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是叶圣陶的孙子，生于年，年高中毕业，进了工厂。
因此，他的记忆中对文革有着深刻的印象。
他在一篇名叫《唱情歌的季节》的文章中，提及他少年时期所看过的电影，我们摘抄如下：
“记得那时候公演的外国电影，只有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几部电影。有一部阿尔巴尼亚的儿童片叫《勇敢的米哈依》，其中有个镜头是一群小孩去河里游泳，一个少女只穿着胸罩和三角裤，这个一闪而过的镜头在当时很激动人心，黑暗中不知谁喊了一声，于是一片叽叽喳喳。”
这篇文章曾经收入各种散文选本，也引起了笔者的好奇。
究竟是什么样的儿童片，才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明显是泳装少女的镜头。
先查了叶兆言的文章提到的电影《勇敢的米哈依》，这是年公映的一部罗马尼亚电影，片长达到三个小时十九分，几乎与《乱世佳人》差不多长了。
这个电影当时放映的时间有一点尴尬，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当时国人的兴趣点，已经发生了转移，罗马尼亚电影在文革期间的万人争睹的场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现在看来，《勇敢的米哈依》确实是一个巨片，拍的场面宏大，气势磅礴。
影片基本复现了十六世纪欧亚大陆的全景面貌，这个年代，正是大航海时代风起云涌的缘起之点。从时间节点上来说，《勇敢的米哈依》故事开始的时间年，正是西方近代史的起点。
再细化一下，西方近代史开启的具体时间节点与标志性事件，是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这一陷落，就在东西方相连的大陆桥上给插上一个闭门闩，那些一直想染指东方的欧洲人，便失去了进入东方的渠道，这才迫使西方另觅通道，意图从地球的另一端，寻找到进入到东方的便捷之径，由此开启了近代史的序幕——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在撰写这本书时，其实也是试图将中国历史搭上西方历史这个重要节点，万历十五年对应西方的年，但中国的近代史真正开启的时间，只能确定在年。中国就在这二百多年内拉下了与西方的落差。
《勇敢的米哈依》同样也没有跳出这样高度去鸟瞰历史，它反映的是东西方夹峙之下一个小国家的生存问题。影片的视野是开阔的，影片里有红衣主教，有哈布斯堡家族，有神圣罗马帝国，还有土耳其苏丹，但最后放置的落脚点，却是非常狭小的。所以，电影里的米哈依实际上就是拍摄影片时罗马尼亚的心态的映射，它一方面面对东方的苏联大帝国延伸过来的压力，另一方面，面对的是欧洲的各个列强的推力，罗马尼亚夹缝中生存的艰难在电影里显露无遗。
而米哈依的生存策略，也让人感到他是不择手段，左右逢源，人前说人话，*前说*话，从第三方的角度看上去，就是一个墙头草式的不可信的小人。电影的现实影射意义过分强烈，几乎就是现实版的古装演绎。
在这样的一部电影中，寻找叶兆言所说的泳装少女，还真的没有找到。影片里也有一帮孩子，被土耳其军队逼迫在海边展开殴斗，但这一段并没有出现少女的镜头。
不过，在《勇敢的米哈依》里，却出现一个包裹在轻纱一样绸缎中的贵妇身体的镜头，其开放的程度，直逼古罗马雕塑的女性身体勾勒，可以看出，罗马尼亚电影的开放程度，确实超过了中国电影难以想象的底线。
现在在网上难以找到《勇敢的米哈依》的配音版，这一段其实与电影主题没有多大关系的镜头，在当时国内公映时，删去的可能性极大。
有《勇敢的米哈依》这样的罗马尼亚电影作底，过去罗马尼亚电影在中国人印象中的搂搂抱抱的定评，也就不足奇怪了。
