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二日，由德军最高统帅部签发的的第la/41号令明确宣称：“元首已决定将圣彼得堡城从地球表面上抹去。我对这座大型城市在苏俄战败后的继续存在不感兴趣。芬兰人也表示对这座位于其新边境的城市的继续存在毫无兴趣。”寥寥数语之后又再次强调：“我们建议紧密封锁该城，并以各种口径的火炮火力和持续不断的战略轰炸将这座城市从地球上抹去。”于是，在野心，挫败感和纯粹的仇恨驱使下，希特勒催促莱布的北方集团军群发起最后的努力在冬季爆发前，在巴巴罗萨行动突进到三个月时彻底封锁拉多加湖，包围列宁格勒。
七十九年后，这座城依然健在于世界地图上。她的子民从废墟中爬起重建，尽管打破围困之后的圣彼得堡只剩下一具空壳，许多壮美的宫殿却作为希特勒邪恶的诺言的受害者而毁于一旦了。她的躯体下多埋了几百万具破碎的白骨，其中包括列宁格勒会战期间丧生的-万苏联军民，而这个数字仅仅代表的是保卫一座苏联城市的代价，是美国在整个二战期间阵亡总数的六倍。尽管在军事上并不具有决定性。不过，在戏剧性，象征意义和纯粹的人类苦难方面，列宁格勒会战和相关的封锁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七十九年后，这座城被笼罩在瘟疫之下，但是这瘟疫跟当年九百天的封锁相比却相形见绌。涅瓦大街上仍然熙熙攘攘，夏季天黑的很慢，粉红的晚霞不经意间慢慢映成紫色，给这些鲜艳的房子，黝黑的青铜雕像和圆润的大教堂穹顶多加了一些暧昧和模糊不清，涅瓦河慢悠悠地汇入芬兰湾，傍晚大家的活力都没那么足了，餐厅敞开微笑的大门，海军部大楼的金色尖顶，闪耀了一会儿金光就慢慢地扎进了多云的昏暗，河畔路的一角音乐和水一起流淌着，那来自流浪男人的吉他。即使在最困苦的一九四一年冬季，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也从未在这座城市里消失过。人也不清楚未来路在何方，只不过凡事命中自有定数，比这更难的境遇时这座城市也从未放弃过希望。
二
不置可否，这座城市的生命跟四个独裁者有关。彼得是建立者，叶卡捷琳娜将其辉煌，列宁有关于染色，而希特勒则专注于毁灭。讽刺的是，缺乏欣赏美的眼睛和心情的独裁者们，却热衷于这座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也正因为如此，这座城市保留了其中三位人物的纪念碑，其中列宁的数量最多。列宁格勒每一个火车站都有一座这个人的纪念碑，要么是全身雕像，要么是火车站内的一个巨型半身雕像。但是芬兰站前的纪念碑是独一无二的：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以半浪漫主义的风格所塑造，一只手伸入没有纵深的空中，对群众发表演说。这个演说，他是站在一辆装甲车顶上发表的；这个演说，他当时孤注一掷，要么创造一个新社会，要么被现有的社会所抹去。这也是全世界仅有的一座为某个站在装甲车上的男人而建的纪念碑了，单论这一点，它就已经是新社会的象征，因为旧社会总是由马背上的男人来代表。
这个马背上的高大男人矗立在列宁两公里的下游，河岸对面，纪念着一位自这座城市奠基之日就以他命名的人：彼得大帝。我是在两年前的元旦看到他的。已经两百多年了，他踩在一条象征着敌人的蛇上，面向芬兰，马蹄高高昂起。这座纪念碑无人不知，被称作青铜骑士，它的屹立不动仅有它被拍照的次数可以匹比。这是艾蒂安·法尔孔奈最出色的作品，他是由狄德罗和伏尔泰向纪念碑赞助者叶卡捷琳娜大帝推荐的。在从卡累利阿海峡拖来的巨型花岗岩的顶上，高高耸立着彼得大帝，左手驾驭着那匹象征着俄罗斯的后腿直立的骏马，右手伸向北方。也正是在七十九年前，它躯体的另一部分，那些花岗岩的子子孙孙们仍然在卡累利阿海峡岿然不动，抵抗着轴心国重型炮火的威压。
