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于人民出版社年出版的图书，《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
年2月4日
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历史的回顾——经验和教训——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驳所谓“反苏”——驳所谓“争夺领导权”——驳所谓“抗拒多数的意志”、“破坏国际纪律”——驳所谓“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目前的公开论战——维护和加强团结的道路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由于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从来没有受到像今天这样严重的威胁。在国际范围内，在一些党的内部，都存在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激烈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分裂危险。
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是摆在全世界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面前的迫切任务。
中国共产党一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立场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
苏共领导自从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以后，一直表白他们也是致力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最近期间，他们特别起劲地叫喊“团结”。这使人想起了九十年前恩格斯说过的话。恩格斯说，“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和恶徒，在一定的时机会比一切人都更高声地叫喊团结”。（《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一十三页。）
苏共领导在标榜“团结”的同时，企图把“分裂主义”的帽子戴在中国共产党头上。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中国领导人不仅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且破坏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粗暴地违反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在这以后，苏联报刊发表的许多文章，都一直谴责中国共产党人是“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究竟是谁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谁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谁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是谁粗暴地违反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呢？一句话，究竟谁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分裂主义者呢？
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才能够找到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道路，才能够克服分裂的危险。
为了弄清楚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裂主义的性质和正确地进行反对分裂主义的斗争，不妨回顾一下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中，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贯穿着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一国范围内是这样，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在长期的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理论上阐明了无产阶级团结的真谛，并且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树立了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光辉范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创立了最初的国际工人组织即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这个同盟所写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中，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并且系统地、透彻地阐明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说，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为国际无产阶级在这个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为了联合各国工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六四年创立了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在第一国际存在的整个时期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同巴枯宁派、普鲁东派、布朗基派、拉萨尔派以及其他派别，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其中，同分裂主义者巴枯宁派的斗争特别激烈。
巴枯宁派从一开始就攻击马克思的学说，指责马克思想“使自己特殊的纲领、自己个人的学说在国际中占统治地位”。实际上，正是他们企图强迫国际接受他们的宗派信条，以巴枯宁的机会主义纲领代替国际的纲领。他们施展一系列阴谋，不择手段地拼凑自己的“多数”，进行宗派活动和分裂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维护国际无产阶级的真正团结，对于巴枯宁派分裂第一国际的公开挑战，采取了原则上毫不妥协的态度。一八七二年，在马克思亲自参加的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坚持分裂主义的巴枯宁派被开除出第一国际。
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在海牙对巴枯宁派的分裂活动采取无原则的调和态度，那就必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造成严重的后果。恩格斯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实就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一十四页。）
第一国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反对了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一八七六年第一国际宣布结束以后，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了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着这些政党的建立和发展，希望它们能够在科学的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当时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德国工人政党给以特别的注意和关怀。他们曾经多次尖锐地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谋求所谓“团结”而同机会主义妥协的腐败风气。
一八七五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原则，同拉萨尔派合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哥达纲领》。马克思指出，合并是“用太高的代价换来的”，“这个纲领完全要不得，它会使党遭到瓦解”。（《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十四页。）恩格斯指出，这是“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萨尔派的投降”。他说：“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四十二页。）
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的时候，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拿原则来做交易”的著名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十四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又对德国党的领导人容忍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活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马克思说，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唯物主义的基础”，这是“糟蹋党和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给德国党的领导人的《通告信》中说：“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四十三、三百六十三、三百六十二页。）
一八八九年，在恩格斯的影响下，第二国际成立了。第二国际处在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共产党宣言》成为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的共同纲领；另一方面，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把利用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变为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变成合法主义，使得机会主义在各国党内泛滥起来。
因此，在第二国际的整个时期，国际工人运动分成了两大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和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派。
恩格斯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特别严厉地批判了他们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恩格斯说，对于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百八十二页。）
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以后，这些“跳蚤”们就出来公开地、系统地修正马克思主义，并且逐渐占据了第二国际的领导地位。
伟大的列宁，在恩格斯之后，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卓越的革命家，肩负起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重担。
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们叫喊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完备”和“过时了”的时候，列宁庄严地宣告：“我们完全站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因为只有这样一个理论，才能把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列宁：《我们的纲领》，《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一百八十六、一百八十七页。）
列宁首先为在俄国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奋斗。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政党根本不同的新型政党，列宁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在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正如第二国际其他党一样，存在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革命派就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机会主义派就是孟什维克。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和统一，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同孟什维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后在一九一二年把坚持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孟什维克清除出党。
