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该怎么治疗 http://m.39.net/pf/a_7064742.html（我为我校一线老师抓拍的课堂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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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贵州讲学，我提到云南一位普通而让我尊敬的女教师。我说：“表面上看，我是所谓‘名师’，而她则毫无知名度，但我和她，谁更能代表全国广大的一线教师？当然是她！她没有出版过专著，没有做过大型讲座，也没有获得过显赫的荣誉，甚至连学校荣誉都没有。但她每天都过着平平淡淡而踏踏实实的日子，陪着一届又一届的孩子成长，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组织班级活动，和孩子一起玩儿……她所有的学生都记住了她。全国千千万万的老师就是这样的。她就是典型的一线教师。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老师也和她一样，默默无闻却令人尊敬。我向你们表示敬意！”说完，我深深地向台下的老师鞠躬。
年9月10日教师节那天，我写下一篇短文《把祝福献给普通的老师们》，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发表过一篇论文，却兢兢业业地上好每一堂课；他们也许从来没有机会上公开课，却把一批又一批的学生送进了高一级学校；他们可能由于办学条件差、生源不理想等原因，很少有学生考上大学，但他们仍无怨无悔地爱着自己的每一个学生；他们的工资经常被拖欠，他们因此也发牢骚，但发完牢骚后仍然夹着教案走进了教室；他们给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声情并茂地讲长城、讲故宫、讲“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讲“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可他们的双脚迈得最远的地方不过是几十公里以外的小县城；他们的丈夫或妻子已经下岗，因而日常生活捉襟见肘，但当自己的学生因家境困难打算辍学时，他们会毫不犹豫给学生以微薄而温暖的资助；他们的教学方法既不能归入这个“模式”也不能纳入那个“体系”，他们不过就是老老实实地上好每一节课，仔仔细细地批改每一道作业题；走在繁华的都市大街上，他们朴实、木讷、憨厚、迟钝甚至有些“猥琐”，但在学生的心目中他们永远是最美丽、最英俊、最有才华、最有激情的偶像；沉重的人生压力使他们的腰背已经微微有些佝偻，但正是这些微微有些佝偻的腰背铸就了中国基础教育的脊梁！
这就是我眼里的“一线教师”。十六年过去了，我依然这样评价绝大多数的“一线教师”。
注意，我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绝大多数”，可见我并不认为所有“一线教师”都是值得我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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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某些人（当然是极少数，但因为这极少数人活跃在网上且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所以往往给人感觉为数不少，影响不小）眼里，“一线教师”四个字有了另外的含义。它成了一种“人格保险箱”，好像只要说一声“我是一线教师”，就占据了“道德高地”，在人品上就比“非一线教师”要高尚得多；它成了一种“批评豁免权”，可以抵挡一切批评，好像可以批评任何人，就是不能批评“一线教师”，否则就是“与人民为敌”；它成了一种“吐槽垃圾桶”，抱怨、发泄甚至讽刺、谩骂，似乎源于一个“正当理由”，那就是“我是一线教师”；它成了一种“*治正确”的“保证书”，只要是“一线教师”说的话，都是对的——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中的一句台词：“墨索里尼，永远有理！”在这里可以改为“‘一线教师’，永远有理”，我把这种现象称作“教师民粹主义”。
我不相信这少数在网上叫嚣的老师能够代表所有“一线教师”。而且我相信，绝大多数真正的一线教师也不认可这些人是他们的代表。
只想听顺耳的话，而一听不合己意的话便愤愤不平，这就是少数自称“一线教师”的人的特征。以最近我的“有趣”经历为例——我写《谁给谁抹了黑——请教屯留县纪委》，为几位AA制聚餐却被通报批评的老师鸣不平，于是赢得网上一片喝彩：“李老师和我们最贴心！”“李老师才是真正的专家！”；我写《体罚并非世界教育的主流》，戳穿有人所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学校体罚都合法”的谎言，便有曾经的喝彩者说：“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来我们这里带个班就知道了！”“李老师离一线老师越来越远了！”；我写《也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对这句流传很广的“名言”提出质疑，于是网上点赞不断：“还是李老师理解我们！”“李老师的文章总是那么接地气！”；我写《夏老师没有自杀为何让有人失望》，于是先前有的点赞者又说：“李镇西变了”“让我们寒心”……