因此，这座有着三百一十七年历史的城市，有两个名字，一个本名，一个化名，而总的来说其居民基本上两者都不用。当然，在信封和身份证上，他们曾经写列宁格勒，现在写圣彼得堡，但在平时谈话中他们宁愿称之为彼得。这种名字选择与他们的*治倾向毫无关系；问题在于“列宁格勒”和“圣彼得堡”发音上有些别扭，不管怎样，人们总是爱用别号来称呼他们的居住地，这代表了更大程度的家常话和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自豪感。而列宁，以这个男人的“化名”来命名总归有些过于草率（为何不用真名？），而彼得堡的堡，正是当年创立之始俄罗斯德国化的体现，然而多年以后几十个德国师，将近一百万德国人却拼了命的要将这座城市从地球表面抹去。所以，“彼得”似乎是最自然的选择，这座城市已经被这样称呼数百年。而且，彼得一世的开放精神在这座开放的城市弥漫的程度，依然基于新时代的味道。此外，由于这个皇帝俄语的真名：“彼奥特尔”暗示的某种外国性和这座城市明显的外国和疏远气氛互相协调：它那些欧洲式建筑，河边色彩明亮的威尼斯式房屋，也许还有它的地点本身，也即位于那条流入有敌意的公海的北方之河的三角洲中，换言之，这座城池在一个巨大世界的边缘。“彼得”和莫斯科的某种排斥与共生关系，正如上海和北京。
俄罗斯是一个非常大陆性的国家；其地块占世界天空的六分之一。在这块土地边缘建造一座城市，甚至宣布它是国家首都，这个想法被彼得一世的同代人视为至少是失策的。俄罗斯本身那个子宫般温暖的，且传统得近乎怪癖的、患幽闭恐惧症的世界，在波罗的海的彻骨寒风中发抖。对于这座城市，彼得有他的远见：他要让俄罗斯把脸转向世界。在他那个时代的脉络里，这意味着西方，而这座城市注定要成为“开向欧洲的窗户”。彼得要的是一个大门，并且要他半掩着。与他那些俄国皇帝宝座上的前任和后继者都不同的是，这个身高两米的大王没有患上传统的俄罗斯恶疾——对欧洲的自卑情结。他不想模仿欧洲：他要让俄罗斯成为欧洲。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在欧洲工作，旅行，甚至在阿姆斯特丹学习造船，后来又频频访问欧洲。对他来说，西方不是未知领域。他虽然酗酒，但头脑清醒；他把他涉足的每一个国家——包括他自己的国家——都只不过视为空间的延续。那么对他来说，地理远远比历史真实，而他的野心和梦想的方向是北方和西方。在这其中的复杂心态，我揣测出他和亚历山大大帝有着同样的对母体子宫的逃避，终其一生，他们的动机也许可以解释为他们对于旧权力中心的恶心。为了摆脱这种固步自封，作为两位统治者诗和远方的注脚，彼得堡被固执地建立并加冕了，而两千年前的印度，则迎来了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位马其顿皇帝。
彼得钟爱空间，尤其是爱上了大海。于是他要俄罗斯有一支海军，这位“木匠沙皇”身体力行，建造了这支海军的第一艘船（我在海军博物馆见到了这艘古老的船）。他要这座城市成为俄国舰队的海港，成为一座抵抗瑞典人的堡垒。他想使这座城池成为新俄罗斯的精神中心：理性、科学、教育、知识的中心。对他来说，这些都是远见的元素和有意识的目标，而不是之后那些军事扩张的副产品。当一个有远见的人恰巧是一个皇帝时，他便会无情的行动。彼得为了实现其光荣梦想的工程而诉诸的手段，最好也只能被定义为征用。他对所有事物和所有的人课税，强迫他的子民与这片不适合建筑的三角洲斗争。在他统治的时期，一名俄罗斯皇帝的子民选择有限，要么被应征入伍，要么则是被派去建造圣彼得堡——很难说哪一个选择更为致命。于是，数以万计的人在涅瓦河三角洲的沼泽中变成无名**，这个岛屿当年享有着类似于今天古拉格群岛的声誉。不同之处在于，在18世纪，你知道你在建造什么，而且最后还有机会获得临终圣礼，以及墓头有一个木十字架。
