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月的抗议活动
正如年1月宣布的，阿尔巴尼亚反对派从2月至6月在首都的大街小巷开展了抗议活动，而在其他城市持续到8月。*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一直持续到9月，这些抗议活动时常会演变成暴力活动。在反对派要求撤换*府的号召下，抗议者用随手可得的“作案工具”（石头、铁棒、木矛和鞭炮等）和激愤的言辞与地方警察发生冲突。在国际新闻报道中，阿尔巴尼亚社会抗议中央*府的活动连续几个月成为头条新闻。反对派传递出的信息是响亮且明确的，从字面上理解即：与*府机构及其最忠实的支持者对抗。这个国家见证了一群歇斯底里的人，他们感到痛苦和不快。在这个社会中，少数派的声音更大（而且更倾向于暴力），而其他人不得不为这一小部分人付出巨大代价。所有动乱结束后，一切都没有改变，他们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当某一群体的要求很荒谬，如同煽动和资助他们的领导人的言辞一样荒谬时，这种结果是正常的。如果反对派的主张能引起大多数民众的共鸣，结果肯定会有所不同，但显然他们未能引起民众的共鸣。抗议的呼声并不吸引阿尔巴尼亚人，因为他们深知，这种抗议只是出于对权力的贪欲，与国家的真正问题无关。这也是更深层社会问题的一个表现，即：公民的对抗情绪体现在他们自己的*治偏好中。*治危机令社会付出了代价。暴力抗议活动给市民的日常生活增加了更多不确定因素。除了所有阿尔巴尼亚人都面临的核心问题外，悲观和绝望的情绪导致全国各地的局势更加脆弱。实际上，夏季旅游人数明显下降使得地拉那的小企业营业额增长缓慢，阿尔巴尼亚在国际上受损的形象给外国投资者增加了更多的担忧。移民对人口数量下降的影响在阿尔巴尼亚，背井离乡被普遍认为是所有抗议活动中最让人痛心的。副总理公开承认了民众长期以来所担心的事情：年以来，超过50万阿尔巴尼亚人离开本国，去寻求更好的生活。在后共产主义时期，这个数字是短期内的峰值。离开的主要人群是新组建的家庭、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大多属于中产阶级）以及18—29岁的年轻人和受过教育的人。专家一致认为，年轻人和受过教育的人离开本国，是教育水平低下和高失业率造成的后果。据阿尔巴尼亚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年前三季度，青年失业率为22.2%。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ESfoundation）在东南欧的一项研究指出，许多国家的青年移民潮已开始减弱，但在巴尔干地区，尤其是在阿尔巴尼亚，情况并非如此。仍有阿尔巴尼亚人计划在未来几年离开该国，其中大部分为年轻一代。阿尔巴尼亚人离开国家的愿望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死灰复燃。根据欧洲庇护支持办公室1—7月的数据，阿尔巴尼亚在某个欧盟成员国的庇护申请总数约为1.4万份，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24%。阿尔巴尼亚社会老龄化速度很快。阿尔巴尼亚曾是欧洲人口最年轻的国家，然而其平均年龄逐渐从27岁增加到35.4岁。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生育率降低，每名妇女的子女人数从2.7人减少到1.6人以下，养老金和社会保障需求的增加使医保及社保领域都出现了各自的问题。移民给阿尔巴尼亚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打击，年轻人强烈希望离开这个国家，有资质的工人在外寻求工作，年长的父母孤苦伶仃。多年来，人口年轻化一直被学者视为阿尔巴尼亚经济快速发展的最大希望，然而这种希望正在烟消云散！医疗保健阿尔巴尼亚的全民医疗保健模式基于强制性和自愿性出资，并由国家预算做补充。最新数据表明，总的卫生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7%，估计为8.7亿欧元，其中41.3%为*府支出。