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21岁的布雷初到中国，在翻译的陪同下泛舟北海，其他船上的人看见他，都兴奋的说：“看，维吾尔人！”那时北京的大街上还碰不到新疆人，更不要说法国人了。而他，身穿窄夹克，脚踏黑皮鞋，这些还是从波兰购买的，看上去也不像来自西方世界的人。
自此，这位“假新疆人”开启了他的中国之旅。并且多年之后，他还出了一本书——《披着中国人的皮》。
此前，布雷从事摇滚乐制作，来中国是为写一篇中国流行乐的报道。他早年在巴黎学电影，一度对世界革命感兴趣，并身体力行，年纪轻轻就遍访了中国、墨西哥、苏联、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家。
他有过人的语言天赋，《披着中国人的皮》成书之时（），他能说六国语言，有时还在法国外交部当阿尔巴尼亚语翻译，果然天才都是凭实力让人羡慕的。
自成功假扮中国人后，布雷一发不可收拾，他在世界各地乐此不疲地假扮各色人士，其乔装打扮、分身变幻之力，无人能及。
细数他的变身史：在苏联，他是心理医生；在阿尔巴尼亚，他是严苛克己的斯大林主义者；在菲律宾，他佯装要结婚，找中介公司买新娘；在台湾，他是造假师傅；在香港，他是新教徒；在欧洲，他是穆斯林；在印度，他摇身变成贱民……
布雷自己认为，他的乔装打扮的风格路线是主动的、互动的、*ZHI性的行为艺术，果然天才的脑回路是不一样的。
你能认出这些不同的面孔都是同一个人吗？
在《披着中国人的皮》这本书里，前言是作者访谈，当被问起有没有因假扮中国人而害怕时，布雷说，正是假扮中国人的那一年间，他无时不刻都生活在恐惧中，担心被拆穿，关进牢里。毕竟这在当时，可以算是偷渡罪。但是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他那样做并不是出于勇气或好奇，而是一种“绝对的需求”，他必须经历这样的冒险，以获得对这个国家、国民的真实了解。
年，布雷初到中国，与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宣传司工作人员的合影
其实布雷假装新疆人这件事，也是赶鸭子上架，后来自己也愿意了。契机始于中国官方的一个邀请项目。他最初的身份是项目成员，有关部门为他配备了一辆舒适的专车，方便他出行。自然，无论去哪里，都有人陪同。
但是布雷身为记者，不想坐专车，偏爱挤公交，（放在今日，他还敢去挤北京那令人闻风丧胆的四号线吗？）这样才能近距离接触群众；因此他的中国陪同们怨声载道：他们长年饱受挤公交车之苦，终于有机会坐轿车，享受一下了，却又不得不随这个法国佬继续挤公交。
一名翻译对他说：“对于群众，重要的是同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接触，而不是在身体上接触！”但固执布雷同志不愿听从组织的忠告。正如其姓氏Boulet一样（boulet有引申义“累赘”的意思），他成了他们的累赘，最后只好好聚好散，分道扬镳。告别前，布雷请翻译帮了最后一个忙：帮他买套中山装。那时棉织品的购买指标有严格限制，布雷自己买不到。
脱离了组织的“监控”，又获得了“战甲”，中山装上身，布雷终于走向了假扮新疆人的康庄大道。所有人，包括外国人，都以为他是中国人。他在中国的头几年，这种误会一直在上演，甚至还有国际友人找他拍照，想跟这个新疆人合影留念。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里终于出现了真正的维吾尔族人。到了年后，再没人把他当作新疆人了。但是和其他西方人一样，他也不再被叫做“外国友人”，而是成了“老外”，就连媒体和电影都这样称呼他们。
