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著名法国知识分子克里斯蒂娃被控曾为保加利亚情报机构工作，唤起了人们对冷战的遥远记忆。克里斯蒂娃式的背叛中似乎有重重镜像：首先，她背叛了保加利亚的政权逃到法国；然后，她通过与保加利亚情报机构合作，背叛了她作为巴黎知识分子的不能承受之轻；最后，她通过向秘密机构提供无用的信息胜利地背叛了他们。我们何不把这当成多重身份的隐喻？
从“东方”的保加利亚，到“欧洲”的法国，中间又是怎样的重重意识形态镜像？
克里斯蒂娃著名的“贱斥”理论正关于困惑和排斥。并非仅仅指身体上的排斥（粪便、尿液、唾液、眼泪），更针对广义的不尊重边界、位置、规则的东西，那些扰乱了身份认同、系统和秩序的居间的、模棱两可的、复合的东西，它们造成了对自身完整性和纯洁性的破坏，必须加以控制，来维持我和他者之间的界限，整合社会秩序。
“欧洲”的人造属性是明显的，且需要层级，中东欧正是被阴影笼罩又不息扰动和模糊的那部分，保加利亚在欧盟的最边缘，所谓纯粹的核心从边缘中确证自身。
如今保加利亚情报机构总部旧址就在首都索非亚市中心，一把锁锁着其难以言说的历史，据说里面审讯室的样子都没有动过，我的朋友无政府主义者乔治告诉我，最为讽刺的是，那里一楼开了一家叫Agency的酒吧。在我离开保加利亚前一天的雨夜，乔治和我打着伞去看看那家酒吧，Agency却凭空消失，好像没有存在过。这和某些象征的消失、符号的抹除、更改的路名，成为我的索非亚空间记忆的一部分。
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由李丹摄
当年的革命领袖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陵寝被炸毁拆除后，留在广场中间的基座，如一个装置艺术作品。
充满争议的苏联士兵纪念碑，先后被涂成了下面的样子。
电车女司机，仿佛90年代坐办公室的神情。
恢弘的国家文化宫上挂着美国歌手迈克尔·波顿的大幅海报，他凭着《没有你我怎么活》和《当男人爱上女人》成名九十年代，如今商务人士一般的形象出现在国家文化宫上，十分诡异。顺便说，中东欧已成为过气摇滚乐队、流行歌星开大型演唱会的理想之地。
索非亚街道的破旧如此令人印象深刻。“5年前，索非亚还一团糟，没有基础设施没有平整的路（在欧美游客眼里目前仍极不平整），公交站都是垃圾堆。”当我问保加利亚男孩伊万和另一个意大利女孩，你们都不管这叫欧洲吗，他们一起说当然不，“只是长得像欧洲”，伊万补充。他要动身去“欧洲”谋生活了，不关心保加利亚的任何政党政治，因为两年没投票，早被取消了投票资格。这是这里年轻人的一个缩影。
Foodnotbomb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倡议的活动，他们在破败的街区租下一间厨房，搜集食物，每周日邀请贫困的街坊、无家可归者和志愿者一起做饭，然后派发。
我到时看到一个优雅和气的老太太正在切橙子，后来才知道，她既付不起燃气在家做饭，也付不起电费洗澡，每周会来这里洗一次澡。有人拿来几箱二手衣物，摆在街边让人们挑选，很多挑选的中老年女性乍一看都像优雅的中产阶级，金发梳理整齐，穿着呢子上衣和皮鞋，细看做工粗糙，但她们富有尊严，绝不邋遢对付，甚至有点文艺。那天的主厨是一个阿富汗人，给大家做咖喱味的菜花，他的故事更为悲伤。他原本是难民，在索非亚开了一个饭店，后来遇到欺诈，饭店没了，无家可归，开始每天酗酒，精神忧郁。