所有反对列宁的机会主义派别，都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列宁。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把分裂主义的罪名加到列宁头上。当时，托洛茨基纠合所有反对列宁的派别，打着“非派别性”的旗号，放肆地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咒骂列宁是“篡夺者”和“分裂者”。列宁回答说：标榜“非派别性”的托洛茨基，恰恰是“最坏的派别活动残余的最坏的代表者”，恰恰是“最最恶毒的分裂派”。（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八月”联盟的瓦解》，《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百二十六、一百五十四页。）
列宁明确地表示：“统一，这是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口号！但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统一。”（列宁：《统一》，《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二百二十六页。）
列宁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因为孟什维主义，就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形式和变种，并且受到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领袖们的支持。
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的同时，也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列宁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批判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并且出席了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会议和哥本哈根会议，同他们进行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公开背叛无产阶级。他们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驱使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残杀，造成国际无产阶级最严重的分裂。正像卢森堡所说：修正主义者把“从前的自豪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现在在战场上变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自相残杀！’”。（罗莎·卢森堡：《演讲论文选集》第二卷，一九五一年柏林版，第五百三十四页。）
那时，在第二国际中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党，是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正是这个党，首先站在德国帝国主义方面，成为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祸首。
在这个紧急的关头，列宁挺身而出，为捍卫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而坚决斗争。
列宁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发表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一文中，宣布第二国际的破产，并且严厉地谴责第二国际大多数领袖们，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直接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
针对着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由同资产阶级秘密联盟变成公开联盟，针对着他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业已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分裂局势，列宁指出，“现在，不坚决同机会主义决裂，不向群众说明机会主义失败的必然性，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不可能实现工人的真正国际主义的团结”。（列宁：《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十五页。）
正是因为这样，列宁坚决地支持欧洲许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决裂，勇敢地号召建立第三国际，代替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以便重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
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三国际成立了。第三国际继承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使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得到了广泛和深入的发展。
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这种或那种机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发生机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裂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国际工人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也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巩固和加强起来的。
恩格斯曾经说过，“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以彼此进行生死斗争的各种不同党派的形式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一十五页。）
事实正是这样，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这些本来是统一的事物，都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一分为二，变为相互斗争的两部分。每一次国际范围内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都把国际工人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都使国际工人运动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巩固和扩大的团结。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三国际的成立，就是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斗争的最伟大的成果。团结，经过斗争甚至分裂，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辩证法。
第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表明，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不论在国际范围内，或者在一个国家中，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会有无产阶级的真正团结。
不论在国际范围内，或者在一个国家中，哪里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盛行起来，那里的无产阶级队伍就必然产生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分裂，总是由于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反对和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引起的。
什么是分裂主义呢？
分裂主义就是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闹分裂。谁要是反对和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无产阶级团结的基础，谁就是分裂主义者。
分裂主义就是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闹分裂。谁要是坚持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革命党改变为资产阶级改良党，谁就是分裂主义者。
分裂主义就是向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闹分裂。谁要是实行违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和根本利益的纲领和路线，谁就是分裂主义者。
列宁说过：“哪里大多数觉悟工人在明确的决议指导下团结起来了，那里就有统一的意见和行动”，而机会主义者“就其最无耻地违背大多数工人意志这一点来说，恰恰就是分裂主义”。（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百三十三、三百三十五页。）
分裂主义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分裂无产阶级的团结，为资产阶级服务。资产阶级的一贯政策就是要分裂无产阶级。他们分裂无产阶级的最恶毒的手法，就是在无产阶级队伍内贿买和培植自己的代理人。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正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追求的不是团结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斗争，而是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修正主义者，就是这样。他们在帝国主义最害怕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时候，出来分裂国际工人运动，鼓吹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
在共产主义队伍中，谁要是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闹分裂，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闹分裂，向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闹分裂，那么，即使他们处于暂时的多数地位，甚至占据了领导地位，他们也还是分裂主义者。
在第二国际时期，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处于多数地位，而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处于少数地位。但是分裂主义者显然是伯恩施坦、考茨基等机会主义派，而不是列宁的革命派。
一九〇四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孟什维克虽然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仍然是分裂主义者。当时，列宁指出：“中央机构（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与党决裂”，“中央机构已自外于党。谁拥护中央机构，谁拥护党？中间立场是没有的”。（列宁：《给布尔什维克苏黎世小组的信》，《列宁全集》第八卷，第四十五、四十六页。）
总之，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分裂主义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可以说，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分裂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修正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最可恶的分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
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表明，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坚持团结的斗争是同坚持原则的斗争不可分割的。
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团结，是阶级的团结，革命的团结，反对共同敌人的团结，为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而斗争的团结。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理论和政治基础。国际无产阶级有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才会有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
