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9日电据《中国新闻》报报道，陈河常说，当你走得足够远，你会发现你自己。陈河可谓海外华人作家中走得最远的一位，他的生活常常逸出常轨，从游飘荡，任意东西，倏忽南北。这种行踪不定的远行以致于我每一次联系他的时候，首先问：最近在哪里？
陈庆妃：您的远行和创作让我想起萧乾先生的自况“不带地图的旅人”。请问您有旅行地图吗？
陈河：没有地图，基本是随机的。我只是保持着对旅行的兴趣，一有机会就赶紧上路。
我想说说刚出国时的几次旅行。年，我在阿尔巴尼亚生意还没做几年，英语还没学会几句，有一天经过埃及大使馆的时候，突然产生欲望，去看看金字塔尼罗河。后来居然拿到了埃及签证，就背着背包独自去往埃及和伊斯坦布尔。那一次我顺尼罗河而下，去了开罗、卢克索、阿斯旺，回来时在伊斯坦布尔住了几天。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旅行，我觉得世界是那么美好，旅行是那么有趣。
两年之后，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发生了动乱，侨民纷纷逃离。我靠一个巴黎的朋友帮助拿到签证，前往法国避难。这期间只有二十多天，利用这段时间我跟旅行社走马观花了十几个国家，见识了西欧生活。这一次的避难旅行对我后来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帮助，我写《红白黑》的时候，里面有大量的法国和意大利生活，我完全是靠这一次时间有限的旅行经验支撑了故事。这本书后来在意大利南方的巴勒莫出版了意大利文版，受到了非常好的评价。出版社社长问我在法国生活了几年，我说我当时仅在巴黎呆了十来天，还没踏足过意大利。他说这简直是难以置信。
陈庆妃：在您的旅行与创作之间，究竟是地图带动了文学版图的扩张，还是文学牵引了地图路线的延伸？
陈河：我觉得这两种情况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我在年离开国内前往阿尔巴尼亚，开始了移民生活，这让我的写作获得巨大的地理空间。我不属于那一类一辈子写一个小地方写一条小街的人，崇尚海明威一样的写作方式，必须到远方去。但我又不是那种靠旅行找写作灵感的人，据说毛姆就是一直在远东旅行，写出很多短篇。
十多年前，我了解到二战时期有加拿大的华裔士兵被英国特种部队招募，空投到沙捞越丛林抵抗日军，心灵受到震撼，产生了强烈的写作欲望。但当时我还在做繁忙的贸易生意，无法脱身去沙捞越实地考察，结果完全是凭着查找资料虚构想象出了一本《沙捞越战事》。在这本书写作过程中，我深深喜欢上了马来西亚丛林，还想继续写一本书，这一回，我有时间前往马来西亚，到了怡保、红土坎、邦咯岛等地方寻找感觉，写出了《米罗山营地》。又过了几年，我终于有机会去了东马来西亚，站到了梦中的沙捞越河边，而这已经是我写出《沙捞越战事》七年之后。
陈庆妃：您的作品和旅行路线一样，看似跨度很大，但精神内核非常坚实而稳定，从《沙捞越战争》《米罗山营地》的马来亚华人抗战到新作《天空之镜》追迹南美华裔的世界革命征程，超越时空，都指向海外华人的移民史和生存史，并且最终指向自己——一个全球化时代“新移民”的精神归宿问题，可以这么理解吗？
陈河：您说的很对。《天空之镜》小说里很清晰地透露出了这样一个内核。
十几年前，我在古巴切·格瓦拉墓地发现埋在他身边的一个玻利维亚游击队员是中国人，我一直想深入了解此事。年，我前往玻利维亚当年切·格瓦拉游击队全军覆没的山区去现场调查，发现这个中国队员是秘鲁的华人巴勃罗·张，外号奇诺。而当我继续了解下去，发现了一百多年前有十几万华人被奴隶船贩运到秘鲁，奇诺正是这些华人奴隶的后代。当我步步向前发掘华人百年前历史，联想到了旅途中到处见到的中国大企业在南美所进行巨大工程。因此这个小说的写作有了一个目标：我要写出几百年来中国人和世界的关系。
