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阴影
轰炸，无休无止的轰炸......
战争恶魔的黑色翅膀，终于在年，笼罩了整个南斯拉夫。它的阴影，向每一幢房屋、每一个人逼近，同时也悄悄地向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逼近……
狂轰滥炸下的工作和生活，越来越艰险，越来越困难。断水断电，给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商店虽然照常营业，因为断电，人们得在门口排队，分批进入商店，一批人出来后，再进另外一批，售货员在微弱的烛光下应对顾客。
轰炸给交通造成困难，商店蔬菜水果减少，价格上涨，但是人们没有抢购，默默地，无言地忍受这一切。
入夜，城市陷入一片黑暗，犹如一片墓地，偶尔驶过的汽车带着瞬息即逝的灯光，就像坟地里的*火。战争的阴影，印在每个人的脸上，没有欢声，没有笑语，本来无忧无愁的小康生活，现在却成了人间炼狱。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同志们，以及在使馆内外工作的记者们，在密集的轰炸中已工作一个多月，一夜数惊，睡不踏实，白天照常工作，感到头昏脑涨，浑身疲惫，胃口不好。大家称这为“轰炸综合症”。对于这种症状，没有良药，只要轰炸停止，很好地休息一下，慢慢就会康复。
贝尔格莱德还坚守着几位开饭店的中国同胞。在大批华人撤走后，他们决定留下来。他们相信，战争总会过去，南斯拉夫恢复和发展的时期终会到来。由于轰炸，生意自然清淡，但他们仍然苦守着，相信黑夜过去，就是黎明。他们对南斯拉夫人的沉着镇静感到钦佩。他们相信，这样的民族应当有美好的未来。
使馆的安全小组经常开会，研讨形势，制定相应的安全措施。大家认为，北约轰炸已成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之势，而南斯拉夫方面也难以退让，轰炸可能长期化；在轰炸解决不了问题的情况下，北约不得不进行地面战，战争可能地面化；斡旋外交加速进行，南斯拉夫方面已经开始同北约接触，双方可能边打边谈，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根据形势的发展，使馆制定了一系列安全措施，商定了第二批撤离计划。
第一批撤离计划是于3月24日开战前7小时完成的。使馆决定把一些非急需人员撤到中国驻罗马尼亚使馆暂避，其中包括外交官夫人、使馆一些可以暂时脱离的同志、主管教育和科技的外交官、留学生和教育部派出的汉语教师。撤走的人员中，有曹荣飞的儿子曹磊，送行的人中，自然有他的母亲邵云环。使馆起初打算将许杏虎的夫人朱颖和记者吕松岩夫人小赵一起撤离。但朱颖和小赵的回答是坚决留下。
使馆安全小组成员分析，当前使馆的主要危险是间接轰炸，就是北约轰炸毗邻的建筑物而波及使馆。
大家认为，使馆附近，最有可能被炸的目标是南斯拉夫*府大厦，该建筑距使馆不到一公里。而当潘占林大使到*府大厦去会见劳动卫生和社会*策部长，谈中国向南斯拉夫提供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问题时，发现*府大厦已经人去楼空，文件以及重要的办公用具已经转移。
其次目标是使馆附近的动力设计院。这个建筑在使馆旁边，是南斯拉夫在第三世界承包项目、工程设计的大公司。
为防止间接轰炸的伤害，使馆办公室和宿舍都采取了防护措施，玻璃用胶条打上“米”字，防止震碎的玻璃杀伤，凡是靠窗的床都要转移地方，或者换地方睡觉，有的同志睡在沙发背后。安全小组没有强调大家都得搬到地下室睡觉，因为使馆的地下室是半地下，窗户一半在地上。
然而，潘占林大使出于综合考虑，也没有坚持要求大家搬到地下室。
从3月24日北约开始轰炸，到5月上旬前夕，使馆人员已经在炮火中生活了一个半月。
日夜的警报和空袭，使人们的神经绷得很紧，疲惫、紧张、思虑造成的“轰炸综合症”在使馆已较普遍。同时，人们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个念头：还要坚持多久？北约在轰炸中使用了贫铀炸弹，被炸毁的石油、化工等工厂散发出大量有*有害气体，大家也担心受到辐射污染。大家都知道，当此南斯拉夫危机，国际风云变幻之际，祖国更需要处于第一线的耳目，更需要来自前方的信息，以便领导人做重大决策时参考。同时，使馆的存在，我们的外交官坚守岗位，也是对南斯拉夫人民的支持。况且，使馆人员的留与走，不是使馆哪个人，也不是大使就能决定的。这需要国内的批准。
周恩来总理说过，外交官是文装的解放军。外交官就是军人，身处战地，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馆里领导建议各单位抽时间在一起谈谈心，在这种紧张、压抑的情况下，人们更需要交流，需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为了减轻大家的生活负担，使馆食堂向大家提供午餐和晚餐。晚上，使馆为大家放电视连续剧录像，使大家能够松弛一下神经，转移一下注意力。当时放的电视连续剧是《雍正王朝》，那引人入胜的剧情，那一环扣一环惊心动魄的斗争，使人们暂时忘却了身处的险境。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全馆同志团结一致，不辞劳苦，不怕艰险，发奋工作。外交官们顶着炮火参加各种活动，同南斯拉夫外交部保持密切联系，同使团的同事们也经常会晤，研讨形势。有的外交官克服困难，接送中央电视台记者。领事部为华人安全和撤离日夜操劳，排忧解难。办公室同志们不顾轰炸外出采购，把使馆食宿安排得井井有条。新闻记者们更是冒险犯难，捕捉新闻，及时报道战况及各种事件。
