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彦顺曾就职于中国外交部，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先后在中国驻革但斯克总领事馆、驻波兰大使馆、外交部苏欧司和欧亚司工作，历任随员、三秘、二秘、一秘、*务参赞等职务，是波兰沧桑变幻的见证者，也是中波关系发展变化的亲历者。
同朋友在一起度过的时光是美好的，难忘的。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们到华沙求学。李惠娣比我早一年，是年，我是年，我们在波兰相识相知。在求学期间，我们亲身体验到，无论是教授、助教，还是同学，他们都主动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真心实意地为我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参加工作后，我们又长期在波兰生活，结识了许多波兰朋友。他们那无私的、发自内心的好客精神，他们对来自中国的远方朋友的爱护和关心，常常是我们回忆中永不衰竭的话题。
这里没有什么轰轰烈烈，一切的一切都是平凡的、日常的、具体的，然而又是真实的、纯真的、持久的，因而也是极其可贵的。
三个第一印象
年9月，我和同学们一道乘坐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踏上了出国留学的征程。从北京出发时，我们赴东欧七国的队伍浩浩荡荡，到莫斯科后，大家分成七个小分队，各自前往目的国。
我们这期留波同学共17人。为了保证我们旅途安全，我驻波使馆专派一位秘书到波苏边境站布列斯特，帮助我们办理出入境手续。我们顺利地离开了苏联，进入向往多日的波兰。
波兰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呢？她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想想通过苏联边防时的紧张忙乱，望望车窗外波兰田野的宁静，我们有一种到家的感觉。一位学文的同学兴奋地高声说，我们来到了哥白尼和密茨凯维奇的故乡，这里的风光同蓝色的多瑙河和金色的布拉格一样美好，一样漂亮！
一位一向被认为敢于讲话的同学发表感想说，她进入波兰的第一印象是：波兰比苏联宽松和自由。听了这位同学的话，大家也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有的说在波兰边境没看到几个军警，边境小镇泰莱斯波尔几乎是不设防的；有的说沿途许多田亩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是农民各自耕种而不是集体化。领队比我们年长成熟，说我们要学会深入观察，不要妄下结论。
年7月，北京大学哲学系53届同学在北大校门前合影欢送崔仁舜、刘瑞亭和作者（前排右二、右三和左三）分别赴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和波兰留学。图源：《山河湖海话波兰》
傍晚的时候，火车驰入华沙车站。大家拍手欢呼。使馆那位秘书让大家安静，说波兰方面有人迎接，要大家注意服装整齐，注意秩序和纪律。果真我们看到了站台上有一群男女青年，有波兰人，也有中国人——高两届留学生的代表，不断地挥舞鲜花，向我们招手。我们鱼贯下车，他们把鲜花送到我们手上。在站台上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波兰高教部的一位先生发表讲话，表示欢迎。一位中国女同学当翻译。我们的领队致答辞，她又帮着译成波文。她波文讲得十分流利，十分自信，令我们羡慕不已。
当我们告别欢迎的人群改乘大轿车的时候，一位波兰女学生突然抓住我们中的一位，热情地吻了一口。被吻的那位脸红了，手摸着面颊，有些不好意思。当翻译的那位女同学说：“她喜欢你们，欢迎你们，多好啊！”这一吻，是热情和友好的表示。这在我们中间一时传为佳话。我们的双脚已经踏在华沙的土地上，我们获得的第一印象是，波兰人热情好客，波兰人欢迎我们。
元帅大街南端的宪法广场，年7月22日竣工的住宅区的一部分。我们看到了举世闻名的“华沙速度”创造的建设成果。图源：《山河湖海话波兰》
在火车上我们没有进餐。我们的大轿车离开华沙火车站径直驶向波侨大旅馆。在这里，波兰高教部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这是我们到达波兰后吃的第一顿饭。真正的西餐。准备出国的时候，我们听过如何吃西餐的讲解，什么左叉右刀啊，什么先冷后热啊，现在是真刀真枪的实战了，也真有些不习惯。但大家一路上旅途疲劳，这顿饭还是吃得蛮香，蛮好。
只是在喝水问题上遇到了一点麻烦。那水给人的感觉又凉又涩，难于下咽。陪同用餐的老同学说，这是矿泉水，含有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好喝。她一边说一边又喝了几口。我们有人摇头，不敢苟同。华沙的第一餐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要习惯留学生活，要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看来并不容易，我们面前的道路还很漫长呢！
