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永乐时的大明门，清代顺治时的大清门，民国时的中华门。现在原址是新建的毛泽东纪念堂
引子
红旗飘扬歌声啥亮，
人山人海庆解放，
人民大众作主人，
古宫变成了新红场。
年2月中旬中国共产*在北平(中共建国后改回原名北京)天安门前举行庆祝大会时，出现了上述的海报标语。年1月31日宜布和平“解放”北平，2月3日解放军举行大规模的入城仪式，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宜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当天，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甚为感触，写了一首《天安门歌》，也提到了天安门这个新“红场”：
归队五星旗下，
高声义勇军歌，
新的国名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好袂歌四起，
红颜白史黄童，
“中华人民领袖，出一个毛泽东”；
……是自己的*府，
是人民的武装，
圣旗夜灯一色，
天安门外“红场”；“
红场”三十万众，
赤旗象征赤心，
赤心保卫祖国，
赤心爱护人民。
共和国前后，这种把天安门比喻为莫斯科红场的说法，相当流行。
?莫斯科红场阅兵
历史上，新**在取得*权之后，往往大规模建造或重修旧日的*治空间。年法国大革命后，新*府除了另立国民公会，颁布新法令之外，还建造了崭新的广场、建筑物和纪念碑，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年4月颁发《纪念碑宜传法令》，下令拆除沙皇的雕像，并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城的街道和广场上竖立新英雄纪念碑，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马拉和傅立叶等人的像，以表扬过去这些为自由而战的“革命伟人”.也为两座城市创造新的*治空间。
同样，共和国成立后，将原有的宫廷广场，重建成一个宏大的天安门广场，成为最重要的建设工程。
夭折的北京新行*中心
年5月22日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简称“都委会”)成立，包括：北平市副市长张友渔、北平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建筑师及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与林徽因及工程师华南圭等人。都委会以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为主任委员，曹言行为副主任委员，梁思成为常务委员。成立大会讨论了一连串有关发展北平的计划，决议之一是“正式授权梁思成先生及清华建筑系师生起草西郊新市区设计”。这个决定，后来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梁思成和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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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儿子，早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师从以新古典学院派闻名的法国建筑师克雷。梁思成除了熟习西方新古典主义和现代派建筑学之外，对古建筑也有浓厚的兴趣。年梁氏与妻子林徽因回国后，到各地做了大量的古建筑物调查，力倡保护文物。梁特别欣赏古都北京的建筑群，认为北京城是“一个具有计划性的整体”，以“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这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梁氏盛赞北京城是“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能够设计首都的新市区，是梁思成的一个梦想，但也给他招来不少批评。
社会主义的新首都应该建在何处呢？梁思成力主先要保护旧都，建议在北京西郊另建新城。梁思成是学建筑的，不是城市规划专家，故找来曾在英国学习城市设计，与他看法相近的陈占祥来帮忙。在年2月梁、陈合写了著名的《关于中央人民*府行*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俗称的《梁陈方案》)。两人认为北京是历史名城，“许多旧日的建筑已成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不能破坏，而且新的行*机构需要较大的建造面积，将来还要有发展的余地，在旧城内根本找不到足够和合适的地方扩建。
再者，在旧城建新的行*中心，需要拆除大量房屋及迁徙无数居民(根据梁、陈的估计，出十八万二千余人口”)，他们认为这是坛以西、公主坟以东之间的一大片农地，“约需拆除房屋十三万余间，即是必须迁“劳民伤财”之举。梁、陈力主在西郊月建造中央新的行*中心。但当梁思成和陈占祥兴高采烈地提出他们的新方案时，却遭到各方面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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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之一：保护古城还是大拆大建？