5月2日，美国和俄罗斯议会代表团以及南联盟*府代表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就和平解决科索沃危机问题达成一项框架协议。协议认为，应当采取紧急措施，为*治解决科索沃危机创造良好氛围。有关各方应朝着三个主要目标努力，即：结束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塞尔维亚军队撤出科索沃；科索沃解放军停止军事行动。协议还提议，在南联盟撤军后向科索沃派遣由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以及科索沃领导人一起协商决定的国际维和部队。
这条消息耐人寻味。
南联盟*府的立场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协议中首次提到向科索沃派遣国际维和部队，尽管附加了一系列条件。南斯拉夫和北约分歧的焦点就是南联盟是否接受北约向科索沃派遣维和部队。南斯拉夫拒绝北约部队，导致朗布依埃会谈破裂，招来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使南联盟遭受巨大损失，使人民在苦难中煎熬。现在，在北约看来，北约的空袭已见成效，南联盟的立场开始软化，但尚未达到北约的目的。北约仍在继续轰炸，而且变得更加猖狂，更加肆无忌惮。
使馆安全小组认为，形势虽然孕育着新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北约会马上停止轰炸。南斯拉夫尚未满足北约的全部条件，仍在迂回曲折地同北约周旋。在这种情况下，北约可能进一步加紧轰炸，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黎明前的黑暗”。
在这一关键时刻，美国总统克林顿飞往欧洲。他宣称，如果南斯拉夫从科索沃撤军，允许难民回归，北约可停止轰炸。这里也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先撤军，后停炸，还是先停炸，后撤军。如果是前一方案，南斯拉夫先撤军，就把军事目标全部暴露，北约乘机轰炸，南斯拉夫将蒙受惨重的损失，这也就是“引蛇出洞”。南斯拉夫提出，只有在北约停止轰炸后，南联盟才撤军。
克林顿5日飞往布鲁塞尔，同北约司令克拉克、秘书长索拉纳一起评估对南联盟空袭的形势。从后来北约的行动看，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继续加紧轰炸。5日，克林顿飞抵德国，看望被南斯拉夫释放的三名美国兵。这是美国人权卫士杰克逊前来贝尔格莱德斡旋，同米洛舍维奇谈判，后者作为同美国和解的一个姿态，决定释放被南军俘虏的三名美国兵。
但是，美国并不领情，轰炸没有减轻，反而更加剧。在杰克逊同米洛舍维奇的会晤中，后者提出同克林顿直接见面，谈判解决科索沃危机。杰克逊向克林顿转达了这一信息，克林顿未予理睬。杰克逊回到美国后发表谈话，呼吁有关领导人直接对话。他说，当事国的领导人、*治家们应当直接见面，进行对话和会谈。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协定，都是二战期间有关领导人直接谈出来的。历史证明，这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他的讲话，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5月7日，又是使馆十分忙碌的一天。
傍晚，夕阳把橙色的光辉洒进使馆院子的草坪上。在草坪中央，有一棵半人高的桂花树，这是很多年前有人从福建带到南斯拉夫的。使馆地址几经变迁，人们都未忘记把它移栽到使馆新址的院子里。
每当八月桂花飘香的季节，人们在院子里散步，就沐浴在氤氲馥郁的花香里。有的人还采几朵桂花泡茶，那花香自然就沁人心脾了。
使馆大楼也沐浴在这夕辉中。院墙周围稀疏的树木，也在夕辉里摇曳。
使馆的前面，新竖起的旗杆上，五星红旗在晚风中飘扬。这旗杆，是办公室的同志们从马其顿的首都斯科普里运回贝尔格莱德的。
那时，马其顿当局同台建立了所谓“外交关系”，我国同马其顿中止外交关系。使馆同志们同我驻马其顿使馆留守人员一道处理善后事宜。把一些桌椅及办公用具回贝尔格莱德。
他们听说，台驻马其顿的“临时代办”也看上了我国驻马其顿使馆的房子，待我们使馆人员搬出后，他们就马上入驻。使馆办公室主任刘锦荣在装完车后，一眼看到了院子里的旗杆，那时我们的国旗已经降下，但想到就在这个旗杆上很快就会升起台湾的所谓“国旗”，心里不是滋味，决定把旗杆也拆掉运回贝尔格莱德。
使馆请塞尔维亚工人在使馆大楼前修好底座，安装旗杆，把国旗升起来。
使馆原来的旗杆在楼顶，和通讯天线距离很近，升旗多有不便。
而此时，在使馆院子里散步的潘占林大使望着国旗，环视着使馆周围的环境，心里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
这是一种躁动，是不安，是对未来的窥视，是对不可预知未来的感觉......