过了几天，我们参观华沙市容，目睹了战争给波兰带来的灾难，被纳粹德国炸毁的王宫遗址，以及尚未重建的几个街区，那里仍是残垣断壁，一片瓦砾，不堪入目。令人兴奋和赞叹的是，我们也感受到波兰人民重建华沙的壮举，古城、宪法广场、新世界大街像火中的凤凰一样再生了，显现出波兰人民的英雄本色。文明世界的“华沙速度”，给人印象极其深刻。波兰人民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王宫废墟上残存的一堵断壁。我们感受到它在控诉德国纳粹的罪行。图源：《山河湖海话波兰》
就这样，我们的留学生活拉开了帷幕。第一年我们学习语言。波方为我们开设的预备班，属华沙大学领导，借华沙工业大学的教室上课（因教授家住工大附近），专攻波兰文。
在节假日，常常组织我们在华沙或到外地参观游览，增加我们对波兰的感性知识。特别是年夏在华沙举办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时候，我们均以翻译的身份，分别陪同我国文艺团队参与活动，进行了一次语言的实际锻炼和检验，效果不错，提高了我们的学习信心。这一年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预备班后正式入大学，学习专业。我们有困难，也有欢乐。更有追求和向往。我们与波兰同学朝夕相处，波兰成为我们的第二故乡，波兰人的热情和友好始终伴随着我们前进的每一步。
院长为我们开“小灶”
年秋，我在华沙外交学院外交领事系开始了专业学习。
华沙外交学院位于瓦维尔街的一角，是一座专门为波兰外交部培养干部的学院。学院的主楼看起来极为普通，不如华沙大学和华沙工业大学那样古老和宏伟，但其教学质量在华沙各学院中却是名列前茅的。师资队伍强，学生选拔严，学习氛围浓，校风也很正。
外交学院院长塔·切希拉克教授，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波兰外交部部务委员，有较高的威望。看起来他表情严肃，但他在同学中的口碑极好，同学们都说他心地善良。他对我们中国留学生态度很和蔼，十分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
紧张的学习之余，在维斯瓦河泛舟、游泳。后排左二为作者，右二为李惠娣。紧张的学习之余，在维斯瓦河泛舟、游泳。图源：《山河湖海话波兰》
第一年听波兰历史课时，我们因波语尚未完全过关，遇到了困难。波兰历史中的许多典故，波兰同学在中学时已有所了解，甚至耳熟能详，可我们却如坠入云里雾里。切希拉克院长知道了这种情况，他在繁忙的工作中又给自己压上一个“重担”，决定亲自为我们辅导波兰历史课。
当时我们掌握波语的实际情况是，读比听好，写比说好，口语表达能力最差。切希拉克院长有针对性地给我们开了一个“小灶”。他授课不在教室，而在校长办公室，教学方法也很特殊，用较少的时间给我们讲，用较多的时间听我们说。他要求我们课后读书，课间复述。就这样周复一周地坚持了一个学期。
他辅导时给我的印象是，与其说他在授课，莫如说他在浏览群书。他让我们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提出几个问题要我们回答，然后就开始不断地翻书，看着他翻阅厚厚的大部头，我真羡慕他一目十行的本领。这个时候，且不要以为他心不在焉，实际上他听得十分仔细。我们语言表述中出现的任何细小错误，都逃不过他的耳朵。
他会立即纠正，却很少批评。记得有一次，当我们说某个历史事件“好像是”发生在某某年，事件的主人公“好像是”某某人时，他发话了：“请注意，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历史是没有什么‘好像是’的。以后回答具体的历史问题时不要说‘好像是’。”
他声音不高，但一字一句很清晰，很严厉，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觉得，他的话既是对我们的严格要求，也是他治学严谨的表现，我牢牢地记在心间。现在回想起来，我要说，正是他的耐心和谆谆教导，为我们敞开了波兰历史的大门。
参加工作后，我们在外交学院学习过的几位同学，时常去老院长的家里或乡间别墅看望他，他也邀请我们一起过圣诞节，师生之谊，历久弥深。
同米哈乌的夜谈
我们在外交学院结识了许多要好的波兰同学。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上关心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志愿的助教。
我的同学米哈乌，为人宽厚，热情淳朴。我们两个们同班同组，同一间宿舍，上课和下课常常在一起。他聪明、乐观、健谈，老师在课堂上给大家讲历史，他在课堂下给我讲野史，讲官方历史书中轻描淡写和避而不谈的波苏关系中的历史空白点及各种趣闻逸事。他兴趣广，且好学。他要我教他用中文背一首诗，说几句中国话。我教他背李白的《静夜思》，他都记住了。