第一类批评来自专业界。在北京市建设局任职的工程师朱兆雪和建筑师赵冬日于年4月提出《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的方案(即俗称的“朱赵方案”)，认为”北京旧城应作为建设首都的中心，这是合理而又经济的打算”。朱、赵的考虑以经济因素为主，认为修建旧区比发展新区来得划算，而且重建旧城，可使旧的地方“免于衰落”而变得“繁荣”。
朱赵的看法，与苏联专家的建议非常接近。年12月，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提出了《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它参照了年莫斯科规划总图即一个蜘蛛网结构，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放射出几条主要干道，同时围绕城市中心建环路来疏导交通……。改建市中心区天安门广场，以在该处举行阅兵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典礼和人民游行……，还建议把第一批行*的楼房，建筑在东长安街南边。
对此梁思成不同意巴氏的看法，力持保护古城的主张，并在会上与苏联专家也与梁思成唇枪舌战。
分歧之二：古城要不要变成工业中心
后来的北京市长彭真当时认为，在意识形态上要强调工人地位的重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领导的国家，故此在城市发展工业，是符合了*治大方向。
都委会成立大会中张友渔则认为：“北平有历史文化上的特点，建设北平不一定把他变为工商业都市，而宜建设为*治文化之中心及游览区。”
梁思成也反对在北京城发展工业。根据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陈干的回忆，当年梁思成曾说“可以像美国的华盛顿，北京只是*治中心，不发展工业。”梁的这种从文化角度来看城市发展的看法，被当时的苏联专家视为过分天真。
（报载: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核心区域--行*办公区，将于年底前“四套班子”将迁入通州。围绕着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北京“新中心”即将崛起。这是一则迟到了六十七年的决定。）
毛泽东一锤定音
对梁陈方案的最大的批评并非来自苏联专家或中国的建筑师，而是*的高层。到目前为止，各方面资料看出，毛泽东对于如何设立行*中心的问题，做了最后的决定。年阿布拉莫夫说：“市委书记彭真曾告诉我们，关于这个问题曾向毛主席谈过，毛主席也曾对他们讲过，*府机关在城内，*府次要的机关是设在新市区。”
毛在年写的《反对*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中有一些简单的透露：“集中与分散是经常矛盾的。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委讨论，再由*府执行。”
当时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已经迁进中南海，旧日的封建皇宫已经成了社会主义的*治权力中心。天安门广场对于中国共产*有特殊意义，毛泽东一直认为在这里发生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新阶段”，也是催生中国共产*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天安门城楼也是他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神圣地方，故此天安门既是中国共产*的发源地，也见证新中国的开始，又是目前新*府的权力中心，不能随便改动。
毛泽东的梦想
明清两朝的北京城，分为外城、内城、皇城和宫城(紫禁城)。天安门是明清两代皇城的正大门，形状是一狭长的T字型宫廷广场(图二)。广场的东、南、西都修筑了宫墙，把广场围了起来。
新*权首次整修天安门，是在年8月底，开拓了一个可以容纳16万人的广场。这一次的整修，规模不算太大，主要保证开国大典可以顺利进行。
年代，*高层不断构思如何扩充天安门广场的面积。但究竟广场要建得多大，却没有一个既定的方案，而是随*治的需要而改变。从年到年，北京市*府经多次施工，最大的一次改建天安门，是在年8月，中共中央为了在翌年庆祝建（大建筑工程(即俗称的“十大建筑”)。这批大型的工程，也可以说是实现毛泽东早期的一些梦想。根据史学家侯仁之和建筑学家昊良墉说，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经谈到，“革命胜利之后一定要建设一座足以容纳万人的大会堂。
五百年历史的中华门被拆毁
天安门的扩建与国庆十大工程同步进行。于年底开始动工，拆除天安门南面、建于五百多年前、明永乐18年(年)的中华门(明朝称大明门，清朝改名大清门；年中共于此建造了毛主席纪念堂)；北面的长安街由原来的24公尺扩宽至公尺，并在此修建了游行大道，东起南池子南口，西至南长街南口，总长公尺，宽80公尺，可容列游行队伍同时通过。扩展后的天安门广场，东自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西到人民大会堂的东西宽公尺，北从天安门红墙，南到前门楼的南北长公尺，总面积达44公顷，可容纳50万人的庆祝活动，加上东西长安街的地段，可作为一百万人的集会场所。
曾经是北京最大的动迁工程