2
起飞
年5月7日，在美国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一架B-2隐形轰炸机装满燃油和弹药停在基地跑道上，待命出发。
这架轰炸机年12月装备美国空军部队，单机造价高达22亿美元。当年，美军只装备21架，全部都驻扎在怀特曼空军基地的联队服役。
B-2轰炸机最大起飞重量公斤，机长21.03米，翼展52.41米，机高5.18米，最大速度0.85马赫，最大航程公里，机组人员2人。设两个机内武器舱，可携带16枚制导炸弹，也可使用核炸弹和常规炸弹，最大载弹量公斤。
因为这架B-2隐形轰炸机要到特殊地域执行特殊使命，它没有装载战斧式巡航导弹。
战斧式巡航导弹战斗部重量不大，不利于攻击钢筋混凝土目标，其攻击精度不如制导炸弹，且易出飞行机械故障，弹道低，容易被密集防空弹幕拦截；它也没装载一般制导炸弹。激光制导炸弹在海湾战争中大显身手，是因为伊拉克天空晴朗，地貌平坦，而在时常阴云密布，崇山峻岭的地方就力不从心了。所以，为了保险起见，这架B2隐形轰炸机装载6枚联合直接攻击导弹（JDAM），每枚重公斤。
JDAM是由美国麦道、霍尼威尔、洛克希德-马丁等军火公司联合开发的制导武器，是美军当时精确制导武器库中型号最轻、攻击精度最高的炸弹。
其原理是在非制导普通炸弹的尾部加装GPS卫星导航/惯性导航设备。它没有动力装置，在下落过程中，由弹尾的组件不断接收卫星定位信号，结合下落过程中的惯性能量操纵尾翼，按照预先装入目标的GPS方位自动完成攻击。
JDAM是靠GPS提供的数字信号完成目标定位的，不受战场烟尘和气象条件影响，且无须人工指示目标，真正做到了发射后不管。
B-2隐形轰炸机是JDAM运输平台，可以一次性在高空投入多枚JDAM，完成对多个目标的攻击，也可以投放多个JDAM同时攻击一个重要目标。可在目标20多公里外投放，具有一定的防区外攻击能力。
一枚普通炸弹改成JDAM仅需4万美元，不到激光制导炸弹的一半，是海射战斧巡航导弹的1/25。而攻击圆概率误差低于10米，良好气象条件下低于3米。
当年，已装备使用的JDAM有4种型号：通用爆破型，GBU-29弹重公斤，GU-30弹重公斤；专用侵彻型，GBU-31弹重公斤，GBU-32弹重公斤。
在这架B-2隐形轰炸机中装的是6枚GBU-31。专门用来攻击点状硬目标，如钢筋混凝建筑物。
起飞定在6时后开始。为了保密，两名机组人员刚收到有关打击目标及作战步骤的最新安排，塔台就发出轰炸机起飞的信号。一阵轰鸣，这架神秘的战机跃入空中。民航空中管制人员听到机鸣声，用无线电向它询问。为了保守机密，B-2轰炸机沉默不答。几分钟后，便消失在万米高的夜幕里。
接下来，一切都按预先设定好的航线飞行。飞机要飞行15个小时，穿越8个时区。当然，飞行是安全的，飞机在近2万米高空中，雷达微面积只有0.1平方米，相当于一只展翅的老鹰，地面上任何型号的雷达都无法捕捉到它。由于在美国本土和大西洋上空飞行，飞行员更觉安全。
数小时后，飞机在大西洋上空进行了空中加油......离巴尔干越来越近了。
突然，飞行员耳机里响起了从游弋在意大利海岸外的指挥舰传来投弹的最后命令。红色信号灯闪烁。到达了投弹地域上空。
驾驶员使飞机加速，然后猛地跃开，高度1.5万米，同时按下发射按钮，两枚炸弹同时从左右两个弹舱里落下，并跟随飞机向前上方飞跃一下，划了一个抛物线弧后，消失在巴尔干上空的茫茫黑夜里。
飞机快速地飞了个圆圈，几乎回到刚才的位置，又投下2枚炸弹，又转了一圈，又投下2枚炸弹......