恰如我们熟悉的，转型时代出现的词“dalavera”意味着通过不诚实的手段轻松赚钱，被自由市场逻辑赋予了一定积极含义。不诚实手段和欺诈充斥社会，“这是转型创伤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饭前会有一场讨论，人们愤怒地谈论着即将被政府关停改为博物馆或SPA的公共浴室，说起给无家可归者过夜的庇护所，他们谴责市政的庇护所非常糟糕，存在权力滥用，打人和额外收费的现象。打扮朋克却很温柔的组织者伊莲娜说如果能注册为NGO，好好管理，也许明年能开一家庇护所。阿富汗人擦着眼泪说，不知道明年是不是还活着。一个一直在现场打扫卫生的人这时站出来慷慨地说，自己家在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边境处有个农场，愿意工作的人可以过去。我在这里碰到些年轻的志愿者，一个是在英国读书假期回来的女孩，一个是从另一个城市做几小时火车专门过来做顿饭的拉脱维亚男孩，另一个在索非亚读巴尔干地缘政治的男孩已经在这里帮忙三个月了，后者激动地问我有没有看过《保加利亚：世界上收缩最快的国家》，“几乎一半的人都离开了，留下的人陷在贫困中”。
一处破败的索非亚街景。
拥抱欧洲：一个“文明的选择”
后来去了英国读书的年轻人鲍里斯拉夫说：“我可以清楚地记得年1月1日。这是一个比往常更温暖的新年前夜，虽然对大多数其他欧洲人来说完全平凡，但这对所有保加利亚人来说都是一个象征性的重要日子。国家以狂热拥抱欧盟，数百个广场上都能感觉到保加利亚自年以来取得的进步被认可，人们聚集在那里看到了国家新时代的到来。
我是那个狂喜的夜晚的一部分，站在唱歌和欢呼的人群中，未来在我看来非常光明，甚至超现实。我想象从加入‘民主俱乐部’的第一天起，保加利亚会有所不同，必然会更好。对于我这一代人——出生于保加利亚现代历史中两个决定性时刻之间的时间间隙——加入欧盟是一个改变生活的机会。在年1月1日之后，我不再是一个卡在转型中的保加利亚人，我获得了一个全新的欧洲身份，在我面前打开了许多扇门。”
这一次，“我们不再是昆德拉意义上和‘中心’有文化差异感的‘东欧’，我们被接受了。”
德里达曾经问，“即使我们不再清楚地了解什么或谁是欧洲，在欧洲仍然存在着独特的东西以这个名字命名，我们在恐惧、希望和颤抖中问自己，这个面孔将会是什么样的？”
毫无疑问，“欧洲”在保加利亚获得了某种面孔。欧盟这个由煤钢共同体发展起来的组织，在边缘地带拥有了最强烈的象征意义。欧洲的这一“新面貌”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涉及古典政治“技术”的精英项目，而他作为保加利亚人的日常想象，更是一个矛盾体，既是被精心描绘的，又是模糊的。
“欧洲”在生活质量和专业性方面设定了标准。这些标准被视为常态，被理解为“正常生活”，是所有人应该拥有的生活。“如果我们要更接近欧洲，我们的正常工资应该是五倍。”“我们远非欧洲标准”;或“在教育中我们有欧洲标准”——这些是常用的短语。他们感觉像欧洲人，但在欧洲之外。
年至年，斯托扬诺夫和科斯托夫政府担任总统期间，当保加利亚为成为北约和欧盟成员作出艰苦努力时，“重返欧洲”话语尤为突出。科斯托夫政府以推出休克疗法改革而闻名，其特点是迅速而腐败的私有化。“正式成员资格的吸引”是欧盟迫使那些不情愿的政府（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等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胡萝卜。
在所有重要保加利亚政党年的竞选宣言中，欧盟的这种形象也是可识别的，“我们遵守欧盟的指令，采用欧洲标准，应用其社会、教育模式，遵守欧洲规范，适用欧洲宪章”。而且，一个政党越接近权力，它对欧盟的话语就越无主体越被动。保加利亚的政治精英们将欧盟作为一个新的制度中心。
通过回到欧洲话语，斯托扬诺夫总统给出了保加利亚必须做出“文明的选择”的叙事。“保加利亚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的、革命性的文明的选择”。文明选择叙事的核心是二元对立，西方/欧洲即文明、现代性、进步和未来，反之则意味着落后的过去。在他担任总统之后很久，这一叙事持续出现在媒体和公共话语中。
启蒙话语也是常见的。正如康德在年所写的那样，这一过程意味着脱离加之于自身的不成熟状态。