这个既是设计师又是木匠的统治者设计他的城市时只用一种工具：直尺。铺展在他面前的空间是平坦的，水平的，而他有充足理由把它当作一张地图来看待，而地图只要一条直线就够了。如果这座城市有什么是曲线的，那也不是因为特别的规划，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草率的手艺人，他的手指有时会滑出那把直尺的边缘，铅笔也跟着滑出。他那些诚惶诚恐的部下也是如此。这座建立在工人尸骨上的城市因为太年轻，还不够时间来建立起足以安慰人的神话学，那些记忆尚且新鲜，虽然历史会小心照料不愉快的记忆。于是每逢天灾人祸发生，例如蹂躏这座城市的漫长洪灾史（在深秋，有时候暴风雨降临，连带其强风、暴雨和没有防洪堤的涅瓦河奔腾的水流一起向上翻腾着）你便可以在人群中发现一张脸：苍白，好像饿极了，看不出年龄，眼睛深陷，呈白色，一动不动，并听到一声低语：“我就说，这地方受了诅咒！”你会战栗，并开始胡思乱想，但过了一会儿，当你想再看一眼那个说话的人时，那张脸已经消失了。你的眼睛将徒劳地搜寻那无目的的慢慢蠕动的人群，人群挪近：你将什么也看不到，除了冷漠的过路人，以及透过那斜斜的雨丝的面纱，看到帝国大厦群雄伟的轮廓。这座城市的建筑透视图的几何学，最适合永远也找不到事物。
在彼得之后的那些时代，这座城市满足了他的目标——变成了一个海港。而且不只是实际意义上，还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在俄罗斯任何地方，思想都没有如此乐意与现实分离：俄罗斯文学正是随着圣彼得堡的崛起而建立的。思想的另一个维度映射于建筑，在圣彼得堡之前，俄罗斯尚未被欧洲建筑风格影响过，现在它打开水闸，于是巴洛克风格和古典主义一拥而入，淹没了圣彼得堡的街道和河堤。管风琴似的圆柱森林耸起，以它们那欧几里得几何的凯旋仪式沿着那无止境的宫殿正面排列了数英里之远。从十八世纪后半叶至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这座城市成为意大利和法国的顶尖设计师、雕塑家和装潢家真正的游猎场。为获得它的帝国外貌，这座城市可谓巨细靡遗到了极点：河流和运河护墙，它们的铸铁护栅每一个弯曲处的精巧琢磨就能说明一切。同样能说明一切的是沙皇家族和贵族那些宫殿和乡村宅邸的内部寝室似的卧室，这些装饰的多样性和精致近乎令人厌恶，这样人联想到那些典型的暴发户们，只不过恰好他们发迹于三百年前。然而不管建筑师们的建筑标准是什么——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宫等，结果明白无误总是俄罗斯式的，因为建筑师在决定把另一翼放置在哪里时，他往往听命于空间的过于充足，而非他那位常常是无知但财大气粗的委托人反复无常的意志。当你从彼得保罗要塞的特鲁别茨克棱堡眺望涅瓦河全景，或芬兰湾旁的大瀑布时，你会获得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不是俄罗斯试图赶上欧洲文明，而是后者通过某个幻灯机被放大并投射到一个由空间和水组成的巨大屏幕上。
归根结底，这座城市及其辉煌的迅速成长，首先归因于水的无处不在。二十公里长的涅瓦河从城市的正中央分岔，连同其二十五条大大小小的盘绕的运河，为这座城市提供了数不清的镜子，使她的自恋变得不可避免。城市的每一秒都被数千平方英尺奔腾的银色汞合金反映着，彷佛它正在被河流拍摄着，而河流则把它连续的镜头排入芬兰湾，芬兰湾在阳光灿烂的日子看上去就像那令人目眩的影像的储藏库。难怪有时候这座城市使人觉得它像一个彻头彻尾的自我主义者，正心无旁骛地凝视自己的样貌，到冬天，白雪把它的镜子们全部冰冻覆盖，那时候的彼得堡宛如一只暂时不再被反射其羽毛的硕大白天鹅，静静地卧在涅瓦河三角洲的冰天雪地里。确实，在这种地方，你更多是注意建筑表面而不是人面，所以那么多游客对彼得堡当地人的面孔都知之甚少，更别提外国人来此一游——那基本上是难以区别彼得堡人和莫斯科人！绝美的景色里，群像的人面都在游客的相机里被刻意失焦，只留下建筑和拍照的主角自身。这些半露方柱、柱廊和门廊的无穷尽的疯狂繁殖，暗示了一种可能性：至少在这个无生命的石头世界里水也许可被视为时间的一种浓缩形式。
