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闻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研究专家。著有《苏联的过去和现在》、《布哈林传》、《走近俄罗斯》、《解体岁月》、《重返莫斯科》、《回眸苏联》、《俄罗斯深处》、《普京之谜》、《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俄罗斯通史-》等俄罗斯主题论著十余种。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不能把苏联历史进程割裂开凤凰评论《高见》：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现在仍然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赫鲁晓夫时期没有多大的改变，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停滞，走近衰亡，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已经回天乏力。对此，你怎么看？闻一：这个观点，我部分zan成。有些人把苏联的不同时代割裂开来，但是，国家发展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统一的进程，都有一个深化发展的进程，这种分析方法割断了它的连续性。比如，列宁时期是绝对好的，从斯大林时期起就变坏，实际上不能这样说。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闻一：现在很多人说斯大林背叛了列宁，但是，斯大林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列宁最早的做法。比如说意识形态的控制，就不是斯大林独创。在俄罗斯的沙皇时代，书刊检查制度是一种传统。但那时候，没有形成一种体制和完整的施*的手段。苏维埃成立以后最早公布的一个法令就是《新闻出版法》，年的11月9号就公布了。里面说，现在有人反对苏维埃*权，好多报纸都反对我们，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这个法令还说，如果秩序恢复正常，*权巩固了，我们就恢复言论自由，但现在不行。所以，意识形态控制不是斯大林独创，在列宁时期就开始了。对报刊的处理包括罚款，将当事人驱逐出境等等。到年就变成军事监督，属于军事检查。所有的报刊都要检查，是不是泄露国家机密，泄露军事机密。第三，这些工作，原来都是交给文化部门、教育部门来做的，年，这些事交给克格勃，交给肃反委员会来管。凤凰评论《高见》：舆论控制、新闻控制、出版控制。闻一：不仅是这些，人们的生活都受到控制了。比如说苏联的家属楼和街上都有检举箱，你对谁有意见，你可以把条插到那里。这个检举箱，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搞得很乱。我和你明明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是你惹了我了，我不满了，就告你是反革命，官方就会调查你。所以说，不能把苏联历史进程割裂开，列宁就全部是对的，斯大林就全部是错的。赫鲁晓夫基本上没有改变斯大林的总路线，他就是反对斯大林的大清洗，其他的方面没有多少改变。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人自己叫它停滞。我认为，它不是停滞，是苏联从社会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的时期。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为苏联制造了泡沫经济，出现了表面上的繁华。但是，阿富汗战争，珍宝岛战役，都是这个时期发生的。凤凰评论《高见》：我看过你写的《俄罗斯通史》，前一段时间也正好采访了《毛泽东传》的作者潘佐夫，他说到了一点，斯大林不信任任何人。闻一：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心巩固*权，维持自己的权力结构。所以，他们对所有的人都不相信，因此必须对所有的人进行监控。列宁时期还好一些，因为掌握权力初期，他不敢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得罪。斯大林的权力巩固之后，谁有反对意见，都是反对派，都是人民的敌人。斯大林不相信任何人，把一切反对自己的人看做要夺权，都涉及到阶级斗争。这种情况下，他能不采取严格的监控手段吗？沙皇时期是有专门的监控机构的，但针对的都是精英人士，而不是全民。苏联时期，意识形态的控制，从年开始，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克格勃第五局专门管意识形态。一开始成立了七个处，最后一直发展到十三个处，包罗万象。▋苏联的致命失败在于把国家封闭起来凤凰评论《高见》：虽然它号称苏维埃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它并没有真正做到。闻一：苏联的解体，不像长期宣传的那样，我个人的看法，苏联共产*并没有得到所有俄罗斯人民的彻底的衷心的拥护。很多人在暴力之下不敢说话，他们不是真正的心悦诚服。所以，从苏共掌握*权伊始，骚乱、暴动、起义就时断时续。但是，苏联领导人一开始就不想把国内的真实情况告诉老百姓，一有情况就采取封锁，让民众不知情，让民众不知道自己生活的实际情况和未来的发展前途。