在布雷看来，这一称谓并没有歧视的意味，因为他们确确实实就是“老外”。但他同时也指出，在华的非洲人——往日的第三世界的朋友，此时却被称为“猩猩”或“黑*”。中国GG开放后，世道变样了。小商品市场空前繁荣，各类西方的商品琳琅满目。而操控这个市场的“倒爷”是维吾尔人。他们生意红火，穿得像地中海人。在王府井，他们以高于原价50%的价格从西方游客那里收购商品，拿去倒卖，同时还以两美元20克的价格兜售烟草。
他们还成立了私立“银行”，搞货币兑换，其汇率随官方汇率即时调整，在那个信息滞后的年代，能做到这一点，能力非同小可啊。
布雷善于交友，他跟其中一位维族倒爷卡哈尔交上了朋友。他还把自己的西方朋友介绍给倒爷兑换货币，他也从中发现了商机，但卡哈尔做人本分，仅从每笔交易中收取2%的佣金。
但相比地下钱庄，布雷更感兴趣的，是烟草的生产销售过程。于是卡哈尔把自己喀什老家的地址告诉了他，让布雷找自己父亲帮忙。
喀什
年10月初，在经历了一周的火车和长途巴士的颠簸后，布雷终于来到了喀什。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卡哈尔的父亲。布雷说明来意，然而对方没有时间，帮不上忙。
他建议布雷去麦盖提，那里是中国最大的烟草生产地。然而，此地严禁外国人进入，布雷要去的话，务必乔装打扮成中国人。经过一番思虑，布雷决定铤而走险。
去买了打着补丁，气味难闻的皮鞋，带褐色斑点的当地流行款衬衣，褐色鸭舌帽，灰裤等。此外，还有个关键装备：腰间的西瓜刀。
卡父见到他的新造型，赞不绝口：“帅得很！现在你是我们的人了，你是维吾尔人，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很好，很好……你还要留胡子，不要经常刮。还有，千万要记住，你是聋子和哑巴，你一说话就露馅啦！”（小伙伴自行脑补新疆版普通话）这时候，布雷又重拾老“手艺”，扮起了新疆人。
布雷又花了两天时间赶了两百公里的路来到麦盖提，一车五十人，一半人站着。成为中国人意味着放弃外国人的各种特权，布雷跟其他人一样排队，肩碰肩肘顶肘，推攘着上下车。这中间，布雷努力寻找装扮中国人的技巧，其中学会了至关重要的一项技能：像中国人一样蹲着（尽管蹲久了他会疼痛难忍）。（亚洲蹲！果然是名不虚传！）
布雷到那里的时候，时值正午，天气炙热，人人都在午睡，路上空空荡荡，高音喇叭播放着中央精神和天气预报。他一个人漫无目的地闲逛，不知去哪找传说中的烟草地，一下午过去，一无所获。天色渐晚，现实问题出现了：怎么办？上哪睡？总不能在麦盖提的监狱里吧！
突然他遇见了一个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布雷孤注一掷，上前打招呼：
“你好……”“你好！”“我能跟你说话吗？”
农民停下手中的活，望着布雷，面露疑色。只见他直起身，走到田埂上蹲下，布雷也陪他蹲下，果然学过的技能还是有用的。
“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外国人……我是法国人。我父亲是农民，他想种烟草，他说这个好赚钱，但在法国我们不知道怎么加工这个。你能帮助我吗？你能教我吗？”
农民继续以怀疑的目光望着他，布雷不清楚他是否相信自己那番话。过了一会，农民叹了口气，说：
“还要等两周才能收割呀。”
布雷又重复先前的话：自己是外国人，此地不能久留……
“你可以在我家里等。我把你藏起来！”农民毫不迟疑地说。布雷如释重负地接受了邀请。
收留布雷的农民大叔叫买买提，在与他们同住的两个星期里，布雷忘记了法国，忘记了自己是外国人，他变成了中国人，他不洗澡了，不吃肉了，只吃馕和白菜。他和村里的男女老少及牲口一样，喝池塘里的水，然后理所当然地拉了几天肚子。他不再去考虑未来，等明天到来就是了。
结束了这一趟学习之旅，布雷又回到了北京。
年6月，布雷每天都会去国际俱乐部游泳。过后他会沿着长安街走到大名鼎鼎的友谊商店。商店不对中国人开放，但布雷最好的中国朋友在此出入无阻，就像在自己家似的。每晚六点，布雷都会同他以及其他十来个中国朋友在友谊商店的食堂相聚。
