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梅尔·卡达莱
One
访谈者：舒莎·古比
翻译：文敏
刊于《巴黎评论5》（此处为节选）
年，一位不知名的阿尔巴尼亚作家的小说风靡巴黎文学圈。《亡军的将领》，故事讲述一位意大利将军二战后重返阿尔巴尼亚，将战死在那里的意大利士兵遗骸带回去埋葬。这部小说被誉为杰作，作者因而被邀请到法国，作为来自铁幕背后强有力的原始发声者受到法国知识界的欢迎。《亡军的将领》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并两次搬上银幕：一部与原著同名的电影由米歇尔·皮蔻利（MichelPiccoli）主演；另一部就是贝特朗·塔维涅的著名影片《只是人生》。
从那以后，他的十几部小说和一些诗歌散文集被译成法语、英语等其他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他跻身于世界一流作家行列，数次被猜测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法国出版商正在编辑出版他的六大卷法语暨母语阿尔巴尼语双语作品集，前三卷已经面世上架。
伊斯梅尔·卡达莱在阿尔巴尼亚的吉诺卡斯特小镇出生成长。他在地拉那大学就学时期接触到文学，此后三年在莫斯科高尔基学院攻读研究生。《亡军的将领》是他第一部小说，出版于他从莫斯科返回阿尔巴尼亚之后的年，这一年他26岁。有人将卡达莱与卡夫卡、奥威尔作比较，但他是一种具有独创性的发声，既深深植根于他自身的土壤，同时有其普遍意义。卡达莱以多种文学样式和风格——寓言，讽刺，拉开历史距离的神话故事——以躲避霍查无情的审查和对异见分子的致命报复。他的作品就是数十年来那些可怕岁月的年代纪事，虽然那些故事通常都发生在遥远的异域和远古时代。他最著名的两部小说《梦宫》和《金字塔》，前者发生在奥斯曼帝国，后者则以古埃及为背景；而《漫长的冬天》和《音乐会》，显然指涉霍查与前苏联时期赫鲁晓夫闹掰，以及毛去世后与中国关系的破裂。
伊斯梅尔·卡达莱年离开阿尔巴尼亚定居于巴黎。年，他被推举为法国道德与*治科学院（L’AcadémiedesSciencesMoralesetPolitiques）非正式会员，替代当年逝世的奥地利出生的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他和妻子女儿一起住在拉丁区一座能眺望卢森堡公园的宽敞明亮的公寓里，他经常去阿尔巴尼亚旅行。访谈于年2月和10月分两次在他家中进行，其间有过电话访谈。
卡达莱素有不能忍受愚蠢问题的名声，不过我觉得他还是相当恭谦有礼，遇到对他的母国和他们的文化无知的人，也表现出足够的耐心。
Two
访谈者:你是第一个取得国际声誉的当代阿尔巴尼亚作家。对大多数人来说，阿尔巴尼亚是一个位于欧洲边缘的仅有三百五十万人口的小国。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想知道阿尔巴尼亚人使用什么语言？伊斯梅尔·卡达莱：阿尔巴尼亚的一半人口生活在紧邻南斯拉夫科索沃地区的地方。大致说来，世界上有一千万人说阿尔巴尼亚语，这是欧洲基本语言的一种。我这样说并非出于民族自尊——事实如此而已。就语言来说，欧洲有六七种基本语系：拉丁、日耳曼、斯拉夫、波罗的语（拉脱维尼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使用的语言），以及三种未纳入语系的语言，比如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和阿尔巴尼亚语。所以，阿尔巴尼亚语并非仅是一个小国范围内使用的语言，它在欧洲的语言版图占据着重要位置。匈牙利语和芬兰语亦并不属于印欧语系。
阿尔巴尼亚语的重要性也因为它是古代伊里利亚语的唯一传承。古代的南欧有三个区域：希腊、罗马和伊利里亚。阿尔巴尼亚语是伊利里亚语的仅存硕果。过去许多伟大的语言学家总是对此好奇不已。第一个系统研究阿尔巴尼亚语的是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兹（GottfriedLeibnitz），他于年开始这项研究。访谈者：伏尔泰在其讽刺作品《老实人》中藉邦格罗斯博士之口说，“在世上最好的世界里，一切都好。”卡达莱：确实如此。不过阿尔巴尼亚当时并非一个独立的实体，就像包括希腊在内的其他巴尔干半岛民族，阿尔巴尼亚也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那个德国天才发现了这种语言的乐趣。