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之间，尽管有分歧，但是他们有些根本观点没有变化，就是要维持*权。按照他们的话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死斗争，所以他们很焦虑。为什么列宁要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呢，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工人农民的足够支持，所以寄希望于德国。凤凰评论《高见》：按照你刚才所说的，实际上就是说列宁和斯大林他们这些人，他们明白*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不够，所以没有自信。闻一：最早他们是希望世界革命，希望出现一个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样布尔什维克的*权就能巩固了，就有盟友了。世界革命看来没戏，斯大林谁也不依靠，就靠自己，把苏联封闭起来了。苏联一个很致命的失败，就是把国家封闭起来，不让人民知道真相，但实际上这做不到。凤凰评论《高见》：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执*的时候，苏联积弊已深，他能够做的已经很有限了，已经回天乏力。闻一：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就很难了。他上台前，老一辈领导人都承认，苏联进入了死胡同了。他们也老了，希望年轻的戈尔巴乔夫能把苏联带出去。那个时候，他们想到的还是想维护布尔什维克权力。八一九*变，不是说老百姓怎么样，而是苏联*权中的一部分人担心，叶利钦上来后，自己会被挤出权力圈。凤凰评论《高见》：我在戈尔巴乔夫以及叶利钦的回忆录里面都看到，八一九*变的实质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个人协商改革，要把管克格勃、管军工生产的几个人拿下去，他们窃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发动了八一九*变。闻一：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治观点还是相距很远的，两个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八一九事件之前，包括之前的阶段，他们已经斗争了多天，在保持还是不保持苏联的问题上，两人一直谈不拢。我觉得，主要的还是八一九*变的发动者发现戈尔巴乔夫比较软弱，叶利钦比较强硬，戈尔巴乔夫在台上他们还好一点，但是叶利钦一上来他们处境就糟了，所以，他们发动*变，主要的解决对象实际上是叶利钦。凤凰评论《高见》：但是，八一九*变实际上是弄巧成拙，把苏共彻底推向了灭亡。闻一：对，他们彻底地把戈尔巴乔夫断送了。本来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完全失败，他们这么一弄，反而让戈尔巴乔夫完全失败了。因为老百姓明白，不能再回到过去了。八一九*变的发动者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多天的斗争，快要面临最后的决战了，而叶利钦胜利的可能性很大，他们不能看到这个结果，所以发动*变。实际上，这反而为苏联敲响了丧钟，把叶利钦送上了权力的最高宝座。▋即使最严控的体系也会有反叛者凤凰评论《高见》：《耳语者》那本书，我是全部仔细看完的，苏联对社会已经实施了那么严密的控制，监控无处不在，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可是，苏联共产*最后还是没有达到长期控制权力的目的。你觉得，原因在哪里？闻一：苏联的控制确实严密。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除了克格勃的首领没有被监听，几乎所有人的电话都被监听。老百姓家庭走廊里都有告密的人，什么人都有可能告密。监控表面上很严格，但是，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因为你对老百姓监控，老百姓害怕，并不等于他完全屈服你。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监控者本身，他对监控并不完全信任。为什么那么多官员在苏联解体以后，他们都不吭声？因为他们了解民情，他们知道很多冤假错案是怎么出来的，他们也知道这个监控是非法的。不仅老百姓不相信监控下的社会主义，实行监控的人也不相信这样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时期已经在逐渐缓解了，当然克格勃一直在搞监控。但是叶利钦时期，就开始极力消除。其实老百姓是很契合的，他们也知道在决战时刻站在哪方。当时，苏联的老百姓不一定完全接受叶利钦的施*纲领，但是叶利钦来继承苏联，老百姓是不反对的。叶利钦一上台，不会走老路，这是知识分子、老百姓愿意看到的，甚至部分官员也对叶利钦有一定的期待。所以，苏联解体的实际表明，再野蛮的封锁都没关系，再强大的军事威力都无所谓。多少炮弹、手榴弹都不管用，警察多厉害也不管用，他们本身也会动摇。凤凰评论《高见》：表面看，苏联有非常强大的军队，有严密的警察体系，国家机器非常严密，经济上也把人控制得死死的，古拉格关着那么多人。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在苏共的掌握之中，个人生活也就完全被国家权力渗透。