扩建天安门广场时，一项鲜为人知，中共史书也甚少提及的是有关迁拆附近民居的工程。自年代初，为了改建广场，拆掉了在广场附近的民房(图五)。到了年，*府要赶在建国十周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完成几项重大的工程，要拆的民房更多，此项任务交由北京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冯基负责。这是一项相当棘手的工作。官方的内部报告说：拆迁的工作自年9月10日开始，“经过30天的苦战到10月10日基本完成了安置任务。”在这段短时间内，共拆除了“多间房子”。报告认为“这次搬家的速度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批被拆的房子之中，在原有的天安门广场范围内就占了间，人民大会堂的地段拆了间，历史博物馆的地点拆了间。
报告还承认，例如西城区“由于错下任务单，竟把留作工棚的房子错拆了间，还发生住户还没搬走，工人就去拆房，供电部门撤电表拆电线，供水部门拆水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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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广场之外，拓宽东西长安街也需要大量拆迁民房，例如年初，就拆了间房屋。这类大量拆迁民房之举，是近代北京历史上罕见的。因为拆迁的规模大，问题复杂，自然十分扰民，官方内部文件也不时承认“由于任务急，对新的情况估计不足，准备工作考虑不够周密，组织工作缺点很多，发生了不少问题”，但在*治需要之下，这种扰民之举，就变成不太重要的事了。
限制广场规模属于“反动思想”
天安门广场究竟要多大？是否比红场还要大？的确，这一核心问题，一开始就引起了不少争论。有一说毛泽东曾在年批示要在首都建造“百万人广场”。巴拉金、阿谢耶夫等苏联专家力主采取一个比较小的方案，巴拉金认为，广场的面积至多可以“扩大到二十五公顷，但不可能扩大到四十公顷”。用他的话说，一个40公顷的广场，已经“不是广场而是像列宁格勒的练兵场”。他接着说：“红场并不大，而通过的游行群众并不多。”兹米耶夫斯基同意，他认为假如广场太大，就“很难按恰当的比例来组织建筑，人们在那里看起来不舒服、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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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建议，遭到中国官员和专家的反对。年彭真曾这样指示：“广场势必要大一些，不能太小，当然是不是一定要到正阳门倒也不一定。不要说世界上没有这么大的广场，我们就不能那么作……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是不是因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不革命了？这些是反动思想、落后思想。(广场大一点)是实际需要。”他反对“什么都跟在人家后边走”。
梁思成则也持不同意见。梁认为长安街扩展得太宽，拆了很多民房，“我看不太妥当”。梁说：“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路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道就更困难了。”.梁恩成认为城市规划贵在能尊重传统，讲求新旧建筑物的和谐及城市整体发展的统一。在与陈占祥起草的(梁陈方案》中，梁就强调说：“建筑物在一个城市之中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它必须与环境配合调和。”所以高的建筑物未必好，宽的街道也不一定佳。梁的希望是把长安街发展成为不是太宽的“林荫大道”。
三座古城门（墙）遭到拆毁
年8月，北京市委以“妨碍交通”为由，下令拆除东西三座古代城门。这个决定遭到梁思成的反对，认为这会破坏故宫完整的建筑艺术格局。梁思成在年一篇重要的文章《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瓜的讨论)中提出反对拆除古城门和城墙的理由：“主张拆除的人强调着说：这城墙是封建社会统治者保卫他们的努力的遗迹呀，我们这时代既已用不着，理应拆除它的了。回答是：这是偏差幼稚的看法。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它今天是人民的博物院。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是在天安门上由毛主席昭告全世界的。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切建筑体形的遗物都是古代多少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杰作，虽然曾经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所专用，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是我们大家的民族纪念文物了。”
但是，第一书记及市长彭真最后批示如下：“我是坚决主张拆除北京的城墙的。只要把长城的若干段保存下来，即可以代表这方面的文物。”但是拆北京旧城墙这件重大事件上，最后并非由北京市长或市委书记决定的，而是由*的最高领导人做主。毛泽东早在年曾经这样透露：“在天安门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拆除北京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府执行的。”