在他之后，另外还有一些德国学者对阿尔巴尼亚语有过长期的研究——比如弗兰兹·鲍伯（FranzBopp），他的著作中对阿尔巴尼亚语有具体而详尽的介绍。访谈者：那么，阿尔巴尼亚文学呢？它起源于何时？有没有阿尔巴尼亚的但丁、莎士比亚或是歌德？卡达莱：它基本上源于口口相传。阿尔巴尼亚文学的第一部作品出版于16世纪，是圣经的一个译本。当时阿尔巴尼亚是天主教国家。此后开始出现了本土作家。阿尔巴尼亚文学的开创者是19世纪作家奈姆·弗拉什里（NaimFrasheri）[1]，虽然没有但丁和莎士比亚那样伟大的名声，但他是一个奠基者，一个象征性人物。他写过长篇史诗，也写过抒情诗，以唤醒阿尔巴尼亚的民族意识。在他之后，是吉尔吉·菲什塔（GjergjFishta）[2]。我们可以说，这两位是阿尔巴尼亚的文学巨匠，他们的作品在教科书中列为必修读物。后来的诗人和作家也许比这两位写得更好，但已无法在民族记忆中占据同等份量的位置。访谈者：土耳其人年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接下来又占领了巴尔干半岛的其余部分以及希腊。土耳其对阿尔巴尼亚语言文学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卡达莱：几乎毫无影响。除了一些行*词汇或者是烹饪方面的词汇——如kabab（烤羊肉串）、café（咖啡）、bazaar（市场）。但在语言结构方面没有什么影响，原因很简单，因为是两部完全不同的机器，零件不能互换。土耳其语仅在土耳其本国范围内应用。现代土耳其语建构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土耳其作家，而那些土耳其行*词汇并不是活的语言，所以，对奥斯曼帝国其他地方的语言没有什么影响。我遇到的土耳其作家曾告诉我，他们在语言运用方面很有问题。访谈者：另一方面，大量的外语词汇进入土耳其语——波斯语、阿拉伯语、法语等等。涉及神学题材时，古代土耳其作家用波斯语或是阿拉伯语写作。卡达莱：对我这样一个作家来说，阿尔巴尼亚语在我的写作中只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为了作品的丰富、延展以及与题材的契合。我最新的一部小说《精灵》，那种叙事样态最好是载述于古希腊语，让你与古人的精神相接会。举例说，有些阿尔巴尼亚词汇可兼有仁慈与邪恶两方面的意思，与古希腊语一样，在翻译希腊悲剧以及莎士比亚作品时，它有语言方面的优势，后者是最接近古希腊悲剧作家的欧洲作家。尼采说，希腊悲剧年轻时就已自杀，因为它只活了一百年，他说的没错。但是以全球视野来看，希腊悲剧的生命持续到莎士比亚，并一直延续到今天。从另一方面来说，我相信史诗时代已经过去了，至于小说，它仍然年轻，几乎才刚刚起步。访谈者：可是五十年前就有人预言小说的死亡！卡达莱：总会有人放出这些胡言乱语！但以普世视野来看，如果说是小说取代了两个重要的文学类型——长篇史诗，它已消亡，至于悲剧，仍在延续——那么小说才刚刚开始，并且还有两千年的生命。
访谈者：在我看来，你的全部作品似乎都试图是在把希腊悲剧并入现代小说。
卡达莱：确实如此。我试图写出糅合宏大悲剧与荒诞叙事的样式，这种样式的典范是《堂·吉诃德》——世界文学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访谈者：你还谈到过“消极创作”。这话是什么意思？
卡达莱：一个作家不写什么，这就是消极创作。你需要一种伟大的天赋才能知道自己不应该写什么，在一个作家的意识中，非书面作品要比他书面表达的作品多得多。
访谈者：这让我想起西里尔·康诺利（CyrilConnolly），他说过，“我没有写出来的书比我朋友们写出来的书要好得多。”不过还是让我们来谈谈你起初的时光。首先是你的童年：战争结束时你还很小，从那以后，阿尔巴尼亚一切都改变了。
卡达莱：我的童年挺丰富，因为我目睹了许多事件。战争开始时我才五岁。我当时住在吉诺卡斯特，一个非常美丽的镇子，许多外国军队从那里经过，真是接连不断的一个个奇观——意大利人、希腊人……镇子遭到德国人和英国人的轮番轰炸，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一切都挺兴奋的。我们住在一所大房子里，有许多空房间可以让我们玩耍——这是我童年的一个重要环节。我父亲的家境一般——他是个法庭信使，就是替法院送信的人——但我母亲则来自一个殷实之家。有意思的是，我母亲一家都是共产*员，而我父亲的家人却是那种保守的清教徒式的，非常悖谬。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过得比较朴实，但是当我去外祖父家时，我就成了富人家的孩子了。我父亲反对共产主义，我母亲和她的家人却支持这一体制。他们并不会为这事争吵，但他们会用嘲讽的口吻来讥笑对方。我在学校里是两头不靠：既不属于那种出身贫穷因而会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孩子，也不是那种害怕现行体制的富家子女。但我对两边都有所了解。这就使我能摆脱童年情结，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访谈者：你中学毕业后就去了地拉那，在地拉那大学研习文学。然后，你又去了莫斯科的高尔基学院。那是赫鲁晓夫时期。你怎样看当时莫斯科的文学氛围？