一九一七年，列宁同志在瑞士从一个过路人口中得知了沙皇退位，于是与一群追随者登上了一列由德国总参谋部提供的密封式火车，驶往彼得堡，该参谋部要依靠这些绅士在俄罗斯境内承担第五纵队的任务。那个在一九一七年从芬兰站下火车的人，当时四十七岁，而这次抵达可以说是他最后的*注：他要么赢，要么面临叛国罪。除了一千二百万德国马克之外，他唯一的行李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梦，这场革命一旦在俄罗斯引发，将产生连锁反应；还有另一个梦，就是成为俄罗斯国家元首，以便落实他的第一个梦。在这次驶向芬兰站的十六年颠簸的漫长旅程上，两个梦整合成一个有点像梦魇的权力概念；但是，在爬上装甲车时，他并不知道只有一个梦是注定要成真的。
因此，与其说是列宁来彼得堡获取权力，不如说是权力早就抓住了他，现在正把他带去彼得堡，去书写伟大的十月革命。在讯号发出之后——“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船头主炮发射了一发空炮——一排新成立的卫队便开进冬宫，逮捕了无所事事的临时*府的大批部长，后者正徒劳地试图看守沙皇退位后的俄罗斯。卫队没有遇到任何反抗，他们强奸了一半守卫皇宫的女性，两名队员被枪杀，另一个溺死在酒窖里。皇宫广场唯一的枪战，包括身体倒下和探照灯在天空中划过，是发生在谢尔盖·爱森斯坦的电影里。
在一定程度上，这座城市躲过了革命之后的大屠杀。普希金说：“上帝不准我们看见俄罗斯人的灾难、无意义和无情。”而彼得堡没看见。内战在周围和全国肆虐，一道可怖的裂缝撕开了这个民族，把它分裂成两个互相敌视的阵营；但在这里，在涅瓦河岸，两百年来第一次，安宁主宰一切，青草开始从空荡荡的广场和鹅卵石缝里和人行道的石板间长出来。饥饿导致很多人死亡；但是除此之外，这座城市没人打扰，自映自照。
随着首都迁回莫斯科，这个国家亦退回其子宫般
安静，不动，这座城市耸立着，看着四季的流逝。在彼得堡，一切都可以改变，除了它的天气和它的光。那是北极光，苍白而扩散，那是一种记忆和眼睛以不寻常的敏锐在其中活动的光。在这光中，一个步行人的思想有时候会走得比他的目的地还远；在这光中，沿着那条巨大灰色河流那褐色的花岗岩堤岸走路，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延伸和远视的锻炼。在不断流动、离去的河水旁那花岗岩路面的粒状岩理中，有什么东西往你的鞋底徐徐渗入一种几乎是感官式的走路的欲望。从海上吹来的、散发海藻味道的逆风，治愈了很多被谎言、绝望和无能为力过度饱和的心灵。如果者构成几百年来奴役的共谋，那么奴隶也许是可以被原谅的。
在这座城市，忍受孤独似乎要比任何其他地方容易得多：因为这座城市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历史渊源来分析，它本身就是孤独的，更何况它还遭受了长达三年的封锁围困，遭受了骇人的伤亡。一种奇怪的安慰来自一个看法，也即这些石头与现在没有关系，与未来就更没有关系了。唯一使它们与现在打交道的事物，是气候，而它们在深秋或过早来临的春天及其雨夹雪和鲁莽暴风这类恶劣的气候中最是感到自在，如同古代中国人对腊梅绽放于冬季的喜爱。也正是在冬天，当宫殿和官邸披着沉重的雪袄和雪围巾高高地耸现在冻结和河流上空，如同穿上厚厚的皮草，包裹的严严实实，只露出一点眉头的老态龙钟的帝国权贵的时候；当一月的落日那深红色圆球以其滚动的金液涂抹它们那河畔威尼斯风格的窗户，一个被冻坏的过桥人会突然明白彼得竖立这些墙时心中想到什么：一面用来映照一个孤独星球的巨镜。他一边呵气，一边几乎可怜起那些圆柱来，因为那些圆柱赤裸裸的，有着多利斯式发型，彷佛被俘虏来，赶入这残忍的天寒地冻，这齐膝高的积雪里。
