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刘晓华，年出生，先后在北京府学胡同小学、河北北京中学读书，年定居英国至今。
原题
远去的记忆之
周总理指挥我们唱歌
作者：刘晓华
年4月至5月，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阿**代表团访华。那个时候中阿两*有着牢不可破的同志加兄弟式的战斗友谊，所以接待谢胡显得更为重要，必须很高规格。
谢胡访华前夕，北京迎送活动的初始计划是在长安街夹道欢送，迎接我没有参加，不知道是什么情景。天安门前将组织上千儿童的红领巾大合唱。是由北京少年宫合唱队和几个北京市小学合唱队组成，景山学校，实验一、二小，还有我所在的府学胡同小学等北京几个最好的学校。小时候我很喜欢唱歌，我们学校的合唱团在北京市小学里算是水平比较高的，经常有机会出去表演。
这次的任务很重要，所以在谢胡还没来之前我们就开始训练了。景山少年宫的合唱辅导员为我们紧张地排练。我们要表演的三首歌是《北京-地拉那》，阿尔巴尼亚歌曲《少先队员之歌》再有就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些歌都不是简单的大齐唱，要分高低声部是要有和声的，为了保证高水平的演出还是要有很多训练的。
正当我兴奋地训练彩排之际，忽然上面有了新的指示，取消了长安街的夹道欢送，改去机场了。千人的合唱也被砍掉了一大半，就剩两三百人了。庆幸我们学校的合唱队没有被减掉。这对我们无疑是个好消息，天安门我们去过无数次，而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没有去过首都机场，所以对这次活动满怀着兴奋、新奇和渴望。
准备就绪，年5月11日清晨，我们穿上红色的背带裙，白衬衫，乘坐着首汽的大轿车驶向首都机场。这样的活动在北京的孩子里也是很难得的，穿上统一发放的服装，坐上舒适的大轿车就足以让我们兴奋不已，更别说去机场了。
那时的北京根本没有高速路，去机场的道路同现在的路相比很窄，出了东直门就是乡村了，沿路的绿色田野里长着各种不认识的农作物。我们一路欢歌笑语，纵情高唱，很快就到了首都机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宽阔的停机坪和巨大的飞机。那个兴奋劲儿可想而知。
下车后休整了一下，还没有来得及预演，就传来消息谢胡来机场的时间改成下午了，这样我们就需要原地待命，其实这倒不是坏事，我们可以尽情地欣赏一下这里从未见过的新奇的一切。机场提供了丰富的午饭，我们这群孩子以前哪有过这种共产主义白吃白喝的待遇啊，觉得太好玩了，记得那天发的面包香肠，好像还有炒鸡蛋。
吃完午饭又来通知说，谢胡再次改时间了，但还不能定具体时间。真不知道什么原因，时间一改再改。为了让我们别太累了，机场在能够让我们休息的地方铺上席子，我们就地休息养精神。可我们这些抑制不住兴奋的孩子一点也不累，能在外面玩一天特别是在从来没有机会来的地方是多美的事啊。
天渐渐地暗了下来，最后终于得到了准确时间的通知，记不清是几点了，反正是晚上八九点。我们在机场又饱餐了一顿晚饭，然后整队进入了机场停机坪，登上了合唱台，开始最后的排练。
记得当时的指挥是个男孩子，伴奏的乐队好像是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望眼欲穿的我们终于盼来了欢送的客人。谢胡在周恩来、刘少奇、陈毅、彭真等中央领导人的陪同下来到了我们面前。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必须要全神贯注地唱歌，但如此近距离看到中央领导，我们都很激动，我连歌词都忘了。
客人们没有在我们面前停留，很快走过去了，他们围机场绕了一周后（当然还有其他欢送的人群）送谢胡上了飞机。这段时间我们在不停地唱，《北京—地拉那》这首歌音调很高，很费嗓子，特别是最后那几句：
万岁毛泽东，
万岁恩维尔·霍查，
万岁光荣坚强的*，
万岁北京-地拉那，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中国阿尔巴尼亚。
把我的嗓子都喊哑了。
正在这个时候，看到送走谢胡的周总理向我们款款走来。孩子们顿时沸腾了，总理过来先是和我们的小指挥亲切握手，然后转过身来，展开他那曾经受过伤，指挥过千军万马的伟人臂膀，随着旋律和节奏，有力、动情、潇洒地翩翩舞动，指挥我们唱歌。
我们把最后一个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了一遍又一遍，有共和国总理为我们指挥，和我们一起唱，我们忘记了一天的疲劳，忘记了嗓子已经喊得冒烟儿，兴奋得不能自制，那情景好激动，好高兴，好幸福、好难忘啊！要不是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在等着总理，我想总理还会继续和我们一起唱的。看着敬爱的周总理意犹未尽地离开，我们是那么的恋恋不舍。
坐在回家的车上，已经是半夜了，路两旁一片漆黑，我在静静的回味着那激动人心，永生难忘的时刻，渐渐地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车里一片寂静，累了一天的孩子们都沉沉地睡了，谁也没有想到，这将是我们金色童年的结束，等待着我们的会是什么呢？我们更不知道，敬爱的周总理从这一天起，可能再没有开心地笑过，动情地唱过了。
五天以后，年5月16日，中国共产*中央*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正式宣布“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作者近影
外一篇
远去的记忆之
京剧与圆舞曲
作者：刘晓华