梁思成因力保古建筑的主张，后来惹了祸，遭到了批斗。
大广场—国家权力的象征意义
年10月，彭真透露毛泽东对于北京人口规模的看法：“毛主席说，北京不要一千万人？将来人家都要来，你怎么办？”彭真接着下了一个结论：“道路不能太窄。一九五三年提出东单至西单的大街宽九十公尺，就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大马路主义就大马路主义吧。不要害怕，”当然，归根结底，街道要宽，拆除天安门广场上的旧城门和拆迁民居，以配合*治上的需要，尤其是大型游行集会时所需要的空间。早在年聂荣臻当市长时，就已提出要修建一条“必须能应付将来一百万人队伍的大游行”的“游行道”。后来中共中央决定大大扩宽东西长安街，明显是以天安门广场作为一个*治大舞台来考虑。大、小、高、低是建筑学的基本概念，但从*治角度看，这些都是关键问题，因为它们代表*权的高(优)与低(劣)、先进与落后，甚至是好与坏的问题。换言之，它们牵涉国家权力的象征意义。
*治家对建筑物的高度和广场的宽度情有独钟，在苏联历史上也屡见不鲜。年构成派雕塑家塔特林被苏维埃新*府聘请来设计第三国际纪念碑时，构思中的纪念碑的高度超过公尺，目的就是要超越法国巴黎艾菲尔铁塔的公尺高度。年由苏联建筑师约凡(B.M.Iofan)设计的苏维埃宫方案，其高度就要比早一年刚建成、高公尺的美国纽约帝国大厦还要高8公尺。这些高大的建筑物，都是为了向全世界展示社会主义的成就超越了资本主义。
据北京市委书记郑天翔的回忆，“关于天安门广场的规模和布局，曾经先后做过几十个方案，征求过多方面的愈见，最后是经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彭真同志亲自指点确定下来的，……广场东西宽五百米，天安门到正阳门，长八百六十米，面积四十公顷。”
中苏关系在年代后期急速转坏，中方力求找建成一个与苏联红场不同，甚至在各方面(包括面积、设计、气派)都要超越红场的广场。事实上，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有44公顷，大大超过了只有9公顷的红场。只在面积上，天安门广场已远远超过红场，这在中苏交恶的时候，感觉自然更加快慰。
从*治史的角度看，天安门广场的演变，折射出中共对内(树立及巩固其*权)和对外(抗衡苏联及欧美帝国主义势力)的*策。
从保护古城和文物的角度，为了*治需要而拆毁北平珍贵古代建筑，实属代价惨痛而永远无法弥补。
附录
中外广场的不同属性
现代广场的概念源自西方。古罗马的建筑师维楚威斯(Vitruvius)很早就在其名著《建筑十书》中说明广场(维氏称之为“forum”)是城市设计的一个重要环节。他认为广场和人的活动息息相关，如何设计广场要看居民的人数而定，设计得太小发挥不了作用，设计得太大则变得空旷。文艺复兴时期学者阿尔贝蒂依循这种建筑物应该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思路，指出广场的特色之一是人的各种不同活动，例如广场内有不同的商业贸易是配合不同人的需要。对于阿尔贝蒂而言，意大利广场的特点就是这种多元性。这种多元性至少有两种意义：第一，它代表民众多姿多采的不同活动；第二，它也代表城市中有形状、大小和重要程度都不同的广场。多元性后来成为西方广场的特色。19世纪末城市设计家施德(Camillositte)研究欧洲自中古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广场，发现在广场上经常可以看到“人民熙来攘往，群众庆典在此举行，戏剧在此上演，*府事务在此展开，法令也在此颁布等等。”不过，传统的欧洲广场并非都是经过周详的规划而建成的，而且很多都被四周的建筑物包围，面积都不大，形状也不一(意大利的广场很多都是多边形的，佛罗伦萨的新玛丽亚广场呈不规则的五角形便是一例)。直至17、18世纪时，大型公众广场的设计才渐渐受到*府的重视。法国大革命对于公共广场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革命派要求建立一个较大的开放空间，来代表人民的民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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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开放的空间，借用史家奥珠的话说，是一个“公开、自由和没有等级分别”的地方，有别于传统贵族那种“封闭、分隔和孤立”之地。革命派认为最理想的空间就是一处可以令每个人都可一览无遗的场所，无分彼此。新*权在大革命后把巴黎市中心原先的路易十五广场改建为革命广场，后来又改名为协和广场便是著名的例子。现代欧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广场大都继承这些特色：开放、大型、自由，同时广场是各种团体举办多姿多采活动的场所，和市民休憩及公开发表言论的地方。
但天安门广场与这些西方广场不同，它明显是*治性的广场，是官方控制的，封闭的，要服从单一*治思想的，气氛是严肃的，是一处强调纪念意义的地方。毛泽东年在此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举行阅兵仪式和盛大的群众庆典，天安年代在此差不多每年都举行的五一和十一的大型巡游更是活动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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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红旗飘扬歌声啥亮，