只有坚持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达到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革命团结。放弃原则，同机会主义者同流合污，这就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而是像列宁所说的，“意味着无产阶级同本国资产阶级的统一，意味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分裂，意味着走狗的统一和革命者的分裂”。（列宁：《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三十四页。）
列宁还指出，受资产阶级贿买和扶植的机会主义流派，“在没有被‘消灭’即被推翻以前，在它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影响没有被清除以前，它是不会死亡的”，“正像资产阶级在未被推翻以前不会死亡一样”。因此，“要同机会主义流派进行无情的斗争”。（同上）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挑战，绝不能作原则的让步，只有同他们的分裂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极其宝贵的遗训，也是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近年来的事实表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他们提出了一条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硬要把这样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强加于各国兄弟党，代替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两次兄弟党会议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抵抗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谁就受到苏共领导的打击。
正是苏共领导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推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一手制造了目前的严重的分裂危险。
苏共领导根本不是致力于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而是分裂和瓦解社会主义阵营，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阵营搞得个乱糟糟。他们违反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已主义的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他们任意损害兄弟国家的主权，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进行颠复活动，力图从各个方面控制兄弟国家。
他们假借所谓“国际分工”的名义，反对兄弟国家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反对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要把兄弟国家变成他们的经济附庸。他们力图强迫经济比较落后的兄弟国家放弃工业化，变成供应他们原料的基地和推销他们剩余产品的市场。
苏共领导推行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不择手段，动辄对兄弟国家施加政治的、经济的以至军事的压力。
苏共领导公开地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悍然地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的一切经济关系和外交关系，专横地剥夺了阿尔巴尼亚在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中作为成员国的正当权利。
苏共领导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片面地决定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一千三百九十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三百四十三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二百五十七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在贸易方面对中国实行限制和歧视的政策。他们挑起中苏边境事件，对中国新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复活动。赫鲁晓夫甚至不止一次地对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表示，中国共产党内的反党分子是他的“好朋友”。他赞扬中国的反党分子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说什么这是“有足够的勇气”的行动。所有这些恶化国家关系的严重步骤，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是极其罕见的。然而，苏共领导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采取了这种骇人听闻的极端手段。苏共领导居然还口口声声宣称自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试问：你们的这些行为，难道有一丝一毫国际主义的气味吗？
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同样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兄弟党的关系方面。
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假借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力图按照他们的意志改变其他兄弟党的领导。直到最近，他们仍然坚持把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作为恢复团结的条件，作为“每个共产党必须尊守”的“原则”。①
苏共领导违反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则，无视兄弟党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硬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立封建家长制的统治，把兄弟党关系变成“父子党”关系。赫鲁晓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兄弟党比做“不懂事的小孩子”，把自己封作“母亲”。②他沉醉于这种封建主义的自大狂，简直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苏共领导根本不把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放在眼里，从来就习惯于独断专行，发号施令。他们任意撕毁兄弟党的共同协议，擅自对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
苏共领导破坏兄弟党通过内部协商解决分歧的原则，首先利用自己的党代表大会，接着又利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发动大规模的公开攻击。
苏共领导把兄弟党当作他们的外交棋盘上的小卒。赫鲁晓夫反复无常，朝三暮四，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但硬要兄弟党跟着他的调子转来转去，不知所从，不知所向。
苏共领导在许多共产党内部煽风点火，支持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追随者，或者攻击党的领导，或者篡夺领导地位，打击以至非法开除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些兄弟党内制造分裂。正是由于苏共领导的这种分裂主义政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出现了组织上的分裂。
苏共领导还把兄弟党的联合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变成为推行修正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工具，违反杂志创刊会议的协议，肆意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苏共领导还把修正主义路线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力图改变国际民主组织的正确路线，在这些组织中制造分裂。
苏共领导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他们把本来应当对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矛头，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
苏共领导一心一意追求“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把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当作最可靠的朋友，而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当作敌人。他们勾结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叛徒铁托集团以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合伙反对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兄弟党、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当苏共领导自以为从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那里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抓到一根似乎是救命草的时候，自以为处境顺利的时候，他们就得意忘形，大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妄想拿兄弟党、兄弟国家当作他们同美帝国主义做政治买卖的牺牲品。
当苏共领导的错误政策碰壁的时候，当他们处境困难的时候，他们又恼羞成怒，大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拿别人当作自己的替罪羊。
从以上一系列的事实，可以看到，苏共领导违反苏联人民的利益，违反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违反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走上了彻底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
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苏共领导用自己的修正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抗，用自己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来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对抗，用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来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相对抗。这样，苏共领导就同历史上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一样，使自己成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制造者，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制造者，也成为许多兄弟党内部的分裂制造者。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比之历史上和当代的一切机会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人们知道，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出现在列宁缔造的、世界上最有威望的苏联共产党，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苏联。多少年来，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都怀着崇敬的心情注视着苏联共产党，都把苏联看成是世界革命的基地和斗争的榜样。苏共领导正是利用这种情况，利用列宁的党的威望，利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望，掩盖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本质，欺骗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们。同时，他们又惯于使用两面手法，实际上干的是分裂、分裂，口头上却叫喊“团结”、“团结”。这种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时期内，起着迷惑人们的作用。有不少人，就是由于对苏共的传统信任，由于不明事情的真相，没有能够及时识破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
正因为苏共领导掌握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政权，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所造成的巨大损害，是历史上任何机会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所无法比拟的。