卡达莱：他们送我去高尔基学院是想让我成为一个体制内作家——那个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校，似乎专门制造教条式扼杀工具。事实上，他们是花三年的时间来扼杀你所拥有的一切创造性和独特性。幸运的是我对这一切已经有了免疫力。早在十一岁时，我就读了《麦克白》，它像闪电似的照亮了我，我还读了希腊古典作品，有过这样的阅读之后，没有什么其他力量能够凌驾于我的精神之上。在我看来，埃尔西诺或特洛伊城墙附近发生的事，要比悲惨平庸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更真实。
我对高尔基学院那些教条灌输厌烦透顶，但是这倒在某种程度上救了我。我一直对自己说，我决计不能做他们教给我的事，而要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的官方作家全都是*的奴仆，除了极少数个例，如康斯坦丁·保斯托夫斯基、丘科夫斯基、叶夫图申科。
我在高尔基学院期间写过一个小说《没有宣传的小镇》。回到阿尔巴尼亚后我把这部小说拿给别人看时总有些战兢不安。我曾在一本名为《咖啡馆的一天》的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片断摘录，但很快就被禁了。可是不多久，出书却没什么问题了。可是推荐出版此书的共青团领导人却被指控为自由主义分子，被判十五年徒刑。幸运的是摘录还在，否则今天没人会相信我写了这个小说。我写的是两个文学骗子的故事，他们想用一篇瞎编的文章（说它适用于解释马克思主义）来获得晋升。它触及了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核心问题——造假。这篇小说会和我的六卷本全集一起出版，法文版正在流程中。全篇一字不改。
访谈者：在高尔基学院，是否准许你们读那些禁书或是异见分子的作品，如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塔姆的作品？
卡达莱：我在那里读了果戈里、普希金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死屋手记》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印象尤其深刻。
访谈者：你在年回到阿尔巴尼亚，并出版了小说《亡军的将领》——这部小说让你出了名。小说是基于一个真实事件，还是某种社会新闻？
卡达莱：恩维尔·霍查刚刚和苏联闹掰，他指责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倒向西方……自以为文化开放能吸引西方兴趣。我的小说出版后遭到来自官方评论家的抨击。他们说我没有表现出积极乐观的精神，没有表现对意大利将军的仇恨，批评我的世界主义，等等。
访谈者：你在第二部小说《巨怪》中处理了*治焦虑的主题。你怎么想到这题目的？
卡达莱：《巨怪》讲述的是一个小城的故事，一天早上发现了特洛伊木马，那木马里面藏着来自古代的人物——比如尤利西斯——他在等着小城被攻破。但我让事情变得古怪起来：特洛伊城没有被攻破，那木马就永远留在那儿了。窝在那里面的人就在永久的焦虑中过日子。他们说，这日子可怎么过下去呢？我们该怎么办？人们嘁嘁喳喳谈论着阴谋、威胁什么的，没法过正常日子。因为极权*治总是会有来自外部敌人的偏执妄想，因为需要有敌人来证明自己压迫的正确性。
访谈者：这部小说被禁了。那你靠什么生活呢？因为，一旦没有了官方作家、作协会员的身份，你就什么都不能做。
卡达莱：他们给我出书，接着又禁掉，轮番进行，不过一旦你有书出版，并且被承认是一个作家，那你就是作家协会的会员了，每个月会有薪水可拿，每个人都一样，不管是有天赋的还是冒牌货。那份薪水是我所售书籍得到的版税的千分之一。
访谈者：在这样的高压气氛下，你是如何让《亡军的将领》在法国翻译出版的？