3
轰炸
5月7日，星期五，黑色的星期五。
入夜，断电，贝尔格莱德一片黑暗。
那晚没有月亮，只有稀疏的星辰狡黠地眨着眼睛。晚上8时，照例拉响了空袭警报。整个城市一片死寂。
为了保障同国内联系，也为了工作需要，使馆利用备用发电机发电。因为发电机功率不大，不能给全馆供电，为方便大家，使馆特意给俱乐部供电。
大约晚上11时15分，主管部门完成了工作，为节省柴油，关掉了发电机，使馆也陷入了一片黑暗。使馆的俱乐部设在半地下室的食堂里。这里平时是餐厅，到晚上和节日，就成了大家娱乐的场所。所谓半地下室，就是窗子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每逢周末，使馆同志们到这号称俱乐部的地下大厅里休息、娱乐。有的打台球，有的玩牌，有的下棋，有的玩麻将。尤其在断电的日子里，使馆发电机为俱乐部供电，来这里的当然很多。
当晚，俱乐部里聚集了约二十余人。当大家玩兴正浓时，灯光突然熄灭了。大家用手电照亮，陆续从俱乐部走出来。
研究室主任王辅国在院子里找到潘占林大使。他说：“今天是周末，让大家多玩一会儿，干吗关掉发电机？”这时，又有几个同志围出来，等待潘大使的决定。潘大使看了一下表，已经11点15分，考虑到北约轰炸以来，大家一直缺觉，感到身心疲惫，就说：“一个多月来，大家因轰炸睡不好觉，白天工作又很紧张，都感到很累，今天索性早点休息，免得晨昏颠倒。”
潘大使说完，大家又聊了几句，纷纷散去。有的同志回到宿舍准备休息，有的在走廊里聊天。
午夜，大约11时45分，一场震惊世界、亘古未闻的浩劫发生了。
忽然连续几声巨响。响声有多大，多少分贝，不知道，也无法形容。
这响动，似天崩地裂，地动山摇，就好像发生了强烈地震，整个建筑都摇晃起来。固定的玻璃窗都被推到房子里来，里里外外的门都被甩到外面，天花板下坠，墙皮脱落，屋子里的灯具破碎，玻璃横飞。
碎玻璃、混凝土块，稀里哗啦地打到床上、沙发上。
当时，幸存者以为是北约轰炸了使馆旁边的南斯拉夫电力设计院，轰炸的冲击波殃及了大使馆，这可能是对使馆的“间接轰炸”。同使馆毗邻的电力设计院，是南联盟在发展中国家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是国家外汇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它很可能成了北约的轰炸目标。
身处官邸的潘占林大使立即穿好衣服，拿了手电，拔脚向外走。这时，潘大使回头一看，蜡烛尚未熄灭。他回身吹灭了蜡烛。门框两边的墙已经塌了下来，便只得从缝隙中钻出来。到了外边一看，坏了，被炸的不是邻居，而是使馆！这是“直接轰炸”！
使馆大楼已经浓烟四起，烈火熊熊。大块的水泥构件从使馆大楼的墙壁摔到院子里，大楼南面的外墙已经完全坍塌，整个草坪已经堆满了废墟，小小的水泥道埋没在残砖碎瓦里。
使馆刚刚运来的供食堂使用的五个大煤气罐也随之爆炸，外壳散落在使馆的院子里，有的挂在使馆周围的栅栏上，有的竟飞到了围墙外。北约竟然轰炸了中国的使馆！
这时，有些同志已经从大楼里跑出来。大楼里四处起火，浓烟弥漫，楼梯遭到破坏。天花板，墙壁上，钢筋、铁丝、各种建筑材料密密麻麻地垂挂下来。这些从楼里出来的人都没睡下。他们在烟火腾起之际，靠平时对大楼的熟悉，攀着铁索，沿着破损的楼梯下来。有的就在楼下的办公室里，借着火光，从窗口跳出来。这是在浓烟烈火中突围的第一批，大约七八个人。
使馆淹没在浓烟烈火中。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职责，是同志的安全，是不使国家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啊！
负责使馆重要物资的两位同志，小王和小郑，一个睡在五层的值班室，一个睡在四层的宿舍。小王透过烟尘，借助火光，从五楼下到四楼。这时，小郑正从寝室出来。小王一把拉住小郑往楼上跑。小郑已经受伤，脸上淌着血。有人这时遇到他们，急忙问：“你们为什么还往上跑？”小王回答说：“有事，咱们是干这一行的！”他们从五层拿起四箱国家重要物资，冒烟突火往下走。楼梯被阻断，他们跌跌撞撞地来到三楼。使馆事先做了各种应急准备，这四箱重要的东西事先已准备好。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可以拿起来立即转移。他们知道，这东西比生命更重要。
住在四层的王辅国在沙发背后睡觉。他刚躺下，就被爆炸的冲击波颠了起来。他伸手在黑暗中摸了摸，右边的墙壁没有了，左边的墙壁也没有了。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赶紧披上衣服往下跑。到了三层，无法再往下走，他钻进一个尚未起火的一个年轻同志的房间，在下楼的时候，他的脚部剐伤在三层，人们集中在两位年轻同志的房间里。
这个房间窗下二层有个小平台。如何下到这个平台上呢？急中生智，有人提议把一条条的塑料窗帘接起来，做一条绳索。大家立即动手做起来。塑料窗帘不好打结，同时必须把打的结拉紧，防止脱扣。在下边的人找来个梯子，从地面搭到二层平台。这是在匆忙中搭起的营救同志们的第一条通道。
首先从三楼系下来的是四箱国家重要物资，接着是保护这批物资的两个人：小王和小郑。他们寸步不离地守卫着他们的使命——那一批国家物资。南斯拉夫方面的急救车来了，使馆人员把受了伤的小郑送上救护车，保护国家物资的任务就落在小王一个人肩上。