在华沙的中国留学生秋游合影。后排左五为作者。
米哈乌，是战争留下的孤儿。纳粹德国的炸弹摧毁了他的家，夺走了他父母的生命。他只能与姐姐相依为命。他向我叙述过童年和少年时的苦难，也询问过我的身世。在一个晚上，电灯坏了，我们就躺在床上闲聊。我们都想起童年，两个人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思故乡”了。
我告诉他，我的老家在中国黑龙江省一个名叫下城子的小村镇，那里虽然没有名山大川，但自然环境却很幽美。小小村落位于一条西大河和一条北小河的交汇处，背靠一片不太高的长满了杏树和榛子树的群山。春天时节，满山杏花灿烂，秋天时节，榛子果实累累。这里生长的孩子，一个比一个会玩耍和淘气，不是在小河中戏水，就是爬山采撷信花和榛子。
“那你的童年是很幸福的了！？”他似在赞美，又似在发问。
“那也不是。我小时候，日本侵略者正在蹂躏我们的家乡，正在奴役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生活很苦，也没有自由。在小学校里也有日本教官，搞奴化教育。他们那个凶狠劲，一个比一个厉害。我们学校那个叫什么太郎的日本教官，他手里总是挥舞着一把日本武士的竹制劈剑，耀武扬威，常常无缘无故地打骂我们。”
“日本法西斯和德国法西斯是一丘之貉。”他愤愤地说了这句话，然后他问：“那以后呢？”
那以后就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家乡的解放，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我告诉他，在这期间我有机会先是离开下城子到牡丹江中学去读书，继之于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尔后年就来到波兰。
我告诉他，我也有一位好姐姐，她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和我家生活拮据的时刻，把自己准备作嫁妆的钱拿出来供我上学，把自己买到的布匹送给我做衣被。她到车站送我上北京，把一件刚刚从铁路局领到的新棉衣赠送给我，披在我的身上。可以说，我是带着姐姐的爱心和关心离开家乡的，是穿着铁路职工的棉衣走进北京大学的。
为祖国的建设出一把力是我们的光荣、快乐和幸福。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驻波兰大使馆修建新馆舍，留波学生参加建馆的义务劳动。后排左一为作者。
米哈乌多次向我讲过他失去父母后姐弟二人相依为命的故事。他对姐姐充满了尊重和爱戴之情，一听到姐姐这个字，免不了感情激动地说：“我们都有一位好姐姐，我们是幸福的。那你为什么要选择来波兰呢？”
我告诉他，当时国家要在大学低年级中选派一批留学生到东欧各国学习。经过考试，我被录取了。但哪个人到哪个国家去学习，是由国家决定的。我是服从国家的需要，服从国家的分配。我们的国家百废待兴，能为国家建设作出一些贡献，就是我的志愿。我十分高兴能来波兰学习，因为这是国家的需要。
这天晚上，我同米哈乌谈了很久，彼此的心更贴近了。在无拘无束的交谈中，他时而纠正我语法中的错误，时而帮我选择恰当的用词，无形中提高了我的波语表达能力。
多年以后，在“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的时节，我去他家作客，一见面他就用中文说：“欢迎，你好！”“我很想你！”我问他还能背李白的诗吗？他不假思索地吟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称赞他记性好，他还像学生时那样，涨红着脸，腼腆地笑了。这情景没有逃过他两个孩子的目光，他俩跑过来拉着米哈乌的手，诧异地问：“爸爸，你会说中国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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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湖海话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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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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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官说事儿小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