但是最后，苏联就是瓦解了，苏共就是灭亡了——这是一个铁的事实。闻一：尽管苏共实施了严密的社会控制，但是，火是在地下运行的。苏联有持不同*见者，即使最严控的体系也会有反叛者，这些反叛者都是火种。越是不让我看什么，我就越想看什么，我就越想揭示什么。这种情况下，即使古拉格体制很严密，但是苏联的一个教训，就是再苦再严苛的集中营最终都是不管用的。这样一个严密监控，不是一时就能垮台的，有个锈蚀、腐蚀的过程。它可能一开始确实很强势，慢慢地发展，当反叛力量集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肯定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最终军队不听指挥，官员们也罢工。要维持那么严酷的控制，要费很多的钱。后来苏联经济跟不上，集中营的经费，军队的经费都不能维持，就不行了。经济的发展和人心所向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产生突变。实际上，苏联的强大从斯大林开始算起，到它的垮台，也持续了四五十年时间。毕竟它有统治的力量，有行*的力量，有武器的力量，有经济的力量。当经济力量衰败，甚至走向衰亡的时候，苏联就会垮台。▋权力垄断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凤凰评论《高见》：苏共的领导人久加诺夫反思说，苏共垮台是三个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他的观点，你怎么看？闻一：他说垄断意识形态，这是对的。所谓垄断，就是说只允许存在一种思想，最高统治者不允许存在与其不一致的思想。他们希望通过这个垄断，所有的人都臣服于这个*权。凤凰评论《高见》：对，还有两个垄断，是垄断*治权力和垄断特权利益。闻一：垄断*治权力就是一*专*，就是列宁说的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府，一*说了算，一个领袖说了算。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才允许其他*派出来。凤凰评论《高见》：在苏联，不管是列宁、斯大林也好，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也好，他们似乎都很迷信权力，相信权力可以解决一切。闻一：斯大林时期，就是自己掌权，托洛茨基等人不能掌权。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权以后，*权实际上是领导者个人的*权，夺取的是人的*权不是阶级的*权——斯大林时期，斯大林就是*，就是国家，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苏联，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因为托洛茨基也要掌权，斯大林瞧不起他，因为托洛茨基入*比较晚，两人之间，实际上是个人权力的争夺。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也是个人权力争夺，没什么严格的路线方针上的差异。如果路线方针有差异，可以经过光明正大的程序来办。赫鲁晓夫被搞垮就很明显，他去休假了，勃列日涅夫等人开会，回来就把他拿下了，实际上戈尔巴乔夫也是去休假了，亚纳耶夫等人发动了八一九*变。列宁去世的时候，实际上斯大林已经把他隔离起来了，列宁接触不到别人的，只能接触到斯大林。那个时候，他就垄断权力了。斯大林死的时候，其他的领导谁也不敢处理这个事情。▋特权阶层是*权、意识形态垄断的必然产物凤凰评论《高见》：有人说，斯大林故意纵容下面的人贪污，比如，苏军元帅朱可夫也贪污腐败，打到欧洲的时候，他运了不少文物、贵重的东西回来，据为己有。苏共的领导人，贪污腐败是普遍现象，斯大林故意纵容下属这么干，然后就能抓这些人的小辫子，想整肃谁就整肃谁。闻一：现在没有证据证明，斯大林下什么文件同意下属去贪污。总的来讲，苏联时期的官员享有特权，但是贪污腐败相对比较少一些。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时期的官员们享受的特权比较多，用不着去贪污腐败。凤凰评论《高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官员享受到的特权有什么不同的特点？闻一：最早的特权，应该是从列宁时期就开始了。那时候不可能大规模地去给干部很多物质优惠，但是有几个措施：首先，在食堂里面，多给点粮食，多给点物质补助。其次，列宁时期就开始有了内部商店。后来称之为小白桦商店，让特权阶层能够享受到一些利益。第三，在大的影剧院里面，搞一些小食堂，幕间休息的时候，高级官员们可以去吃东西。从列宁留下的文件和批条来看，对什么人特别照顾，给钱或者给东西，那时就有了。但是，那个时期特权比较少，苏联也比较困难。真正开始有腐败风气，应该说从新经济*策时期就开始了。因为新经济*策允许商人回来，所以旧的那一套，比如请人喝酒，又回来了。到30年代以后，小白桦商店内部的优待机制就比较系统了。内部优待包括食品供应、医疗卫生、药品等等，还有各种各样的休假制度。除了这些，还给高级干部发一个红卡，凭着这个红卡，可以买到别人买不到的东西。比如说看戏，票都卖完了，但是你凭红卡，随时可以买票。斯大林实际上把很多老干部换下去了，他需要新干部。因为新干部是他提拔的，因此要给些优惠，包括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苏联，能够享受到的这些特权的，不仅包括官僚，也包括高级御用知识分子，演员，作家等等。