紧接着，人们把几个重伤员扶到三层。一等秘书曹荣飞喊着：“我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大家把他送上软梯，从梯子上把他接下来，他满脸是血。
刘锦荣从软梯上下来，头部、颈部和手臂受伤，鲜血淋漓，大家急忙把他俩送上救护车。文化参赞刘新权下来时，脚部扭伤。
这时，火势越来越大，浓烟更加呛人，在危楼里多逗留一刻，就多一分生命危险。但是大家先人后己，井然有序地向下转移。先是抢救重要国家物资，然后是重伤员，再后是轻伤员，最后是没有受伤的同志们。
这个顺序没有人规定，也没有人命令，这是大家不约而同的章法，这是渗透到血液里的使命：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亡的危险留给自己。
南斯拉夫方面的消防队、急救车都赶来了，这时，使馆办公楼的前面，已经从四面八方赶来许多人，大部分是南斯拉夫人，也有不少中国人。
地下车库里，汽车起火，火势更猛。烈火炙烤，浓烟呛人。
在使馆大楼的东南角，五六位同志集中在二层张存良的房间里。使馆参赞李银堂本来住在馆外，北约开始轰炸后，转移到使馆的客房里。他以及使馆的人们哪里知道，最安全的地方成了最危险的地方。
美国的炸弹从他旁边的屋里穿过，他的房间起火。他立即躲进洗手间，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冲出房间，顾不上眉毛被火燎着，额头擦伤，想夺路下楼。可是楼梯被火封锁，他又转回来，躲进尚未起火的张存良的房间。
在张存良的房间里，烟火不断从外面扑过来。他们几个人想办法开辟第二条自救通道。他们把褥单撕成条，连接成一条绳索。司机杨永锋、参赞李银堂拉着这条绳索下来，接着张存良和董健也攀援而下。杨永锋在下到离地两米高时，向下一跳，因体态不对，摔在楼基的水泥地上，骨盆和胳膊受伤。大家让他躺着别动，等候救护车来。
不一会儿，救护车呼啸而来，人们把他抬上救护车，医院。
记者吕岩松从办公楼跑出时，顺手抓起手机和照相机。他用手机同国内取得联系。当时北京时间是早晨5点多钟，还未上班。他把电话打到《环球时报》副总编胡锡进的家里，胡锡进又赶紧打电话给外交部欧亚司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责人报告了外交部领导。
外交部领导获悉我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把电话打到吕岩松的手机上。至此，使馆同外交部领导取得了联系。
潘占林大使接通电话后，简单地向部领导报告了情况：“大部分同志已经获救，还有几位同志在楼里面，我们正在抢救。”
部领导问：“听说你受伤了？”
潘大使答：“没有，我们正在加紧营救尚在危楼的同志。”
部领导说：“你的情绪很重要，你要稳住，其他的同志都在看着你......”
接着，部领导又通过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手机打电话给潘大使，询问相关情况，有几位同志没有脱险，究竟是几颗炸弹炸到使馆。而弄清这些问题，则是后来的事了......
南斯拉夫的消防车和急救车纷纷赶来，但由于使馆大门是电动的，轰炸使馆造成断电，使馆大门打不开，急救车和消防车无法靠近。此前，使馆办公室曾经进行了断电情况下的演练，告诉大家在断电情况下如何打开大门。使馆办公室的董健同志钻进大楼，从传达室里取出钥匙，打开大门，消防车和急救车才得以开进院里，为灭火和抢救人员提供了方便。
在使馆大楼五层的几位同志攀窗焦急地向地面张望。显然，他们已经做过多种尝试，从楼梯下来已不可能，所有退路已被烟火阻断。制作绳索，攀援而下也不可能，因为楼层太高，绳索难以达到地面。他们只有等待外面同志的救援。
这时，大家同在场的南斯拉夫人取得联系，他们火速派来消防云梯。五层楼的同志们沿着细小的云梯缓缓而下。楼房是那样高，云梯是那样细小，颤颤悠悠，平时人们一定会很害怕，可在那时，这是救命的惟一通道呀。他们顺利地从云梯上下来，他们得救了……
4
牺牲
烈火，浓烟，北约飞机在上空盘旋，轰炸声接连不断。载着伤员的急救车疾驰而去，消防车的水柱扑向熊熊的火焰……
当曹荣飞从危楼得救后，在送他上急救车时，人们焦急地问他，邵云环在哪里（邵云环是曹荣飞的夫人）？但是，就在炸馆的刹那，他眼睛受了重伤，满脸是血，什么都看不见，他哪能知道邵云环的下落？有的同志知道，邵云环当天在馆外的新华分社办公室办公，很晚才回到使馆宿舍。此刻，她没有从三楼的自救通道下来，那就一定还在宿舍。于是，外交官们敦请消防人员到她的房间里去找。
南斯拉夫的消防人员具有丰富的消防和救护经验。在北约开始轰炸以来，他们处理过多起类似事件。塞尔维亚社会*总部大楼被炸他们急忙赶到现场，救护人员、扑灭烈火。塞尔维亚电视台大楼被炸，那时正是深夜12点，也正是电视台工作最忙碌的时候，他们很快赶去救出伤员，从废墟中找出烈士遗体。还有塞尔维亚内务部、南联盟国防部、总参谋部……他们可以说身经百战。他们头戴钢盔，身穿防护衣，脚登高筒防水靴，手拿大手电筒和其他工具，在办公楼里搜寻尚未获救人员。
过了一会儿，他们把邵云环抬出来，几位同志一起送她上急救车。她满面鲜血，已经停止了呼吸，她牺牲了......
