”采访易中天，他反客为主，问我，“新闻调查”的口号是探寻事实真相，你说说，什么是真相？我想了想，说：“真相是无底洞的那个底。”有观众看了这个节目，在我博客里留言：“那你说说，什么是探寻？”底下有另一位观众替我写了个答案：“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探寻就是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幻灭、不断摧毁、不断重建，为的只是避免成为偏见的附庸。或者说，煽动各种偏见的互殴，从而取得平衡，这是我所理解的‘探寻’。”其实没有一个受苦的群体的群像，只有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一个一个有诉求的人。陈坤志让我理解了什么是平衡，平衡就是对每一方的论述都要心存警觉，只有让这些不同的论述之间相互殴斗，彼此博弈，才能够接近事实本然的面目，也才能够保证自己不成为偏见的附庸。采访完重庆这期，我给钱钢老师写信，说这期节目让我不敢轻易再对任何事物直接发表评论。“我对一方缺席的采访抱有疑问，哪怕技术上来讲证据没有任何问题，也必须让他们说话和解释。即便这些解释会让我们本来简单的是非变得混沌，会让我被动，让我在采访中陷入尴尬，让我可能必须放弃一些已经做完的不错的采访段落，会带来节目被公关掉的风险，也必须这样做，不仅是对他们负责任，同时也让我们自己完成对世界的复杂认识，哪怕这个认识让我苦苦难解，让我心焦。”钱老师回信说：“追求真相的人，不要被任何东西胁迫，包括民意。我们要站在、，甚至更远的地方来看我们自己。”信的最后，他说：“不要太爱惜你的羽毛。”我明白他的意思，做调查记者最容易戴上“正义”、“良知”、“为民请命”的帽子，这里面有虚荣心，也有真诚，但确是记者在困境中坚持下去的动力之一。现在如果要把帽子摘下，有风雨时也许无可蔽头。我把这些写在博客里，但有读者问：“记者价值中立并不等于价值冷漠，难道这个职业没有道德吗？”福建三明残联为当地老年人安排免费白内障手术，手术外包给一个没有执照的医生，发生医疗事故，导致多人失去视力。我们去前，已经有很多报道，我采访残联负责人，四十多岁，采访了一个多小时，结束后她哭了。我有点意外，以为怎么着她了。她说：“之前从来没有人愿意听我把话说完。”我和老郝对望一眼，没想到是这个反应。人性的好恶不可避免，去做免费手术的老人都贫穷，坐我对面，穿着带破洞的旧解放鞋，吃饭只能一勺一勺抖抖索索喂在嘴里，青布衣襟上掉着米粒。面对这样的人不可能没有同情，面对造成这个结果的人，也不可能没有愤怒。只是如果她没说完这一个多小时，没法知道手术的晶体是怎么购买的，怎么出的质量问题，医生从哪里来，医院为什么会承包给一个没有执照的人，谁给残联布置的非完成不可的“复明工程”的指标……这个人的背后，隐而未见的复杂因果如同大网，铺向无边。采访对象对一个记者的要求，不是你去同情和粉饰，她只期望得到公正，公正就是以她的本来面目去呈现她。偏见的造成有利益和庇护，也有无知和蒙昧。媒体重要的是呈现出判断事物应有的思维方法，而不是让一个人成为公敌。纠正偏见的最好方式就是让意见市场流通起来，让每方都有发言的机会，让意见与意见较量，用理性去唤起理性。事实不清楚时，每个人审美和直觉都不同，要靠这个来判断，谁也说服不了谁。牟森有次跟我聊天，说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主义，“所以人们对世界的知识不能来自评论，要来自报道”。“报道”就是对“事实和因果”的梳理。所以，采访只是呈现，不用来评判。记者的道德，是让人“明白”。在采访笔记本前页，我抄了一段话，歌德让他的弟子去参加一个贵族的聚会。年轻的弟子说“我不愿意去，我不喜欢他们”，歌德批评他：“你要成为一个写作者，就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保持接触，这样才可以去研究和了解他们的一切特点，而且不要向他们寻求同情与共鸣，这样才可以和任何人打交道……你必须投入广大的世界里，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它。”不管围观者对他的期待有多深，环境有多鼓噪，他说：“我没有战斗的情感，也不打算写战歌。”BBC总裁马克·汤普森说，“情绪化能得到全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