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与卫生制度大放异彩
自大约年前出现城市以来，到年，世界城市人口才第一次能够不依赖农村移民而自我维持甚至有所增长。在长期的人口关系中，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19世纪之前，各地城市都是吸纳人口的无底洞，离开了农村健康人口的不断迁入，城市就无法自我维持。比如，在可借助伦敦死亡法案准确估算人口的18世纪，伦敦死亡人数平均每年超出出生人数人。换言之，在该世纪，仅是伦敦就有不少于60万移民的需求以维持现状。而要使人口增长成为可能—这是18世纪城市史的明显特征，则需要更多的移民。
这一变化的意蕴是深刻的。当城市能够自我维持人口增长时，从农村向城市迁徙的古老方式就遇到了新的障碍。农村移民进入城市，不得不与更具适应性的大量当地新增人口竞争，以往属于农村新来人口的岗位被这些人占领。比起因城市人口的大批死亡而为农村人口开放城市就业岗位的时代，这个时候社会流动更显困难。这种城乡间的新关系，在工商业突飞猛进的地区被一个事实掩盖着，即在城市发展中萌生出那么多的新职业，以至于对城市本地人和农村移民都保有就业空间。但在工业化迟滞的地区，社会流动性的问题已经十分明显。比如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城乡接合部，就有擅自占用公地的大量贫民窟。这里住着来自农村的移民，他们试图成为城市人，却又找不到合适的职业，只好在贫困中悲惨地勉强维生。这些移民彰显了从农村移民的传统模式与现代城市社会之间的冲突，它（现代城市）不再像以前那样因自我萎缩而愿意接纳聚集在大门外的新来者。
更重要的是，所有相对稳定的农村社会，都有一套控制婚姻的风俗习惯，其目的就是控制生育水平，让出生率与死亡率以及离乡迁出的速度相适应。比如，各种嫁妆、聘金规矩的完善就有这样的效果，即将结婚年龄推迟到新娘和新郎手头有相当的财产，以确保新家庭能保持与其父辈相当的生活水平。在人口损失严重的城市，对早婚和早育之类的限制一般说来仅限于有产阶级。在职业通常不世袭的城市贫穷青年那里，没有理由延用像农民的嫁娶规矩，非要等到父母退休才可成家。因此，在城市背景下，以前限制早婚早育的风俗被减弱甚或彻底废除了。上述事实，连同年（或亚洲的年）后疫病这个人口杀手的淡出，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人口高涨的根本原因。
城乡人口关系的含义，还可延伸到工作性质、社会等级与土地标准的分离、人口膨胀的心理反应等领域。若进一步探讨会离题太远，但可以肯定地说，传统城乡关系的转型，无疑是进入20世纪后全球人类发展的基本主轴。这一变化背后，存在着城市生活在医学上和管理上的一系列改进，而改进的动力则来源于19世纪欧洲人对霍乱的恐惧。
作为欧洲遭遇霍乱的结果，国际的医学交流与合作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国际医学大会可追溯到年，那时医学家聚会巴黎，试图解决检疫制度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即它是否对霍乱或其他疫病有效。地中海世界的医生乃至*府仍继续以前对付霍乱的方法，相信接触感染的观念和检疫制度的有效性；英国和北欧的卫生改革者则轻视这种古老的观念，认为源自恶臭的垃圾和下水道秽物的瘴气是致病的主要原因。因此这次会议并没有实际的成果，只是交换意见而已。
尽管如此，对付霍乱和鼠疫的国际合作并不是完全无效。合作的主要舞台最早出现在埃及。当年霍乱第一次降临时，驻亚历山大里亚的欧洲列强公使们已应埃及具有现代意识的统治者、阿尔巴尼亚的冒险者穆罕默德阿里（MehemetAli）之邀，亲自为该城组织一个卫生委员会。此后，他们继续为西欧创建了负有特殊使命的卫生前哨，追踪麦加朝圣者的传染病情况，在埃及发布关于危险疾病的出现和消失的警报。因而，当霍乱于年重返埃及时，欧洲医疗组被派赴现场，利用细菌学的新知识去解决问题，他们的举措看起来只是早前预防措施的继续而已。