还有三位同志没有从危楼里出来，就是记者许杏虎和夫人朱颖，以及武官任宝凯。
消防队员在楼里找不到他们。
办公室的董健同志戴上消防队员的头盔，带领着消防队员去找。在许杏虎的卧室里，在坍塌的墙壁下，发现了许杏虎和朱颖的遗体。
他们满脸满身伤痕，鲜血在泥土里凝固。从他们的身姿可以看出，在轰炸的那一刹那，他们是怎样同死神搏斗，他们被死神掠走了......
这时，一颗导弹从人们的头顶曳着火光呼啸而过，人们本能的反应是纷纷卧倒。
这颗导弹在离使馆几百米的贝尔格莱德旅馆爆炸。这个旅馆在多瑙河边，每逢周六举办工艺品展销。旅馆的翼楼被炸毁。为什么炸旅馆呢？据北约宣称，旅馆里隐藏着南斯拉夫军人，可以想见，这只是借口而已。
这时，在使馆大楼前的南斯拉夫安全局局长马尔科维奇接到一个手机电话。他告诉潘占林大使，那边又有动静了，意思是北约战斗机又从意大利基地起飞，可能有第二次轰炸，要大家全部撤退。
轰炸期间获得的常识告诉人们：第二次轰炸是针对救援人员和现场人员，杀伤力往往比第一次要大。聚集在使馆大楼前的人群呼啦啦地散了。在使馆大门前和周围，塞尔维亚内务部布置了岗哨，严禁人们，包括使馆人员进入使馆大楼。但是，使馆还有人下落不明，大家怎么能离开呢？
南斯拉夫外交部亚太司司长扬科维奇说，南联盟外交部已经为使馆人员在洲际宾馆订好了房间，后来考虑到安全问题，又转订了西方同南斯拉夫合资的凯悦宾馆。使馆领导考虑，大家已经挨了一次炸，不能再让他们第二次挨炸，应该选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暂时落脚。这样，留下李银堂和董健在使馆前面值班，其余获救的同志全部转移到凯悦旅馆。
使馆的同志们来到凯悦旅馆，大约已经凌晨5点。大家都不肯回房间，坐在前厅里，等候使馆那边的消息。潘占林大使便把同志们召集在一起。
潘大使对大家说：“今天我们的使馆遭受浩劫，这样的事情以前谁都没有经历过，对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既然灾难已经降临，我们要挺起胸来，迎接这一挑战。同志们！使馆被炸塌了，但是我们的意志不能垮！*中央、祖国人民非常关心我们。中央已经决定派特别小组乘专机前来处理善后事宜，接回烈士的遗骨，伤员也将回国内治疗，部分同志可能回国休整。我要求大家回房间休息，明天大家都要打起精神，还有许多善后事宜等待处理......”
在武官任宝凯的房间里，到此时，仍然没有找到他......而此刻，最让大家揪心的是武官任宝凯下落不明。刚出危楼时，武官处同志们说，他们从楼上向下突围时，听到了武官任宝凯的声音，估计他肯定出来了。可是，在营救同志的时候，却不见他的踪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武官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潘大使派人到楼里去找，他的宿舍里没有他。这时，同志们猜测，他可能受了伤，医院。大家便分别给几个收医院打电话，都说没有此人。当时，抢救使馆人员的战线拉得很长，使馆前面又挤满了人，没有注意到他在哪里，上了救护车也是可能的。使馆里没有武官，伤者里也没有，那就还有一种可能性：牺牲了。但是，没有弄清事实之前就不能下结论，也无法向国内报告。国内有关部门已经再三来电话催问武官的下落。
为了弄清究竟如何，在当时使馆已被封锁的情况下，只有到急救中心太平间去查。由于人手不足，潘大使便直接带上翻译，请中央广播电台的记者郭志嘉开车，前往急救中心。
一行人来到急救中心，向值班的负责人说明来意，他回答说，要到太平间找遗体，必须经院长批准，院长7医院上班。大家看了一下表，还不到6点。潘大使急了，说：我们不能等，今天是特殊情况，请你马上打电话给院长，允许我们即刻到太平间探查。
值班医生答应打电话给院长，但告诉一行人说，即使把他叫醒，他驱车赶来仍需要时间，请大家在会客室稍等。
潘大使决定利用这个时间去看望一下伤员。医生带他走进了急诊室。
使馆的伤员都集中在急诊室的大房间里。医生已经对伤员都做了紧急处理。曹荣飞眼睛蒙着绷带，昏昏入睡。刘锦荣满脸绷带，说话时感到呼吸困难，伤口疼痛。郑海峰头部和颈部都缠着绷带。只有刘新权说，这里他伤势最轻，只是脚扭伤，很快会恢复。屋子里很黑，借着微弱的烛光，勉强看清伤员的脸庞。屋子里只有轻微的呻吟和沉重的呼吸。
院长终于来了，把大家领到太平间门口的走廊，但不让进去。管理人员说不方便让外人进去，他们进去寻找。他们稍事整理后，把三位烈士的遗体放在小车上推出来，他们是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
这是悲惨的死，壮烈的死，英雄的死。
几个小时前，彼此还曾相见，还曾谈论时局，而现在竟是阴阳两隔，竟是诀别。
潘占林大使后来回忆说：“我的心，像是被一只大手攥紧，是疼痛，是酸楚，是挣扎，是休克。此刻，我无暇多想，痛哉死者，惜哉生人。”
太平间的管理人员经查询后表示，除了这三人之外，太平间里再没有死亡的中国人。那就是说，武官还在使馆里。
得知这一情况，潘大使马上用手机把查看情况告诉在使馆前面守候的李银堂，武官还在楼里。让他请消防队员帮助寻找。
此时，天阴沉沉的，虽已清晨，几缕吝啬的晨曦从云层里透出，黑暗仍在游荡，不甘消退。
使馆一行人来到使馆楼前，警报尚未解除，守护使馆的警察仍然把守着门口，不允许进出。大家急火中烧，这个时候救同志要紧，管不了那么多。便告诉警察：我们的武官还在楼里，生死不明，我们要进去找他。
这时，在楼前守候的李银堂参赞来告诉潘大使：消防队员在楼里发现了一个人，还活着。人们便要进去抢救他，消防员说：你们即使进去，也背不出来，还是请急救车来。他们立刻和急救中心联系，急救车风驰电掣而至。
不会儿，从里面抬出一个人来，正是武官任宝凯。躺在担架上的武官满面尘土，没有伤痕，呼吸很艰难，嘴和鼻子里呼出很多泡沫。武官还活着，武官没有死！急救车载着他向急救中心疾驰而去。
武官任宝凯在急救中心很快恢复了知觉。后来，他和其他伤员一起乘专机回北京治疗，恢复得不错。当他谈起这段经历，完全失忆，不记得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根据推断，北约轰炸使馆后，他从寝室里跑出来，呼喊着武官处的同志，他们听到了他的声音。但在黑暗中，他不知道碰上什么东西，暂时昏迷，倒在走廊转弯的地方，所以在他的寝室里找不到他。他躺在地上，浓烟向上升腾，地面尚有空气，他就没有完全窒息。
对他来说，这场噩梦，是一片空白。
5
抗议
北约轰炸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消息传来，举世震惊。
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严重侵犯，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
