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采访
张载梁教授
年10月31日上午，五位校友会小记者对张载梁教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西校区，就其有关抗美援朝、联合国和译员训练班的经历进行了采访。张载梁教授炽烈的话语融化了深秋的寒凉，也点燃了大家的心。
虽已耄耋，张载梁教授的眸子仍是那么澄澈；岁月骛过，他的笑声仍是那么爽朗。他就像是秋水青云，温而润，清而雅，谈吐间尽是岁月沉淀的踏实；他又像是绯红秋叶，炽而烈，凝萃了多少国际使命与担当，历尽坎坷风霜满面，却尽是少年精神。
01
采访人物介绍
张载梁，中共*员，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教授。
年出生于宁波，年冬至年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后被分配到外国语学校学习；期间，于—年选派赴朝鲜任中国人民 停战谈判代表团翻译；
年—年，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同时攻读本校英语系研究生学位；
年—年，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讲师、副教授、教授；
年—年以专家身份在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历史语言系任教；
年秋，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8届大会同声传译组组长；
年—年，先后任英语系副主任兼译训班班主任、联合国译训部主任；
年—年，任联合国日内瓦总部英汉首席翻译；
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同声传译的培训》、《同声传译断句技巧》等。
图为张载梁教授抗美援朝胸章、纪念章。
02
采访内容
Q1
是什么使您选择了不惧艰险前往朝鲜，从事中国人民 停战谈判代表团翻译的工作？大者，战争形势复杂而多变，工作环境艰苦而危险；小者，您当时尚是大三学子，缺乏相关的经验与准备。对此，您是如何权衡的呢？
张载梁教授：事实上，你们大概想不到，得知这个消息前，我在打篮球。我记得系主任把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叫过去，简短地告知情况以后，就以一句“后天就会有人来接你们”作结。当时感觉有股热流猛地推了我一把，我于是不假思索就报名了。之后细细思量，虽然也有忐忑，毕竟自己缺乏相关的实践经验，但参军的初心，所受的思想教育以及对当时国内外现状的思考使我认识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能为国家做出贡献是我的义务亦是光荣。只要组织信任我，需要我，什么活我都肯干，也一定用尽全力去干。困难固然有，但也一定可以解决。用中国的一句俗语说，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样的冲劲也确实非常珍贵。西苑数载磨利剑， 上试锋芒。我永远为自己当初的选择而感到荣幸与自豪。
Q2
担任停战谈判代表团翻译的经历对您产生了怎样的思想触动？这些思想触动对您之后的工作有怎样的影响？
张载梁教授：这段经历至今记忆犹新。由于这段经历的特殊性，它带给我的触动也是其他任何经历所代替不了的。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在复杂国际局势下强大自身的艰难与必要性，也更加坚定了为国家，为和平与正义奋斗终生的信念。我们前往的战俘营位于属于敌占区的东场，毛主席指示：“去东场的人要准备流血牺牲。”从开城前往平壤的路上，一路都是断壁残垣，没有一幢完整的建筑。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们不参加抗美援朝，这样的场景就会出现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
口译过程中经常遇到名词直译的困难，也必须面对对方译员吹毛求疵的质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深刻意识到完成翻译靠的绝不只是“knowledge”，更是“skill”。这个skill是多方面的。比如，从口译本身说，如何在短时间内选择最合适的词语翻译？从心理素质上说，如何顶住外界压力和内心的恐惧，最大程度完成工作？从应变能力上说，如何应对口译过程中出现的突发情况？
回国从教，我所遇到的又是另一种困难。但我应对它们时已非常镇定，也能更加全面、长远地加以分析和解决。信念的坚定使我更加积极，也更加充满信心。国家急需相关的口译人才，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去培养。
Q3
现在北外高级翻译学院的前身正是您早年参与创立的联合国译员训练部，您能具体讲述一下当时的背景和译训部的发展历程吗？
张载梁教授：年，中国终于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激动的同时，时任北外英语系副主任的我也意识到了英语学院的使命与职责所在。中文既为当时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中英互译工作便更需加强。以前国民*在联合国均使用英语发言，中文实为摆设，这种情况不能也不应该再延续下去，这是民族尊严的问题。因此，与当时周恩来总理的翻译浦寿昌一起，我们把培养翻译人才的工作提上了日程。当时国家的笔译工作做得较好，但同声传译人才稀缺，会者寥寥无几。不过我们已做足了思想准备工作来应对未知的阻碍。
年，我主动请缨，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8届大会并担任中文同声传译组组长，想摸清其中的底细，打个头阵。这一去，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同传口译这一工作的高难度。迅速进行数字中英转换、调整状语从句与主句语序，用对专业的术语与随机应变实为不可或缺的能力。
76年，这事大概有了着落。年，领导正式开始酝酿译训部的创立工作，北外派出代表团赴纽约签订合同。现在的电教楼，就是当时在联合国所拨经费的支持下建造的。从视译训练过渡到高强度的同传培训，我们慢慢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外交外事人才。
按合同规定，学生在译训班通过考试后可至联合国工作5年再回到国家外交部工作。后来随着人才的涌现，基础的巩固与教学体系的相对成熟，同时考虑到经费紧张等问题，译训部最终变更为现在的高级翻译学院。
Q4
在您负责译员训练部工作的过程中，有什么特别打动您的事情吗？
张载梁教授：译训部刚创立时，条件很苦，只有两间屋子，一间办公室，一间资料室，唯一的教室是从西班牙语系借来的。待到语言实验室与电教楼修好以后，教学条件才渐渐改善。
在纽约签合同时，联合国代表怀疑北京没有条件创办译训部，提议到纽约来办。我们很不服气，但这也恰恰给我们长了志气：说我们不行，我们偏要办给你们看！
时任译训部主任的我把此事告诉同学，想要与他们一起摸索出一条路来，给国家争口气。令我很欣慰的是，大家心里都有这口气，亦都更加刻苦努力。我常是最晚出主楼的人，空闲时也会到学生宿舍看看学生，大家的心都紧密连在一起。
因为只有一个语言实验室，录、听、上课全都靠它，所以为了确保它不受损坏，我们禁止学生入内自习。有的同学不甘心，便费尽心思和管教室同学的搞好关系，withoutmyknowing（会意一笑），晚上偷偷入内练习。这种行为虽然违反纪律，但真的反映出孩子们学习的积极性。就这样，靠国家的支持与自己的努力，我们不断给自己加码，集体多学了半年。
也算终有回甘。联合国的第一次考试，因特派了两位副秘书长负责监考，试题也是联合国专门出的，我们都很紧张。但结果却非常好：70分及格，孩子们都是80分以上，这实在是给国家长了脸。
我现在依旧很怀念这段经历。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真的拧成了一股劲儿，都想为国家争口气，为国家开出一条路来，这真的是很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
Q5
在您任联合国日内瓦首席中文翻译的工作经历中，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记忆呢？
张载梁教授：日内瓦办事处有各个国家的代表，代表人数的比例与国家的综合实力有关。当时很多欧洲国家的代表工作马虎，甚至在工作时间跑到草地上晒太阳。这样的环境下，本人素质就显得格外重要。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中，如果我们做事稍有不妥甚至犯错，其他国家的代表就会指着我们的背说：瞧，这就是中国人。
好在中国代表大部分都很自觉，都深知自己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携着这种使命感，勤勤恳恳地干好本职工作。这样的自我约束真的非常重要，尤其在国际舞台上。
图为张载梁教授与采访同学合影
采访
季风孟祥雨欣江涵伟叶雨晨章心怡
文案
江涵伟章心怡
排版
叶雨晨
审核
姚欣洁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校友发展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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