本文草稿写好后，曾在网上发过两段，马上有一位网名为“心已远”的网友评论：“我觉得凡是没有正在从事一线的老师没有资格评价一线老师，哪怕你做过一百年的一线老师，只要现在不是，就请闭嘴，包括镇西老师。”
一言不合，便武断地要别人“闭嘴”——如此霸道，有半点胸襟吗？如此评论，有半点逻辑吗？
如果这样的人说他能够代表“一线教师”，恐怕才真正会激起广大真正的一线教师的“公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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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知道这样的“老师”总喜欢——不，是“只喜欢”——听符合他心意的话，我今天依然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极少数自称“一线教师”的人说点他们“不爱听”、“很反感”的话。
的确——我承认，是有一些不良媒体把教师中个别“害群之马”的所为当做热点新闻来渲染，比如说“现在的老师对重要的知识，课上不讲，课下收费再讲”，又比如热衷于报道哪个学校的教师“奸淫”“猥亵”女生了，还由此造出一个类别化的称谓：“禽兽教师”……这些事不能说不是真的，但毕竟是个别的。一些不良媒体却往往以此“妖魔化”我们整个教师群体，令人寒心。
但对这些负面报道的反感，并不能成为我们拒绝正视自身问题、更新教育观念、改善教育方式的理由。我们本身的确也需要不断成长，需要继续加强式的建设、提升职业认同感、提高教育教学的专业素养——这是每一个一线教师的追求。尤其重要的是，作为一线教师，应该听得进各种善意而中肯的批评，应该正视自身的不足，这是不断完善自己，超越自己的前提。
要知道，我们是教育者啊！我们的所言所行直接影响着我们每天面对的孩子，并间接影响着中国的未来——你别给我扯“家庭教育更加重要”，我在这特定的语境里重点是谈学校教育，谈教师素养，“家庭教育更加重要”是另一个话题，如果你非要硬说“家庭教育更重要”，那我只能说你是铁了心和我抬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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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一篇题为《引入“倒推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文章，作者叫“龙向东”，是贵州的一位中学教师——一位标准的一线教师。龙老师在引用了德高望重的顾明远先生“我们教师水平太低，所以提高水平是对的”的话之后，这样写道——
刚看见那句话的时候，我也有点疑惑：这样讲到底准不准确？是不是太过了？昨天下午，我去参加一个家长会，才体会到也许顾老所言并非夸张啊。
第一位老师上来，先请大家安静，然后很不客气地说：“不愿听的就出去！”接下来，是介绍成绩：“这次我们班考倒数第一！已经是第三次倒数第一了！”听了这话我感觉很意外，一般人不会这样讲的，这是缺点啊，隐瞒都来不及，还当众强调，难道要自我批评？到了后来才知道她这样强调的原因，“孩子就是一张白纸，考得不好肯定是家长的责任，就是家长不重视！”“我教的另一个班就考第一，同样是我教，这不是家长的责任会是谁的责任？！”她讲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孩子们考试成绩很差，家长要承担全部的责任。然后当众宣读每位学生的成绩。
对这位老师的做法，我有几点看法：一是不大尊重家长和孩子，不是将他们当成朋友，而是当成不欢迎的人，无视孩子的隐私权；二是过于重视考试成绩，把教育当成了考试，通过宣读成绩给孩子“贴标签”，诱导广大家长、孩子给孩子“贴标签”；三是逻辑推理非常混乱。
第二位老师上场了，同样是当众宣读成绩，接下来布置若干作业：书法抄写一遍然后听写、朗读下学期的课文三遍然后背诵默写部分篇目、写六篇作文、阅读作业、家长签字……总之很全面。然而我在想，提前把下学期的东西都学完了，下学期干什么呢？在我看来，很多作业并不是非做不可。成年人们可以回忆一下，你小学所学的课本知识现在还记得多少？对你的人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假期布置这么多作业，孩子们还有多少时间去发展兴趣和特长呢？我倒以为，教师过多地布置作业，恰恰暴露了老师对自己的教学缺乏信心。因为没底气，所以才大量全面地布置作业，这么做不过图个心安罢了。作业的多少应当取决于客观的必要性，而不是主观必要性；如果教师对于教学内容缺乏把握，当然也就不可能形成“客观必要性”，于是就只能依赖“主观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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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说每一个老师都是这样的，但这样的老师恐怕就不是个别的了。这样的老师还不是我前面所说的那种品质恶劣的“害群之马”，相反他们都是很敬业很负责任的老师。也许有读者会为这两位老师辩护：“他们也没办法啊，都是应试教育的体制给逼的！”