可以说，苏共领导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
人们已经看到，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大大地助长了修正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更加泛滥，给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帮了大忙。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也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和“和平演变”政策的产物。反过来，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又为国内泛滥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服务，也为帝国主义服务，起着麻痹世界人民革命意志、阻挠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作用。
事实上，苏共领导已经博得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热烈赞扬和喝采。美帝国主义特别夸奖赫鲁晓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裂。他们说，“看来很清楚，赫鲁晓夫要同西方求得和缓的愿望是很真诚的，以致他愿意冒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的危险来实现这一点。”③他们说，“赫鲁晓夫已经无可挽回地摧毁了斯大林时代的统一集团。这也许是赫鲁晓夫作出的最大贡献——不是对共产主义的最大贡献，而是对西方世界的最大贡献。”④“我们应当感谢他错误地处理他同中国人的关系。……我们也应当感谢他突然提出许多非常唐突的倡议，而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混乱。”⑤
他们认定，赫鲁晓夫是“西方可以期望与之打交道的最好的苏联总理，西方目前一定要设法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削弱他的地位的任何行动”。⑥“美国政府现在相信，在赫鲁晓夫同赤色中国的争端中，美国应当给赫鲁晓夫以最大限度的支持”。⑦
在给苏共领导捧场的啦啦队中，还有在政治上早已破产了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对待斯大林、对待美帝国主义、对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些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分子是积极支持苏共领导的。他们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尤其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造成的形势，极有利于在各个工人国家内恢复我们的运动。”⑧“我们对此已准备了二十五年以上，现在我们必须参与进去，大力地行动起来。”⑨他们宣布，“对于赫鲁晓夫派实行非斯大林化、反对更保守的流派的斗争，我们要给予批判性的支持”。⑩
看！所有革命的敌人都在热心地替苏共领导撑腰。这是因为，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上，在对待世界革命的问题上，他们同苏共领导人找到了共同语言。这是因为，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的需要。
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懂得，“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百零三页。）现在，帝国主义老爷们正是怀着满意的心情，让苏共领导来为他们破坏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鸣锣开道。
苏共领导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危险，但是他们却企图嫁祸于人，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什么“分裂主义”、“宗派主义”，捏造了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
在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把苏共领导对我们的一些主要的诽谤，逐一加以驳斥。
苏共领导把一切抵抗和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人，都叫做“反苏”。这是一个很吓人的罪名。反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反对伟大列宁缔造的党，这还了得！
但是，我们劝苏共领导不要装腔作势，“反苏”的罪名无论如何也加不到我们身上。
我们还劝苏共领导不要自我陶醉，“反苏”的罪名无论如何也封不住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同世界上所有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对伟大的苏联人民、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一直怀着衷心的尊敬和真诚的爱戴。这是因为苏联人民，在列宁的党的领导下，点燃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火炬，开创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并且在以后的年代中走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最前列。这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对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国际主义的支援。
斯大林在他逝世前不久曾经说过，“兄弟党的代表对我们党的勇敢和成就表示敬佩，给予我们党以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的称号。他们以此表示，希望这支‘突击队’的成就能改善在资本主义压迫下受折磨的各国人民的处境。我认为，我们党没有辜负这种希望”。（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斯大林说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没有辜负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希望，说得很正确。这个党赢得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世界兄弟党的敬佩和支持，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大反斯大林，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能不能说他们没有辜负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希望呢？这就不能这样说了。
中共中央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有着共同的要求。这些共同的要求是：
第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
第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第三，“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
第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实行社会主义各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
第五，“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第六，“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
第七，“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中共中央还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实现这些要求，是“对本国人民应尽的义务，也是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应尽的义务”。
但是，苏共领导恰恰背弃了这些要求，辜负了兄弟党的希望，实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这不但违反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且也违反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的利益。
真正反苏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描绘得那么黑暗，那么可怕，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宣布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改变苏共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势力在苏联泛滥大开方便之门，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追求美苏合作，对美帝国主义那样百般奉承，那样卑躬屈膝，给伟大的苏联丢脸，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用对待附属国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败坏了苏维埃国家的声誉，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反对和阻挠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成为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玷污了列宁党的光荣的国际主义传统，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总之，正是苏共领导的所作所为，使伟大的苏联和苏共蒙受了奇耻大辱，使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受了严重的损害。这是货真价实、不折不扣的反苏。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自然不能不对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进行严正的批评。我们反对的仅仅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错误。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维护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正是为了维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怎么谈得上是什么“反苏”呢？
维护苏联和反对苏联的分水岭，在于是否真正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于是否真正维护苏共、苏联和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严肃批评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正是维护苏联；反之，苏共领导实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才是真正的反对苏联；追随和屈从这种错误路线，并不是真正维护苏联，而只能是帮助苏共领导损害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这里，我们不妨温习一下列宁在二十世纪初期对待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态度。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党。但是，当列宁一旦发现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机会主义的时候，他就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不应当“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不体面的东西作为仿效的榜样”。他还说，“如果我们还想忠于马克思的精神和帮助俄国社会主义者担负起现代工人运动的任务，我们就应当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德国领袖们的错误。”（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沃伊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六十九、一百五十页。）
遵照列宁的精神，我们正告苏共领导，如果你们不纠正自己的修正主义的错误，那末，为了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和团结，我们将继续“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你们。
苏共领导把我们批评和反对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说成是要“争夺领导权”。
首先，我们要问一问苏共领导，你们说我们要“争夺领导权”，究竟是向谁争夺呢？领导权究竟在谁手里呢？难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一种凌驾所有兄弟党之上的领导权，而这个领导权就在你们手里吗？