如果叶兆言当年看到的是《勇敢的米哈依》中的这个片段，那么，他的文章将不会用“激动人心”来形容，可能用“惊心动魄”也无法压得住电影里传导出的瞬间惊艳。
因此，叶兆言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的《勇敢的米哈依》，应该是他的记忆错误，把电影的名字给搞混了。现在有一个名词，叫“曼德拉效应”，专指这种记忆错位。
那么，叶兆言所指的电影是哪一部电影呢？
根据他提供的关键性词汇：阿尔巴尼亚，儿童片，去搜索一下那个时期公映的译制片，果然找到了一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名叫《勇敢的人们》。
实际上，叶兆言提到的泳装少女，就是出自于这部电影中。
《勇敢的人们》与其说是一部故事片，倒不如说是一部纪录片。从这个电影的构思来看，其艺术性上确实不如罗马尼亚电影来得那么丰厚与丰实。
从总体来说，阿尔巴尼亚电影明显显得有一些稚嫩、简陋，当年它拍摄的彩色电影，还需要到中国来洗印。想一想，当时引进阿尔巴尼亚电影的时候，这个欧洲小国的总人数也就在万左右，现在最新统计，这个国家总人口也不过是万人。而罗马尼亚目前的总人口，却是万人。
可以看出，阿尔巴尼亚电影确实没有更多的人才做底，获得有效支撑。但并不是说阿尔巴尼亚电影就一无是处，它的起承转合与思想沉淀方面所具有的功底还是足以让它拥有值得人们去津津乐道的基本资质，这也是文革期间阿尔巴尼亚电影能够在中国大行其道并有值得分析价值的原因。
《勇敢的人们》完全是用纪实性的手法，表现了一群少年，在辅导员带领下，深入到野外的山林，感受大自然的真实，锻炼自己的意志。
其中还有对传说中的神秘山洞的探访，解开了传闻中笼罩在山洞上的莫须有的不实传闻。
最后，一群少年，攀上了陡峭的山顶，完成了探险任务，影片的男主人公之前一直不愿意锻炼身体，经过这一番磨炼之后，获得了脱胎换骨的升华。
影片里，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一个少年假装遇到了危险，发出救命的呼声。影片里的小主人公与一位少女，一起去寻找这个失散的同伴。
这时候，这个小女孩穿着叶兆言笔下所指称的泳衣服装，在镜头里跑来跑去。
影片里的这一个片段，还是挺长的，不过，影片里的孩子也就是在十四五岁左右，那个女孩的年龄，也大致在这一个范围区间，当这些场面出现时，用叶兆言的描写来形容，却难以置信地引起嘘声一片。
笔者觉得，这深层原因，已经不是那个时代的少见多怪的诱因，而是涉及到文明素质的问题。
现在我们看《勇敢的人们》中的这个片段，会觉得人物表现得很纯真很自然，小女孩在影片里也没有介入到故事中，仅仅是纪录片中的一个打酱油角色而已。
很多情况下，我们的当事人，会将回忆中的不雅的部分进行夸大，将其作为埋汰那个时代的一种说词。这显然是不足取的。
就像莫言在小说里如此写道：“文革”期间，我家墙上曾经贴着一张流行的画，画上那个小媳妇身着暗红色阴丹士林布偏襟褂子，高举着红灯，杏眼圆睁，桃腮绽怒，左侧——或者右侧的RF十分凸出……我十八叔家一个跟我同龄的妹妹建议把墙上的画儿揭下来送给四老爷，让他搂在被窝里睡觉。她言必行，起身就去撕墙上的画，谁知那画是我母亲用放浆的熟地瓜粘在墙上的，粘得非常牢靠，妹妹撕了三下没撕下来，第四下竟把个红衣小媳妇一撕两半，从RF那里撕开。众人哗然大笑，妹妹说，毁了，把RF撕破了，四老爷无法吃奶了！（见《红蝗》）
从中，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乐趣吧。如此说来，叶兆言的记忆错位，也许是有意为之的荒诞想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