包括旅游指南在内，当地历史开始被重新描述为更加全球化的欧洲历史的本地版本，所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属于这个地方，是这个欧洲文化和文明的一部分。”如果看一看不同欧元区的网站，可以找到类似的叙述。“欧洲”，成为一个同质的象征空间，这一切也是通过改写历史而完成的。
然而，在所有庆祝活动逐渐消失之后，很明显保加利亚的进展和与欧洲的真正融合并不容易。最初的高度期望与当地痛苦的现实之间的深渊使许多保加利亚人陷入绝望状态，并提出了无数难以回答的问题。
在一同加入欧盟十年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仍然是欧盟最贫穷的两个国家。年，保加利亚的最低月薪为92欧元，时薪0.87欧元。年，增加到最低月薪欧元，时薪1.42欧元。尽管看上去大幅上升，跟西欧相比，这些数字仍然令人沮丧和羞耻。保加利亚现在是欧洲最大的外包目的地。许多公司正在将整个部门转移到索非亚，雇用合格的工人的钱比他们在本国少得多。但这没能改善保加利亚严重的人口危机，在国外工作的保加利亚人远多于在国内工作的。
保加利亚仍然腐败横行，在欧盟成员国中排名倒数第一。贪污进入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操纵招标、不透明的合同和数百万欧元交易的回扣，到公民通过贿赂来满足日常需求，解决医疗和教育问题，摆平在官僚机构中的道路。欧盟去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取得人生成功的过程中，保加利亚人认为“认识人”比拥有良好的教育更重要。阶级分化严重，贫困似乎是永久的，年轻人正在离开，夫妻生育的孩子越来越少。
街上可以看到苏联时代的汽车还在使用中。
年，人们迷茫地犹豫着该不该庆祝入盟十周年，有人说：我们是年轻的会员国，还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进入“成年期”。年新年前夜，壮丽的激光阵列，舞台两侧的大型LED屏上显示数字倒数，与所有新年倒数不同的是，每个数字都被欧盟标志的众星环绕，一个时间停止的弥赛亚时刻。年，继续暗淡的现实，没有任何大型的10周年庆祝活动。自由派都承认欧盟带来的好东西没有发生，一个诗人兼前反共反对党领袖说：“保加利亚的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式：自由市场，人权，言论自由，多党政治制度，加入欧盟和北约，但这只是一个门面，在它背后什么也没有”。
他们没有看到，恰恰正是在超国家结构中的成员资格，进一步将保加利亚嵌入了边缘性。
欧元区和欧盟核心-边缘国家的分类，来自WillBartlett和IvanaPrica的研究。
大学生瓦勒亚谈及入盟十几年：“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外国对保加利亚经济和政治的侵犯变得无法忍受，国家失去了独立。社交氛围黯淡，每个人都紧张和沮丧，人们不会微笑。贫困无处不在，大约1/4的人口生活在无可争议的贫困中。我们希望欧盟成员国能够帮助我们打击腐败，但实际上它却鼓励了腐败，因为有影响力的外国势力只会捍卫腐败的保加利亚政客和商人，以维护他们的利益，违背的是保加利亚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有人辩解：“保加利亚的欧盟成员资格不应该被视为失败，因为它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乔治说：毕竟在入盟之前保加利亚的经济已经开始增长，因入盟前两年实施了一些重大的经济改革，强劲的国内需求驱动使GDP增长率平均高于6％，他摊着手表示谁也不知道后来的经济增长是不是该归功于欧盟。
出于安全的幻象加入北约的代价如何呢？保加利亚加入对前南斯拉夫的制裁，对其经济造成高达20亿欧元的损失，更不用说根据北约标准重新装备军队和参与北约行动的费用。许多钱花在了支持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上。
