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伟/文
一个苏格兰人的一生
年的一天，一名中年男子在苏格兰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庄园边上的小路中匆匆地行进着。每遇到一个经过的路人，他都会上前询问有没有看到自己年仅四岁的小外甥从此路过。在走过了几英里后，一位绅士模样的人告诉这位男子，自己刚刚看到一群吉普赛人，其中一名女子抱着的一个小男孩和他描述的小外甥长得很像。男子谢过绅士，加快速度沿着他指示的方向追去。又经过几英里，男子终于在莱斯利森林的边上追上了这群吉普赛人，而自己的小外甥果然被一名吉普赛女人抱在怀中。见此情形，他又喜又急，赶忙大喝一声，要求这些吉普赛人放下孩子。虽然这时的吉普赛人在人数上占优，如果动起手来，那位男子未必会占到便宜，但他们毕竟是卑微的流浪者，而且在苏格兰的土地上拐骗了本地的孩子本来就心中有愧，因此听到背后有人大喊，就赶紧扔下了孩子，纷纷作鸟兽散了。于是，那位可怜的舅舅终于在跋涉了十多英里后成功地找回了自己的外甥。
在上面这个故事中，那位被吉普赛人拐走的男孩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可以想象，如果当时他的舅舅没有在路上遇到那位绅士，或者在追上了吉普赛人后，那群流浪汉还是依靠人多势众带走了小斯密，那么多年以后，这个世界上或许会多一位用塔罗牌算命的专家，而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父亲”可能就要换成了别人。（注：关于斯密被吉普赛人拐走这件事，不同文献中记录的时间差别很大，区间在年到年之间。本文中采用了约翰·雷《斯密传》中对此事的记录。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关于亚当·斯密记录的权威之作，斯密被拐一事最早也出自于此。）
年6月5日，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的小镇柯卡尔迪。关于他的父亲，人们所知的信息并不多，只知道他也叫亚当·斯密，曾当过苏格兰的军官和柯卡尔迪本地的海关官员；他的母亲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则是斯特拉森德利庄园的大地主约翰·道格拉斯的女儿。在斯密出生之前，老斯密就意外去世了，因此自幼他就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这导致了他和母亲的感情非常深，以至于终生未婚，一辈子都和母亲一起生活。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地处海边的柯卡尔迪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地方，但对于斯密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他自幼就体弱多病，出生不久后就患上了此后困扰他终生的腹绞痛，还曾经在一岁多时感染了疟疾。柯卡尔迪湿润的环境很不适合他的成长。考虑到这点，他的母亲带他回到了娘家斯特拉森德利庄园。乡下的环境非常有利于休养身体，除了四岁时那场有惊无险的拐骗，小斯密平静地度过了自己人生的最初几年。
稍稍长大之后，斯密又随着母亲从乡下返回了柯卡尔迪，并在那儿开始了自己的学业。斯密在学习方面是有天分的，无论是古典文学还是数学，他都能很好地掌握。
除了学习书本上的知识外，斯密也开始通过耳濡目染接触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虽然柯卡尔迪当时的人口不足两千，但这个港口小镇的经济却很发达。在镇上来来往往的人中，不仅有煤矿工人、制盐工人、海关官员，还有来自各国的商人。通过和这些人的交往，斯密对经济的运作有了最为初步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小镇上还有两座制针工厂，据说当时的小斯密经常去那儿看工人们干活。或许，后来《国富论》开篇那个最为经典的制针案例最初的灵感就来自于此。
年，十四岁的斯密离开了柯卡尔迪，前往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在格拉斯哥，斯密用三年时间学习了希腊语、拉丁文、数学，以及伦理学等课程。更为重要的是，他在那里遇到了对他影响深远的哈奇森教授，并修习了他主讲的课程。
哈奇森是十八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奠基人，被誉为苏格兰哲学之父。除了在哲学领域的贡献外，他在推进苏格兰本土教育方面也发挥了非常大的影响。正是在他的推动之下，格拉斯哥大学才率先放弃了用拉丁语教学的传统，改为用苏格兰本地语言教学。当时，神学思想是欧洲大学讲授的重点，这一点在哈奇森的课堂上也不例外。不过，作为新时代的哲人，哈奇森对上帝和圣经都有独到的观点。在他看来，上帝是完全为了人类的福祉的，因此人们对于上帝的认识绝不能出于某种神秘主义的信仰，而应该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角度去进行理解。很显然，他的这一观点对斯密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他后来撰写《国富论》等经济著作时，“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都是一个重要的切入角度——当然，由于斯密的影响，这一功利主义的思维也影响到了后来的经济学家。
除此之外，哈奇森在道德、财产权等问题上的观点也对斯密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点，我们很容易从斯密后来的著作，例如《道德情操论》和《法理学讲义》当中看出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在哈奇森教授的牵线之下，斯密结识了当时刚刚崭露头角的休谟，后者成为了斯密一生的挚友。
年，斯密完成了在格拉斯哥的学业，并成功获得了斯内尔奖学金，继续进入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深造。当斯密这位“小镇青年”骑着马第一次离开苏格兰，前往学校报到时，他深深地被沿途的风光震撼了。当时，斯密的家乡苏格兰的经济还比较落后，而英格兰地区已经有了十分发达的农业和工商业，建立起了繁华的市镇。当然，相比于这些，更为直接的一个反差是，当时在苏格兰很少能见到的大块牛排却可以在学校食堂轻易吃到。或许，正是这些直观的对比，促使后来的斯密花费了大量时间去探索国富国穷的奥秘。
客观地说，斯密去牛津的时机并不好。虽然当时的新哲学已经开始在英伦三岛传播，但牛津却依然是教会和旧势力的据点，对新思想非常排斥。不仅如此，当时的教授们在教学上也非常敷衍。斯密对这一切很不满。后来，他曾经在《国富论》中专门对此进行了“吐槽”，说那些教授甚至都懒得在表面上装一下教师的形象。
幸运的是，虽然当时牛津的教授质量堪忧，但它作为知名学府，拥有的书籍和资料却是非常丰富的。这为斯密扩大阅读量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或许正是因为阅读量的增加，所以斯密逐渐将自己研究的兴趣从最初的数学转向了人文和社会领域——如果没有这种转变，那么斯密就更可能是被作为一名数学家，而非经济学家被人们铭记。
年，斯密离开了牛津，回到了家乡。牛津的档案表明，在他离开后的很长时间，他的名字依然在牛津的名册上。这表明，斯密的这次离开，原本可能只是一次短暂的回乡之旅。但在此之后，他再也没有以学生的身份回到牛津。历史学家认为，斯密的这一举动其实是出于对职业选择的考虑。因为如果他继续在牛津呆下去，那么在学成之后，他就必须担任圣职，但这对于已经经历过启蒙思想洗礼的他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从这个角度看，斯密的这次不告而别其实是以实际行动对保守势力的一次反抗。
回乡之后，出于谋生的需要，斯密首先进入了爱丁堡大学任教。在那儿，他的主业是讲授英国文学。为此，他还专门编写了一份讲义，但遗憾的是，在他去世后，这份讲义根据他的遗嘱被烧毁了。除了文学之外，斯密也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