人山人海庆解放，
人民大众作主人，
古宫变成了新红场。
年2月中旬中国共产*在北平(中共建国后改回原名北京)天安门前举行庆祝大会时，出现了上述的海报标语。年1月31日宜布和平“解放”北平，2月3日解放军举行大规模的入城仪式，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宜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当天，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甚为感触，写了一首《天安门歌》，也提到了天安门这个新“红场”：
归队五星旗下，
高声义勇军歌，
新的国名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好袂歌四起，
红颜白史黄童，
“中华人民领袖，出一个毛泽东”；
……是自己的*府，
是人民的武装，
圣旗夜灯一色，
天安门外“红场”；“
红场”三十万众，
赤旗象征赤心，
赤心保卫祖国，
赤心爱护人民。
共和国前后，这种把天安门比喻为莫斯科红场的说法，相当流行。
?莫斯科红场阅兵
历史上，新**在取得*权之后，往往大规模建造或重修旧日的*治空间。年法国大革命后，新*府除了另立国民公会，颁布新法令之外，还建造了崭新的广场、建筑物和纪念碑，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年4月颁发《纪念碑宜传法令》，下令拆除沙皇的雕像，并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城的街道和广场上竖立新英雄纪念碑，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马拉和傅立叶等人的像，以表扬过去这些为自由而战的“革命伟人”.也为两座城市创造新的*治空间。
同样，共和国成立后，将原有的宫廷广场，重建成一个宏大的天安门广场，成为最重要的建设工程。
夭折的北京新行*中心
年5月22日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简称“都委会”)成立，包括：北平市副市长张友渔、北平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建筑师及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与林徽因及工程师华南圭等人。都委会以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为主任委员，曹言行为副主任委员，梁思成为常务委员。成立大会讨论了一连串有关发展北平的计划，决议之一是“正式授权梁思成先生及清华建筑系师生起草西郊新市区设计”。这个决定，后来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梁思成和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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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儿子，早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师从以新古典学院派闻名的法国建筑师克雷。梁思成除了熟习西方新古典主义和现代派建筑学之外，对古建筑也有浓厚的兴趣。年梁氏与妻子林徽因回国后，到各地做了大量的古建筑物调查，力倡保护文物。梁特别欣赏古都北京的建筑群，认为北京城是“一个具有计划性的整体”，以“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这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梁氏盛赞北京城是“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能够设计首都的新市区，是梁思成的一个梦想，但也给他招来不少批评。
社会主义的新首都应该建在何处呢？梁思成力主先要保护旧都，建议在北京西郊另建新城。梁思成是学建筑的，不是城市规划专家，故找来曾在英国学习城市设计，与他看法相近的陈占祥来帮忙。在年2月梁、陈合写了著名的《关于中央人民*府行*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俗称的《梁陈方案》)。两人认为北京是历史名城，“许多旧日的建筑已成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不能破坏，而且新的行*机构需要较大的建造面积，将来还要有发展的余地，在旧城内根本找不到足够和合适的地方扩建。
再者，在旧城建新的行*中心，需要拆除大量房屋及迁徙无数居民(根据梁、陈的估计，出十八万二千余人口”)，他们认为这是坛以西、公主坟以东之间的一大片农地，“约需拆除房屋十三万余间，即是必须迁“劳民伤财”之举。梁、陈力主在西郊月建造中央新的行*中心。但当梁思成和陈占祥兴高采烈地提出他们的新方案时，却遭到各方面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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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之一：保护古城还是大拆大建？