像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银行账户是无额度账户，这个账户可以随时去取，支多少钱都可以。住房更特殊了，苏联的别墅比较多，很多特权阶层都住在别墅区，这些都是国家分配的。凤凰评论《高见》：要享受这些特权，首先必须成为最忠于斯大林的人。闻一：哪些人享受这个待遇，怎么享受，有明确的规章制度，比如特权阶层名录。这个特权有几级，这个等级除了规定领多少工资、享用哪些特权以外，也预示着你是*的后备队伍。有了制度，还有了管理——苏共中央有专门的干部部，升到哪一级就住什么标准的房子，就给多少工资，诸如此类。到了赫鲁晓夫时期，应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了，只是剧院里面休息的地方搞得更豪华了。由于是战后，小白桦食品供应的货物就不一样。在斯大林时期，高级官员去国外出差的时候，带回来的都是录音机等高级商品，到了赫鲁晓夫时期，商店的商品就更丰富了。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更有钱了，官员们享受的特权也更多。勃列日涅夫时期，腐败达到了高峰。克里姆林宫的人有一个专门的供应集团，有一个百货集团，有一个食品集团，专门供应给官员，供应的食品价廉物美。凤凰评论《高见》：这也意味着，在苏联，只要进入特权阶层名录，也就意味着可以享受特权。包括各种福利、住房、特供、配车等等，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闻一：像休假制度，官员阶层凭红证可以领到休假证。你听说这个故事没有？当年，普京到黑海边上去，夫妻两人想进入勃列日涅夫的别墅，人家不让他进，说等你到了和主人一样的身份的时候就可以住了。现在，他在那儿也有别墅了。特权阶层的生活完全是跟老百姓割裂开的，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特权阶层也不了解真实的民情是什么，他们的那些子女们也阔气得很，这也是老百姓最后不支持他们的原因。实际上，特权阶层是*权垄断、意识形态垄断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意识形态的垄断，权力的垄断是特权垄断的基础。凤凰评论《高见》：苏联的特权阶层，在苏联解体后是什么情况？有没有人要追究他们的责任？闻一：没有。因为俄罗斯现在掌权的，都是苏联时期的官员，普京也是。特权阶层的人，一部分变身俄罗斯的新贵，一部分变身*治精英，有人利用权力变身，一夜之间变成巨富。和盖达尔一起搞私有化的人，或者成为*治精英，或者成为腰缠万贯的财主，只有盖达尔两袖清风。如果说，这些人过去是名正言顺享受国家财富的话，那么现在他们是名正言顺的窃取国家的财富。▋恐怖*治不可能获得长期成功凤凰评论《高见》：说到这个经济力量我倒想起来了，苏联当时主要靠卖资源。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石油、天然气价格比较高，所以它还能维持表面辉煌的景象。但是后来石油价格下跌了之后，问题就都出来了。闻一：勃列日涅夫时期把大量的钱财花出去了，没有利用机会发展经济，而是装门面，那时候奥运会，各个大城市都装扮得很光鲜。勃列日涅夫的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后备，储存起来大量的进口粮食。凤凰评论《高见》：相信你也看到了很多人的说法，比如，雷日科夫等人，都把戈尔巴乔夫称为苏联的叛徒。闻一：我特别瞧不起雷日科夫这类人。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下，他是得力干将，和戈尔巴乔夫关系很好。苏联瓦解之后，他把一切责任推到了戈尔巴乔夫身上。这种做法，我认为是不道德的。当时你们是很亲密的合作者，如果戈尔巴乔夫是背叛者，那你自己也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执*的那些同僚，把自己说得一清二白，和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毫无关系，这不可信。我觉得，戈尔巴乔夫始终都没有说过他背叛社会主义。他对西方的开放，他对国内的缓和，他把阶级斗争的标签拿下，提倡新思维，公开性，很多人都接受了。凤凰评论《高见》：我看到，雷日科夫还写了一本书，说到苏联分裂的时候，他就怪各个加盟共和国，说我们俄罗斯对你们怎么样好，你们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国家一个一个背叛我们，对我们不仁不义。闻一：这是打俄罗斯的嘴巴。我觉得他不能这么讲，你的民族主义、民族*治就不对。普京说了，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和俄罗斯边境划的不对，现在讲这个话，实际上很危险，他还想把失去的全部收回，在造这个声势。当年斯大林就讲了，乌克兰是俄罗斯的边疆。列宁讲不同的民族可以自由退出，实际上退不出来，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各个加盟国退出苏联的程序很复杂，按照这个程序就别想退出去。凤凰评论《高见》：这些年，中国一直有很多人在讨论，说苏联竟无一人是男儿。为什么苏联瓦解、苏共垮台的时候就没有人站出来去挽救它？闻一：老百姓认为这个*权不值得挽回，官员也认为没必要去挽回它，对自己没什么好处，仅此两点就是致命的。军队也没有动静，因为军队没有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男儿”也拯救不了，你的许诺没得到实现，我看不到希望，你现在要跨了，叶利钦可能会让大家看到新的希望。