仅从这些数据就可以看出，大多数阿尔巴尼亚人选择在公共医疗系统之外接受治疗，而那些选择接受公共服务的人却要额外付费。根据欧洲健康消费者指数进行的调查，阿尔巴尼亚是欧洲国家中非官方医疗支付最多的国家。公民要承受双重负担，他们要向*府支付强制性的健康保险费，而当他们真正需要医疗服务时还要再付钱。对需要医疗服务的阿尔巴尼亚人来说有三种困难：一是自付费用（贿赂），即国家医疗保健部门有限的公共开支（与其他巴尔干或东欧国家相比）导致了住院和门诊病人对自付费用的依赖度增加。调查数据显示，在收入最低的家庭中，住院服务的自付支出总额占家庭月支出总额的比例已经上升到60%。二是药品质量，年以来，所有与医疗保健相关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指出，阿尔巴尼亚销售的药品质量较低。受此影响最大的是老年人（退休人员），虽然社保免费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基本药物，但是他们得到的大部分是二手药。任何一家药房的药品泛滥，医院的药品质量下降，医院带来重重困难。三是医疗人才流失，即：最强烈要求医疗系统改革的是那些有意离开本国的医生和护士。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有78％的阿尔巴尼亚医生准备离开，其中24％的人希望立刻离开，而如果有机会的话，有54％的人会考虑离开。从最新的可用数据也不难看出这种情况，阿尔巴尼亚每千名居民中配有1.2名医生和3.2名护士，此比例在欧洲排名最后。受此现象影响最大的是农村地区，农村没有医疗中心，也没有医生，健康出现问题时，人们必须医院。年10月公布了另一个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过去9个月，有名护士离开阿尔巴尼亚到欧盟工作。上述因素仅仅是阿尔巴尼亚卫生保健的核心问题，而这些因素的影响逐渐扩大，影响到每一个公民。不幸的是，如今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并且仍在持续。无能的立法者实施的破坏性*策导致效率低下，低效率容易受到操纵，操纵是腐败的根源，腐败很容易在一个堕落的体制中滋生泛滥。贫困/低收入家庭的风险阿尔巴尼亚国家统计局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评估了该国家庭的生活条件、相对贫困和物质匮乏情况，结果显示，有四分之一的阿尔巴尼亚人生活在贫困中。调查的主要指标是贫困风险（相对贫困），该指标反映出收入低于中等收入60%（相对贫困线）的人群所占的百分比。该相对贫困率并不表示处于贫困中的人数，而是其中有多少人的收入低于规定的贫困线，并面临贫困风险。阿尔巴尼亚的贫困风险率是23.4％，即67.1万人。把核心问题分组细分后发现，那些不幸的人面临着更加令人沮丧的前景。单人家庭的贫困风险线为列克（每月欧元），这一基本衡量标准已经非常低。严重物质匮乏的定义是：在9个物质匮乏项中至少占4项的人口百分比，阿尔巴尼亚的占比估计为38.3％（抵押或租金，物业费，分期付款或贷款购房，离家度假，偶然但必要的开支（大约欧元），无力购买电话（包括移动手机），无力购买彩电、洗衣机，无力购买汽车，无力购买空调）。家庭工作强度是指所有家庭成员工作的月数（即有收入的月数）与理论上全年（12个月）工作总月数的比例。较低的家庭工作强度比例一般为20%。尽管总的贫困风险率为23.4%，但贫困风险或社会排斥风险才是更为全面的指标，即有贫困风险、严重物质匮乏或劳动强度很低的家庭和个人，在阿尔巴尼亚这一指标估计为49%。这也表明，阿尔巴尼亚有一半的人处于财务危险之中，情况令人担忧。高等教育和研究阿尔巴尼亚高等教育体系发展滞后，这在不久的未来仍然是一个负担。一年前，学生抗议从另一个角度揭露了许多问题。他们希望*府支持自己的要求，让阿尔巴尼亚大学的研究机构变得更加正规和体面。然而，一年过后，阿尔巴尼亚大学没有任何改变。尽管表面上通过了建新宿舍和设施的倡议并罢免了教育部长，但实际上，大学生仍面临着与以往相同的困难。年，另一场公开辩论引起了各大媒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