看来，苏共领导确实是把自己当作凌驾全世界兄弟党之上的当然领导者。按照苏共领导的逻辑，他们的纲领、决议、声明，都是金科玉律。赫鲁晓夫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不管怎样错误百出，荒谬绝伦，都是圣旨。所有兄弟党只能俯首听命，恪守不渝，而绝对不准许批评和反对。这是十足的霸道，十足的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
但是，我们必须告诉苏共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封建集团。所有兄弟党，不论大党小党，新党老党，掌握政权的党或者没有掌握政权的党，都是独立自主、一律平等的。没有任何一次兄弟党国际会议，也没有任何一个各国兄弟党一致通过的协议，规定兄弟党之间有上级党和下级党、领导党和被领导党、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区别，规定苏共领导是兄弟党的太上皇。
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来看，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曾经走在运动的前列。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英国的工联运动和法国的工人政治斗争，曾先后处于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前列。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恩格斯说过：“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恩格斯还说，对于德国工人来说，“事变究竟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先断言的”。“但是，首先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并且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六百二十八、六百二十九页。）
二十世纪初，俄国工人处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前列，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说过：“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中的领导权暂时（自然是在一个短时期内）转到俄国人手中去了，正像它在十九世纪各个不同的时期中曾先后掌握在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手中一样。”（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二百七十七页。）
恩格斯所说的“前列”，列宁所说的“领导权”，决不意味着走在国际工人运动前列的这个党可以对其他兄弟党发号施令，决不意味着其他兄弟党必须服从于这个党。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运动前列的时候，恩格斯说过：“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话”。（《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二十二页。）当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处于运动前列的时候，列宁说过：“必须预计到其他国家发展的一切阶段，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党纲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百四十九页。）
就是恩格斯和列宁所说的这种前列的地位，也不是长期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转移的。这种转移，不是由任何人和任何政党的主观愿望来决定，而是由历史形成的各种条件来决定的。如果条件变化了，另外的党就可能走在运动的前列。如果一个处于前列地位的党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尽管它是最大的、最有影响的，那就必须丧失前列的地位。过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对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实行集中领导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于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历史性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各国共产党成长起来以后，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后，共产国际的集中领导，就成为不必要也不可能了。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既然各个国家的内部情况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其复杂，那末，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个个别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历史表明，这个决定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
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本不存在谁有权领导谁的问题。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同时又相互联合的关系。对于共同有关的问题，兄弟党应当通过协商途径达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兄弟党相互关系的这些准则，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中都有明确的规定。
苏共领导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自居，把其他所有兄弟党都当作是被领导者，这是完全违反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的。
当然，由于历史形成的各种条件，每个兄弟党所处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已经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就不同于还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就不同于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但是，这种区别，仅仅是赋予已经胜利、特别是先取得胜利的党支援其他兄弟党的更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绝不是赋予它支配其他兄弟党的权力。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和斯大林缔造的党，也是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党。按理，苏联共产党应当继承列宁和斯大林的革命传统，肩负起支援其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更大的义务，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
正是考虑到历史形成的这些条件，中国共产党衷心地希望苏联共产党肩负起这种光荣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曾经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因为当时苏共领导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们毕竟最后接受了各国兄弟党共同制定的莫斯科宣言。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意见，也写入这个宣言中了。
我们认为，这种为首的地位，同兄弟党一律平等的原则并不矛盾。这并不意味着苏共有权支配其他兄弟党，而仅仅意味着苏共负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苏共领导对于这个“为首”的地位，并不满意。赫鲁晓夫本人曾经多次对这一点大发牢骚。他说：“‘为首’在物质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既不能给我们牛奶和黄油，又不能给我们土豆、蔬菜和住宅。那末，它在道义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呢？给不了什么！”他还说，“我们要这个‘为首’有什么用呢？让这个‘为首’见鬼去吧！”
苏共领导嘴里说不要“为首”的地位，但是实际上要求凌驾一切兄弟党之上的特权。他们不是要求自己在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而是要求所有兄弟党服从他们的指挥棒，跟着他们走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
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以后，他们当然也就丧失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首”的地位。对于目前的苏共领导，如果还说“为首”的话，那就是为修正主义之首，那就是为分裂主义之首了。
今天，在各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问题，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问题，不是究竟谁领导谁的问题，而是究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屈服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问题。苏共领导诬蔑我们“争夺领导权”，实际上是他们坚持要我们和所有其他兄弟党服从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领导。
一九六〇年以来，苏共领导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最惯用的一个论据，就是所谓“抗拒多数的意志”、“破坏国际纪律”。在这里，不妨回顾一下我们同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
一九六〇年六月，苏共领导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用突然袭击的手法，散发了一个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通知书，并且纠合多数企图压服中国共产党。他们的这个企图没有得逞。但是，在这次会谈以后，苏共领导就提出在兄弟党的关系中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论点，他们强调有几十个党的代表都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观点，要中国共产党“尊重”布加勒斯特会谈中“一致表示的意见和意志”。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中，驳斥了这个错误的论点。中共中央指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问题，究竟谁对谁错，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根据多数或少数来判断的。真理终究是真理。一时的多数，终究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一时的少数，也终究不会使真理变成错误。”
但是，苏共中央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五日的信件中又重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少数服从多数的谬论，并且引用列宁在《杜马七人团》一文中的一段话，指责中国共产党“不尊重大多数兄弟党的意见，实际上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
出席一九六〇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会议上进一步驳斥了苏共领导的这种谬论。中共代表团指出：在目前的具体条件下，即不存在也不应当存在共产国际式的集中领导的条件下，在兄弟党关系中引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完全不正确的。在一个党内应当遵守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但在各个兄弟党之间则不能实行这个原则。各个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各自保持独立而又互相联合的关系，在这里既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更没有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对于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问题，只能根据协商的原则，经过讨论，达成一致的协议。
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提出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显然根本否定了协商一致的原则。中共代表团问道：“苏共中央究竟是根据什么一种超党的党章提出这样一种组织原则来的呢？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曾经通过这样一种超党的党章呢？”