在苏联这个制度之下，普通人的命运不是由自己掌握，而是由领导掌握的，是由掌控者掌控的。当这个掌控者不能再掌控的时候，底下的人就不知道如何是好。极少人可能想去挽救，但是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雷日科夫为什么可悲？你也可以是男儿啊？我觉得这些人太可悲了。现在，追究苏联解体的历史责任成为一种风潮，而这些人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凤凰评论《高见》：雅科夫列夫在《雾霭》里面说到，戈尔巴乔夫缺乏雷霆的手段，他想讨好所有人。当既得利益者反对时，他有意的疏远了自由派的改革者；他想推行改革，又不想得罪原来的既得利益者。后来，支持改革的人被他疏远了，发动八一九*变的那些人又不可能和他一条心，这可能是他失败的原因。闻一：他作为*治家的手段确实软弱，最后的过程很明显，叶利钦宣布俄罗斯独立的时候，他没有对叶利钦采取什么措施。他现在自己也承认，自己的改革操之过急了，对困难估计不足。凤凰评论《高见》：看起来那么强大的苏联，*治高压实施了那么多年，社会控制那么严密，但是最终仍然以失败告终，它似乎在揭示某一个规律：想用强力把所有人震慑，用恐怖*治的办法实施暴力统治，实际上不可能获得长期的成功。
闻一：从世界历史看，任何一个繁荣的*权或者王朝，都不是靠恐怖手段建立起来的，也不是让人民全部生活在监控之下的，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凡是繁荣发达的社会都是比较欢快的，人民心情舒畅，社会和谐平稳，领导人也不是那么张牙舞爪。暴力和强权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不可能永久持续。自由、平等、和谐、幸福，是人们最基本的追求和需求，要抑制人们的思想，抑制人们自由生活是做不到的。斯大林这样的统治者，相信权力可以解决一切，但是事与愿违。权力不能解决一切，警察、**、军队都不可能解决一切。如果人心不向你，暂时可以维持，但迟早是不行的，世界史上曾经有千年不衰败的帝国吗？没有过，到现在为止没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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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儿童：我们最幸福作者：徐贲
年9月3日，苏联西伯利亚一个叫吉拉西摩夫卡(Gerasimovka)的村庄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两个男孩的尸体，其中较大的一个是巴甫列克.莫罗佐夫(PavlikMorozov)，15岁，是少年先锋队员。巴甫列克曾向警察检举过父亲，富农特罗费姆.莫罗佐夫(TrofimMorozov)的罪行。据报纸报道，莫罗佐夫家的人是因为怨恨巴甫列克揭发他父亲而将他杀害的，同时遭害的还有他9岁的弟弟。因此，这是一次阶级报复的杀害。调查一开始，苏联报纸和警方就把巴甫列克的死确定为一桩*治性犯罪案件，巴甫列克是模范少先队员，而杀害他的人则是“富农反革命”。
吉拉西摩夫卡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庄，离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东北公里。这个村庄的附近有一些劳改营和流放“富农”的“特别居民点”。吉拉西摩夫卡村是个穷地方，穷的人家只有一头牛，富的人家也不过有两头牛。全村只有9户人家拥有俄国人喝茶用的那种茶炊。村里直到1年才有了一所小学，只有一位老师，13本书。就象在西伯利亚西部的许多别的村子一样，吉拉西摩夫卡村的人独立性很强。19世纪的时候，他们从俄国中部移居西伯利亚为的就是自由和土地。他们对苏联的农村集体化运动抵触很大，1年8月村里建立集体农庄时竟然一户也没有报名，苏联报纸因此将这个村点名为“富农窝”。
巴甫列克的父亲特罗费姆是一个很勤快的农民，日子算是村里的中等水平。在苏联内战期间，他受过两次伤。村里的人都很敬重他。1年8月他儿子揭发他的时候，他已经担任了三任的村苏维埃主席。巴甫列克向警察检举说，他父亲把假证件卖给特别居民点的富农。
报纸上宣传说，巴甫列克是优秀少年先锋队员，但其实吉拉西摩夫卡村里当时并没有少先队组织。1年吉拉西摩夫卡村有了小学，巴甫列克成了积极分子，他喜欢检举邻居们的“错误行为”，好多年以后村里人还是称他为“烂货”。巴甫列克恨他的父亲，因为父亲抛弃了家庭，和别的女人去过了。据报纸报道，1年11月，特罗费姆在村里学校受审判的时候，冲着他儿子大声叫喊，“我是你父亲啊!”巴甫列克对主审员说，“是的，他曾经是我的父亲，但我现在已不把他看作我的父亲。我现在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一个少先队员。”特罗费姆被送到很远的北方去劳改，后来被枪毙掉了。
巴甫列克检举父亲以后，胆子更大了，又开始检举那些对集体农庄有怨言和私藏粮食的乡亲。他9岁的弟弟费沃多(Fyodo)也学他的样。村里的人都不喜欢这兄弟俩。他们的亲爷爷谢尔盖·莫罗佐夫不准他们进他的家门，其他的亲戚也劝他们不要再干那些缺德的事情。但是，要说莫罗佐夫家的人杀害这两兄弟，其实并无实在的证据。巴甫列克和村里一些别的少年，包括巴甫列克的堂兄多尼拉曾有过争执，所以村里人怀疑是那些少年杀掉了巴甫列克兄弟。