这帮中国人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穿西装、假扮华侨的北京土著，出入于友谊商店、高级饭店等只对外国人开放的场所。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假华侨，但所有人都配合他们。商店的门卫们会亲热地拍打布雷朋友的肩，跟他开玩笑，谈论天气和女孩子；假华侨朋友则会递上几条烟。后来那位朋友连西装都不用穿了，因为他弄到一张中国银行的身份证明，国籍标记的是美国。这位朋友的事迹启发了布雷。在中国生活了这么久，他想完完全全成为中国人。
经过仔细思考，他意识到，他需要的是一个章印：在中国，一纸公章的效力是毋庸置疑、无所不能的；在那个年代，对一个公民来说，公章能带来一切：房子、婚姻、票子、工作、护照……没有公章则寸步难行。
此时的布雷，中文水平突飞猛进，伪装技能炉火纯青，他只需一个公章，就能成为如假包换的中国人。那时，工作证是最有效的身份证件。有时，员工可以自购空白工作证，拿去单位填写、盖章。布雷也轻而易举地弄到了一个空白工作证。接下来的一个月，布雷苦练刻章技术，终于能刻出足以乱真的公章。于是，在26岁那年，布雷重生了，他决定“投胎”做哈萨克族人。因为人人都知新疆除了维吾尔族还有哈萨克族，但没人认识真正的哈萨克人。他决定把单位填成“库车县艺术剧团”，那里因妇女貌美而闻名。在职业选择上，他决定做“舞蹈演员”，因为相比演员、出纳或木匠，决不会有人要他证明其舞蹈演员的职业才能。（虽然小编很疑惑，舞蹈才能不是最容易展现的吗？总没有人让你展示自己的出纳才能吧？）
他拿着假工作证去宾馆登记，前台人员检查了一下证件，一言不发地递还给他。他终于不再是老外了！他是阿卜杜勒·卡拉里！
成为中国人后，遇到别的中国人，他们对他再没有面对老外时的害怕和矜持。对于汉人来说，他就是新疆人，至于是哈萨克族还是维吾尔族，有什么区别！
既然他是外地舞团的艺术家，他也就不属于京城新疆倒爷帮。汉人对他格外欢迎，请他喝酒，谈论他的剧团，对他充满好奇。他们会说“我们中国”，布雷也回应：“我们国家……”他们一起拿老外打趣，调侃他们猪红色的皮肤。
他们把布雷的法国口音当作新疆口音，并恭喜他说，他的汉语比绝大多数新疆人要说得好。没有人怀疑过他的身份，相反，他们有时会打趣模仿他的“穆斯林口音”、“羊肉串口音”。偶尔，他听到他们低声谈论他，说这个新疆人身上有股羊膻味。“这绝对不可能！”布雷在书中抗议道。
他对自己的造型下了番工夫。鸭舌帽、小胡子、不加修剪的大胡子、拖鞋、脏脚脏手脏指甲。他始终穿同一件鹅屎色的尼龙衬衣和同一条黑裤子。他不再洗澡，全身散发着汗臭味(不过同羊膻味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人们对此毫不介意，因为人人身上都是同样的气味，让他难忍的是化纤的体感。后来他发现他的同伴个个都把裤腿卷到膝盖上，他也如法炮制，顿感清爽。
后来，布雷自己也成了个倒爷，从早到晚，他跑遍京城各家高级酒店：民族饭店、前门饭店、北京饭店、友谊商店。门卫当他是假扮洋人的维吾尔人，对他放行。他从这些地方买进高档香烟（因为他的穿着让人信服，他甚至可以用人民币而不是外币付款），再拿到小餐馆或小商铺那里去倒卖，一个月下来能赚三四百块，是北京人均工资的四倍。这足以应付他的一切开销：旅行、餐馆和住宿。他跟那些假华侨倒爷一起交换信息，抽烟喝酒。
在某些特定场合，布雷需要亮出自己的外国人身份，无不遭到对方的耻笑：“假洋*子！”布雷在书中对法国读者解释说，此称呼出自鲁迅的《阿Q正传》(难道是觉得他们人傻读书少？反正说了也不知道。。。)。
布雷在中国的这一段经历，也算是一段传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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