中共代表团接着揭露了苏共中央的信件在引用列宁《杜马七人团》一文中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问题的一段话的时候，竟然故意删去了原文中“俄国”一词，企图把一个党内部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搬用到兄弟党关系方面。
中共代表团进一步指出，“即使在一个党的内部，虽然在组织上必须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不能说，在思想认识问题上的正确和错误，在任何时候都能根据多数和少数来加以判断。正是在列宁的这篇《杜马七人团》的文章里，列宁严厉地抨击了当时杜马党团中的七个取消主义者利用一票的多数压制少数马克思主义者的卑劣行为。列宁指出，七个取消主义者虽然占多数，但是他们并不能代表俄国按照马克思主义精神组织起来的先进的觉悟的工人大多数的统一意志、统一决议、统一策略，因而他们一切有关统一的叫喊都不过是十足虚伪的。列宁说，‘七个无党性分子要吃掉六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还要把这叫做统一。’列宁还说，恰恰是杜马党团中的六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是符合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只有那七个代表‘放弃压制政策’，才能保持团结一致。”
中共代表团还说，列宁的话表明，“甚至在一个党的一个小组里面，多数也不永远都是正确的，相反，有时多数也必须‘放弃压制政策’，才能保持团结一致。何况是在兄弟党之间？苏共中央的同志这样连文义都没有弄清楚，就急急忙忙地引用列宁的话，并且特意删去了一个重要的字，可是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们详细地引用中共代表团一九六〇年在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的几段发言，为的是说明，苏共领导攻击我们“抗拒多数的意志”的谬论，早就被我们驳得体无完肤了。正是由于中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坚持反对苏共领导这种谬论，关于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被写入一九六〇年声明中。
苏共领导直到现在仍然喋喋不休地叫嚷“少数服从多数”，这只能表明他们要否定各国兄弟党的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地位，取消兄弟党之间协商一致的原则。他们企图在“多数”的幌子下，挟持一些兄弟党顺从他们的意志，并且利用这种虚假的声势来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苏共领导这样做，本身就是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是违反宣言和声明的。
今天，在各国共产党之间，如果要说国际纪律，那不是别的，只能是遵守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我们已经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不是别人，正是苏共领导，破坏了这种必须遵守的准则。
如果苏共领导一定要分什么“多数”、“少数”，那么，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苏共领导，我们并不承认你们是多数。你们所依恃的“多数”是虚假的。真正的多数并不在你们那一边。难道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党员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是少数吗？你们和你们的追随者严重地脱离群众，难道能够把不赞成你们的错误路线的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算在你们的所谓“多数”之中吗？
根本的问题在于，谁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谁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谁反映他们的革命意志。
列宁在一九一六年谈到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的时候说道：“虽然只是李卜克内西和吕勒两个人对一百零八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却代表千百万人，代表被剥削的群众、大多数的人民，代表人类的未来以及日益发展和成熟的革命。而那一百零八个人只是代表在无产阶级队伍中一小撮善于拍马的资产阶级走狗罢了。”（列宁：《给波利斯·苏瓦林的一封公开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百零二页。）
今天，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包括那些暂时还没有觉悟但终究会觉悟起来的人们，都是要革命的。真正居于多数的，是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背叛他们根本利益的一小撮修正主义者。
苏共领导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诽谤我们说，“中共领导策划和支持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各种变节者的反党集团去进行反党活动。”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近年来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发生了分裂现象，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苏共领导强制推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
一些共产党的领导，由于接受了苏共领导强加给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或者由于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苏共领导的鼓励，把本国革命运动引入歧途，使本国革命事业遭到损失。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斗争中，追随苏共领导之后，摇旗呐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起着消极的作用。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他们自己党内的广泛不满，不能不引起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抵制和反对。
这些苏共领导的追随者，在他们自己党内，也依样画葫芦，实行分裂主义的政策。他们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对于党内的路线分歧，对于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不允许进行正常的讨论，而且采取非法手段，排斥、打击以至开除坚持原则的共产党人。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这些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带有特别尖锐的形式。
从根本上说，这些共产党党内斗争的性质，是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选择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是要把共产党建设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革命党同把共产党变为资产阶级仆从、社会民主党变种之间的斗争。
苏共领导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歪曲了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真相。他们使用了最恶毒的语言，咒骂那些受到这些国家的党的修正主义集团排斥和打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苏共领导这样颠倒黑白，难道能够掩饰和改变这些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真相吗？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就拿比利时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来说吧。
比利时共产党的内部分歧，由来已久。随着这个党原来的领导集团越来越深地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党内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比利时共产党的修正主义集团，在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件期间，竟然发表声明，谴责苏联帮助匈牙利劳动人民平息叛乱。这个修正主义集团，反对刚果人民武装反抗比利时殖民主义者的血腥镇压，赞成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干涉和镇压刚果民族独立运动。他们还不知羞耻地夸耀自己率先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要求迅速地、全部地执行联合国的决议”。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赞扬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纲领“包含有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肆意诋毁一九六〇年声明，说这个声明的内容是混乱的，“每二十行字，就有一句违反这个声明总路线的句子”。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还在一九六〇年底和一九六一年初比利时工人大罢工期间，指责工人反抗军警镇压是什么“轻率的、不负责任的行动”，瓦解工人的斗争意志。
对于这个修正主义集团一连串的背叛比利时工人阶级利益、背叛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行为，以格里巴同志为首的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要进行严肃的斗争。他们揭露和批判了党内修正主义集团的错误，坚决地抵制和反对它的修正主义路线。
由此可见，比利时共产党内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
比共修正主义集团是怎样对待党内斗争的呢？他们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政策，采取非法手段打击和排斥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的共产党人。在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他们拒绝听取格里巴等同志的意见，并且不顾广大党员群众的反对，就非法地宣布，从党内开除格里巴等同志。
在这种情况下，以格里巴同志为首的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革命路线，坚决反对比共原来的领导集团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为重建比利时共产党而斗争，这难道不是完全正确的、无可非议的吗？
苏共领导公然支持和鼓励比共修正主义集团，打击和排斥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只能暴露他们自己正是兄弟党内分裂的制造者。
至于说到印度共产党，那里发生的事情，具有更加严重的性质。
我们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发表的《修正主义者的一面镜子》的文章里，根据大量事实，指出以丹吉为首的叛徒集团，已经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人民的革命事业，走上了民族沙文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道路。他们篡夺了印度共产党的领导权，正在按照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意志，把印度共产党改造成为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尼赫鲁政府的仆从。
从那时以来，印度共产党的情况又有了什么变化呢？
全世界都看到，丹吉集团继续走着叛徒的道路。他们继续鼓吹阶级合作，鼓吹通过尼赫鲁政府“实现”印度的“社会主义”。他们积极支持尼赫鲁政府的庞大的扩军备战预算和搜刮民脂民膏的措施。他们破坏一九六三年八月在孟买发生的有一百万人参加的反对尼赫鲁政府横征暴敛政策的大罢工。他们阻挠在加尔各答举行的有十万人参加的要求释放被捕共产党员的群众大会。他们继续进行猖狂的反华活动，支持尼赫鲁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他们追随尼赫鲁政府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政策。
随着叛徒面目的暴露，丹吉之流越来越遭到印度共产党的广大党员群众的反对和抵制。越来越多的印度共产党人清楚地看到，丹吉之流是印度共产党和印度民族的祸害。他们正在为重振印度共产党的光荣的战斗的革命传统而斗争。他们是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人民的真正代表和希望。
苏共领导大肆喧嚷中国共产党支持“变节者”和“叛徒”，但是，支持像丹吉之流这样货真价实的变节者和叛徒的，不是别人，正是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把许多国家内敢于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作斗争的共产党人一律咒骂为什么“变节者”、“叛徒”、“反党分子”。但是，这些共产党人究竟做了什么事呢？他们无非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要有一个革命党和一条革命路线。难道苏共领导真的以为，咒骂就可以把这些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吓倒，就可以使他们放弃坚持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不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吗？这种如意算盘，是绝对办不到的。