卡达莱：在阿尔巴尼亚，跟所有其他东欧国家一样，有一个组织专门负责将一部分作品翻译成几种主要外国语言。所以，他们允许将我的作品译成了法语。碰巧被记者皮埃尔·帕拉夫（PierreParaf）看到了，他很喜欢这个小说，把它推荐给了法国出版人。
访谈者：苏联古拉格集中营在索尔仁尼琴、娜塔丽亚·金兹堡、纳德扎达·曼德尔斯塔姆以及其他人的笔下产生了丰富的见证文学。阿尔巴尼亚有古拉格吗？
卡达莱：有的。但比较少，因为国家小。霍查为防御核大战，建立了数千座防核武器地下掩体，但根本就没用，他自己也知道，他的目的是使人产生恐惧心理。
访谈者：霍查尽管对你有疑心，但还是让你成为议会成员。为什么？
卡达莱：这毫无意义。议会名单是由他定的，如果有人拒绝，就会被消灭，铲除。没人会拒绝，那会丢了饭碗。议会一年召开一次，霍查想要怎样就怎样——没有什么可以讨论和争辩的。代表们从工人、科学工作者、作家等行业中选出，以表示议会由人民群众的代表组成。
访谈者：你的作品在西方获得成功后，是可以离开这个国家的。你是否在这方面动过脑筋？在你年出版的《阿尔巴尼亚的春天》一书中，你说有好几次你差点就留在法国了。
卡达莱：我没有离开，是因为担心亲戚朋友甚至熟人会遭到可怕的报复。年，我那一次到法国，当时就想滞留不归了，但后来意识到不可能。因为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和我的国家、语言，我所爱的一切断绝关系。我的法国朋友建议我回去，我也就回去了。
访谈者：后来你写过一个很悲伤的小说《阴影》，表达了这种困境——一方面是流放与自由；另一方面是压抑与专横。你害怕流放？
卡达莱：不。作家某种程度上总是被放逐的，无论怎样。因为他总站在局外，与他人不同，拉开距离。
访谈者：那么，体制结束以后，为什么你却离开了？
卡达莱：我是年离开的，当时阿尔巴尼亚正处民主与专制之间摇摆不定的状态。我觉得我的离开可能会对民主事业有所裨益。我说，如果这个国家选择了独裁，那我就不回来了，这一威胁刺激了争取民主的斗争。我来法国是为了《梦宫》的出版，到达法国后我发表了公开声明。
访谈者：阿尔巴尼亚人想选举你为总统，就像哈维尔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但你拒绝了。为什么？
卡达莱：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的情况不同于哈维尔，我想保持作家的身份和自由。
访谈者：你是不是应该将手稿交给作家协会预先审查？像苏联那样？
卡达莱：不用先审查。阿尔巴尼亚没有出版前的审查制度，因为已经有太多恐惧，有足够的自我审查。这是霍查的特质之一——就像我说过的，他把自己当作知识分子。所以，是出版人来决定一本书是否可以出版。我把《梦宫》手稿交出去时，我自己知道这本书很危险。出版人读过后说，他不能冒险出这样一本书。我告诉他，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如果有关部门来找麻烦，告诉他们你是迫于我的名声不得不出的，是我逼你出版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般会惩罚作者而不是出版人。事实也正是如此。他对有关部门说，考虑到我的声望，他不敢拒绝我的手稿。
访谈者：你能解释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文学吗？
卡达莱：你会本能地立即认出它。每次完成一本书，我就有一个印象，觉得这是刺向独裁专制的一把匕首，并鼓舞人民的勇气。
访谈者：回到专业方面来吧，你怎样在地拉那和巴黎之间分配时间？你怎样安排自己的时间？
卡达莱：我在巴黎的时间多于在地拉那，因为我在巴黎的工作环境更好。地拉那有太多的*治，太多的要求。总有人来要我给这儿写个前言，给那儿写篇文章……我不可能满足所有的要求吧。
至于我的时间安排：我一般写作到凌晨两点停下来。再不能多写了——脑子太疲倦。我在街角的咖啡馆写作，避开种种干扰。写作之余就看看书，会会朋友。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
访谈者：妨碍你工作的是什么？海明威说过，电话铃声是伟大作品的杀手。
卡达莱：在地拉那，除了不痛不痒的事儿，没人敢用电话，因为电话都能被窃听。不过我一天才工作两个小时，这段时间里不受任何打扰倒也并非难事。
访谈者：你最新的小说《精灵》在法国很受欢迎，我希望它能很快翻译成英文。你又开始写新的小说了吗？
卡达莱：没有。有什么可急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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