巴甫列克兄弟死亡的事刚刚由当地报纸报道，就立即变成了*治事件。多尼拉说是他爷爷谢尔盖干的，巴甫列克的母亲和表兄伊万·普特切克(IvanPotupchik)也这么说。最后，莫罗佐夫家有五口人被定为“富农家族”，于年11月受审。巴甫列克的叔叔和教父被定为策划者，堂兄多尼拉和爷爷被定为直接凶手，奶奶被定为将巴甫列克兄弟诱入树林的协从罪犯。审判一开始，起诉官引用了斯大林关于在全国强化阶级斗争的讲话，凸现事件的*治性质。除了巴甫列克的叔叔之外，其余四名人犯都被判处死刑，由行刑队枪决。巴甫列克的表兄伊万原本就是一个积极分子，因为在事件中表现出色，加入了共产*组织。
巴甫列克很快成为苏联报纸宣传的英雄和人民学习的榜样。3年秋，高尔基呼吁为少年英雄巴甫列克建立一座纪念碑。高尔基说，巴甫列克懂得，“你的血亲可能是你的精神敌人，不能放过这样的敌人。”巴甫列克成为一位完美的少年英雄，电影、故事、诗歌、传记、歌曲都称颂他的高度觉悟和对*的忠诚。他那大义灭亲的英勇壮举成为所有苏联儿童学习的榜样。
巴甫列克的事迹宣传影响了整整一代苏联儿童的道德意识，由意识形态规定的国家利益高于变得高于一切家人朋友间的亲情和信任关系。背叛和出卖这些关系不但不再是羞耻的事情，而且更成为公共精神和*治先进的表现。忠诚和信任原本是以活生生个人为对象，现在个人的对象被抽象的国家、人民、*、无产阶级所代替。切断了个人与个人间信任和亲情的联系，个人变得前所未有地孤独，前所未有地依恋和隶属于抽象的集体，害怕被这个集体抛弃，害怕被它排斥为异己或敌人。这种惶恐和不安又使许多个人更加不择手段地划清一切“坏”的个人关系，以争取“进步”来表现对集体的忠诚。
当时，到底有多少苏联青少年真的揭发了自己的父母，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当时苏联报纸刊登的材料却是不断给人以巴甫列克式少年英雄辈出的印象。有一个叫索罗金(Sorokin)的孩子揭发他父亲偷集体农庄的粮食，警察逮捕了他的父亲。还有一名叫西尔沃察·法蒂耶夫(SeryozhaFadeyev)的学童向班主任报告，说他父亲私藏了马铃薯。13岁的普罗尼亚·考里宾(ProniaKolibin)告发自己的母亲在集体农庄的地里偷粮食，他的母亲被送进了劳改营，而他自己则因为揭发有功，受到了去克里米亚著名的少年先锋队度假营度假的奖赏。
少年先锋队号召儿童们学习巴甫列克告发父母的“不法”行为，少先队基层组织派队员到集体农庄监视农民是否偷盗粮食。《少先队真理报》定期刊登揭发有功者的名单，表彰他们的事迹。“学习巴甫列克”掀起了热潮，少先队号召队员不仅要揭发父母，而且还要揭发亲戚。有的地方甚至提出，不揭发的队员是缺乏觉悟，其他队员应该揭发这样的队员。在这种气氛下，家长甚至都不敢在孩子面前说话。有一位医生回忆道，“我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到斯大林。出了巴甫列克的事情后，谁都生怕稍微有一点出言不慎，就是在儿子面前也不行。万一他一不小心在学校说了什么，辅导员就会报告上去。他们会问孩子，‘你是哪里听到的?’孩子会说，‘爸爸说的。’你一下子就倒霉了。”
亚历克山德·马利安(AlexandrMarian)的父亲就是这样倒了霉的。亚历克山德是他村子里的共青团领导人。年，他17岁那年揭发他父亲反对合作化。亚历克山德在1年6月8日的日记中称“富农”是“苏联最后，也是最大一个剥削阶级。”年，他17岁那年揭发他父亲反对合作化。由于他的揭发，他父亲被逮捕并被送去劳改。3年，在一则日记中，亚历克山德记载了一段与共青团一位同志的交谈，这位同志说，亚历克山德的父亲有“反动观点”，他不应再担任共青团领导。亚历克山德就此在日记中写道，“我向这位同志解释，逮捕我父亲是我自己要求的。他的反苏立场与他[一次大战时]在奥地利当俘虏的经历有关。……他后来喜欢奥地利的秩序，认为他在奥地利见到的那种资产阶级小农[经济]可以带来农业财富。……他把集体化初期的缺点看成是混乱，而不是暂时的挫折。如果他能懂得辩证法，有*治觉悟，他就有可能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
更多的青少年以“断绝关系”而不是直接揭发来表示进步。在亲人家属“出了问题”，成为“敌人”之后，一个人自然会感觉到各种压力，有的会被少先队或共青团开除，有的进不了大学，找不到理想的工作。8年，列夫·泽尔莫诺夫斯基(LevTselmerovsky)18岁，他的父亲，一位苏军工程师，在列宁格勒被逮捕。列夫是共青团员，正在接受飞行员训练。他一心想参加红军，但他父亲被捕后，他也被定为“异类分子”，并被流放了，成了工厂的工人。8年9月，列夫给苏联主席加里宁写信，表示与父亲划清界线，并为自己申辩。他写道，“关于我父亲，我稍微说几句。据我母亲说，他是因为表示不满而被送到北方劳改营去的。我本人不相信这个说法，因为我听父亲对他的妹妹谈起过他在北方与白军作战的事情。他跟我们讲他的光荣经历。当基洛夫被暗杀时，他都哭了。……但这可能是他的伪装。……我认为，我父亲应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我不应该因他的缘故蒙受耻辱。我要参加红军，我要成为一个拥有平等权利的苏维埃公民，因为我配得上这个称呼。我在苏联学校接受的是苏联精神的教育，我的观点显然与我父亲完全不同。我对自己被定为异类分子感到很伤心。
与“坚决揭发”不同，断绝与“有问题”家人的家属关系是一种既能保护自己，又不太伤害家人的办法。当时苏联报纸上有成千的“断绝关系”声明，差不多都是一个格式:“我，尼古拉·伊凡诺夫，断绝与父亲的关系。他以前是一个牧师，多年欺骗人民，谎说有上帝存在。为此，我与他断绝一切关系。”有不少父母为了子女的前途，提议或者鼓励子女与他们断绝关系。年，一个16岁的犹太男孩写信给他家当地的一家意第绪语的报纸断绝与父亲的关系:“我从此不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我觉得，我真正的父亲是教育我人生大事的共青团。我真正的母亲是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苏联人民是我现在的家庭。”后来有人采访了声明人的妹妹，她回忆道，“当时我14岁，我父亲把我哥哥和我叫到房间里，对我们说，他的生活方式已经跟不上现在的时代。他希望我们不要重复他的错误，不要再遵守犹太宗教传统。他说我们应该跟学校编黑板报的人说，要声明过自己的新生活，不再与父亲的宗教有任何关系。父亲叫我们这么做。他说，这对他没有什么，但这样可能为我们开创光明的未来。”