中国人民愤怒呐喊：中国人民不可欺！中华民族不可辱！
5月8日，中国*府就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北约的这一行径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是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肆意践踏。中国*府对这一野蛮暴行表示极大愤慨和严厉谴责，并提出最强烈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中国*府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当日下午，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紧急约见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对以美国为首北约悍然用导弹攻击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一事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出强烈抗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也于事后发表谈话，强烈谴责北约的野蛮行径，要求安理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就这事件进行讨论。
5月9日，胡副主席就炸馆事件发表电视讲话。
10日，外交部长唐家璇代表中国*府再次向美国驻中国大使尚慕杰提出严正交涉，并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要公开、正式地向中国*府、中国人民和中国受害者家属道歉；对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迅速公布调查结果，严惩肇事者。唐外长还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军事行动给这一地区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应立即停止对南联盟的军事行动，使科索沃问题早日回到*治解决的轨道上来。
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宣布，中方决定推迟中美两军高层交往，推迟中美防扩散、军控和国际安全问题磋商，中止中美人权领域的对话。
获悉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消息，中国人民愤怒了。中国全国人大、全国*协、各民主*派、各人民团体以及新闻单位纷纷发表声明，举行座谈、集会，声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血腥暴行。
高校学生和人民群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严厉声讨北约暴行。人们高呼“反对侵略”，“反对霸权”，“捍卫主权”的同时，再次发出“爱我中华”，“振兴中华”的心声。
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是5月7日深夜，北京已是5月8日早晨。这一消息传开后，高校广大学生群情激愤。当天下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首都几十所高校数千名学生，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游行，对北约悍然袭击我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人员伤亡和馆舍严重破坏表示强烈抗议。大学生们流淌着热泪，遍遍高呼口号：“强烈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反对霸权”、“我们要和平”，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际歌》、《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
游行队伍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前宣读并递交了抗议书。游行的学生有的喊哑了嗓子，有的哭红了眼睛。他们表示，中国人民不可欺，中华民族不可辱。已经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绝不容忍任何对中国主权的践踏行径。我们时刻准备着为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而英勇斗争。北京大学一位学生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公然侵犯。怎么办?我们在励精图强的同时，应大力宣传爱国主义和提倡民族精神，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治。
在上海，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十所大学学生打着“强烈谴责美国霸权主义行径”、“坚决拥护我国*府声明！”反对强权、还我同胞”等横幅，在美国驻上海总领馆前举行抗议集会。上海交通大学动力学院四年级学生陈可说：“我今天从广播听到北约袭击我使馆的消息后，感到极大愤慨，我们许多同学连晚饭都没吃就来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应对这一野蛮行径承担全部责任！”
在广州，学生们冒雨上街游行。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雨中行进。学生们群情激愤，一路高唱国际歌，举着横幅和标语，虽然大雨淋得浑身湿透，但学生们浑然不顾。他们有秩序地集聚在美国驻广州总领馆前，齐声高喊口号，抗议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中山医科大学6级几位女学生挥动登载着有关北约轰炸使馆的报纸，淌在脸上的泪水、雨水和汗水混在一起，依然髙唱着国歌，情绪激动难抑。他们说：“已经有人为和平流了血，我们流点汗不算什么！”
......