古往今来，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因为他们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可怕的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这样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样的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看起来好像很渺小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得到群众的拥护，他们最终总会胜利的。列宁和第三国际就是这样。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伯恩施坦、考茨基和第二国际就是这样。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的。
共产党人是干革命的，如果不革命，那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共产党人，坚持革命立场，反对修正主义，是天经地义。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坚决支持革命者，支持反对修正主义的共产党人，同样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隐蔽自己的立场。我们支持世界上所有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同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同修正主义者还有来往，为什么偏偏不能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往呢？苏共领导把我们支持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成是搞分裂主义，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恰恰是我们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坚持真理，敢于斗争，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革命气概。以格里巴等同志为代表的比利时共产党人，以阿马佐纳斯、格腊布伊斯等同志为代表的巴西共产党人，以希尔等同志为代表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人，以库马拉西里、桑穆加塔桑等同志为代表的锡兰共产党人，以及印度、意大利、法国、美国等许多国家共产党党内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是这样的英勇的战士。他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坚持建设一个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党，坚持符合本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革命路线，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理应博得一切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斗争的人们的尊敬、同情和支持。
总之，在全世界，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者，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他们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出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意料之外的变化正在发生。他们正在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而最终势必会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对立面所埋葬。这是一条必然的客观规律。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论战，归根到底，就是要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要修正主义的论战，就是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要大国沙文主义的论战，就是要团结还是要分裂的论战。这种涉及根本原则问题的争论，早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就已经开始，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在兄弟党的内部会谈中进行，在两年多以前采取了公开的形式。
大家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是苏共领导首先挑起来的，并且是苏共领导要坚持进行的。
在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当时，出席苏共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词中反对苏共领导的这种做法，指出这绝不是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但是，苏共领导是怎样回答我们的呢？他们说，他们发动公开论战“作得完全正确”，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
后来，一九六二年一月间，越南劳动党建议“各党应当停止在广播电台和报刊上互相攻击”。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他兄弟党的支持。但是，苏共领导实际上拒绝了对停止公开论战承担肯定的义务。苏共领导不但一直没有停止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而且在一九六二年底到一九六三年初接连举行的欧洲五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策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攻击，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公开论战。这就迫使我们不能不对攻击者作公开的答辩。
一九六三年三月间，尽管对于兄弟党的攻击我们还没有答复完，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宣布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在报刊上作公开的答辩，但保留公开答辩的权利，为的是给已经商定将要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创造良好的气氛。但是，苏共领导竟然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夕，进一步采取发表声明和通过决议的方式，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
七月十四日，当中苏两党代表团正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时候，苏共中央就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甚至采取了蛊惑人心的手法，使用了种种谩骂的语言，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这样，苏共领导进一步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公开论战。
从七月十五日起，苏共领导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从政府声明、领导人讲话、各种集会到发表文章，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从中央报刊到地方报刊，从广播电台到电视节目，把中国当作头号敌人加以诽谤和攻击。根据对苏联中央一级二十六家报刊的统计，从七月十五日至十月底，一共发表了一千一百一十九篇编辑部文章、社论、短评、署名文章、读者来信、漫画等等，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至于苏联地方报刊，根据对加盟共和国十五种机关报刊的不完全统计，在同一期间，也发了七百二十八篇反华材料。
对于这些反华宣传材料，凡是比较重要的，我们都在报纸上发表了，其中苏共中央公开信则先后全文发表了两次，并且用十几种外国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供关心这场公开论战的人了解苏共领导的观点。只是由于苏方的反华文章数量极大，而且大都千篇一律，我们报纸的篇幅有限，不能全部发表。我们的出版机关已经把这些文章统统收集起来，编成专册，陆续出版。
苏联方面已经发表了近两千篇反华文章和材料，按照兄弟党一律平等的原则，中国方面有权利发表相当的答辩文章和材料。
由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牵涉的问题比较多，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理，也关系到七、八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重大事件，因此，我们《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编辑部，经过认真的研究之后，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起陆续发表评论。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评论，连本篇在内，才发表了七篇。
对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我们还没有评论完。至于苏联中央一级报刊和地方报刊发表的大量反华文章，我们还没有答辩。
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回答新闻记者的时候，曾经提出停止公开论战。但是，在那一天以后，苏联报刊仍然继续发表攻击中国的文章。
最近，苏共领导又一次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并且说，公开论战“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的损害”。我们要问苏共领导，过去，你们说，公开论战是“为了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你们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究竟是耍的什么花招呢？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发表了两千篇的反华文章和材料，我们才不过发表了不到十篇的答辩文章，而且连对苏共中央的一封公开信还没有答辩完，就被要求停止答辩，这难道是符合兄弟党关系的平等原则的吗？你们说了那么久，说了那么多，我们才开始说了一点，你们就不耐烦了，就受不住了，就不愿意听了，这难道是合乎民主讨论的原则的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的苏联政府声明中曾经说，如果中国人继续论战，“那么，他们应当非常清楚，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将遭到苏共和全体苏联人民的最坚决的回击”。苏共领导说这样的大话，不是明目张胆的恫吓和威胁吗？难道你们真的相信，只要你们命令一下，别人就会俯首贴耳，只要你们大喝一声，别人就会浑身发抖吗？老实说，从九月二十一日起，我们一直在等待着，很想领教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最坚决的回击”。
同志们，朋友们，你们错了，完完全全的错了。
公开论战既然已经开始，就得按规矩进行。如果你们认为，你们已经说得够了，那末，你们应当也给对方足够的答辩机会。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还有许多话要说，那就请吧，请说个够吧。但是，同样的，你们说够了以后，仍然应当让对方也说够。一句话，应当机会均等嘛。你们不是也说兄弟党是平等的吗？为什么你们要什么时候攻击兄弟党，就发动公开论战，你们要什么时候停止论战，就剥夺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答辩的权利呢？
苏共领导悍然挑起公开论战，扩大公开论战，坚持公开论战，现在又叫喊停止公开论战，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看来，事件的发展，出乎公开论战发动者的意料。苏共领导原先以为对自己有利的公开论战，正走向你们意愿的反面。苏共领导手里没有真理，他们在攻击别人的时候，只能依靠造谣污蔑，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一旦论战展开，要摆事实、讲道理的时候，他们站立的基础动摇了，他们害怕了。
列宁曾经说过，对于修正主义者来说，“最不愉快、最不乐意和最不能接受的，莫过于弄清理论上、纲领上、策略上和组织上的主要意见分歧了”。（列宁：《再论社会主义国际局和取消派》，《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十八页。）
苏共领导目前的处境，正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对于公开论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一开始就认为，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应当通过内部协商来解决。公开论战，不是我们挑起的，也不是我们愿意的。