新的流动性
有人把一名年轻的保加利亚男子带到西班牙雇主那里。“你是哪里人？”老板问道。“希腊，哲学的发源地。”“太棒了，我这里有一个你的同胞，来见见他。“我们的朋友开始出汗，他的双腿在接近另一个“希腊人”时颤抖，后者似乎也很紧张。“你是我们中的一员吗？”他用保加利亚语低声说道。另一个人惊呼：“感谢上帝，我还在想该怎么办！”两个同胞在微笑的雇主面前互相拥抱。
移民中的保加利亚人经常假装他们来自其他更有声望的国家，由于保加利亚籍籍无名，他们借用希腊、塞尔维亚、土耳其、俄罗斯等民族面具。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都市传说”，其背后的现实却非常悲伤。
成千上万的保加利亚人每年都在国外寻找工作，德国、英国和西班牙是他们首选的目的地，这造成保加利亚卫生服务、学校和其他主要部门的人员长期短缺，而在新的国家，他们大多从事着保洁、建筑的卑微职业。
社会主义时期苏联集团的劳务移民仅限于高素质的专家——医生、工程师、教师和建筑师。他们被输出到阿拉伯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国家收取其工资的一半。之后，苏联集团国家成为低水平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年代是这两种流动性之间的过渡时期。大量合格人员不再年轻，陷入了迁移的恐慌，他们不了解世界已经变了。那些日子的保加利亚笑话是“只有冒险者留在家里”。
当时的内部流动大多取决于官方批准。苏联、保加利亚都有相似的户籍制度，大城市居民许可的授予方式与发达国家今天向移民签发签证的方式类似。20世纪60年代，一半到索非亚的移民通过与索非亚居民结婚获得居留许可，34％的人靠工作（需要用人单位的签名）获得了居住许可，约有16％是老年人，被允许到城市以便有人照顾。永久许可证颁发之前的居住是有期限的，从2年、3年升到了5年。在这个“试用期”，临时居民可以被送回他／她的村庄。在20世纪60年代，索非亚约有11％的人口处于这种状况。他们是最温顺的，并且从事着最不具吸引力的工作。事实上，内部流动人口越多，政权确保人们顺服的机会就越大，保加利亚和苏联、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都是这种情况，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或东德不是这种情况，因为城市化发生在共产主义之前。年代之后，国内流动放开，出现了一座座空旷、被抛弃的村庄。而更大规模的流动成为跨国的。
年代开始，新获得的行动自由废除了原来的社会政治空间，看上去任何社会或政治问题都可以在个人层面上解决——通过飞行。鲍曼称这个为“流动的现代性”，权力不再通过强制和冲突来运作，而是通过回避和逃避来运作。这塑造出新自由主义之下的新的流动性。
在迁移的过程中，社会地位的降低是非常常见的，工程师会变成建筑工人，教师会变成护士。
根据学者伊瓦洛·迪特切夫的研究，移民通常经历四个时期。首先是梦想期。怀着对国家未来的普遍悲观情绪，由朋友或媒体产生的模糊的国外形象和传闻，以及对成功移民的同胞羡慕，移民之前的保加利亚人通常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摇摆不定。一般来说，他们完全没有机构的支持，依赖于偶然收集的信息时，不走远点话还会遇到诈骗。研究者们很少遇到曾经尝试过学习目的地国家语言的人，语言准备需要数年时间，而决定离开通常是在一个月内完成的。
很明显，移民是对恶劣工作条件和低工资的回应。在许多采访中，工人们说移民似乎比集体抵抗更容易。从这个意义上说，移民可以被视为一种抵抗形式，尽管是个体化和绝望的。虽然西欧工人的条件往往更好，但远非完美。保加利亚工人不仅面临剥削，而且还面临种族主义和政治排斥。