小时候就住在北京南锣鼓巷东侧的北兵马司胡同，同明星辈出的东棉花胡同中央戏剧学院只有一墙之隔。再往北走三条胡同就是后圆恩寺，这条胡同里不仅有不少很讲究很有规模的四合院（经常有中央及各部委领导住在那），还有个圆恩寺影剧院。那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也是我和哥哥们童年少年时代最喜欢的去处。除了在那看电影，还可以看戏。过去的北京，要是叫电影院，就只能演电影，影剧院就不同了，还可以演戏，所以我们的童年生活和成长同圆恩寺影剧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小时候爸爸很注意我们的娱乐生活，长大一点我就经常跟着哥哥们去圆恩寺看电影看戏。电影是天天都上演，但戏就不一定了，没准一个月两个月，或是逢年过节才有剧团来演出。那时候哪懂得欣赏什么京剧，就是看热闹，一般大人爱看的我们都不去，看不明白，白浪费钱。只有演猴戏（孙悟空）或是比较热闹的戏时，爸爸才给我们买票。
我和哥哥们有点不同，他们喜欢看武打的，我爱看小媳妇的戏（青衣花旦），其实也看不明白，但就是喜欢那绚丽多彩的行头，那俊俏入画的彩妆。那时对京剧的感觉就是一进剧场那紫红色大幕聚光灯的神秘，真人实景在台上的新奇和热闹的锣鼓点儿缓慢的唱腔，还有那五光十色眼花撩轮的戏装。
还没等我们长大，还没等我们真正明白京剧到底是怎么回事，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地展开了。从此圆恩寺影剧院也关张了，我们天真烂漫的童年少年时代就此悲剧性地结束了。
记得文革中的一天，妈妈的好朋友、同科的牙科医生吴阿姨来到我家。从她紧张焦虑的表情我们感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不幸。吴阿姨的丈夫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被打成反革命关了起来，吴阿姨出身不好也是岌岌可危。她把家里一些重要的东西和她写的日记，为丈夫申诉的材料都带来了，希望母亲为她保存。
母亲赶忙把所有的东西藏了起来，当时的情景在我们眼里真有点儿像过去地下*的劲头。（我家当时还算安全，父亲是历史清楚的红军干部）没过几医院关了起来，头发给剃了，隔离反省写材料。
吴阿姨藏我家的东西里有一包是八一厂名演员黄宗江的。（黄宗江与吴阿姨一家是好朋友，文革时同样受到冲击）吴阿姨带来话说，这包东西就送我们了。哥哥们小心翼翼地打开包，里面整整齐齐地包着好几张装潢讲究崭新的密纹唱盘。（6转的，那时的旧唱盘都是78转）有京剧和全套的斯特劳斯圆舞曲。文革时算是四旧了，有问题的家庭也不敢保留。
为了听这些唱盘，哥哥要求爸爸妈妈为我们买了一台电唱机（或叫留声机）。不可思议的是，从那一刻我们兄妹三人，小小年纪竟能如醉如痴地欣赏陶醉在这中西方的国粹里。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在那物质生活文化生活极端贫乏的日子里，能有这样的精神食粮，即便只是听觉上的享受，已经很奢侈了。从此我们爱上了京剧，爱上那行云流水般丰富的唱腔，懂得了生旦净末丑的角色行当，感受到曲牌锣鼓多变的套数，明白了什么是名角儿。
记得唱片上大多是折子戏，京剧曲目有杨宝森、程砚秋的《武家坡》，杜近芳、袁世海的《霸王别姬》，马连良的《借东风》，张君秋、谭富英、裘盛戎的《二进宫》，谭富英的《草船借箭》，袁世海《赤壁之战》里的横槊赋诗，还有《捉放曹》《甘露寺》····真是群英荟萃。
我最喜欢的是《霸王别姬》里的那段南梆子，杜近芳音色甜美，圆润清纯，情调委婉缠绵，沁人肺腑。马连良的《借东风》从容舒展，新颖细腻，流畅华美，洒脱清新，真像他戏词里的“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真是无人可比啊！再有就是饰演曹操的袁世海那得天独厚的架子花脸，嗓音宽亮浑厚，刚劲明爽，发音真切透彻，他用自己特有的炸雷般的嗓音赋诗“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愁，唯有杜康”真是撼人心腑。（他后来饰演的红灯记鸠山也很精彩）
为了能把斯特劳斯圆舞曲放出最佳效果，记得大哥和表哥一起费了很大的劲儿组装了一个带大音箱大喇叭的电子管功放。效果果然不错，音乐显得更有层次，更优美，更富有感染力。全套的圆舞曲似乎带着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多彩浪漫华丽的世界。起伏的蓝色多瑙河，茂密的维也纳森林，和那悦耳春天的声音（春之声）。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中国孩子，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么优美的声音，虽然那时还不知道何为圆舞，却很想随着音乐起舞旋转。
吴阿姨和从未莫谋面的一代名人黄宗江，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情况下有意无意地把京剧与圆舞曲，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艺术同时带进入了我们少年时代的生活，并把她深深地注入了我们年轻的心灵。让我们接受了中国艺术魁宝京剧的重要启蒙教育，对西方古典音乐交响乐有了最初始的认识和感受，虽然仅仅是几张唱盘，却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年春节期间，惊悉母亲终生好友吴阿姨因心脏病突发骤然去世。黄宗江也在当年10月离开了人间。特写这篇短文追忆感谢他们在文革中艰难的岁月里，为我们带来快乐，带来享受，带来文化，带来知识。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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