既然公开论战已经开始，而且苏共领导也说过，公开论战是“按列宁的方式行事”，那么，论战就应当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并且要进行到水落石出。
更重要的是，既然苏共领导公然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然撕毁宣言和声明，那么，他们就不能指望我们不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保卫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既然论战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是大非问题，那么，就必须把这些大是大非问题彻底弄清楚。这也是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问题的实质在于：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分歧，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大国沙文主义的分歧。停止公开论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样重大的原则分歧。相反地，通过公开论战，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才有可能辩明真相，分清是非，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正在促使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各国的革命者和各国革命人民动脑筋，想问题，促使他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认真地思索本国革命问题和世界革命问题。经过这场大论战，人们终将能够明辨是非，区别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这场大论战，全世界一切革命因素将被调动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受到锻炼，更加成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给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造成了空前严重的威胁。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也就是分裂主义的立场。不管苏共领导怎样大声叫喊“团结”，怎样咒骂别人是“分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只要他们坚持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么，他们实际上是搞假团结，真分裂。
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的这个立场，是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的唯一正确的立场。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才能建立起来。离开这个基础，就根本谈不上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斗争，也就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坚持原则同坚持团结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必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绝不允许用阶级合作或者阶级投降代替阶级斗争，绝不允许用社会改良主义或者社会和平主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绝不允许用这种或者那种借口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严格遵守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而绝不允许用自己一个党的纲领代替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共同纲领。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划清敌我界限，就必须联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联合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所有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反对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绝不允许颠倒敌我关系，认敌为友，以友为敌；绝不允许从美苏两大国主宰世界的幻想出发，联合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反对兄弟国家、兄弟党和各国革命人民。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严格遵守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国家、兄弟党关系的准则，绝不允许用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政策，来代替这些准则。这就是说：
必须遵守相互联合的原则，绝不允许纠合一些兄弟党打击其他兄弟党，进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活动；
必须遵守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绝不允许以援助为名，行控制之实，借口“国际分工”，损害兄弟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反对兄弟国家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
必须遵守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绝不允许把自己放在其他兄弟党之上，把自己一党的纲领、路线、决议强加给其他兄弟党，绝不允许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进行颠复活动，绝不允许把兄弟党当作自己的附属品，把兄弟国家当作自己的附属国；必须遵守协商一致的原则，绝不允许挟持所谓“多数”，来强制推行自己一党的错误路线，绝不允许利用自己的或者别国的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声明、领导人讲话等方式，公开指名攻击别的兄弟党，甚至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总之，苏共领导如果真的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那就必须彻底抛弃他们的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只有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现代教条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其他形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只有这样，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才能够得到维护和加强。这是维护和加强团结的唯一可行的道路。
当前的世界形势，整个说来是大好的形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根本改变了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逆流的袭击，这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合乎规律的现象。它虽然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某些兄弟党带来暂时的困难，但是，修正主义者暴露了自己的面目，引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是一件好事。
毫无疑问，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葆其美妙的青春，磅礴于全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强大，更加团结；国际无产阶级事业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必将获得更加辉煌的胜利。现代修正主义是一定要彻底破产的。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冷静地想一想，你们坚持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究竟会给你们自己带来什么结果。我们愿意再一次真诚地向苏共领导呼吁，希望你们能够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来，回到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来，回到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则的基础上来，以便在原则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加强中苏团结。
尽管我们同苏共领导存在着严重分歧，我们对于在列宁和斯大林教导下成长起来的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苏联人民，满怀着信心。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始终不渝地维护中苏团结，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全世界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①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六日编辑部文章：《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
②赫鲁晓夫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日同美国《展望》杂志发行人考耳斯的谈话，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③美国《民族》周刊一九六三年二月九日文章：《为外交提供了机会——集团出现了裂缝》。
④美国《新闻周刊》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文章：《莫斯科和北京：裂痕有多宽？》。
⑤《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九六三年九月三十日文章：《随着签订禁试条约——赫鲁晓夫已经改变了行径吗？》。
⑥英国《泰晤士报》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七日报道：《美国认为共产党的团结已成过去》。
⑦美国《新闻周刊》一九六三年七月一日报道。
⑧托派的所谓“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一九六三年六月的决议：《国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⑨美国托派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通过的决议：《俄国革命新阶段和斯大林主义危机》。
⑩托派的所谓“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五日通过的决议：《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反响》。
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二月四日在招待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
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布加勒斯特十二国兄弟党代表会谈中的发言。
埃·伯内尔就刚果问题答《人道报》记者问，载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六日比共《红旗报》。
《红旗报》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评论：《比利时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
让·布鲁姆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日在布鲁塞尔地区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转引自《红旗报》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格里巴的文章。
让·布鲁姆：《争取迅速获得全胜：共产党提出的两项建议》，载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红旗报》。
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
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编辑部文章：《我们时代的旗帜》。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一年第十六期编辑部文章：《走向共产主义的新的胜利》。
同
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四日社论：《列宁主义的党的历史性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