抵达之后通常是一段不可见的时期。即使移民不是非法的（对保加利亚人来说局面在年才发生改变），也通常会以某种形式偏离规则：要么不缴纳税款或社会保险，要么提交假的推荐信，或没有注册地址。但即使一切都是完全正确的，似乎总有一些规则很难学会，有些要求没有实现，这使得一个人有被驱逐的风险。常有二等公民的感觉，因为在最初阶段，移民只与中间人沟通，后者提供工作和住宿，以及担任翻译和雇主沟通。工资低，工作是临时的，令人筋疲力尽，一周工作四十小时似乎很奢侈，如果想存钱只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社会或劳工权利是为当地人保留的，而不是针对新移民的，他们还会因为削弱东道国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标准而引起蔑视和敌意。
语言是个重要的问题，保加利亚人在之前学习的外语是俄语，对进入欧盟没有任何帮助，他们的第二外语通常是土耳其语或另一个巴尔干语言。研究者了解到，如果掌握当地语言能够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与雇主谈判，从而将工资提高50％，因为不需要支付中间人。
中间人通常是从半合法存在阶段走出来的老年移民，例如意大利的非洲人或阿尔巴尼亚人，西班牙的拉丁美洲人，他们在东欧人中引发了种族主义的身份危机。另一个现象是在巴尔干地区出现的模糊的区域团结，长期居住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或土耳其人会照顾保加利亚新移民。与非洲中间人不同，塞尔维亚人有一定的情感负担：他可以剥削你，但你是“他们中的一员”。奇怪的是，后社会主义的团结（如保加利亚人和俄罗斯人，或保加利亚人和波兰人）很少发生，可能是因为共产主义结束后，这些国家有的和欧盟走得近，有的和欧盟走得远。
接下来是缓慢的融合。这意味着，具有了所需的最低程度的知识、技能和人脉，使人们能够独自掌控自己的事务，包括布迪厄所谓的根据规则打破规则的能力。同时，失去身份的象征性伤口常转变为对东道国越来越多的仇恨，身份由此变得僵化。回归故里的前景是对移民艰辛生活的心理保护。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必然回归，而是一个人永远不会完全致力于当地生活，始终保持撤退的道路敞开。
最后，还有“凯旋”回归。对于那些决定或被迫决定放弃新国家并回家的人来说，回归往往意味着失败。当然，金钱是衡量成功的明确标准，但无论积蓄多大，总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可以有更多。此外，国内工资大幅下降的冲击导致抑郁。返回祖国的移民已经失去了时间并且破坏了原有的联系，这使得重新融入社会变得困难，他们必须依靠储蓄，而这些储蓄开始迅速消失。常见的补偿反应是显著的消费，旨在向他人证明自己干得很好。在很多情况下，辛辛苦苦节省出的钱花在了汽车、公寓和家具上，并且很少人开始创业（除了那些从一开始就计划创业的人）。在许多情况下，重返社会变得不可能，移民再次离开，像阿尔弗雷德舒茨的陌生人一样，他或她永远无法回家，因为他们已成为自己的陌生人。
年政策改变，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公民可以在欧盟范围内不受限制地工作。虽然年就已入盟，但一些富裕的西欧国家因担心大规模移民，对两国国民施加了过渡控制。前七年，他们的工作和权利都是受限制的。看似许多灰色地带将要消失，但这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正如研究者瑞亚·阿波斯托洛瓦指出的那样：“行动自由进一步加剧了对所谓经济边缘地带的劳动力的过度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