第一类批评来自专业界。在北京市建设局任职的工程师朱兆雪和建筑师赵冬日于年4月提出《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的方案(即俗称的“朱赵方案”)，认为”北京旧城应作为建设首都的中心，这是合理而又经济的打算”。朱、赵的考虑以经济因素为主，认为修建旧区比发展新区来得划算，而且重建旧城，可使旧的地方“免于衰落”而变得“繁荣”。
朱赵的看法，与苏联专家的建议非常接近。年12月，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提出了《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它参照了年莫斯科规划总图即一个蜘蛛网结构，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放射出几条主要干道，同时围绕城市中心建环路来疏导交通……。改建市中心区天安门广场，以在该处举行阅兵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典礼和人民游行……，还建议把第一批行*的楼房，建筑在东长安街南边。
对此梁思成不同意巴氏的看法，力持保护古城的主张，并在会上与苏联专家也与梁思成唇枪舌战。
分歧之二：古城要不要变成工业中心
后来的北京市长彭真当时认为，在意识形态上要强调工人地位的重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领导的国家，故此在城市发展工业，是符合了*治大方向。
都委会成立大会中张友渔则认为：“北平有历史文化上的特点，建设北平不一定把他变为工商业都市，而宜建设为*治文化之中心及游览区。”
梁思成也反对在北京城发展工业。根据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陈干的回忆，当年梁思成曾说“可以像美国的华盛顿，北京只是*治中心，不发展工业。”梁的这种从文化角度来看城市发展的看法，被当时的苏联专家视为过分天真。
（报载: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核心区域--行*办公区，将于年底前“四套班子”将迁入通州。围绕着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北京“新中心”即将崛起。这是一则迟到了六十七年的决定。）
毛泽东一锤定音
对梁陈方案的最大的批评并非来自苏联专家或中国的建筑师，而是*的高层。到目前为止，各方面资料看出，毛泽东对于如何设立行*中心的问题，做了最后的决定。年阿布拉莫夫说：“市委书记彭真曾告诉我们，关于这个问题曾向毛主席谈过，毛主席也曾对他们讲过，*府机关在城内，*府次要的机关是设在新市区。”
毛在年写的《反对*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中有一些简单的透露：“集中与分散是经常矛盾的。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委讨论，再由*府执行。”
当时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已经迁进中南海，旧日的封建皇宫已经成了社会主义的*治权力中心。天安门广场对于中国共产*有特殊意义，毛泽东一直认为在这里发生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新阶段”，也是催生中国共产*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天安门城楼也是他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神圣地方，故此天安门既是中国共产*的发源地，也见证新中国的开始，又是目前新*府的权力中心，不能随便改动。
毛泽东的梦想
明清两朝的北京城，分为外城、内城、皇城和宫城(紫禁城)。天安门是明清两代皇城的正大门，形状是一狭长的T字型宫廷广场(图二)。广场的东、南、西都修筑了宫墙，把广场围了起来。
新*权首次整修天安门，是在年8月底，开拓了一个可以容纳16万人的广场。这一次的整修，规模不算太大，主要保证开国大典可以顺利进行。
年代，*高层不断构思如何扩充天安门广场的面积。但究竟广场要建得多大，却没有一个既定的方案，而是随*治的需要而改变。从年到年，北京市*府经多次施工，最大的一次改建天安门，是在年8月，中共中央为了在翌年庆祝建（大建筑工程(即俗称的“十大建筑”)。这批大型的工程，也可以说是实现毛泽东早期的一些梦想。根据史学家侯仁之和建筑学家昊良墉说，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经谈到，“革命胜利之后一定要建设一座足以容纳万人的大会堂。
五百年历史的中华门被拆毁
天安门的扩建与国庆十大工程同步进行。于年底开始动工，拆除天安门南面、建于五百多年前、明永乐18年(年)的中华门(明朝称大明门，清朝改名大清门；年中共于此建造了毛主席纪念堂)；北面的长安街由原来的24公尺扩宽至公尺，并在此修建了游行大道，东起南池子南口，西至南长街南口，总长公尺，宽80公尺，可容列游行队伍同时通过。扩展后的天安门广场，东自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西到人民大会堂的东西宽公尺，北从天安门红墙，南到前门楼的南北长公尺，总面积达44公顷，可容纳50万人的庆祝活动，加上东西长安街的地段，可作为一百万人的集会场所。
曾经是北京最大的动迁工程