揭发家人，断绝与他们的关系，换取荣誉、信任和光明的未来，巴甫列克式的“大义灭亲”成为苏维埃儿童的新精神，也成为苏维埃人的新精神。在那些揭发者心里，除了功利的考量和生怕被连累的恐惧，不能不说还有一种真实的羞耻感和荣誉心。他们以“坏蛋”父母为耻，以努力争取“进步”为荣;以旧家庭为耻，以新集体为荣。
7年，安娜·克里夫科(AnnaKrivko)17岁，她的父亲和叔叔都是卡考夫(Kharkov)市的工人，父亲和叔叔被逮捕后，安娜被卡考夫大学和共青团开除，定为“异己分子”。她到处找工作，为了养活母亲、祖母和一个还是婴儿的妹妹。她在一个养猪场工作，后来有人说出她父亲被捕的事，她丢了工作。她找不到工作。8年1月，安娜写信给苏维埃代表、*治局委员邱巴(VlasChubar)。她表示与父亲断绝关系，央求邱巴帮助她家。她说，如果她不能在苏联过上好日子，那就不如带着幼妹一起去死。她表示自己绝对是忠诚于斯大林同志，痛恨她那个把灾祸带给家庭的父亲：“我不知道我父亲和他弟弟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他们被判了几年刑。我感到羞耻，根本不想知道。我深信不疑，无产阶级法庭是正义的。如果他们被判刑，那一定是罪有应得。我对父亲完全没有女儿的感情。我感到的是作为苏联公民对祖国、对教育我的共青团和共产*的义务。我全心全意支持法庭的判断和1亿7千万无产者的声音，为这个判决感到欢欣鼓舞。我父亲自己坦白，9年他被征召到邓尼金的队伍里，当了三个月的白卫军，为此，他在年被判年半的劳改。我所知道的他的往事就是这些。……如果我观察到他有反苏联行为的迹象，就算他是我父亲，我也会毫不迟疑向内*部人民委员会报告。邱巴同志!请相信我：我以称他为父亲为耻辱。人民的敌人不是我的父亲。人民教育我憎恨一切坏蛋、敌人，无一例外，毫不留情。只有人民才是我的父亲。我坚信，无产阶级、列宁的共青团、列宁和斯大林的*会象爱护自己女儿一样爱护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给我帮助。”
以当苏维埃人为最大的光荣，对于没有前苏维埃记忆的青少年，要比对有这种记忆的前辈容易的多。新的一代人从小就相信，他们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幸福的人民。米哈伊·尼可莱夫(MikhailNikalaev)在0年代经历了好几个孤儿院的生活长大。据他回忆，孤儿院一直教导他们，苏联是最好的国家，苏联的儿童是全世界最幸福的，而斯大林就是这个国家的父亲。
“要是我们出生在别的国家，我们早就饿死、冻死了。……他们是这么教的，当然我们也是这么信的。孤儿院怎么教，我们就怎么信。我们的所有关于世界的想法都来自苏联的*权。”
米哈伊很钦佩巴甫列克，也想有机会揭露敌人和奸细。当他加入少先队的时候，他感到特别光荣，觉得真正踏进了苏联社会。在这之前，他一直生活在羞愧之中，因为生养自己的父母觉得抬不起头来。其实，他对父母并没有确切的记忆。他只记得四、五岁时，以前家里的一位保姆到孤儿院来看他，告诉他，他的父母是“人民之敌”，已经被枪毙了。她对他说，“他们本该象对你父母一样，也把你枪毙了的。”米哈伊从此一直感到十分羞耻。参加了少先队，他才算摆脱了这种羞耻感。他感到，斯大林象父亲一样在关怀他，一切的幸福都是来自斯大林，“我们有得吃，有得穿，有学习的机会，可以去少先队营地，还有新年树——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斯大林同志。”0年代成为青少年的苏联新一代，从小受到的就是绝对相信斯大林和苏联*府的教育。他们相信，报纸上登载的都是真实的，报纸说好的一定是好的，报纸说坏的一定是坏的。这种信念使得那些父母在大清洗的年代(7-38)被定为苏联敌人的年少年相信，错一定在他们的父母。
在人性和人情的荒漠中，有的青少年运气好，偶尔也会遇到一片小小的绿洲，年纪小的时候还不觉得什么，后来记起来，却是终身难忘的记忆。伊娜.盖斯特(InnaGaister)小时候就读莫斯科的第19中学，学校地处莫斯科中心地带，附近住着不少苏联领导人。这所学校的学生中有的在7年的大清洗中失去了父母。在19中学不远处是莫斯科实验学校，许多官员的子女都在那里就读，但谁一旦遭到清洗，子女就会被强迫揭发父母，或者被开除。但伊娜的学校气氛则不同，老师们尽量保护学生。伊娜的父母都在7年被逮捕，但她开学时还是去上学了。她一直不敢告诉老师家里发生的事情。她回忆道，“我们都是听巴甫列克的故事长大的，”所以很怕学校要她揭发父母。最后她鼓起勇气对老师说了实话。老师说，“好了，那又怎么呢?回到班上去吧。”
老师不但不替她声张，还用自己的工资替她付了学费。19中学有不少象伊娜这样“人民公敌”子女的学生。伊娜记得当时班上有一个很顽劣的男孩，他写了一份班上5个“托派分子”(“人民公敌”子女)的名单，贴在班级的墙上，遭到很多同学的愤恨。伊娜还记得一件与图恰切夫斯基元帅被审时有关的事情。当时的苏联学校都接到指示，把“人民公敌”图恰切夫斯基的图象从教科书里抹掉。伊娜回忆道，“有的男孩丑化教科书里的图恰切夫斯基的相片，在他的脸上加上胡子或在他头上画上一对犄角。我们的老师格里高罗芙娜(RakhilGrigorevna)对他们说，“我给你们每人一张纸，好好地把纸贴在书里图恰切夫斯基的脸上。贴的时候要小心一些，因为今天他可能是一个坏人，一个人民公敌，但明天他和别的人又会回来。我们可能又会把他们看成好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可以把纸从他没有丑化的脸上揭掉了。”伊娜记得她这位老师，因为她让伊娜看到，即使在极端险恶无情的环境中，一个人还是有可能不随波逐流，还是有可能保持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在她那个时代的苏联，这些都是太难得了。