随之取得的成果却十分显著：在几周内，德国人科赫宣布，他发现了导致霍乱的弧菌。一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由此极大地推动了疫病的病菌理论。不仅如此，霍乱的致病谜底一旦被揭示，防治霍乱的方法便不言自明。化学消毒剂和加热都可以杀死霍乱弧菌，谨慎处置患者可以避免该病的进一步传染，到年治疗霍乱的疫苗也研制出来了。到19世纪末，科学的医学已经发现了对抗这一可怕疾病的有效方法。最简单不过的措施，一旦被置于新的传染病知识的指导之下，也可以产生深远的后果。例如在埃及，官方对穆斯林朝拜的规范始于年，规定所有进入该国的穆斯林都要接受天花疫苗的注射，这就消除了穆斯林朝拜带来的严重疫病。年，埃及当局要求对所有过往旅客进行强制检疫，年规定了针对霍乱的强制性注射，此后霍乱不再骚扰穆斯林朝圣行动。但它仍普遍出现于印度，并周期性地影响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地区以及非洲，直到“二战”以后。霍乱作为世界性灾难的祸首，曾经在19世纪早期借助用科学武装起来的机械交通，越出了其传统疆域；而又被紧随其后的、在科学指导下的卫生管理举措有效地遏制了。霍乱的盛衰，不仅简洁地浓缩了19世纪愈演愈烈的疫病历史，也彰显了成功遏制大都市工业化生活方式潜在危害的努力过程。
其他许多长期困扰人类的重要传染病，也很快被细菌学家开始掌握的新技术所驯服。伤寒于年第一个被确认为特定疾病；到年，伤寒杆菌被发现并研制出有效的疫苗；在20世纪的头十年，预防伤寒的大规模注射证明能够控制该病。白喉杆菌在年被确认，年发明的一种抗毒素被证明是有特效的。牛奶中的病菌采用巴氏杀菌法（pasteurization）加以控制，即把牛奶加热到可以杀死大部分潜在有害的细菌的温度。芝加哥城于年率先立法强制规定了这种方法，旨在保护儿童和其他人免于罹患以牛奶为媒介的传染病，随后其他城市迅速效仿。这样一来，在“一战”以前这类传染源就不再重要了。
事实证明，有些传染病更加难以对付。从17世纪50年代起，欧洲医生就发现，疟疾的症状可以通过服用一种浸泡液来缓解。这种浸泡液是把南美土产的金鸡纳树的树皮浸泡在水中或某种溶液中配制而成。（后来知道，浸泡液中疗效活跃的成分是奎宁。）但由于对树皮的来源存在疑问，再加上商业上的掺假行为，这种治疗方法渐渐失去了信誉，这在新教徒中尤其如此。他们对耶稣会的怀疑，也扩展到了耶稣会对疟疾的疗法上，因为是耶稣会把这种疗法传到各地的。直到年，荷兰人在爪哇建立了金鸡纳种植园，欧洲人才获得了可靠的树皮供应。事实上，19世纪下半叶欧洲加大对非洲内地的渗透，但如果离开了来自荷兰种植园的奎宁，这一渗透将是不可能的。这些种植园一直向欧洲供货，直到“二战”爆发之前。年日本人占领爪哇时，欧洲各国感到有必要联合开发替代的抗疟疾化学药品，这使得疟涤平（Atabrine）等许多非常有效的药物陆续被开发出来。
奎宁的适量定期服用，使人能够在疟疾肆虐的地区生存下来。但奎宁只是缓解这种热病的症状，却不能预防或彻底治疗。19世纪90年代疟原虫复杂的生命周期被发现，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也尚未研制出疫苗和解毒剂。控制疟蚊的做法很难组织实施，所以只是在一些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方尝试过。
黄热病甚至比疟疾更能引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