扩建天安门广场时，一项鲜为人知，中共史书也甚少提及的是有关迁拆附近民居的工程。自年代初，为了改建广场，拆掉了在广场附近的民房(图五)。到了年，*府要赶在建国十周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完成几项重大的工程，要拆的民房更多，此项任务交由北京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冯基负责。这是一项相当棘手的工作。官方的内部报告说：拆迁的工作自年9月10日开始，“经过30天的苦战到10月10日基本完成了安置任务。”在这段短时间内，共拆除了“多间房子”。报告认为“这次搬家的速度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批被拆的房子之中，在原有的天安门广场范围内就占了间，人民大会堂的地段拆了间，历史博物馆的地点拆了间。
报告还承认，例如西城区“由于错下任务单，竟把留作工棚的房子错拆了间，还发生住户还没搬走，工人就去拆房，供电部门撤电表拆电线，供水部门拆水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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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广场之外，拓宽东西长安街也需要大量拆迁民房，例如年初，就拆了间房屋。这类大量拆迁民房之举，是近代北京历史上罕见的。因为拆迁的规模大，问题复杂，自然十分扰民，官方内部文件也不时承认“由于任务急，对新的情况估计不足，准备工作考虑不够周密，组织工作缺点很多，发生了不少问题”，但在*治需要之下，这种扰民之举，就变成不太重要的事了。
限制广场规模属于“反动思想”
天安门广场究竟要多大？是否比红场还要大？的确，这一核心问题，一开始就引起了不少争论。有一说毛泽东曾在年批示要在首都建造“百万人广场”。巴拉金、阿谢耶夫等苏联专家力主采取一个比较小的方案，巴拉金认为，广场的面积至多可以“扩大到二十五公顷，但不可能扩大到四十公顷”。用他的话说，一个40公顷的广场，已经“不是广场而是像列宁格勒的练兵场”。他接着说：“红场并不大，而通过的游行群众并不多。”兹米耶夫斯基同意，他认为假如广场太大，就“很难按恰当的比例来组织建筑，人们在那里看起来不舒服、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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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建议，遭到中国官员和专家的反对。年彭真曾这样指示：“广场势必要大一些，不能太小，当然是不是一定要到正阳门倒也不一定。不要说世界上没有这么大的广场，我们就不能那么作……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是不是因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不革命了？这些是反动思想、落后思想。(广场大一点)是实际需要。”他反对“什么都跟在人家后边走”。
梁思成则也持不同意见。梁认为长安街扩展得太宽，拆了很多民房，“我看不太妥当”。梁说：“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路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道就更困难了。”.梁恩成认为城市规划贵在能尊重传统，讲求新旧建筑物的和谐及城市整体发展的统一。在与陈占祥起草的(梁陈方案》中，梁就强调说：“建筑物在一个城市之中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它必须与环境配合调和。”所以高的建筑物未必好，宽的街道也不一定佳。梁的希望是把长安街发展成为不是太宽的“林荫大道”。
三座古城门（墙）遭到拆毁
年8月，北京市委以“妨碍交通”为由，下令拆除东西三座古代城门。这个决定遭到梁思成的反对，认为这会破坏故宫完整的建筑艺术格局。梁思成在年一篇重要的文章《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瓜的讨论)中提出反对拆除古城门和城墙的理由：“主张拆除的人强调着说：这城墙是封建社会统治者保卫他们的努力的遗迹呀，我们这时代既已用不着，理应拆除它的了。回答是：这是偏差幼稚的看法。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它今天是人民的博物院。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是在天安门上由毛主席昭告全世界的。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切建筑体形的遗物都是古代多少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杰作，虽然曾经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所专用，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是我们大家的民族纪念文物了。”
但是，第一书记及市长彭真最后批示如下：“我是坚决主张拆除北京的城墙的。只要把长城的若干段保存下来，即可以代表这方面的文物。”但是拆北京旧城墙这件重大事件上，最后并非由北京市长或市委书记决定的，而是由*的最高领导人做主。毛泽东早在年曾经这样透露：“在天安门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拆除北京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府执行的。”