温度计愈是降低，这座城市看上去就愈是抽象。摄氏零下二十五度已经够冷了，但是气温还在下跌着，仿佛收拾了人民，河流和建筑物之后，还要把理念、抽象概念和老生常谈的意识形态也埋掉。随着白烟在屋顶上漂浮，沿河一带的建筑物看上去越来越像一列开往永恒的列车陷在那里动弹不得。公园和游乐场的树木看上去就像学校的人类肺脏图，树上的鸦巢如同一个个小黑洞啃食天际的幕布。在远方，海军部大楼尖顶的金针总是一道逆光，点燃这苍白的冬季，兀自挺立着，试图麻痹云层的内容。
居民以近一百座电影院和十来家剧院、歌剧院和芭蕾舞剧院来娱乐自己；还有两座庞大的足球场，而本市则养了两只职业足球队和一支冰上曲棍球队。但是彼得堡最主要的消遣就像俄罗斯所有地方一样，乃是“瓶子”。就酒精消耗量而言，这座城市堪称俄罗斯的窗口，而且是敞开的。早上九点，看到酒*的频率要比看到出租车高得多。在杂货店的酒类部，你总会看到两个男人，脸上露出那悠闲但机敏的表情：他们正在寻找“第三个”，与他们摊分一瓶酒的价钱和内容。在那些出入口的半黑暗中，摊分的艺术达到极致，把一瓶伏特加均分成三份，一滴不剩。奇异、意想不到但有时候延续一生的友谊会发生在这里，当然还有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犯罪：为了酒精而谋杀。虽然官方宣传在口头上和印刷物上谴责酗酒，但是国家继续出售伏特加并且涨价，因为“瓶子”乃是国家最大的收入来源：利润为百分之九千九百。
但喝酒对居住在海边的人来说并非稀罕。圣彼得堡人最大的特色是：坏牙（因为在围城期间缺乏维生素）、自嘲，以及对这个国家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傲慢。在精神上，这座城市依然是首都；它与莫斯科的关系就像佛罗伦萨与罗马或波士顿与华盛顿的关系。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某些任务，彼得堡从“不被承认”、受排斥中获得某种骄傲和几乎是感官的快乐；然而它又非常清楚的意识到，对每一个其母语是俄语的人来说，这座城市比世界上任何可听到俄语的地方都更真实。
因为还有第二个彼得堡，由诗歌和散文构成的彼得堡。散文被一读再读，诗歌被背诵，原因之一是俄罗斯学童如果想毕业就得背诵它们。正是这种背诵，确保了这座城市在未来的地位——只要俄语依然存在，彼得堡的精神意义就永远反哺俄罗斯大地。
学年一般结束于五月底白夜抵达这座城市的时候，这些白夜将在整个六月持续。白夜是指太阳只离开天空一两个小时的夜晚，这种现象在北纬地区是很常见的。那是这座城市最奇异的时刻，你可以在凌晨两点读书写作而不需要灯光，建筑物没有阴影，屋顶环绕着金光，看上去就像一套脆弱的瓷器。四周过分安静，你几乎可以听见一支汤匙在芬兰掉落的叮当声。天空染上了透明的粉红色，亮得河流那浅蓝色的水彩几乎无法反映它。那些桥则被吊起，仿佛三角洲中的诸岛屿松开它们的手，并开始慢慢漂流，拐入主流，朝着波罗的海游弋。在这样的夜晚，很难睡得着觉，因为光太猛，也因为任何梦都比不上这种现实。人不会投下阴影，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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