可是我要问，离开了渊博的学问、高超的智慧、精湛的技艺，就算是应试，仅凭着通过家长去“督促”孩子在假期里“书法抄写一遍然后听写、朗读下学期的课文三遍然后背诵默写部分篇目、写六篇作文、阅读作业、家长签字……”就能把孩子的成绩真正提高吗？
面对这样的“一线教师”，大道理不用多讲，每个老师就问自己一个朴素的问题：我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这样的老师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老师越“认真负责”，孩子越受害匪浅。
有的老师动辄爱“抱怨”，而且还为“抱怨”找了一个“正当理由”，说“抱怨是对官僚主义施压”，是一种“抗争”。可我以及任何人都没有看到过任何教育弊端是靠“抱怨”解决的。有吗？你给我找哪怕一个例子，就一个！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把那种成天唉声叹气、怨天尤人，而对工作敷衍塞责、对学生毫不负责的老师，称作“怨妇”。于是，有自称“一线教师”的人就说他“很反感”“很寒心”，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名师哪知一线教师的苦”，说“专家、名师都是既得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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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抱怨”是不可避免的，谁敢说自己就没抱怨过呢？包括我，任何人遇到不如意多少都会抱怨几句，这很自然。我经常批评的“抱怨者”不是指这样的老师，而是特指那些只抱怨、不工作，或混日子、消极应付、耽误孩子的“老师”。我再强调一遍，发牢骚本身无可指责，有良知的老师也会发牢骚，但正如我前面所说：“他们因此也发牢骚，但发完牢骚后仍然夹着教案走进了教室”，埋怨几句不公，但不因此而迁怒于孩子，不因此而懈怠职业，这样的老师不是我说的“怨妇”。
我从来就不主张教师面对不公而逆来顺受。对于种种教育弊端，我们当然需要呐喊，但这种“呐喊”应该理性而有程序地表达。比抱怨更重要也更有效的，是通过途径反映、申诉乃至抗争。
我所知道有这么一位一线教师（由于某种原因，我隐去其姓名），就在我所在附近的地区（同样由于某种原因，我隐去其具体的区市），为教师待遇问题依法起诉地方*府，这位老师的诉讼请求有四：第一，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公开市*府发放绩效年终目标奖的范围、划分该范围的依据，以及为何将教师划分在年终目标奖范围之外；第二，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公开原告年至年应发和实发的第十三个月工资数额；第三，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公开原告年至年应发和实发的绩效工资数额；第四，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诉讼费。法院已经受理此案。不管最终结果如何，这位一线教师依法行驶权利维权的行动值得我为她点赞。
所以我今年二月就教师待遇搞了一个大型调查，并根据调查写成一篇万字报告，递交全国人大和全国*协；所以我今年六月就教师所承担的“非教学工作”也搞了一个大型调查，然后也写了一份调查报告，递交教育行*部门。这就是“理性而有程序地表达”我们的“呐喊”——提升教师的职业尊严感和幸福感，关键在于“加薪”和“减负”双管齐下。
但教育种种问题的解决不是一个早晨能够完成的，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些问题没解决之前，我们只能做我们权限范围内能够做到的，比如调整自己的心态，扩大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教育素养，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一线教师这样做，本身也是在超越自己，让自己越来越强大，最终赢得别人的尊重，包括赢得相对富足的物质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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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的朋友李海林先生在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