梁思成因力保古建筑的主张，后来惹了祸，遭到了批斗。
大广场—国家权力的象征意义
年10月，彭真透露毛泽东对于北京人口规模的看法：“毛主席说，北京不要一千万人？将来人家都要来，你怎么办？”彭真接着下了一个结论：“道路不能太窄。一九五三年提出东单至西单的大街宽九十公尺，就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大马路主义就大马路主义吧。不要害怕，”当然，归根结底，街道要宽，拆除天安门广场上的旧城门和拆迁民居，以配合*治上的需要，尤其是大型游行集会时所需要的空间。早在年聂荣臻当市长时，就已提出要修建一条“必须能应付将来一百万人队伍的大游行”的“游行道”。后来中共中央决定大大扩宽东西长安街，明显是以天安门广场作为一个*治大舞台来考虑。大、小、高、低是建筑学的基本概念，但从*治角度看，这些都是关键问题，因为它们代表*权的高(优)与低(劣)、先进与落后，甚至是好与坏的问题。换言之，它们牵涉国家权力的象征意义。
*治家对建筑物的高度和广场的宽度情有独钟，在苏联历史上也屡见不鲜。年构成派雕塑家塔特林被苏维埃新*府聘请来设计第三国际纪念碑时，构思中的纪念碑的高度超过公尺，目的就是要超越法国巴黎艾菲尔铁塔的公尺高度。年由苏联建筑师约凡(B.M.Iofan)设计的苏维埃宫方案，其高度就要比早一年刚建成、高公尺的美国纽约帝国大厦还要高8公尺。这些高大的建筑物，都是为了向全世界展示社会主义的成就超越了资本主义。
据北京市委书记郑天翔的回忆，“关于天安门广场的规模和布局，曾经先后做过几十个方案，征求过多方面的愈见，最后是经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彭真同志亲自指点确定下来的，……广场东西宽五百米，天安门到正阳门，长八百六十米，面积四十公顷。”
中苏关系在年代后期急速转坏，中方力求找建成一个与苏联红场不同，甚至在各方面(包括面积、设计、气派)都要超越红场的广场。事实上，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有44公顷，大大超过了只有9公顷的红场。只在面积上，天安门广场已远远超过红场，这在中苏交恶的时候，感觉自然更加快慰。
从*治史的角度看，天安门广场的演变，折射出中共对内(树立及巩固其*权)和对外(抗衡苏联及欧美帝国主义势力)的*策。
从保护古城和文物的角度，为了*治需要而拆毁北平珍贵古代建筑，实属代价惨痛而永远无法弥补。
附录
中外广场的不同属性
现代广场的概念源自西方。古罗马的建筑师维楚威斯(Vitruvius)很早就在其名著《建筑十书》中说明广场(维氏称之为“forum”)是城市设计的一个重要环节。他认为广场和人的活动息息相关，如何设计广场要看居民的人数而定，设计得太小发挥不了作用，设计得太大则变得空旷。文艺复兴时期学者阿尔贝蒂依循这种建筑物应该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思路，指出广场的特色之一是人的各种不同活动，例如广场内有不同的商业贸易是配合不同人的需要。对于阿尔贝蒂而言，意大利广场的特点就是这种多元性。这种多元性至少有两种意义：第一，它代表民众多姿多采的不同活动；第二，它也代表城市中有形状、大小和重要程度都不同的广场。多元性后来成为西方广场的特色。19世纪末城市设计家施德(Camillositte)研究欧洲自中古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广场，发现在广场上经常可以看到“人民熙来攘往，群众庆典在此举行，戏剧在此上演，*府事务在此展开，法令也在此颁布等等。”不过，传统的欧洲广场并非都是经过周详的规划而建成的，而且很多都被四周的建筑物包围，面积都不大，形状也不一(意大利的广场很多都是多边形的，佛罗伦萨的新玛丽亚广场呈不规则的五角形便是一例)。直至17、18世纪时，大型公众广场的设计才渐渐受到*府的重视。法国大革命对于公共广场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革命派要求建立一个较大的开放空间，来代表人民的民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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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开放的空间，借用史家奥珠的话说，是一个“公开、自由和没有等级分别”的地方，有别于传统贵族那种“封闭、分隔和孤立”之地。革命派认为最理想的空间就是一处可以令每个人都可一览无遗的场所，无分彼此。新*权在大革命后把巴黎市中心原先的路易十五广场改建为革命广场，后来又改名为协和广场便是著名的例子。现代欧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广场大都继承这些特色：开放、大型、自由，同时广场是各种团体举办多姿多采活动的场所，和市民休憩及公开发表言论的地方。
但天安门广场与这些西方广场不同，它明显是*治性的广场，是官方控制的，封闭的，要服从单一*治思想的，气氛是严肃的，是一处强调纪念意义的地方。毛泽东年在此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举行阅兵仪式和盛大的群众庆典，天安年代在此差不多每年都举行的五一和十一的大型巡游更是活动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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