6
会议
纽约时间年5月7日晚7时许，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正参加一个招待会，法国大使急匆匆走上前去，问道：你们大使馆被炸了，知道吗？秦大使说不知道，并问：哪个使馆被炸了？法国大使告：是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他是刚从CNN电视台听到的。
秦大使听后，随即对法国大使表示：对不起，我得马上回去。
秦华孙大使一回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就发现大家如同炸了锅，个个义愤填膺。经过内部决策，决定要求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审议北约轰炸中国使馆问题。代表团提出，紧急会议时间定于当地时间午夜12时。
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点，主要是因为：一要请示国内，二要为各国参加会议的人稍有一些准备的时间。
纽约时间8日凌晨3时40分，安理会应中方要求召开的紧急会议结束。参加会议的除安理会15个成员国外，还有许多非安理会成员，发言的达19个。
会上，秦大使首先宣读了中国*府的声明，并散发了已准备好的安理会主席声明草案，强烈谴责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粗暴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指出这是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共约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肆意践踏，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罕见的。中国强烈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此事件承担全部责任。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力......
接下来是美国代表发言，他在发言中首先推脱道：目前我们尚未确认有关实情，北约已开始调查此事。如果北约对此事件负责，我们深感......
美方代表随即将话锋一转，在这么个场合，继续宣扬他们的主张：只有一个人对南斯拉夫共和国的这场危机负责，他的名字是米洛舍维奇......这些是基本事实和出发点。我们将继续逼迫南斯拉夫，直到它同意接受北约的条件和八国集团原则。这是解决目前局势的唯一出路。
美方代表应该是觉得说这么一大段容易引起公愤，随即补充道：我再次表示，如果北约对此负责，我们对此事件深感。
紧接着是俄罗斯代表拉夫罗夫（现俄罗斯外长）的发言，谨全文摘录：
（注：文中“拉夫托夫”应为“拉夫罗夫”，原文如此）
从历史的角度看，拉夫罗夫的发言，更具真理性和可读性，也更具有人性。
接下来的发言中，北约成员国代表的发言就非常有意思了，他们的表态如出一辙，比如都，顺带谴责米洛舍维奇。
其中，法国、英国代表发言最缺乏人性。作为官方代表的他们，仅仅对这一事件表示。随后便是长篇大论，表明了关于科索沃问题的立场，对军事行动合法性的说明，并列举了*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一般性原则。然后就完了。这就仿佛，中国人的牺牲，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与之相对应，这些国家都表达了极大震惊和关切：纳米比亚、马来西亚、斯洛文尼亚、白俄罗斯、伊拉克、古巴。
从较为中立或己方利益角度表达关切的国家有：阿根廷、巴林、加蓬、阿尔巴尼亚、印度。
和大家当今印象有所不同，加拿大的反应尤其强烈。
加拿大代表发言全文如下：
在这次会议上，如果说还有北约国家继续将矛头指向南斯拉夫*权，最尴尬的就数英国、美国的两位代表了。毕竟他们还是认了怂，这和两国在安理会的颐指气使大不相同。
安理会经过3小时的激烈辩论和磋商，各方终于在凌晨5时就主席对新闻界谈话内容达成一致，其要点是：安理会成员对中国驻南使馆被导弹击中造成伤亡和损失表示震惊和关切；安理会成员对中国*府和受害者家属表示同情和哀惊，注意到有关方面对此表示遗憾；安理会成员还注意到北约已开始进行调查并期待有关调查结果；安理会将继续密切审议此问题。
但新闻谈话内容并未提及北约轰炸，只提北约调查。其实这正是3小时激烈辩论的核心所在。
中方坚持应点名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但美方耍起无赖，坚持说还要“调查”。这就触到了要害。
就为这一点，双方争论和耗费了很长的时间。中方考虑到，如果再耗下去，未必有我们所希望的结果，因为安理会主席对新闻界的谈话这一类文件需要安理会协商一致通过，何况美、英作为常任理事国还有否决权！应该说，中方的目的已经达到。但当时中方考虑，我们即使接受这一案文也得要有个说辞。考虑到这个，秦华孙大使最后发言表示，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事实已经很清楚，究竟是不是北约干的，用中国的一句歇后话来说：那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所以没有必要再争论下去了。
主席听到这个发言，立即会意，宣布安理会就主席对新闻界谈话内容达成一致，说了一通客套话，敲槌宣布散会。
然而，事情并不能到此为止。
上面谈到的是安理会主席发表新闻谈话。严格来说，这种谈话只有*治的影响力，而对安理会和联合国成员没有或较少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在当天的紧急情况下，需要先走这一步，作为安理会的一个初步表态。紧接着，代表团就要推动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这是安理会的正式文件之一。根据安理会有关议事规则，主席声明稿需安理会全体成员协商一致通过。因此，面对美、英等国的刁难，中国面临的困难更大。
但在同时，代表团也对形势作了一个基本估计：以美为首的北约公然违反国际法准则，悍然炸我驻南使馆，造成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引起国际社会震惊，我方在多方面作出强烈反应，并在国际上造成初步的谴责声势，国内外各方普遍