奥兰多·费格斯(OrlandoFiges)在他年出版的《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TheWhisperers:PrivateLifeinStalin’sRussia)中记录了许许多多象上面说到的前苏联往事。在俄语中，“耳语者”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指出于恐惧和害怕被人偷听而压低了声音(shepchushchii)，第二个意思是指在别人背后窃窃私语地告密(sheptun)。耳语成为斯大林时代日常生活的特征，整个苏联社会都变成了这个或那个意义上的“耳语者”。
《耳语者》是一部揭示斯大林时代普通苏联人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这部历史是在零零碎碎的口述中构建起来的。这些零零碎碎的口述具有“拼贴艺术”(collage)那样聚零为整的叙述效果，“把它们放在一起，便可以从中看到一幅前所未有的景象，那就是普通苏联公民生活在斯大林专制下的内心世界。”这是《耳语者》与许多关于斯大林统治的历史著作不同的地方，“许多历史著作都是描述恐怖的外部现象——逮捕、判刑、古拉格式的囚禁和杀害，而《耳语者》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统治下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著作。在斯大林统治下，苏联人过着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是什么?在拥挤的共同公寓中……一家人挤在几个或者甚至一个房间里，隔墙就能听到隔壁人说话，这时候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当国家把法律、监视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触角伸向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所谓的私人生活指的又是什么?”
成千上万的普通苏联人在斯大林时代沾上了各种各样的“坏社会关系”，成为身世不清白的人。他们因此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一方面觉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对苏联制度有离异感，一方面又努力地自我调节，要在苏联制度中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许多人尽管家庭成员中有的饱受迫害，自己却仍然努力进步，争取入*、入团。在对待家庭中的“人民敌人”时，普通的苏联人在信任他们所爱的人和相信他们所怕的*府之间经受了各种内心挣扎和道德煎熬。他们有的痛苦，有的麻木，“在斯大林统治的道德真空中，人要怎么才能保持人的感觉和感情呢?那些塑造百万人生活的是怎样的生存策略呢?是沉默、谎言、友谊和背叛，还是道德妥协和曲意迎合?”
经历了斯大林恐怖统治的苏联，几乎没有家庭不留下它的印痕。据保守估计，从斯大林获得*领导权的年到他去世的年，大约有万人受到过*治迫害。这万人有的被枪决，有的成为古拉格的囚犯、特殊圈禁处的“富农”罪犯，有的成为无数劳改营地的奴工，他们占了苏联人口的八分之一(年的苏联人口大约是亿)，平均每1.5个家庭就有1个“人民的敌人”。这还不包括在大饥荒和战争中丧生的人们。这些直接受害者的家属数以千万计，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恐惧、伪装和绝望，他们不顾一切地向斯大林表现忠诚，争取按他的意志做苏联的“好公民”。
斯大林年去世的时候，留下的是整个一个被他成功改造了的新人民，“斯大林统治留下的沉默而顺从的人民延绵不绝。”塑造一国人民的国民性就象培育一个新物种，只要一次性成功就足够了，剩下的便是它的自动延续，除非环境因素的剧变为它的再度变化提供了条件。正是这个沉默而顺从的“斯大林的人民”成为费格斯口述史想要从中寻找隐秘声音的对象。费格斯说，他的书谈的不是斯大林本人，但每一页上都闪现着斯大林的幽灵。他写道，“(这本书)探讨的不是斯大林和他的统治*策，而是斯大林主义如何渗透到人们的心灵和感情之中，左右着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
这本书并不想就此揭开恐怖统治根源之迷，也不想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它要解释的是，警察国家是如何在苏联社会中扎下了它的根须，把成百万的普通人变成恐怖统治的袖手旁观者或者积极帮凶。斯大林制度绵延不绝的魔力和遗产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而在于，用俄国历史学家米海伊.盖夫特(MikhailGefter)的话来说，‘渗透到我们心灵之中的斯大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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