陈庆妃：我曾在学术论文中将您书写欧洲闯荡的小说命名为“新华商小说”，作为温州籍海外商人/作家，您是如何理解特殊的侨乡地方经验与您世界性写作的关系的？可以谈谈《义乌之囚》的创作过程吗？
陈河：年我还在阿尔巴尼亚的时候，有一个叫阿宾的人从意大利来到地拉那做生意。他在意大利只能打工，想到这边自己当老板。阿宾的生意很不顺利，开始没多久，他弟弟在义乌帮他们组货时遇难了。这个故事一直在我心里。
后来我到了加拿大，自己也频繁跑义乌。有一件事蛮奇怪，我开始重新写作后，十来年时间写了大量小说，竟然没有一篇小说和义乌有关，完全避开了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地方和经验。但是上面提到的阿宾弟弟的事情像一颗种子埋在我心底，一有合适的条件就会发芽。义乌对我来说像一个迷宫，充满了很多鲜活而诡异的元素。
有一年我全家去墨西哥，在玛雅文化遗址区附近一个叫梅利达的城市，我发现一个“巴扎”市场里面全是义乌的货物，这让我从很大的空间和时间来看义乌这个地名。我想把这些写出来，写一个有形而上学高度的作品，但是困难重重，几年时间都无法突破瓶颈，原地打转。我没有放弃，写不下去就放一放，过些日子再拿起来尝试，有一天，我终于找到了迷宫的出口，完成这篇难度很大的中篇小说。
陈庆妃：战争、革命、闯荡、悬疑、揭秘，无疑是陈河小说的关键词。历史和现实留下太多书写的缝隙，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陈河承担了一个小说家的叙事天职和作为华人作家的伦理情感，以自由迁徙的姿态，以复眼探视海外华人隐秘的心灵世界。您的下一部作品将会以什么方式出现呢，可否透露一二？
陈河：随着年龄增长，我开始有意识地多写老家的事，也就是自己的早期记忆，最近发表的《涂鸦》写的就是温州往事。事实上我写了不少这类小说，比如《夜巡》《布偶》都属我最好的小说。
温州是个很奇幻的海边小城，年的时候，英国在《烟台条约》获得温州通商口岸权。当时温州是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但英国人对这里情有独钟，据说是放弃了福州的通商权，选择了这里。过了六七十年，英国人的远见显示了出来。日本人占领了上海和沿海大部分港口之后，温州由于偏僻遥远，没有落入日军之手，成为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港口，外国商船如织。一直到了年，日军害怕美军会在温州登陆，重演诺曼底战略，才派重兵过来占领了温州。
我出国前一直在汽车运输单位工作，对交通的事情感兴趣，想写一本第一个把汽车开进温州的人的书。当我把故事放到了辛亥之后工业文明进入温州这样一个大背景之后，全盘都活了。疫情期间我无法旅行，正好安心坐下来写这本书。现在书稿已初步完成，这将是我一本重要的书。
华人作家陈河。
陈河，原名陈小卫，生于年，浙江温州人，曾担任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年出国，在阿尔巴尼亚经营药品生意。年移民加拿大，定居多伦多。
作为海外华人作家代表人物，陈河在《收获》《当代》《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多部作品，著有《致命的远行》《夜巡》《西尼罗症》《沙捞越战事》《布偶》等小说，曾凭借中篇小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
华侨大学教授陈庆妃。
陈庆妃，福建松溪人，文学博士，华侨大学文学院、海外华人文学暨台港文学研究中心教授，“海外华人文学理论与批评”方向硕士生导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华侨华人文学、香港文学，现当代文学。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